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谷

现在回想起来，电视连续剧《渴望》的播映真是一个应当纪念的事件，或者再抬高一把，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中国现代史发生根本转折的一个表征。这一喜剧性事件的发生，意味着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时代，也就是令人精疲力竭的社会动员时代，正式宣告结束；以及另一个时代，我们不妨戏称为后动员时代，令人欣慰地到来。希腊学者Jusdanis写过一本书叫做《迟到的现代性》，所谓的后动员时代就是渴望已久而又姗姗来迟的现代化终于降临的时代。

《渴望》之成为时代转折的表征，是因为“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使命发生了某种根本的改观，以往的社会动员力量现在要么变成使人轻松愉快的消费品，要么变成“发展”的障碍(例如，“玩深沉”即属此类)。对这后一种情况当然有必要予以合理的抑制，因为后动员时代是安居乐业而不是想入非非的时代，是循规蹈矩而不是标新立异的时代，或者用一个理论隐喻来说，是经济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的时代。这个时代必须不断地进行心理上的“清场”，才能保证现代化欢快的节奏不致受到无谓的干扰。

“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这句话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即以往的时间都被浪费了(包括浪费在文化上的虚热闹)；这句话还隐含着一层更深的意思是：如果不是虚耗光阴的话，我们的现代化也许早就完成了。但是，这种懊丧不仅是对前人的误解(因为前人和我们同样渴望现代化)，而且完全忘记了中国在卷入现代世界体系时的具体条件，中国的现代性和这些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是否可以不是一般地谈论现代性，而是具体地谈论中国的现代性？在当前有关现代性的文献中，现代性Modernity基本上都是单数名词，Jusdanis的贡献是把它变成复数名词modernities。这并不是说我们在谈论现代性时是在谈论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而是说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理空间和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下，现代性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问题的关键是你在现代世界体系的什么位置上同现代性发生关系的。

实际上，现代世界体系的外缘地带长期将主要精力纠缠于上层建筑，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的。因为在这里现代性不仅是迟到的，即不仅在时间上要比中心地区晚，而且它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同中心地区相比较是颠倒的。换言之，处于现代世界体系外缘地带的现代性不仅是迟到的现代性，而且是颠倒的现代性。如果说康有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那么这里的“资产阶级”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们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其经济基础何在？这个经济基础是已然事实，还是一个构想中的规划？也就是说，在欧洲和北美，资本主义是一个从内部缓慢生长起来的(当然离不开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换和互动)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进程；当非欧洲世界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争取在自己的国家发展同样的资本主义时，它们实际上是只能从上层建筑开始的。这些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或改良主义者从外部接受了资本主义模式，但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却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他们必须首先在思想和政治领域争取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但这资本主义经济仍然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一个未来的理想。在整个非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基础都要用未来时来表述。

为了使这个未来时变成现在时，某种形式的社会总动员是必不可少的，不论在什么地方，这样的社会动员总是离不开文化与意识形态。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这种动员演变为一场现代性的文化革命。所以当中国人开始为“文化”感到懊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合理地把它解读为后动员时代到来的征候。这似乎预示着颠倒的现代性终于又颠倒过来了。然而，在我看来，这种后动员时代的忏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不仅因为社会动员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因为中国的现代性在全世界的现代性事业中具有特殊意义。现代中国是在现代性的边界上建构自己的现代性的，在这个位置上中国启蒙思想家可以看到欧洲启蒙思想家所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即欧洲启蒙主义的限度。萨米尔·阿明认为，资本主义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创造出对于普遍主义的客观需要，但是西方现代性面临着一个它无法克服的实际矛盾：即无法让它的欧洲中心主义维度和它的普遍主义抱负协调一致。置身于现代性的边界就会清晰地意识到：如果现代性不适用于我，它怎么会是普遍的呢？它能够一方面把我排除在外，同时仍然保持其普遍性吗？中国，以及整个第三世界，不能在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和模仿西方之间进行选择。它不仅能够为现代性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对现代性负有特殊的责任。换句话说，离开第三世界的贡献，现代性就无法证明更不可能实现其普遍性。这不仅仅是说人人都有权利谈论现代性，而是说那些处于现代性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边界上的人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现代性的基本矛盾，而这些矛盾在现代性的中心不是看不到就是认为无足轻重，他们在追寻现代性的同时不得不批判现代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他们的存在，现代性不仅是一个哈贝马斯所说的未完成的规划，而且是一个不确定的规划，一个需要不断地批判并且不断进行修正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