摘  要：阿来的《尘埃落定》谱写了20世纪初中叶，汉藏交界地区社会转型的历史：前现代社会，旧的土司制度的统治盛极而衰至崩溃，新的现代社会在废墟中新生。《尘埃落定》的故事建立在特定时间、区域内，这就确立了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阐述该小说现代性的可行性。

关键词：尘埃落定;现代性;时间;空间

从历史视域的纵线来说，现代性意味着现在和过去的分裂;从地理空间的横面来讲，现代性具有相对的地域性特征。从民族心理与文化层面来谈，不同民族的现代性具有不同的特质。阿来在谈到《尘埃落定》现代性主题书写的时候，阐明自己的写作更关注“人物的命运”，为了人物能够具体形象地呈现出来，不得不认真关注“人物背后的历史”[1]29，继而肯定了自己在书写藏区东北部历史进程中对于现代性阐述的努力。罂粟（鸦片）、现代化军事武器、边境市场的建立、汉人军队的进入等加速了土司统治之地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了前现代社会制度崩溃和现代社会建立的步伐。

《尘埃落定》讲述了20世纪初，“边缘地域——汉族世俗政治中心与西藏高原神权中心皆鞭长莫及的川藏交界”[2]某地区，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发生的震荡、变迁和转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土司和藏民经历了已绵延几百年的土司制度突然地极盛而衰以至崩灭，由此产生了心理精神上的惶惑、不安与不解。但这现代性的冲击似乎不可避免，因为它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历史是“不可停留”的，在土司制度极速发展到顶点以后，发展道路已经越出了常规的轨道，朝着另一个方向——现代社会迈去。小说通过傻子二少爷睿智的穿越时空的视线，看到了土司们的结局：“土司们一下就不见了”;看到土司制度的未来：分崩离析。在这片宗教与政权、汉文化与藏文化共同作用的混杂的、杂糅的交界地带，伴随着前现代社会的“将要完结”而起的是多义、多维度的现代性。文章拟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来探讨《尘埃落定》的现代性。

一、时间：历史滚轮，指向现代

现代性是什么？有人认为，现代性顾名思义是现时代一些基本特性的概括，比如16世纪的现代性主题是文艺复兴，17世纪则是理性，18世纪则是启蒙[3]。从这个意义来考察，现代性具有断裂的特征，即“现代”是现在和过去的断裂[4]。现代性理所当然地具有时间性质，又表现出连续性特征，一步一步推进社会文明，形成滚滚历史长河，淘沥掉不能适应历史前进方向的东西——《尘埃落定》里的是土司统治的前现代统治制度。

《尘埃落定》的时间书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释：一是时间作为故事情节展开的线索，展示了前现代社会崩溃与现代社会将要建立的过程;二是傻子“我”看事物的宿命视角，对土司制度必然崩灭的预言，宿命归于时间，预示着历史前进的必然;三是传统土司集权利、金钱、领地扩张于一身的欲望，与末代土司继承者的个人性现代思维和眼光形成对照，历史车轮的前进与发展促成了新旧土司之间的差异。

从前现代社会崩溃的过程来看，《尘埃落定》的时间线索可以梳理为发展——高潮——尘埃落定，这是一条明线。发展的导火因素是土司之间领地扩张和占有百姓的统治欲望引发的冲突、战争，麦其土司转向国民政府寻求帮助。辛亥革命是现代革命，至20世纪建立的国民党政权是一个现代意义的政权，国民党代表黄特派员带着现代军事装备、练军方式进入藏区，意味着现代性步入藏区。依靠强势的现代化枪炮的突入，麦其土司成了土司大地上日渐强大的统治者。对白银欲望的增强，促使麦其土司引进了罂粟——作为土司大地上现代性的一针强效药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罂粟（鸦片）是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封闭大门的一颗强大的炮弹，也是中国现代性开启的先印脚步。藏区的现代性发生大致也这样，虽然鸦片并不是好东西，甚至加剧了清政权的衰败和国势的衰颓。阿来质疑了对于现代性的一贯的看法：“输入现代性就是只输入好的东西，坏的东西可以关在门外”[1]29，但历史不会这么一清二白、是非分明，应该是更复杂、更纠葛的。因此，阿来肯定了罂粟对于藏区现代性发生的积极意义，“西藏的现代性进程中，更准确地说，在我所书写的那一块地方——藏区的东北部，罂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对当地的经济政治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1]29。麦其土司种植的罂粟销往汉地，从汉人手中购买新式武器，在增加了白银财富的同时，提升了自己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过于丰厚的利益获得引起了别的土司的眼红和效法，经过罂粟花战争，整个土司大地盛开了罂粟花，成了欲望弥漫的土地。在别的土司都种植罂粟的时候，麦其土司选择种粮食。好运似乎总是在麦其土司一边，风调雨顺的年代，其他土司领地发生了饥荒，而麦其土司的领地却获得了粮食大丰收。麦其土司要其他土司用十倍的价格来买麦其家的粮食，获得了强势的话语权。这样“罂粟使麦其强大，又使别的土司陷入了窘迫的境地”。傻子二少爷在丰厚储备的粮食基础上，顺势建立了边境市场，“把麦子换来的东西运到汉地，从那里换成粮食回来，再换成别的东西。一来一去，真可以得到十倍的报偿”。这时麦其土司的领地和百姓又扩增了，土司政权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权利和经济都发展到顶点的土司再无处可去、无路可走，傻子二少爷为无事可做又“没有了未来”的土司们组织了一次“土司们最后的节日”。这是前现代社会在历史长河中的最后一次狂欢。狂欢伴随着糜烂，土司们在边境小镇染了梅毒，身体开始溃烂，土司们对边境小镇进行了诅咒，但诅咒是没有用的，因为土司们肉体的腐烂与小镇没有关系，“跟这个镇子不般配的人才会腐烂”。这是一种象征性的书写策略，市场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处在历史长河的顺流向，土司们的意识和决策与市场不般配，自然与现代社会也不般配，他们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所以红色汉人的军队进入藏区后，“互相争雄的土司们一下就不见了。土司官寨分崩离析，冒起了蘑菇状的烟尘。腾空而起的尘埃散尽之后，大地上便什么也没有了”。至此，时间线上——历史滚轮下的前现代社会统治制度便如尘埃一般腾起而灭了。

《尘埃落定》时间线索的梳理，从现代社会建立的过程来分析，可以得到一条情节发展的暗线：萌芽——建立。傻子二少爷平等对待下人，以仁心和宽容对待奴隶，面对其他土司领地受饥荒之灾的影响而流于乞讨的百姓慷慨地施以援手，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红色汉人建立政权的基础正是群众力量，这似乎与现代社会的政权基础形成了一种暗合。傻子二少爷的“傻”其实是在前现代社会中表现出来的超时代的睿智眼光和思维。傻子二少爷成功建立了边境市场，用和平的方式得到了别的土司用武力也难以争夺的领地和百姓，被认为是神的眷顾者，“他走到哪里，神就让奇迹出现在哪里！”當潮涌一般的百姓将二少爷托举起来，形成了如洪水一般的难以控制的力量时，傻子二少爷没有及时地指引洪水的流向——土司位置，而是真正地陷入“傻”境，错过了唯一一次可以成为土司的机会。他的母亲恨铁不成钢地责怪他：“你是傻子，十足的傻子。”但傻子二少爷真的是因为傻才不知道给洪水力量指引方向吗？或许可以有别的阐释。傻子二少爷总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抉择，比如在种粮食还是种罂粟的决策中，作为标准的土司继承者的哥哥选择的是种罂粟，但傻子坚持要种粮食，事实证明傻子的坚持和主张是对的。当麦其家获得粮食大丰收之后，哥哥认为应该趁此机会大大地打压其他土司，把他们吃了完事，这个主张被麦其土司否定了，而傻子认为应该给麦其家的百姓免税赋一年，这一举动则使麦其土司获得了更多百姓的感恩和拥护。同是往边境地区去守护粮食，但哥哥一味地沉迷战争，致使麦其家在南方边境的官寨失守，失去了大量粮食和精良的武器;傻子二少爷则是开放市场，和土司们进行交易，却获得了十倍的报偿，使麦其土司领地、百姓和金钱大增。因为傻子的蒙昧具有一种超时代、超验的神秘力量，“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傻”，而是拥有了不合于时代——指前现代社会的进步意识，所以和时代的正统显得格格不入。从此来看，“跟得上时代”的傻子二少爷错过成为土司的机会，没有及时指引群众方向，并不是因为他“傻”，是因为他早已看到土司是没有未来的，文本的潜台词是土司制度崩溃的必然性，因为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是群众，而不是个人统治天下。可以说，现代社会萌芽的基础——群众力量已经形成了，只不过指引他们方向的不会是某一个土司或其继承者，而是他们自己，是他们自己觉醒的意识。随着土司制度的发展渐渐走入绝境，也有越来越多的藏地百姓加入共产党军队，成为红色藏人，成为觉醒意识的一支，表明现代国家和军队进入的不可逆。当红色汉人军队开进藏地，土司们要么投降、要么被打倒，一切都化为尘土，而“我”建立的边境小镇则作为超时代的象征得以保留。

宿命是阿来带有宗教感的人生观的一种。在谈到作品中宿命的书写问题时，阿来阐明自己对宿命的一种审美的看法：“一个常态的人，在常态的社会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发展;然而当社会进入非常态状态的时候，就如一辆列车突然加速，不适应的人就会被抛下来。”[5]20《尘埃落定》谱写社会变迁，也就是处于非常态状态的社会，以傻子为叙述者，更予其“天赋异禀、先知先觉”，做出一些暗合社会历史长河流向的决策，充溢着魔幻的视角跨越时空，看到好多“虽然不是发生在眼前”的事情，看到“整个制度的崩溃”，看到自己的运命。为什么“我”能看到这种未来发生的事？因为“我”“已经不是生活在土司时代”，“我”是作者塑造的一个超时代的幽灵似的讲述者，“我”能看到别人的命和自己的命，能在被无法避免的宿命仇杀后依然开口讲述“我”和土司大地上的盛衰。当汉人战争接近尾声，国家的权利即将恢复，“我”开始惶惑不安，因为“国家再次强大时，就要消灭土司了”，我确实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土司们的结局，“感到将来的世上不仅没有了麦其土司，而是所有的土司都没有了”。这种超验性感悟不仅是土司制度在强势的现代性面前无力抗争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表征，更是一种“天意，而非人力”[5]20，这种“天意”的操控者就是时间[6]。

麦其土司和其他土司对罂粟、现代性军事器械的疯狂痴迷，都是源于巩固并扩张现有统治领地、百姓以及占有更多白银财富的欲望，他们的行动和决策是出于集权和扩张的目的，却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加速了现代性的发生。关于罂粟的种植，阿来的写作是基于写实的笔端，在《尘埃落定》中，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学的虚构性同构一体，共同熔铸了文本的丰富内涵。他认为“罂粟这种东西”在“西藏的现代性历史进程中，意义非常大”[1]30。因此，土司们出于集权和扩张的目的去引进罂粟，却宿命般地打出了毁灭土司制度的第一枪。傻子二少爷的所做所为没有明确的目的，却又是合于历史发展的，“我”宽容对待下人，分粮食给饱受饥饿折磨的灾民，建立自由交换的市场，作者为“我”能做出这些暗合时代历史走向的超验的决策给出的解释是，“我”不是一个“生活在土司时代”的人，也因此“我”每天醒来都要问“我是谁”“我在哪里”。这种充满了现代性意义和个人性思辨的哲学叩问和超越前现代社会的决策，使“我”在这个土司时代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被认为是“傻子”，在将要殒命于宿命仇杀者的刀下时“我”才知道，“我”不是傻子，“我”只是上天特意安排在“土司制度将要完结的时候到这片奇异的土地上”走一遭，“我”因而既“置身其中”，又“超然物外”。

二、空间：文化杂糅，传统让位

生活在一定空间区域内的人或民族，总是具有区别于其他族群的特质，空间之中的民族文化形态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对民族的作用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相互交叉作用的。

（一）汉藏交融区的政权与经济

小说中土司管辖区域是汉藏交界地带，活跃于这片土地上的土司，在臣服于东边的中央政权时，精神上又与西边的拉萨地方宗教政权有联系。这个地方有谚语“汉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阳下面，达赖喇嘛在下午的太阳下面”。而土司地域“在中午的太阳下面还在靠东一点的地方”，这意味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藏民“与东边的汉族皇帝发生更多的联系”，也就是说，地域性决定了土司地区偏向更显明的政治意识，而非宗教神权。

土司大地上现代性的发生与地域性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土司地区的权利来源于东边汉族皇帝。麦其土司对自己政治权利的来源有正确的判断，他承认东边的汉族政权对自己领导的合法性，因此在多次受到汪波土司的挑衅之后，转而向四川军政府求助，并带回了象征国民党政权的黄特派员和军队、武器，以及罂粟。麦其家凭借武器，打败了汪波土司，获得了武力话语权。又因为种植罂粟，积累了大量白银，并开辟了边境市场，因而获得了经济话语权。前面提到，阿来肯定了罂粟在藏地现代性历史进程的重大意义，究其原因是在土司大地上，天高皇帝远，种植罂粟所受的阻力几乎为零，广泛种植，运往內地销售，并从内地购进物资，这样一来一往的“生产与流通的过程中，内地的势力自然而然的介入进来”。《尘埃落定》的历史定位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这时候的中国已经刮起过数次现代风潮，早在鸦片战争开始，之后又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中国大地已经历过多次奔腾起伏的现代性洗礼。自然地，在与内地的交易往来过程中，现代性的输入无法避免，也不能忽视，比如对抗日战争进程的关注、对红色汉人和白色汉人的战争情况以及治政理念的了解等。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现代性不仅具有地域性，更因为地域性而生发出相对性，因为国民党政权的时代特性对于西藏来说或许是现代的，但与同时代的西方社会相比，可能就不够现代了。

从空间层面解析现代性的另一方面是经济。麦其家因为罂粟的种植获得了大量现代化精良的武器装备和白银，因为粮食大丰收得以建立边境市场，依靠有利的地缘优势促进现代性经济模式的发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获得了“十倍的报偿”。边境市场为了便于和内地交易往来，建立了银号，扩大了交易范围，简化了交易程序，方便了交易过程，“我”也因为赚了钱，而将钱捐助给国家用于战争，走在同时代的土司们前头，参与国家建设。阿来认为现代性的输入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但不能因为是坏的东西就否定了现代性的意义。罂粟的种植打破了原有的土司格局，震荡了这片寂静的土地，加速了传统的社会制度的崩溃;边境市场的开辟，带来了梅毒，冲击了藏民的思想观念，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权利的扩张。

（二）传统文化的崩灭与新生

土司大地，政治上受东边的汉族皇帝约束，精神上受西边的拉萨影响，但这种约束和影响相对来说又是有限度的。土司们并不完全臣服于东边的皇帝政权，比如汪波土司谴责麦其土司把汉人的势力引进土司们的土地上。同时，土司们也不完全顶礼膜拜藏传佛教，比如土司大地上的活佛总是受制于土司的恩宠与否，他们得不到如西边的宗教领地上的活佛所得的那份尊荣，只能看土司们的脸色行事，因为一旦得罪了土司，活佛、喇嘛等都会陷入生存的困境。所以，在土司管辖区，翁波意西作为一位获得格西学位的僧人，竟会因为直言对土司有所冒犯而被两次割舌。可以看到，土司们掌权的土地上的民族性既有东边政权的影子，也有西边宗教的根底，呈现出政权和宗教混合、杂糅的特征。在东边政权陷入战争困境的时候，土司政权得以暂时稳定、发展壮大。罂粟带来的贸易流通，促进了现代性的发生。生产和交换的双方以汉人和藏人为主体，自然地，藏地社会的现代性深受汉地影响，但并不完全相同，与同时期的西方现代性也有区别，可以说这样的现代性是带有民族文化色彩的现代性。

语言，特别是指代现代物体的名词是现代性重要的一面。某些物体，在藏语言中没有相对应的名词，通常只能通过音译来指代，人们在确切见到实物之前，只能囫囵吞枣似地记住名词（指代词），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再慢慢成为民族语言。种植罂粟之前，人人都不知道罂粟是什么，只知道那一袋灰色细小的颗粒是罂粟种子，而后看到红艳艳的花朵谢了，化成一颗颗包含白浆的果子。报纸、相机（照相术）、飞机（铁鸟）、抗日战争、白色汉人、红色汉人、共产主义等名词，在时间的推移中进入藏地，为藏民所理解。概言之，现代性视域下的文化、经济与政权意识附身于藏语言文字，促进现代性在藏区生根，也助力了藏语言文字摆脱僵化状态，发生涅。

现代性对于民族传统的超越表现在复仇的藏族传统文化在现代政权（法律）面前失语了。复仇兄弟中的弟弟因为参加了红军成了红色藏人，按照纪律，他不能随便杀人，复仇的任务自然落到了哥哥头上。但只有走近现代性的人物能超越民族传统，拒绝现代性而选择传统宿命的人只能跟着土司制度一起灭亡，留下一曲苍凉悲壮的民族哀歌。索朗泽郎为尽忠而死，行刑人小尔依因为行刑人没有用处了，也选择了去死。麦其土司拼死到最后，保住自己“最后一个麦其土司”的光荣，土司太太则吞鸦片自尽，在炮火中坚持自己上等人的尊严。

伴随着土司制度一起崩溃的，还有土司大地上传统的人的等级划分模式。在这片土地上，骨头即“辖日”是一个很重要的词，“骨头把人分出高下。土司。土司下面是头人。头人管百姓。然后才是科巴（信差而不是信使），然后是家奴。这之外还有一类地位可以随时变化的人”。在汉人军队摧毁了土司官寨、土司制度后，所有人不再受等级划分的约束，前现代社会中的农民和穷人都成了自由的人民。

《尘埃落定》用诗意的笔调，书写汉藏交界地带社会转型时期，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土司、藏民们短暂的生命欲望高涨，而后平淡沉寂、惶惑不安的心理，他们面对现代性的侵入有畏惧、有反抗、有顺从，但历史大势如龙卷风一般，摧枯拉朽地将土司制度连根拔起，将前一秒还受土司、头人管辖的百姓一下子置于历史前面，直面历史变迁。

民族概念、民族性让位于国家观念亦是《尘埃落定》现代性书写的一面。国家观念和救亡主题在文本之中多次得到呈现。文本里首先将民族观念置于现代国家观念之下的藏族人是傻子的叔叔，也是他启发了傻子潜在的超时代的国家意识。因为叔叔的引导，傻子才会捐钱给国民军队买飞机，可以说叔叔的存在价值无不体现于引发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关系的思辨之中，而叔叔的为国捐躯，则正面肯定了国家观念在民族和个人面前的强力和合法性。

三、结语

本文认为现代性不会孤立地在某区域某方面发生影响，因此从时间与空间两个层面进行解析才能最大限度地触摸到历史真实，才可发现现代性影响的实质。本文对于《尘埃落定》现代性的梳理，基于历史时间范畴，基于地理空间的特殊性，基于民族文化的特质，深层次分析汉藏交界区域现代性的发生，力求广泛且深刻地求知充满奇幻色彩的藏地如何与汉地发生具有现代性意义的联系，如何通过与汉地的政权来往与贸易交流而促进现代性发生，在面对现代性政权的威力和前现代社会难以为继的现实时如何悲壮地认命。

参考文献：

[1]何言宏，阿来.现代性视野中的藏地世界[J].当代作家评论，2009（1）：28-39.

[2]程光炜.《尘埃落定》与寻根文学思潮[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7）：6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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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延华.论现代性视域下《尘埃落定》的美学意蕴[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69-175.

[5]易文翔，阿来.写作：忠实于内心的表达——阿来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4（5）：17-22.

[6]徐新建.权力、族别、时间：小说虚构中的历史与文化——阿来和他的《尘埃落定》[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學社会科学版），1999（4）：17-26.

作者简介：杨兰，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