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技术发展，“媒体融合”已经成为我国各个领域颇为关注的重大问题，媒体融合生态环境已经形成。媒体融合生态环境对我国出版教育产生了三大影响。媒体融合生态环境对出版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媒体融合生态环境中，我国出版教育必须做好三个坚持：坚持理想、信念教育为先；坚持“无用之学”；坚持“视野教育”。

【关键词】媒介融合；生态环境；出版教育

【作者单位】张文红，北京印刷学院。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教学改革面上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号：2015-ms153）的成果。

一、我国媒体融合生态环境的形成

“媒体融合”是信息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信息传输的一种多元化表现模式，具体表现为以报纸、电视台和电台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手机和移动智能终端等新兴媒体传播通道有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的平台传播给受众。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等理念的提出，“媒体融合”已经成为我国产业领域、学术领域和政治领域皆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具体而言，我国的“媒体融合”不仅是当前各个媒体单位，尤其是传统媒体单位努力探索并力行实践的一项工作，也成为我国学术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更是一个被上升到国家媒体发展战略层面的“政治问题”。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召开。本次会议的目的是深化媒体改革，提升媒体主流传播能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会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本次会议上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和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 ，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2015年3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新广发〔2015〕32号）。该文件明确提出我国出版媒体融合的工作目标，即“立足传统出版，发挥内容优势，运用先进技术，走向网络空间，切实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和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实现出版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和人才队伍的共享融通，形成一体化的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管理机制，力争用3-5年的时间，研发和应用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确立一批示范单位、示范项目和示范基地（园区），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和市场竞争力强的新型出版机构，建设若干家具有强大实力、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新型出版传媒集团。”

我国媒体融合生态环境的形成与近年来相关学术研究的推动密切相关。2016年3月底，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媒体融合”为“篇名”搜索，梳理了近十年来媒体融合相关研究文献的数量情况。近十年的文献数量依次为：2016年206篇，2015年2167篇，2014年1194篇，2013年303篇，2012年252篇，2011年223篇，2010年254篇，2009年150篇，2008年87篇，2007年74篇。从文献数量上不难看出，我国近十年来，“媒体融合”研究呈现出逐年递增的发展趋势，最近三年文献研究数量迅猛增长。具体来说，2007年到2008年，我国以“媒体融合”命名的研究文献数量较少，皆不足百篇，自2009年开始，以“媒体融合”命名的相关文章开始大量涌现。被称为“中国媒体元年”的2014年，研究媒体融合的文章已经有1000多篇。到2014年、2015年，“媒体融合”研究热在我国继续升温，全年文献数量达2000多篇。而在2016年刚过去的3个月，研究媒体融合的文章就已经是2007年的近3倍。由此可知，自2014年以来，“媒体融合”问题已经成为研究热点。

二、媒体融合生态环境对出版教育的影响

我国出版教育发展不能脱离媒体融合生态环境，媒体融合生态环境对出版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以技术变革为主导的媒体融合实践重组了出版产业链条各个环节，这对出版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其次，媒体融合生态环境促发了我国出版教育专业设置的精细化。2008年，北京印刷学院以传播学（数字出版）专业开设了我国第一个数字出版专业；2012年，教育部正式将数字出版专业列为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中的两个特设专业之一，以期满足媒介融合时代数字出版行业的人才需求。教育部精细化的专业设置使得出版类专业点（编辑出版学和数字出版专业）不断增加。据教育部2015年底公布的统计数据，目前，我国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建设点有82个，数字出版专业建设点达13个。第三，媒体融合生态环境为我国出版教育跨专业和跨学科人才培养提出了客观要求。据教育部2015年底专业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新闻传播类本科专业共有7个（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全国681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本科专业，其中985、211大学中55.9%的高校开设了此类专业。全国高校设有新闻传播类专业建设点1244个，新闻传播类专业本科学生达225691人。近年来，随着媒介技术发展和新媒体崛起，我国新闻传播各领域边界不断进行融合，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业、传播业、广告业和出版业的行业边界日渐模糊，以移动互联网为引领、以“全媒体”为特征的新媒体产业发展引人瞩目。媒体融合生态环境已经形成，媒体融合生态环境和新媒体产业要求出版人才不能仅仅局限在本专业知识一隅，而是必须还具备相关专业和相关学科知识。这就意味着出版人才培养必须进行跨专业和跨学科，才能胜任媒体融合社会的人才要求。最近几年，我国一些新闻传播教育顶尖高校，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已经尝试进行新闻传播类人才的大类培养和跨学科培养，并取得了良好的培养效果。

三、媒体融合生态环境中出版教育的理念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按需出版、博客出版和自媒体出版等诸多新兴出版业态不断涌现，传统出版行业在媒介融合生态环境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对于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作为基本教育教学目标的出版教育而言，行业的变化对出版人才的培养规格和相关知识、能力参数提出新的要求。出版教育实施者对此已经深有体会，并着手进行教育教学体系改革和重新设计，比如，加强数字技术类和新媒体运营类等课程设置的比例，通过实践环节不断强化学生新媒体软件应用和全媒体技术操作能力等。应该说，在技术力量如此强大地主导出版行业变革的时代，教育者引导学生跟踪了解并掌握新技术操作是出版教育的必然选择。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近年来出版教育领域出现了一些误区，比如，技术决定论教育现象，这种现象的直接表现是过于强调技术应用类课程在学生专业学习中的作用，认为学生只要掌握了出版新技术即掌握了出版的现在和未来。从出版活动产生并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出版是信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是人类信息传播的基本手段和主要方式，出版活动的伟大之处在于使得人类社会的文化和文明得以世代传承。同时，出版实践活动又是一项政治意义、经济意义、文化意义和科技意义极高的工作，出版人必备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必须放在这样一个四维维度上。

媒体融合生态环境正在为出版行业未来发展勾勒蓝图，出版行业的巨大变革已经发生。这也使得以服务行业发展为第一要义，为出版行业提供专门人才的出版教育变得更加重要。在当今媒介技术力量非常强大的今天，出版教育更应该不忘初衷，立足出版行业的社会文化使命，在教育理念上做好三个坚持：坚持理想、信念教育为先；坚持“无用之学”；坚持“视野教育”。

坚持理想、信念教育为先。这是由出版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曾言：“我们希望国家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陆费逵先生所言出版行业的“小”，是就其经济效益而言，它从古到今都不属于赚大钱的行业；出版行业的“大”，是指其与国家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它的政治价值和社会效益无比巨大。关于出版人理想信念的重要性，陆费逵还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唯在良心上一念之差；譬如，吾人如用尽头脑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贡献于社会，则社会上的人们，读了此书之后，在无形中所获的利益，定非浅鲜；反是，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于世，则其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盖杀人不过杀一人，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所以，我们当刊行一种书的时候，心地必须纯洁，思想必须高尚，然后才可以将最有价值的结晶品，贡献于世；否则，不但于道德方面要抱缺憾，即自己良心方面亦受责罚。”笔者认为，在出版教育诸多环节中，对于学生进行出版理想、出版信念的教育属于“道”的教育，它是出版教育的灵魂，其地位和价值远远高于以专业知识传授为主的“术”的教育。出版教育的最大成功是完成学生的出版理想、出版信念的教育，促其清晰认识这个行业的价值和地位，帮其树立正确的出版价值观和出版职业观。

坚持“无用之学”。所谓“无用之学”，是指那些看起来与专业关系不大，以人文知识素养提升为主，学生学了无法立竿见影的课程或者知识内容。多年来，在出版教育领域，关于出版教育是应该更“博雅通识”，还是更“专业主义”的问题一直都有争议。这种争论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无用之学”和“有用之学”的争论。当然，出版教育的理想境界是既博雅，又专业，但学生学习时间不能无限拉长，这就必须要求出版教育实施者在两者之间有所侧重，而且从根本上而言，博雅通识教育和专业主义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观的具体体现。近年来，随着技术对于整个传媒行业影响力的彰显，出版行业与其他传媒行业融合加剧，出版行业边界日益模糊，出版行业内部的变化也可谓日新月异。出版专业教育的边界到底在哪里等问题也被一再追问，这无疑是媒介融合生态环境给出版教育带来的较大困扰。多年出版教育实践表明，面对行业的千变万化，出版教育必须关注业界发展才能保持良好的人才培养前瞻性，但出版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能适应行业未来变化的出版人，这就需要出版教育在关注业界发展时保持一份独立的判断和清醒意识。“尽管对专业能力的培养在目前仍然是国内大学教育的主流，但是专业教育带来的种种现实弊端越来越无法回避，专业划分过细导致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缺乏广阔的思考视角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融合无疑已经成为大学教育的发展趋势，通识教育的培养有助于消解因强调专业能力而造成的功利主义弊端，弥补专业教育所缺乏的理论基础，增强专业思考的深度、广度。在此意义上，通识教育是专业教育的延展和深化，是专业知识在应用过程中的思想指导。”[1]出版学是人学，无论出版技术如何变化，无论出版业态如何翻新，出版的本质功能始终不会变化，出版人必须是杂家的观念也没有变；出版人必须具备深厚的人文素质和文化底蕴也没有变。这就意味着出版教育首先应是以传授人文知识为主的博雅教育，再辅以专业知识与技能教育。坚持基础性的“无用之学”最终使得教育对象成为有用之人，这不仅是出版教育人才培养的规律，更是社会各界人才培养具有普适性的经验成果。

坚持“视野教育”。所谓“视野教育”就是教育者通过策划组织一系列教育教学活动，让学生参与其中，促使其不断地“长见识”，拓宽学生视野，进而提升其鉴别、审美等综合素质和能力。上文提到，出版业是关系到国家社会发展的特殊行业，出版人肩负的使命与责任重大，出版人必须具备良好的理想信念和知识素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视野教育”既是一种出版教育理念，也是对教育对象实施理想信念教育和知识素养提升的具体途径。在具体教育实践层面，视野教育要求教育者设置“能呼吸的培养方案”。培养方案是高校开展专业教育的根本性文件，是实施教育、教学的纲领性文件。所谓“能呼吸的培养方案”，是指培养方案的设计理念是开放性的，课程体系设计应充分吸收业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具体的课程知识传授应以探究式和讨论式为主，吸纳多种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来说，坚持“视野教育”就是要求出版教育实施者不能局限于自我教育资源，而是通过特色设计将全社会可利用的优势教育资源引入自我教学体系中，比如，开展国际、国内高校学生交流互访、专家系列讲座和进课堂活动等。近年来，随着国际化教育在各高校普遍得到重视，借助国内外高校学生交流互访项目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成为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主动选择。一些教育管理部门也积极有效组织，加大推动地域优势教育资源共享和学生交流互访活动。比如，北京市教委近年来实施的高水平交叉培养系列计划工程，通过外培（选拔优秀学生派往国外高水平高校学习）、双培（选拔北京市属高校学生赴央属高校学生培养）、实培（选拔优秀学生赴企业进行培养）三大计划不断加强北京市属高校学生与国外高校、央属高水平高校和著名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开拓学生培养的途径，加大学生交叉培养的力度。

总体而言，媒介生态环境给出版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最突出的是让我们重新思考出版教育和出版人才培养的本末问题。笔者认为，在新媒介技术环境下，出版教育更应该注重把握出版人才培养最本质的规律，出版教育应是“道”“术”并行，以“道”为灵魂的教育；应是以通识人文教育为基础的“无用之学”为先的教育。“道”的教育解决的是学生的主体性和学习动力的问题，故它是根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委员会曾这样倡议，“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和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教育应该使每个人借助于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形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以及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以便由他自己确定在人生的各种不同情况下应该做的事情。”[2]教育的目的是唤起人的主体性。如果我们的出版教育不仅仅教授学生以专业技能和知识，而是通过四年的教育促其独立思考、严密分析、清晰判断与勇于创新，这是教育之幸，也是产业之幸。哈佛大学第28任校长德鲁·福斯特说过一句话，“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特别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单单对现在负责。”教育者只有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即“道”的教育，坚持以通识教育为底色的“无用之学”，辅以精心设计的视野教育，才会让学生设立高远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职业目标，获取宽厚深广的知识基础，从而勇于超越与挑战自我现状，敢于尝试突破。这不仅体现在学生学习上，也会体现在其日常生活和人生长久的道路上。

[1]倪宁，谢天武. 从两重到双跨：论媒体融合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的三种关系[J]. 中国大学教学，2013（4）：34-36.

[2]丁柏铨. 媒介融合：概念、动因及利弊[J]. 南京社会科学，2011（11）：9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