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雪敏 吴秋仪

摘要：“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是国家荣誉制度的一次实践与媒介呈现。在传统电视媒体和新媒体、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的传播图景下，其新闻叙事不同于一般新闻报道，该颁奖典礼的符号建构以及新闻传播生态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新的关键节点的集体记忆，达成了集体共识，从而实现了社会整合。在疫情冲击国际社会秩序的语境下，中国应当继续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在克服偏见和误读的同时把握传播规律和节奏。

关键词：共和国勋章;新闻叙事;社会整合;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21）01-0090-06

作者简介：黄雪敏（1978-），女，广东潮州人，副教授，文艺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文化传播。

Abstract：TheAwardCeremonyofthe"RepublicMedal"isapracticeandmediapresentationofthenationalhonorsystem.Underthecommunicationpictureoftraditionaltelevisionandnewmedia，domesticand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tsnewsnarrationisdifferentfromgeneralnewsnarrative.Thesymbolicconstructionoftheawardceremonyandthenewscommunicationecologyalsocausewidespreadsocialinfluence，formingnewkeynodesofcollectivememoryandreachingcollectiveconsensus，soastoachievesocialintegration.Intheimpactoftheepidemicontheinternationalsocialorder，ChinamustadheretothenarrativewaysofCommunityofSharedFutureforMankind，andgrasptherulesofcommunicationwhenovercomingprejudicesandmisunderstandings.

Keywords：therepublicmedal;newsnarrative;socialIntegration;communityofsharedfutureformankind

全球化浪潮下，新冠肺炎疫情呈现着病毒和信息交织传播的景观。这次疫情是中国乃至全球面临的一次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结构造成了高密度、破坏性的冲击。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钟南山院士，被习近平总书记授予“共和国勋章”。当代中国经历多次调整后，确立了以“五章一簿”为主干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其中“共和国勋章”便是“根据宪法法律规定的国家最高荣誉”[1]。

“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发生在新冠疫情常态化的社会场域之下，是中国国家荣誉制度的一次实践与媒介呈现。在传统电视媒体和新媒体、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的传播图景下，其新闻叙事不同于一般新闻报道，该颁奖典礼的符号建构以及新闻传播生态具有广泛的社會影响，形成了新的关键节点的集体记忆，在集体共识中推动实现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传播图景：一场典礼的信息流动

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其传播图景呈现了全球化浪潮下不同性质的媒介对相同信息的整合与传播。表彰大会中“共和国勋章”的颁奖过程由于其荣誉的唯一性（国家最高荣誉）和获得者钟南山（未授勋前已是媒体名人）而集聚了最多的媒介资源。

生产与传播的关于“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的新闻文本，其中有一些代表性的新闻分发渠道，传统媒体是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主的主流电视频道，而新媒体中是以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为主的社交媒体渠道。相比而言，电视直播是最有秩序性和权威性的传播渠道，“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进行现场直播;同时，官方媒体在各类新媒体平台中的帐号形成多结构多层次的传播矩阵，如央视新闻的微博账号实时直播。电视依托会议内容进行长时间的直播，但在抖音平台和微博平台中，传播效果最好的是时长几秒到几分钟的仪式片段，并且在“宣布授勋”和“交接勋章”这两个节点达到传播的高峰期。国外的报道主要以中国官方对外媒体在各新媒体平台的报道为主，如CGTN（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台）在自身所搭建的网站和APP平台上的多媒体报道，以及其在Youtube等国际社交媒体软件上开设的认证账号上的短视频报道。除此之外，也有国外媒体如Pandaily和Platforma的媒体网站都进行了跟踪报道。

在“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直播的报道中，电视直播和新媒体直播（如微博平台实时转播）以同步的时间报道，展现了共同的社会事实。在新媒体环境下，电视仍发挥主导关系、协调资源的功能，而新媒体传播的功能在于再次发起了叙事文本的流动，重构了仪式的场景：没有在现实时空同步经历仪式的受众，却在延长叙事时间的新媒体中获得了高度仿真的“此时此刻”。人们虽然没有同步实时观看直播，却在各类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媒体平台上看到无数电视直播的分身——几秒钟的动图或者几分钟的短视频，这些数字媒体“分身”提供了仪式的场地，补充或修复了受众关于仪式的印象和记忆。信息流动于国内/国际传播和新/传统媒体融合的两类传播情境，描绘了关于“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的整体传播图景。

因此，单一新闻文本在中国与国际媒介之间、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流动，形成了特殊的景观，也体现了新时代新闻生产、传播和消费途径的巨大变迁。

二、新闻叙事：话语建构的方式

新闻叙事作为叙事的一种重要类型，赋能于信息流向与意义建构。它“不同于文学叙事，是人类运用一定的符号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的话语类型”[2]。“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的新闻文本即指叙述“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的文字或话语，并选择代表性新闻分发渠道的新闻文本，研究“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这一重大新闻事件的新闻叙事，有助于探究新时代的媒介赋能和意义制造。

（一）叙事策略

新闻叙事策略是通过事实的媒介化呈现，获得叙事效果的一种话语建构策略，它需要考虑政治、文化场域的影响，包括政治环境、文化影响和受众心理等。记者依据不同的新闻事实和社会情境的考量调整叙事策略，提高信息的到达率，完成信息传播和引导舆论的使命。

1.关于获勋者的叙事。对于获勋者的叙事，国内外的新闻报道采取的策略是不同的。

（1）中国的报道：永恒的英雄母题。母题是最基本的叙事单位、最小的情节元素。而英雄母题是最古老的叙事母题之一，也是新闻作品中经典的叙事模式。在“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的新闻报道中，标识“英雄”二字是标题的主要策略。如微信公众号平台“人民日报”的《颁授勋章奖章！以国之名，致敬抗疫英雄！》一文，就以“抗疫英雄”为标题。这篇“10万+”阅读量的文章，覆盖了大量受众。“英雄”也是动图传播的主要文本。“央视新闻”微博平台动图中，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钟南山佩戴共和国勋章的动态图片上写着“以国之名，致敬英雄”的文字，适应了新媒体传播话语的规律，呈现英雄跟病毒相对抗，如电视直播所说“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实现了最大人权的保障，满足了受众的英雄情结需求。而在《英雄的人民，人民的英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侧记》[3]的报道中，“抗疫英雄”“国士无双”“国之脊梁”这些话语勾连了英雄和民族国家的隐喻，“英雄是人民的、国家的英雄”揭示了英雄的归属地。这些新闻文本综合塑造了一个中国的民族英雄形象，形成符合中国主流观念的规范角色和规范行为，顺应了宏大叙事和主流叙事的叙事结构。

围绕“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的新闻文本，是以英雄叙事的叙事模式为主，但平民叙事也成为一个补充的后英雄叙事。获得国家勋章的钟南山在典礼后回忆授勋走红毯瞬间的新闻报道中，叙事人以年龄调侃自己：“我自己故意在红地毯领奖的时候走快一点，显示我还没老！还可以干点儿事”[4]，以“所有人都必将老去”的平民隐喻将严肃的英雄叙事转化为平民叙事。该新闻以“钟南山说走红毯故意走快显示还没老”为标题登上微博热搜榜单，获得大量网民的关注和讨论。这个新闻文本打破了英雄/平民的二元结构，将英雄的严肃性置换为平民的贴近性，并且在微博这一社交媒体平台中获得了互动性传播。

（2）国际的报道：专业的医者形象。不同于国内报道侧重于英雄形象的描述，中国的对外报道和外国媒体的报道中，“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的前缀一般是医者/专家。如“ChinaAwardsFourCovid-19FightersandConfersDr.ZhongNanshantheMedaloftheRepublic”[5]“ChinasrenowneddoctorZhongNanshanreceiveshigheststatehonorforfightingCOVID-19”[6]“ZhongNanshan：Arespiratoryexpertbearingthenation'strust”[7]这三个报道，都以“Doctor”或“expert”为标题，由于面向的是国际社会，相比国内报道很自然地没有选择具有民族国家蕴涵的叙事框架，而是选择了更容易被海内外受众所接受和理解的专业主义叙事，通过展现钟南山提出抗疫方案、为全球抗疫作出的努力突出了人物的专业素质和医者仁心，淡化了他国受众的抵抗情绪，更加适应全球传播的需求。

中国媒体的对外报道和国际媒体的相关报道，都会调适叙事策略以适应海外受众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语境，完成自己的报道需求。中国对外报道需要考慮与国际社会对话沟通的能力，并且充分检视双方的政治诉求，从而使新闻叙事的效果更加符合传播者预期。

2.英雄请战：未尽的战争隐喻。新闻文本中词语、标点（比如感叹号的运用）、句式（短句、感叹句）等的使用以及新闻事实的选取与报道都体现了叙事的价值导向。如人民日报在微信平台发布的新闻报道《钟南山再次请战！》：“同大家合影留念后，习近平总书记站起身来，向身边的钟南山院士问候道：‘身体还好吧？‘好！我还要向您请战，继续在呼吸系统疾病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上为祖国贡献力量，不负国家给予的重托。钟南山回答道。”[8]

“请战”指向主动性地参与战争，同“抗疫斗争”这一话语具有同源性，即战争隐喻。而在国际报道的叙事中，战争隐喻也是占主导的叙事方式。如“人民网”英文网站的报道“XipresentsmedalstorolemodelsinChina'sCOVID-19fight”[9]以及前文提到的国外新媒体网站Pandaily的报道“ChinaAwardsFourCovid-19FightersandConfersDr.ZhongNanshantheMedaloftheRepublic”，在标题中采用了“fight”和“fighters”两个同源词语以形容抗疫斗争和抗疫战士。

这些围绕“战争”隐喻的符号主题和系列话语，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视为“敌人”，而战争中的“战士”则为了保卫人民和国家与“敌人”进行抗争。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国人民乃至人类的敌人，获得共和国勋章的钟南山是中国“抗疫”战士的代表，他对抗疫情、挽救许多生命，因此获得最高等级的荣誉，是实至名归的“抗疫英雄”。“英雄”隐喻呼应“战争”隐喻，英雄授勋之后并不意味着“抗疫”的结束，因此英雄“再次请战”，这一叙事序列强调了新冠疫情仍需继续抗争的新闻议程。

3.授勋仪式：共通的视觉叙事。授勋仪式的政治性和电视直播的不可修改性，给予了这一新闻事件高度严谨的文本生产环境。因此在这种文本生产环境下，可见的事物呈现了叙事的取舍情况。电视直播授勋仪式伊始，第一个镜头是人民大会堂中的大远景，接着是礼兵手捧共和国勋章行进到仪式现场的全景镜头，然后切换到手捧勋章的特写镜头，又回到大远景表示等待，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响起“向祖国英雄致敬”的乐曲，镜头是国家主席从画面右侧走向主席台中央的近景，此时切换为远景呈现对称式构图（国家主席站在最中间），然后宣布授勋者，钟南山从画面左侧走向主席台中央的的全景，在双方握手后，国家主席将共和国勋章授给钟南山，佩戴勋章的镜头是全景加上近景，最后是国家主席和勋章获得者合影的近景镜头，并再一次给了勋章特写镜头。纵观直播仪式，红色和金色是授勋现场的主色调，国徽和红旗是重要的象征符号，指向中国的国家形象。近景突出人物的面部表情和神态以记录仪式主体的互动。远景镜头则突出了集体观看的氛围，并注重对称式构图以塑造庄重严肃的氛围。

颁奖典礼电视直播的视觉符号弥散在中国国内和国际间，这一全球通用的视听符号系统提供了情境的理解。镜头像是眼睛真实还原了现场情景，但事实上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指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也是人体的截除”[10]，揭示了电视镜头并不是真正的眼睛，它具有其特殊的媒介特征，它镜头的选取、景别与运动和人眼的运动并不一致，人们常常会误以为镜头看到的就是人眼自然状态下看到的，但其实镜头语言的叙事序列或者说议程设置会影响受众对事实重要性的排序。不同于文字符号，视觉符号具有叙事的透明性和真实性，更加方便海内外受众观看和理解。作为全人类共通的符号，视觉符号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大的传播效力，以较大的可能性实现传播诉求。

4.调适的叙事：走进国际社会。由于中外（尤其是和美国）关系急剧变化、意识形态偏见和对外传播话语的失效等原因，目前中国的对外传播面临着污名化和误读的困局。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读、污名化和政治打压，中国外宣媒体的报道尝试通过“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的新闻进行澄清和偏见修正。如“人民网”英语网站的一篇报道：“Peopleslivesarethemostimportanthumanright：topChineseepidemiologist”[11]，将钟南山的原话“Peopleslivesarethemostimportanthumanright”作为标题，这里以钟南山为代表的中国抗疫医护人员救人无数的事实进行表态，以抗疫成功的实际行动回应了国际舆论对于中国社会人权问题的质疑，尝试修正国际社会中对中国的部分认知偏见和误解。

由于面向海外受众，外宣媒体没有选择海外受众较难理解的民族英雄叙事，而是选择突出钟南山的医者形象，医者的专业主义隐喻是突破政治偏见和“他者化”的重要策略，以一种普适的话语冲散了文化偏见。修正偏见是一个长期的综合的对外传播工作，应尽量调适叙事策略使中国声音更容易被国际社会听见。

（二）叙事时空

媒体报道时间和空间以及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是有限度的，因此媒体展现事实的同时也是取舍事实的过程，新闻报道需要凸显和强调部分事实，删除和省略部分事实，在叙事时空内最大限度保证仪式的传播效果。传统电视直播和智媒短视频传播，由于所依托媒介的报道时空不同，因此都需要放置不同的话语重点，都需要挑选不同时间长短的新闻事实、不同景别和尺寸的镜头。

在叙事时间上，新媒体叙事文本中“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的传播频率获得极大释放：这个仪式在现实中发生了一次，即出现的次数是一次，但这个仪式在叙事文本中被提及的次数在新媒体传播中达到了成千上万次[12]。就传播总文本而言，“共和国勋章”的颁奖瞬间被多重描述，加深了未看到直播的后来者和看过直播但逐渐遗忘的受众对仪式的印象和记忆，因而叙事频率的增加使得该新闻文本的受众覆盖率和到达率大幅提升。而且颁奖典礼这一仪式在电视上看是完整的长视频，而在社交媒体中或成为抖音平台中十几秒或者两分钟的短视频，或成为微博平台中几秒时间的动图，叙事者根据不同媒介属性调整视频播放时间，从而使传播的分裂速度加快。因此从频率和时长来调适叙事时间是新媒体传播中重要的叙事策略。

在叙事空间上，电视直播中“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的仪式是完整的，而新媒体的转播和再加工的传播中仪式变得碎片化和精准化。如在抖音平台上，一般都截取十几秒的片段，并将画面调整成竖屏传播以适应智能手机屏幕的观看。由此可知叙事空间主要从镜头的景别、运动和画面比例等方面表现。但是在社交媒体上的叙事具有间断性，如在微博、抖音等流媒体的传播会面临一个尴尬的奇观：人们上一秒正沉浸在仪式的荣誉感和崇拜感，后一秒就可能被其他信息冲散情绪，人们的情绪和想象被干扰，此时集体的维持时间缩短了。文本流动的速度和范围提高了，但游离的可能和情境呈现的难度也同时提升了。因此如何保证叙事时空的平衡，需要纳入新闻叙事效果的考虑因素。

三、整合社会：见证仪式和刻写记忆

早在正式的颁奖典礼前，观众就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到，可在规定的日期参与“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的媒介事件，见证英雄的“诞生仪式”。依据戴扬和卡茨的定义，媒介事件是指“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是对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事件”[13]1，媒介事件有三个“脚本”：竞赛、征服和加冕，呼应了韦伯的“合理性、超凡魅力和传统”的三种权威类型[13]30。显而易见，“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是以“加冕”为脚本的媒介事件，它依据严格的规则进行。

在电视发挥仪式性功能和新媒体重构仪式场景的双重合力之下，“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将观看仪式的受众唤询为主体，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它成为诉诸情感和共享意义的空间，塑造了共同体的意识，在这个过程中，集体被确认和关联，形成了对社会的共同认知，塑造了社会统一的价值体系。人们通过这个典礼重新认知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建立起一种身份认同和集体归属，这种认同辐射全球的海外华人，激起他们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建设了最大限度的共通意义空间。

后现代的话语争夺通过新时代的媒介赋能得到暂时的稳定与妥协。由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的意外介入和社会本身的结构性危机，公共讨论空间出现了混乱场景，舆论场发生动荡造成部分群体撕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国内舆论的裂痕通过“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积极抗疫的“人民英雄”得到弥合：最高荣誉获得者钟南山，是集民族想象和英雄叙事于一身的中心人物，抗疫前线人物不仅在物质世界提供了保障公民健康的医学支持，更在精神世界层面提供了符号的想象。这场颁奖典礼的符号性建构，确认了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的合法合理性，让受众见证了社会传统和历史经验，也为集体记忆提供了联想内容的基础。

媒体对“媒介事件”的报道是集体记忆形成的社会情境基础。“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形塑了人們的集体记忆，建构了关于“共和国勋章”和抗疫斗争的社会知识体系，推动人们的社会化，使群体规范和社会价值被每个社会成员确认和延续。关于“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的媒介呈现使形成的集体记忆具有其新媒介特征，即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传播延长了仪式叙事时间和复刻了仪式场景，且叙事者通过凸显和再现的手段呈现了节点化的、片段式的集体记忆。

从疫情常态化的社会背景来看，“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刻写了人们对于抗击新冠疫情斗争的关键记忆点。这场颁奖典礼延展了受众关于新冠疫情的记忆内容和节点，人们最后的记忆节点不是灾难创伤，而是人民的庆典。正如利比斯（TamarLiebes）的观点：有时庆典式的媒介事件（ceremonialmediaevent）是对先前的创伤性的新闻事件（traumaticnewsevent）的补偿[14]。受众在电视和社交媒体中参与了这场仪式，在“点击”进入仪式现场的这个过程中完成了集体通约。在这种类近因效应的动态叙事中，媒体建构集体记忆，受众寻求集体认同完成个人社会化。关于授勋仪式的集体记忆本质上是社会受到创伤的自我修复，是疫情过后恢复社会秩序的期待。

但这种社会整合及集体记忆的塑造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传统媒体层面而言，传统电视媒体时代，媒介事件打断正常的节目播出而让所有电视频道同时直播，这阻断了平时的日常议程，将人们的目光集中于该仪式。但在新媒体环境中，个人的日常信息流仍遵循自己的关注，并且新媒体碎片化趋势促成阅读情境快速转换，因而难以维持仪式的情境，从而导致颁奖典礼的整合效果较为有限。

从国际传播层面而言，虽然对外传播尝试了减少误读和理解难度的叙事策略，但由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打压手段的原因，再加上疫情的全球蔓延导致的敌对情绪，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形势仍然严峻并呈现极化和混战的特点，而调适话语后的叙事策略并不一定能够获得国际舆论的广泛接受，甚至可能产生海外受众的对抗式解读。在这种传播格局下，找到自己的传播节奏、克服“污名化”并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是一个长期而必要的传播战略部署。

四、后疫情时代媒介传播的价值取向

“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在新媒体手段加上融媒体硬件驱动的合力作用下，使受众在意义制造的符号系统中达成社会共识，同时在节点化集体记忆中认识到了社会在创伤后自我修复的本质。国内传播的叙事顺应了我国的舆论生态和人民情绪，在全国人民一同观看的仪式中达到了集体共识。

但从国际环境来看，社会整合仍受全球传播话语体系影响。新媒体的碎片化特征和和国际舆论环境的偏见，都使新闻内容的对外传播效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克服逆全球化趋势和意识形态偏见、主动参与建构全球传播秩序，并且在新的媒介技术环境中掌握传播规律，是后疫情时代的可行性对策。在全球信息传播格局和新媒介技术环境下获得有序有效传播的未来，我国传播主体需要提前谋划布局。

传播主体在观念层面需要确认一个前提，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框架与理念传播。在国家和意识形态仍旧作为全球信息传播的核心叙事框架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框架彰显了对话和沟通的态度，提供了不同主体表达自我的场域，凸显了主体间性的实质。“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强调了中国为世界公共安全作出的努力，在全球疫情影响下坚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中国为此作出的努力，这也符合世界的文化期许和价值需求。共同体观念的统一是长期积累和建构的结果，中国仍需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框架和理念传播，同时提供具有中国智慧的方案，促成和谐共赢的全球传播秩序。

传播主体在实践层面需要克服偏见和误读。由于欧美国家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偏见和自我中心理念，我国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实践被遮蔽和忽视。在失序的全球传播秩序下，中国仍需克服不同意识形态政治主体的污名化解读，做好受众前调工作避免误读，培养跨文化传播能力，在互动中正确表达自己，以更具有人情味的新闻叙事讲好中国故事，获得全球不同族群的共情与理解。

传播主体在媒介环境层面需要把握传播规律。媒介技术在不断更新和迭代发展，但是在互联网赋权各类主体的背景下，意见的声音多元化但清晰度并不高，信息在互联网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形和失真，意见的表达可能出现无法预测的解读，甚至会由于情境的不断变化干扰了意见传播的语境。因此在信息传播和引导舆论时，需要充分考虑信息被加工和改造的可能性以及传播过程中遇到的各类情境，由此把握好信息与意见的传播节奏。

综上所述，“共和国勋章”颁奖典礼使人们见证了一场国家级的仪式典礼，它的传播图景展示了新/传统媒体融合和国内/国际传播的两种信息流动的维度，并呈现了新闻叙事中的话语建构。面向全球传播格局，调适后的叙事策略会更加适应海外受众，但舆论引导效果还需进一步地改善。后疫情时代的人们在参与仪式并刻写记忆的路径中、在意义的互动共享中成为命运共同体，但在参与建构全球传播秩序的未来，传播主体仍需提前规划以获得有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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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