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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媒介融合对社会各产业带来模式与内容上的更新升级，同时也对人的社会化带来影响。本文探讨了在此背景下人的社會资本：话语资本、资源资本、变现资本是提升趋势;在情感、劳动、隐私方面则是被削弱，我们应辩证看待这一变化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媒介融合;社会资本;数字劳工;情感劳动

一、媒介融合与社会资本

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目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界定，国内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最初是由国外引进。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1978年在麻省理工大学媒介实验室率先提出“媒介融合”这个概念，他认为不同的媒介形态“融合在一起”就会产生“质变”，今天的社交网络媒体融合现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就验证这一言论。亨利·詹金斯则认为媒介融合是“内容”上的流动，媒介融合不仅作用于技术也作用于文化。我国学者黄旦则认为媒介融合是社会形态的变化，即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下，由各种媒介组织形成的“网络社会”。[1]由此可见，媒介融合包含着技术、产业形态、人的赋权与媒介文化等多种因素。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相对成熟，由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发展而来，囊括物质与精神文化、社会关系等抽象性的层面。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资本形态，其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资本是嵌入在个人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二是社会资本具有连结性与转化性。[2]社会发展离不开人的构建，人在建设社会的同时也在获得社会资本的涵化与重塑，这属于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人的资源嵌入伴随着各种生产活动与消费投资行为，在这一前提下的媒介也在不断发展，并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

因此，媒介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社会资本的转化，正如传播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所说：“新媒介的出现造成社会场所的普遍重组。”[3]网络的发展使得时间有“记忆”，空间能够“流动”，资本的扩张与流动蔓延到各种场景之中。由此，本文探讨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人的社会资本提升或者削弱的具体表现。

二、媒介融合对人的社会资本的提升

媒介融合带来社会实践的变迁，技术的演化跟随着人的需求与资本的驱动而发展。目前所发表的研究大多关于媒介融合对广播电视等传媒产业形式与结构以及内容上的影响，也有研究传媒人才教育与管理策略。但我们不能忽视媒介融合对社会人文的影响，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因为技术的升级，权利也逐渐扩大，加之如今去中心化的传播格局，人人都可成为传播主体，无形之中人的社会资本也在其影响下逐渐积累。

（一）话语资本：技术赋权自由表达

网络媒介的迅速发展使得话语的闸门向各层公众打开，话语产生的“软力量”通过某种吸引和认同使社会大众不自觉诉诸实践。[4]过去的大众只能被动作为信息的接受者，单向的传播模式仅限为语音或文字的简单输送，话语资本掌握在少数意见领袖手中。而全媒体时代，数据化背景下网络形态的多重场所为人们的话语表达提供便利与获得关注的资本。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微博平台作为社交媒体，使用者为难以获得救助的感染者提供网络救援。他们的话语不论身份与地位，职业与性别等外在因素都将被大众所看到。上述是基于人际间的话语资本提升，另一方面，作为“自我”与“客我”的沟通也需要某种中介，如今的社交媒体与匿名化平台使得自我传播的话语在精神与物质层面带来一种“反身性”运动。[5]在这种双重作用下，人的社会话语资本就在技术赋权下得到提升，自由表达与获取话语机会，从而为自身的社会生存与生产活动提供动力。

（二）资源资本：知识共享与免费获取

社会化媒体的出现极大丰富了知识共享的实现途径，公众能够依靠社会化媒体进行知识的传播与交流。[6]从过去的网易公开课到现在的微信读书、哔哩哔哩的UP主分享学习资源，公众获取免费知识的渠道和种类越来越多。不需要复杂程序和身份限制就能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决策依托共享知识资源得到“经验”，满足自己的社会化积累。例如，知乎平台问答——网友提出问题，使用者对其进行免费解答。这一过程既是知识共享，也是人际网络间的传播与交流，最终双方获取经验并融入自身的日常社会生活。媒介融合大大丰富了人的社会性权利，对技术的使用，对平台的掌控，对自身的塑造。社会圈层也在这一机制下被打破，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学术文章，学术会议以及学者的微博官方账号都在第一时间传达他们的动态，普通公众也可以同意见领袖进行话语对答与知识分享，从而累积社会资源。

（三）变现资本：流量热度与经济转化

自从抖音短视频火爆之后，催生出许多“流量网红”， 各种网络直播带货应运而生，技术带来内容生产的创新，赋予用户主动权。基于这一权利，涌现出一批带有个人特色的“网红”，李佳琦——化妆品推销;李子柒——田园美食展示;黑脸V——技术流……靠自身实力与才华的“网红”获得了一大批粉丝的关注，晋升抖音“网红”人气榜。他们将积累的粉丝关注度与流量热度通过商品广告与代理的形式变现为经济资本。个人微信公众号，闲鱼置换平台，上文提到的知识共享亦是变现资本的前提。

三、媒介融合对人的社会资本的削弱

大众首先通过话语表达权的提升，明示自身社会标签与所处环境，完成社会身份的确认。网络社会中的资源在话语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实现互换，利用媒介技术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隔阂，实现经济资本的转化与积累。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媒介融合在提升人的社会资本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人的社会资本。

（一）困在算法里的公众

媒介融合时代，公众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工厂”，在其中不仅能传播信息也能传递感官形象，实现具身传播。情感经济被认为具有马克思所说的“实质吸纳”特征，即资本将积累领域转到前身体的个体力量。[7]情感价值在“社会工厂”体现得淋漓尽致，公众情绪在网络中任意宣泄，甚至是失去理智。2020年11月1日，淘宝店主“郭霄云”误将26元4500克的脐橙写成4500斤。微博博主“路人甲”在其平台向粉丝推荐“褥羊毛”，数万粉丝顿时涌入店内下单，涉及金额700万元。此事件中的粉丝集体行动表明互联网的信息困境，前一秒的坚信不疑在下一秒就会被摧毁。不断出现的反转新闻使得公众的情感被利用，加上大数据算法的推荐，公众越来越被困在“信息茧房”里。以抖音短视频的算法推荐为例，它会根据用户平时的浏览记录推送相关信息，隐藏在视频中的广告信息一边消耗着用户的时间，一边使其情感转化为平台的实际效益。直播间带货的购买、点赞、转发等行为都在付出用户的情感资本，这些情感劳动通过社会再生产就会产生新的价值，这一过程也是一种情感消耗。

（二）数字技术下的劳工

数字劳动是一种与数字媒体的生产和生产性消费相关的文化劳动，它包含数字媒体的硬件生产者、内容生产者和软件生产者这类生产性劳动者，以及消费性生产者。[8]随着媒介融合的社会化到来，社交媒介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由此对时间的感知也变得越来越无界限感，短视频的沉浸体验、数字游戏的迷思、网络社交的粘连使人们对于自身时间把控难以保持足够理智。据《2020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当年6月，我国人均短视频单日使用时长达到110分钟，用户规模达9.01亿。[9]用户在娱乐过程中，自身的愉悦需求被满足，与此同时，用户之间的免费共享与信息传播也是对媒介平台的免费推广。大数据使得“数字劳工”的工作轨迹暴露于公众视野，外卖小哥的送餐路径及时间被用户牢牢锁定，导致一些骑手被严格的算法时间限制而引起关注。正如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谈到资本的剥削是通过受众的劳动或者闲暇时间而实现的。[10]“数字劳工”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被技术监控的身体和情感在网络场所被媒介再生产而产生剩余价值。

（三）数据收编的匿名人

互联网媒介使平台对个体赋权，其中就包括个人身份的隐匿。社交媒体的用户信息填写赋予他们隐藏身份的权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笔名，个性化的签名，富有指向性的头像，完善这一系列网络身份信息后成为匿名人。融合平台中的人际关系也是以虚拟身份交往，虽然这一模式去除了现实性的束缚，公众自由阐释主张与获取信息资源，但他们的网络行为早已被大数据记录下。技术的升级也促使个体对“他人”网络生活的窥探与好奇心增强，资本利用这一特性将公众自发暴露的“隐私”收编整合成信息庫，从而对这些匿名人进行“病毒式”传播。网络平台社群的信息共享，需求表露让一些非法资本有机可乘——网络刷单、兼职、互助都是以反复出现信息传播来将公众收编成为再生产资本。互联网时代，任何动作在网络上都有数据脚印，即便对原数据进行了删除或处理，这些数字脚印在网络空间依然留有数据影子。[11]由此可见，媒介融合背景下，公众获取免费知识的同时也在被剥削自身的隐私资本。

结语

媒介融合背景下，互联网技术在促进社会产业形态升级的同时也在改变人的社会生存方式。人的社会资本也在这一影响下得到提升或削弱，人们借助媒介平台及技术实现自身的资本积累，但也应看到数字时代的算法机制对人的情感及隐私信息等隐性资本的削弱。我们应提升媒介素养，避免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被奴役，合理借助媒介融合的赋权实现社会资本的正向积累。

注释：

[1]黄旦，李暄.从业态转向社会形态：媒介融合再理解[J].现代传播，2016（01）：13-20.

[2]林南.从个人走向社会：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J].社会科学战线，2020（02）：213-223.

[3]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48 .

[4]赵志伟，胡静.互联网信息传播视域下意识形态话语权生产机制及其启示[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0（01）：152-161.

[5]彭兰.生存、认知、关系：算法将如何改变我们[J].新闻界，2021（04）：1-9.

[6]王泽蘅.国内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知识共享研究综述[J].数字图书馆论坛，2020（11）：63-72.

[7]刘芳儒.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的理论来源及国外研究进展[J].新闻界，2019（12）：72-84.

[8]夏冰青.数字劳工的概念、学派与主体性问题——西方数字劳工理论发展述评[J].新闻记者，2020（08）：87-96.

[9]第八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http：//www.ciavc.com/news/ndetails/id/158.html.

[10]彭清凤.参与或剥削——数字劳工视阈下的中国字幕组[J].新闻传播，2020（12）：13-14.

[11]周丽娜.传播方式变革与隐私保护演变[J].现代传播，2019（07）：66-69，74.

（作者：中南民族大学2019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