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

【摘要】近五年，国内媒介融合研究在媒介融合的概念、媒介融合的现状和问题、媒介融合规制、媒介融合的动因、路径以及媒介融合的社会效应等多个方面展开。媒介融合的相关研究对现象的归纳和总结多于对本质的分析和探索；学界普遍对媒介融合的边界进行了大范围地扩张和延伸，媒介融合研究整体呈现“业务化、表象化和现象化”的特征。因此，对媒介融合的探索应重新回归到媒介融合本质的思索上，跳出“产业形态”或“新闻传播形态”的研究，从社会形态变革的角度重新审视媒介融合的本质内涵。

【关键词】媒介融合；内涵；路径；规制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及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媒介融合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4年也因此被业界称为“媒体融合年”。本文对近五年媒介融合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以期为我国传统媒体的融合转型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媒介融合的概念、内涵与层次

“媒介融合”是一个“舶来品”，蔡雯在2005年发表的论文《新闻传播的变化融合了什么——从美国新闻传播的变化谈起》将“媒介融合”概念正式引入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从国内媒介融合研究的主流来看，大多数学者都对媒介融合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关照和延伸。

陈映从技术、经济、组织和文化四个维度，划分媒介融合的层次和内涵。就技术层面而言，媒介融合是“一个共同的技术平台以及传媒内容在多媒体平台的流动”；作为一种经济概念，媒介融合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经济行为或结构”；在生产组织维度下，媒介融合则表现为“新闻生产流程和媒介组织结构的再造以及多媒体叙事方法；从社会文化生产机制的视角出发，媒介融合体现为一种“参与式的民间文化”，是受众的极大解放和传统秩序的分崩离析[1]。部分学者对此种多层次的内涵划分提出异议，钱广贵认为现有的媒介融合研究套用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范式，呈现业务化、表层化和现象化的特征，缺乏经济学的关照和思考，是一种范式的误用或者“适用范式”的自觉意识的缺失和迷失[2]。黄旦基于网络社会理论的把握，认为媒介融合研究应该跳出媒介组织和产业限制，将媒介融合视为社会形态的变化，即以数字技术为元技术平台，将不同维度上的媒介重新整合为一体，形成一个全球化、涌动的网络社会，媒介组织只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3]。

笔者认为，我国媒介融合实践的复杂性决定了媒介融合的概念延伸出了其引进之时所不具有的视角。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对于媒介现象和传播实践的观察视角决定了对媒介融合概念的认知。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学者对媒介融合概念的界定主要来自经验性体验和总结，缺乏对媒介融合本质的探索，以及理论层次上对媒介融合理论的建构。“媒介融合仍是一个认识不一、含混不清的概念，各种媒介融合实践仍处于不成熟阶段，有关媒介融合的种种论断都未形成科学的理论”[4]。

二、媒介融合的现状与问题

（一）媒介融合的现状

就媒介融合的现状来看，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媒介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不足，媒介融合实践的推进步履维艰。宋丹丹认为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纸媒面临着体制僵化、改革进程缓慢，报纸定位、运营、盈利模式雷同等问题，我国数字报业无融合实质[5]。尹连根和刘晓燕认为一线从业者和管理层对媒介融合的认知和文化存在冲突，融合整体上并非实质上实施，而是姿态性的尝试[6]。杨娟对我国媒介融合的现状进行总结，认为空间区域上的多样性和差异化融合、时间上的渐进式动态发展、螺旋上升式的融合、形态上的有限融合构成了我国媒介融合现象的主要特征[7]。

（二）媒介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

蔡雯对我国媒介融合问题的症结从以下五个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概述，一是观念亟需改变。以传统媒体的思路做新媒体的问题，一直以来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二是规制建设有待改变和完善。对于媒介监督权和新闻内容产权保护以及对媒体的监督机制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三是体制和机制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采编人员的“双轨制”是媒介融合的一大阻碍；四是媒体经营与新闻内容生产关系的矛盾。如何在完成主流媒体宣传任务的同时保证媒介自身的经济收益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难题；五是新闻人才的培养与新闻从业者素质能力的提升[8]。田维刚从技术、经济、规制、社会和文化多个层面剖析了我国媒介融合面临的现实困境：技术层面的受制性、经济层面上的盈利模糊性和市场自由度的不确定性；规制层面的滞后性；利益驱动缺失和组织文化壁垒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弱势性[9]。

三、媒介融合的动因与路径分析

媒介融合的动因包括技术、政治环境、企业竞争与合作、产业化发展等多种因素，肖叶飞等从产业融合的视角，认为在技术创新、企业竞合、放松规制、跨产业的并购与重组和受众需求等多重因素是推进媒介融合的主要动因[10]。乔保平等明确指出技术和产业化是媒介融合过程中最活跃的两大因素，技术直接作用于传媒业的技术层面，推动媒介内容融合、网络融合和终端系统融合；产业化则促进中观层面的媒介组织和宏观层面上的媒介规制系统的融合，并反作用于技术层面，加速或阻碍媒介技术融合的成果[11]。

对于媒介融合的路径和模式，学界普遍认为媒介融合的发展路径具有阶段性特征，我国媒介融合是分阶段、分步骤逐渐展开的。王溦认为我国媒介融合的运营模式呈现出从媒介互动、媒介整合到媒介融合的阶段性特征，媒介互动是传媒企业为表达良好竞争关系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经营模式，一种战术性的竞争模式，媒介整合则体现在企业运营的组织结构上，通过建立完善、科学、合理的经营模式提高企业竞争的市场份额，表现出的融合相对形式化，而媒介融合则是在以网络为基础的多媒体数字平台上增加新闻服务和内容的视觉性、刺激性[12]。党耀东基于对互联网进化路径的分析，认为媒介融合经历了“以传者为核心的融合模式—以个体为主导的融合模式—以数据为核心的融合模式—传者和受者双主体的模式”的发展过程，传受融合是媒介融合的最终追求[13]。

四、媒介融合中的规制问题探讨

目前国内研究媒介融合规制的代表性人物有肖赞军、肖叶飞、黄玉波等。黄玉波认为中国媒介规制融合主要障碍是计划经济体制所遗留下的行政垄断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部分市场垄断成分相结合的行政性市场垄断。广电与电信部门机构之间的利益纠葛与矛盾、按照国家行政系统所形成的条块分割的区域垄断以及根据行业、区域和所有制性质所形成的市场准入的差别待遇构成了我国媒介规制融合的困境[14]。除此之外，意识形态也是媒介规制融合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15]。

对于规制融合策略和模式的探讨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纵向分业规制转向横向融合规制问题；二是内容分类规制问题；三是组建融合性规制机构问题；四是公共服务和产业服务的分类规制问题。肖叶飞和刘祥平认为媒介融合需要遵循传媒产业规制与事业规制分类管理的原则；放松经济性规制，降低进入退出壁垒，增强产业交易，强化社会性规制，维护公共利益；在规制机构融合方面，构建融合规制主体，促进新闻出版总局与文化部、工信部大部合并，减少功能重叠，提高效率，增进效益[16]。李继东结合西方发达国家媒介融合的实例提出要建立复合规制模式，在内容规制上，保护隐私权、版权与言论自由权，在结构规制上，主要进行产权规制建设，通过提高产权透明度和前摄方法等防治集团垄断，寻确保产权多元化与产权集中之间的平衡；同时创新规制方式，突破单一的政府规制模式，实行政府规制、非政府规制和自律相结合的联合规制模式[17]。

五、媒介融合的社会效应探析

对于媒介融合的效应，部分学者以乐观的态度，将媒介融合视为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契机，如刘颖悟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角度对媒介融合的效应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他认为在经济上，媒介融合推动媒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政治上，媒介融合有利于建立自上而下的传播渠道和自下而上的表达渠道，确保公民的知情权、接近权和表达权；在文化上，媒介融合促进了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和谐局面和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在社会层面上，媒介融合促使网络管理被逐步纳入到社会管理的思路和体系中，一元主体的管理模式与格局向多元管理主体转变，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将更趋于完善[18]。

但另外一些学者则对媒介融合问题进行了反思，认为媒介融合将带来媒介的同质化，如陈菁瑶指出媒介融合注重“全媒体记者”模式和新闻内容的共享机制，突出的是共性而淡化个性，强调共享而不是独占。多种呈现形式背后是内容同质化趋势；媒介融合过于强调技术特性，忽视了对新闻专业的人文教育。

结语

整体来看，从2011年到2016年，我国对媒介融合的研究从早期对媒介融合的概念、定义的关注转移到对媒介融合过程所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反思，我国媒介融合实践已从最初的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形态不断深入到传媒业的各个领域，并超越行业限制，渗透到其他产业中，形成产业范围内的竞争与合作，对媒介融合的研究也深入到媒介融合中规制问题的探讨。

对于媒介融合的概念和内涵，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媒介现象和媒介融合的实践从多个层次、多个角度对媒介融合概念进行了关照和延伸，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媒介融合的理论建构和进一步的实践探索。对于媒介融合的现状和问题，我国媒介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媒介融合的推进步履缓慢，媒介融合呈现地域和行业上的不均衡性。立法缺陷、体制限制、管理落后等问题始终制约着我国媒介融合的推进。对于媒介融合的规制问题，现有大多研究集中于对国外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对我国规制融合的现实问题探讨不足，对规制融合的路径研究集中于横向一体化、内容分类规制和融合机构的建设问题。我国媒介融合是分阶段、按步骤逐渐展开的，其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需要从思维方式转变、技术手段更新、管理体制升级、组织结构转型、产业融合等多个层次推进。而当媒介融合一路高歌猛进发展之时，部分学者对媒介融合所带来的问题进行反思，媒介所有权高度集中导致的垄断经营侵蚀公众的媒介权、报道形式多样化背后是内容同质化和信息泛滥趋势、媒介融合在满足受众信息需求的同时带来了媒介化社会的负面影响……媒介融合正如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媒介市场的繁荣，也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

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媒介融合的相关研究对现象的归纳和总结多于对本质的分析和探索。媒介融合的概念模糊，学界普遍对媒介融合的边界进行了大范围地扩张和延伸，媒介融合研究整体呈现“业务化、表象化和现象化”的特征。网络构建了我们社会的新形态，而且网络逻辑的扩散实质上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经验、权力和文化[19]。我国媒介融合实践失败的案例多，成功的案例少，其主要原因就是忽视了网络逻辑对社会形态的建构，仍然以传统的大众传播的生产逻辑去思考媒介融合。因此，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应该从新闻传播的研究范式扩展到对整个社会形态的关照，从传播技术层面提升到传播关系的层面，从以传者为中心的组织研究和产业研究，引导向以对话性关系为主的传播与交流的实践中来，从而使媒介融合的研究从对现象的总结回归到对媒介融合本质的思考。

注释：

[1]陈映.媒介融合概念的解析与层次[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7.

[2]钱广贵、吕铠.媒介融合的多元解读、经济本质与研究范式偏差[J].当代传播，2015（6）：57-59.

[3]黄旦、李暄.从业态转向社会形态：媒介融合再理解[J].现代传播，2016（1）：13-20.

[4]赵星耀.认知媒介融合的既有理念和实践[J].国际新闻界，2011（3）：65-69.

[5]宋丹丹.媒介融合情境下传统媒体的转型和升级——以《新闻晚报》休刊和《东方早报》新媒体项目招聘为例[J].新闻爱好者，2014（9）：54-57.

[6]尹连根、刘晓燕.“姿态性融合”：中国报业转型的实证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2）：99-112.

[7]杨娟.中国媒介生产融合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

[8]蔡雯.媒体融合：面对国家战略布局的机遇及问题[J].当代传播，2014（6）：8-10.

[9]田维钢、田丹.媒体融合困境的成因分析[J].东南传播，2015（11）.

[10]肖叶飞、刘祥平.传媒产业融合的动因、路径与效应[J].现代传播，2014（1）：68-71.

[11]乔保平、冼致远、邹细林.再论媒介融合时代广播电视舆论引导能力的提升[J].现代传播，2014（1）：35-39.

[12]王溦.以媒体融合发展模式探索传媒产业新型发展之路[J].中国报业，2014（4）：31-32.

[13]党东耀.互联网进化路径与媒介融合模式的变迁[J].编辑之友，2015（11）：72-76.

[14]黄玉波.行政性市场垄断：媒介规制融合的中国困境[J].云梦学刊，2015（3）：153-156.

[15]肖赞军、李玉婷、陈子燕.媒介融合、规制融合的国际经验与中国策略[J].重庆社会科学，2015（6）：121-127.

[16]肖叶飞、刘祥平.媒介融合与规制融合[J].现代传播，2015（3）：10-14.

[17]李继东.复合规制：媒介融合时代的规制模式探微[J].国际新闻界，2013（7）：126-133.

[18]刘颖悟、汪丽.媒介融合的四大影响[J].传媒，2012（9）：72-74.

[19]厄里.全球复杂性[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