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蒙战争与易代之际宋诗的诗史书写

2021-06-15尚丽姝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1期

关键词：诗史

摘要：宋蒙战争是一场关乎南宋最终命运走向的战争，宋末诗家心系时局，以诗为史，反映战事进展。局部战争时期，李曾伯、魏了翁等人在诗中表达对川蜀局势的关切。蒙古分三路正式进攻南宋后，王同祖在金陵幕中以诗专记战时应对之策与襄樊、江淮战事，补充了正史之外的细节。钓鱼城大捷后，刘克庄等人除以诗相庆外，还对战局的走向充满忧思。至襄樊战败，诗家对贾似道误国一事进行了激烈谴责，并痛心宋廷无人堪用、无计可施的可悲现实。至全面决战、临安陷落前后，宋人面对家国遽变，其诗作又有多重心态的呈现。

关键词：宋蒙战争;宋末诗歌;诗史;战争诗歌

中图分类号：F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21）01-0065-09

作者简介：尚丽姝（1992-），女，山东肥城人，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代文学。

Abstract：TheSong-MongolianwarisawarrelatedtothefinalfateoftheSouthernSongDynasty.PoetsinthelateSongDynastywereconcernedaboutthecurrentsituationandtookpoetryasahistorytoreflecttheprogressofthewar.Duringthelocalwar，LizengboandWeiliaowengexpressedtheirconcernaboutthesituationofSichuanintheirpoems.AfterMongoliaformallyattackedtheSouthernSongDynastybythreeroutes，WangTongzuwrotepoemsinJinlingtorecordthewartimecountermeasuresandthebattlesbetweenXiangfanandJianghuai，whichaddeddetailsbeyondtheofficialhistory.AfterthegreatvictoryofDiaoyuCity，LiuKezhuangandotherpoetswerealsofullofworriesaboutthedirectionofthewar.WhenXiangfanfalledinthewar，thepoetsstronglycondemnedJiaSidao'slossofhiscountryandlamentedthesadrealitythattheSongDynastyhadnoonetouseandnothingtodoaboutit.Beforeandaftertheall-rounddecisivebattleandthefallofLin'an，thepoetsofSongDynastyfacedwiththesuddenchangeoftheirhomeandcountry，andtheirpoemsshowedmultiplementality.

Keywords：song-mongolianwar;poetryattheendofSongDynasty;poetryhistory;warpoetry

宋蒙戰争是一场以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端平入洛之役为开端，以少帝祥兴二年（1279）崖山海战为结束，前后持续大约45年的战争。史学界对于宋蒙战争的分期，大致有“四分法”“六分法”[1]两种。本文认为四分法似更可取，即：前期（1234-1251），以理宗端平元年的端平入洛之役为开端，宋蒙之间围绕川蜀、荆襄、江淮三大战场展开攻防;中期（1252-1259），蒙哥南征，四川全境受敌，宋军以钓鱼城之役的胜利暂时稳定住了局面;后期（1260-1273），忽必烈即位后对宋作战战略调整，战争性质由民族战争演变为王朝更迭之战，宋失襄樊，防御体系遭受严重破坏;末期（1274-1279），蒙元对宋发动全面决战，文天祥起兵勤王失败，南宋灭亡。

目前，宋史研究界对宋蒙战争的研究较为突出，不但尽可能呈现并完善了战争细节，而且从历史地理学、历史文化学的角度阐幽抉微，发掘出了更多隐没在历史皱褶里的草蛇灰线;考古学田野调查和二重证据法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战争史研究提供了更多证据支持。这些都说明史学界已经认识到了宋蒙战争研究的历史价值，即其对宋末政局、社会、文化乃至整个南宋命运走向所产生的关键作用。就文学研究而言，我们留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外因与宋末文学创作之间的紧密关系，观照视角也纵向跨越了战争阶段直接过渡到了易代时期，但在宏大的历史叙事背后，战争对于个体心灵的影响是难以磨灭的，我们可以借宋蒙战争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这把钥匙，一窥宋末文人的内心世界。

一、帷幕降下：宋人诗作对宋蒙战争前夕冲突的书写

《尉缭子》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2]战争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征服与杀戮、饥饿与战火，是数代人脑海中的惨痛记忆。而就精神创造层面来说，战争却是战争文学的催化剂。胡云翼在《唐代的战争文学》一书中将战争文学分为三大类，即“主战的文学”“非战的文学”与“描写战争的文学”，若再进一步划分，“主战”或“非主战”文学又是由“描写战争的文学”加以主观暗示或情感与理智的成分延伸而来[3]。所谓战争文学，除却立场问题外，必不可少的是对战争过程的再现与交战场面的反映。“国家不幸诗家幸”[4]，现实的困厄会激发诗人的创作热情，如果诗作得以逃脱兵燹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吉光片羽，便成为了反映彼时个体生存状况的鲜活史料

易代之际也是诗家辈出的时代，文天祥、汪元量、郑思肖等诗人在宋元易代之际以少陵为镜鉴，以诗歌陈情录史，其成就卓然一家，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文章旨在讨论与宋蒙战争题材直接相关且此前鲜受关注之诗人诗作，故不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

如同钱谦益所言：“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5]崖山之役既是宋蒙战争的尾声，也是宋王朝命运的句点，崖山之役成为一种精神寄托与文化符号，可见宋蒙战争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给汉族文人内心带来的隐痛。宋蒙战争作为导致宋王朝倾覆的直接诱因，其爆发的前因后果、双方交战始末、世人特别是文人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大抵都在宋末诗歌的记载里有迹可循。公元1206年，蒙古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下实现了民族内部的统一，并征服了包括西夏在内的周边数国。之后蒙古南下开疆辟土，于1211年发动了对金战争，仅三年时间便迫使金宣宗进献金帛、公主以乞和。蒙金战争早期，南宋与蒙古间既隔膜又戒备，但并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冲突。直到1217年宋金战争再度爆发，金试图二次侵占淮南一带的土地，才促使宋廷对蒙古态度转变，将与蒙古通好一事提上日程。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宋蒙尚能友好相处。

宋蒙战争正式爆发之前，两国之间还存在七年的战争酝酿与局部摩擦阶段，在1227至1231年的四年时间里，蒙古为实现对金的围攻，先后三次在南宋境内刺探虚实或强行借道，与南宋西部驻军激烈交锋。理宗宝庆三年（1227）爆发的“丁亥之变”是宋蒙之间的首次武装冲突。当年二月，一支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的授意下挥师南进，深入南宋境内的利州路，先后攻破阶州、西和州两地。四川制置使郑损下令“弃阶、凤、成、和、天水五州，画守内郡”[6]182，率领万人大军匆忙南逃，退守关内。蒙古军队不费一兵一卒即得到利州路大片土地，西北由此“五州焚荡”[7]，深陷兵燹当中。蒙古军队在西北五州境内纵横达五月之久，直至七月暑热难耐之时方退。曾长期担任蜀地阃帅、与金打交道经验丰富的李曾伯在《丁亥纪蜀百韵》[8]38697中详细记录了蒙军侵蜀的过程。李曾伯此诗洋洋洒洒百韵千字，大体还原了丁亥事件的过程。内容上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自“在负在娵觜，羲双正东陆”起至“縣官塞蹊径，战士据林麓”止，叙述战争经过;第二部分自“由是关以外，民皆弃庐屋”起至“缙绅屐欲折，意气喜可掬”止，描述战争过后幸存者之惨状;第三部分自“中有山西人，慊若国深辱”起至“言之貌愈切，至此泪几簌”止，以主问客答的形式、亲历者的口吻讲述战争中的见闻和感受;第四部分自“客既闻斯言，稽首拜且祝”起至“君相勤外忧，必有宁我蜀”止，是诗人自陈己愿。

此诗至少可以说明四点问题：其一，利州路北与金临洮路、凤翔路比邻，西直面吐蕃，是南宋西北藩屏，地理位置十分关键，但利州路不与蒙古接壤，蒙古却能通过吐蕃入境，说明此时蒙古已与西部某些游牧部落达成共识，故能引为己用;其二，宋廷在此长期有目的、有计划地囤积粮草，可见是有战争准备的，而前线听闻蒙古人来袭便胆寒，主将得知兵败便望风而逃，导致蒙古军队长驱直入，宋廷数年之功尽付于丁亥兵祸，主将应负首要责任;其三，与以往不同，蒙古此次袭击并非将掠夺作为目的，在借道攻金之外，更多的是带有侦查地形、路线、守备的意味，并借此试探南宋的战力和底线，而南宋不战而逃，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为以后埋下了隐患;其四，时人对此事的反应主要停留在既惊且愤的情绪层面，视蒙古的突袭为偶然事件，并将希望寄托在宋室天命眷顾韬光养晦，尚未反思到对宋的利用也极有可能是蒙古南侵计策的一环。

蒙古再三的挑衅行动不能不引发南宋士大夫的密切关注，这一时期赋闲的魏了翁作有《书所见闻示诸友》[6]167五首表达对川蜀局势的忧心与关切，略录其中二首：

闻说奔军闯阆州，余州民溃去如流。亲曾见虎诚堪怖，只为狐惊亦可羞。（其二）

一从轻弃五边州，所恃藩篱仅武休。又谓武休无足恃，并捐洋汉守金牛。（其三）

之前魏了翁因先太子赵竑厚葬一事冒死进谏开罪理宗遭到贬斥，此时刚官复原职，但是多年担任蜀地地方官的经历使他对南宋处境的认识异常清醒：当前状态下乞和已是不可能，自己所提出的“内修”政策也完全被当权者忽视，空余雄心和口号，南宋军队的“逃跑政策”更是为后来埋下了隐患。但是所谓“局外闲人”，是否真的能在战争中置身事外自我保全，依然要打上一个问号。

魏了翁另一首《高龙学挽诗》[6]382虽是一首称颂高学士尽忠报国之挽诗，其中亦有部分诗句是对蜀口之战惨烈场面的描述。开禧三年（1207），四川宣抚副使吴曦与金密约，割让阶、成、凤、西和四州，被金策封为蜀王。吴曦的叛变使得金兵在川蜀地区几乎没有遇到激烈抵抗，故而有能力东西相顾，变被动为主动。南宋西部防线遭受严重破坏，“北伐”成南侵。魏了翁此诗中有“蜀自开禧后，西垂畏廪秋”之叹，便是源出于此。金兵稍定，蒙古又来，“两单阏”之一的绍定四年（1231）南宋又经历了蜀口之战尽失五州之沉痛，在“众溃已无鸠”的情形下，依然能有人“诀辞贻子弟，壮语骇朋俦。愤极拳穿爪，兵交血染髅”，或许正是让魏了翁感奋之处。但是总的说来，丁亥年至壬辰年发生在利州西路的一系列摩擦虽然给南宋的西北防务造成了重大损失，但尚未对宋蒙关系的整体格局产生影响。

公元1232年，金的主力部队几被歼灭殆尽，素与金视若仇雠的宋人颇感振奋，认为报仇雪耻机会已到

朝堂上主张伐金声音骤起："摧枯拉朽，不劳余力，此天所以授陛下复仇雪耻之机会也;残寇折而入我，蒙古及夫群雄知中国有人，莫不惕息，此天所以启我昌运也。"尤其是手握军权的史嵩之、孟珙均主张同蒙古和好，在这样的背景下，就连理宗本人也不免"屡有中原好机会之叹"。。绍定五年（1232）十月，宋蒙会师蔡州，对被围困于此的金国宗室和军队残部发起最后的进攻。金国灭亡，南宋与蒙古进入隔疆相望的短暂和平期。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宋之“四京”，三京皆在河南，此处又是北宋诸帝长眠之处，对于宋廷而言，河南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原被金管辖的河南地区在饱经摧残后陷入荒芜，收复河南便成为理宗的一块心病。端平元年（1234）六月，南宋出兵六万分两路进入河南，但由于前期粮饷准备不足，主将又对形势判断失误，端平入洛之役没有给南宋带来任何好处，相反还为蒙古出兵找到了借口，一切尽“想在元戎指画间”[9]。时过境迁，宋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终于认识到联蒙灭金之策的隐患，以致有人发出“追思往事真堪恨，误却南兵是蔡州”[10]的悔叹。

二、江淮鼎沸：王同祖制幕组诗中的宋蒙战争前期局势

边衅一开，再止干戈就是一件困难的事。与北宋广袤的疆域不同，南宋地形所可倚赖者唯有长江天险，一旦失去长江庇护，蒙古将发挥骑兵的优势，在中下游平原长驱直入，直取临安，是故南宋在沿江一带布置了重兵死守。而蒙古采用多点作战各个击破的方式，战线长度绵延千余公里。“四海疮痍甚，三边战伐频”[11]，理宗端平二年（1235）春，蒙古挥师南下，兵分西、中、东三路，围绕巴蜀、荆襄、江淮三地展开激战，就此拉开了宋蒙战争的序幕。

成都作为南宋西部重镇、四川政治和经济中心最先沦陷，成都安抚制置副使丁黼成为开战以来南宋最先牺牲的制置使一级的高级官员。蒙古军队攻破成都后，又在全蜀境内四处抄掠，整个川蜀地区“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12]。巴蜀残破之惨状，乐雷发亦在《乌乌歌》中有形象的描述：“君不见前年贼兵破巴渝，今年贼兵屠成都。风尘澒洞兮豺虎塞途，杀人如麻兮流血成湖。眉山书院嘶哨马，浣花草堂巢妖狐。”[13]川人阳枋亦云：“雕瘵仅存六七州，鸿雁飞鸣狐夜吼。”（《寿制置夏节使》）[14]409昔日“繁盛于京师同”[15]77的天府之国，至此已经是血流漂杵之地了。

中路战场，邓州驻将赵祥以城降蒙古;京湖制置使赵范既无保境安民之才，又无镇抚双军之力，蒙军未至襄州先自乱，赵范部下李伯渊出走，满城官民钱粮军械尽拱手奉与蒙古;所幸江陵有骁将孟珙坐镇，总算稳住了局面，后又在其主持下收复襄阳，暂时化险为夷。

东路军情亦可称凶险，金华人王同祖彼时正在距离江淮战场不足二百公里的金陵制幕。王同祖（1219—？），字与之，号花洲。幼年侍父宦游，嘉熙元年（1237）朝散郎、大理寺主簿，次年（1238）入金陵幕府。淳祐九年（1249）通判建康府，十年（1250）添差沿江水军制置使司主管机宜文字。当蒙军推进到庐、泗、盱眙、安丰一带，金陵的空气也就紧张起来，官府采取多种措施严阵以待，这些措施在王同祖的诗歌里都有详实的记载：

点尽官军点到民，三千新遣殿司兵。流移更讲关防策，预结强丁戍列营。（《秋日金陵制幕书事》（其二）自注：流民强壮，预为未然虑，置勇士一军团结之。）

哨马纷纷一水间，渡头分戍要防奸。可怜生计渔舟者，官给旗牌禁往还。（《秋日金陵制幕书事》（其三）自注：诸渡遣官戍之，以为禁奸之防。至于渔舟，亦自官给黄旗黑牌以考验。）

明朝玉帐过江边，骑卒行营一日先。出得公庭天向夜，通宵又散起家钱。（《秋日金陵制幕书事》（其五）自注：元帅江行骑卒，遣幕中通夜散起家钱于诸营。）

金陵官府的自卫措施包括：一，制定防御计划;二，集合游民，训练死士，组织民兵队伍;三，防备哨马、内奸，清点渔船并登记造册，为通过查验者颁发证照;四，宴请官员部将;五，优待骑兵，为士兵分发奖金。除此之外，还要负责供给前线所需的军费粮草、屝屦辎重。蜀、襄、荆、庐、滁等地的军报如流星掣电般向金陵涌来。危机感促使王同祖对战事十分关注，并且在有机会接触邸报的前提下对军情甚是了解，其诗中记载较为可信：

官军闻说定庐州，破虏功成一滴油。智勇功名付元凯，王三锡命到康侯。（《冬日金陵制幕书事》（其二）自注：此诗为合肥作。虏以重兵二十万围城者四十余日，制帅杜公于援兵未至前，不动声色而破之，父子俱奏隽功，受上赏。）

城中守将方投死，阵面将军已卖降。版筑纷纷成底事，那知靠后是长江。（《冬日金陵制幕书事》（其三）自注：此诗为滁州作。虏围滁城几两月，守臣陈广极力挫之，虏已有退志。会援师筑城于江壖未进，广中伤死，有内变，虏遂入，而城亡矣。）

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秋天，蒙古号称八十万大军围困庐州，欲先破庐州，再据巢湖，最后夺下长江天险。淮西制置副使杜杲与其子杜庶下令在城中建起七层高的木楼，在楼上与蒙军展开激烈炮战，蒙军组织死士，以面具覆面仰攀攻城，杜杲便下令用一种名为“一滴油”的特制弓弩射其目。蒙军久攻不下，只得转攻滁州。滁州守將陈广“极力挫之”，使得原本势不可挡的蒙军竟然萌生了退意，但因为余玠救援不及时，陈广又重伤而亡，滁州城里爆发了内乱，城池最终还是落入敌手。王同祖之诗专记战时金陵应对之策与川蜀、襄樊、江淮战局，以第一人称视角还原了平民士人在军情危急时刻真实的经历与感受，完善了正史之外的更多细节。

三、回光返照：钓鱼城之捷与有识之士的昭彰和反思

1251年，成吉思汗四子托雷的长子蒙哥被推举为第四任大汗，甫一即位便制定了南征川滇以围宋的战略，并于1258年春亲自带兵伐蜀，宋蒙之间争夺的焦点最后落在重庆北部70公里外的钓鱼城身上。“吴门捍蔽重夔渝，两地藩篱属钓鱼”[14]412，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汇处的钓鱼山上，一面背倚华蓥山脉，其余三面临江，地形易守难攻，是绝佳的防御地点。此时主政四川的是余玠，其自1243年出任安抚制置使参与治蜀以来，充分利用地形优势，构建了以合州钓鱼城为核心的山城防御体系。而钓鱼城守将王坚是孟珙的老部将，嘉熙年间就已有追随孟珙征战川蜀的经历，王坚根据钓鱼城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春则出屯四野，以耕以耘;秋则收粮运薪，以战以守”耕战结合的守备方式，使得钓鱼城成了“兵精食足，兼获池地之利”[16]的坚固堡垒。蒙古大军自二月至七月围困钓鱼城达五个月之久居然始终无法攻克，加之此时蒙哥驾崩，只得无奈北撤。钓鱼城之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宋人的抗蒙斗争，刘克庄欣然写道：

吠南初谓予堪侮，折北俄闻彼不支。挞览果歼强弩下，鬼章有入槛车时。钟繇捷表前无古，班固铭诗继者谁。白发腐儒心胆薄，一春林下浪攒眉。（刘克庄《蜀捷》）

“吠南初谓予堪侮，折北俄闻彼不支”一句，说明宋人已意识到蒙古并非战无不胜的存在。刘克庄以哲宗元祐二年（1087）生擒吐蕃部落首领鬼章一事来比喻蒙哥之死，以钟繇《贺捷表》、班固《封燕然山铭》的典故来指代钓鱼城之捷，显示出这场胜利对于提振南宋士气与民族自信心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再如彭秋宇《庚申喜闻》：

万方欢喜醉春风，数路飞书奏凯同。天拟诸公扶社稷，人言多难识英雄。周邦虽小名犹正，楚国方强力易窮。从此东南基岱岳，好磨崖石颂成功。

无论刘诗还是彭诗，都格外强调钓鱼城之役是一场以弱胜强的正义之战。而从战略意义的角度来说，守住钓鱼城就是守住了西南防线，拖住了蒙古顺流东侵的脚步。特别是蒙哥的驾崩，使得蒙古内部因夺权陷入混乱，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都无暇南顾，南宋得以平复边警，休养生息，其主要矛盾也渐由外事转移到内政上来。

然而，长期游幕、心系国事且对政治相当敏感的刘克庄似乎已经洞察出钓鱼城之捷的局限性，也意识到南宋在川蜀战场上的危机并未完全解除，欢欣鼓舞的背后是更加深刻的忧思：

自从失关隘，国荡无藩篱。血喋渭耕处，草荒汉坛基。获复以泸叛，坏势如败棋。设非城古渝，遂举蜀弃之。吁嗟今之人，不念筑者谁。但见绳陈汤，未闻言李齐。曾忆建隆殿，老柏生新枝。方喜立赤帜，俄已变黑旗。昔欲包秦巩，今乃防嘉眉。澈也客金吾，于何驻旌麾。孟坚出塞铭，仲宣从军诗。吾耄不可待，何以慰离思。（《杂兴》（其二））

刘克庄其时已经认识到川蜀战场上只有一个钓鱼城是远远不够的，南宋在西南边防上的节节败退已经使国家处在失去“藩篱”的危险境地。况且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刚刚保住的城池也极有可能瞬间失去。故而钓鱼城之捷绝非胜利的号角，而是战争的警钟。而事实上，胜利的背后也的确潜伏了巨大的危机，理宗景定二年（1261），泸州守将刘整降元，为日后给南宋带来远比失一城严重的损失埋下了伏笔。

四、帝国行暮：襄樊战败与宋末文人的刺贾诗

宋蒙战争的第三阶段是1260-1273年，持续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公元1271年忽必烈即位，改国号为元，意欲“绍百王而纪统”[17]138，强调自身政权的正统地位，宋蒙战争的性质开始由民族之间的局部战争演变为国家之间的兼并战争。

1267年，忽必烈接受泸州降将刘整“先攻襄阳，撤其捍蔽”[17]3786的建议，次年九月即“偕都元帅阿术督围襄阳城鹿门堡及白河口，为攻取计”[17]3786。此后刘整又献上“造战舰，习水军”[17]3786之策，至此确定了元对襄樊用兵的基本战略。至1270年，元军通过筑土围城、切断水路的方式实现了对襄樊的合围，使其成为一座孤城。在此期间，由于贾似道擅权，宋度宗对襄樊前线的战况几乎一无所知，先后四次发兵救援皆以失败收场，错过了最佳防御时机。1272年，元军率先向被围困已达五年之久的樊城发起总攻，侍卫马军司统制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战，死伤不可计”[18]13250，终因寡不敌众，以头触柱殉国。吕文焕“势穷援绝”[19]，无奈以城降;京湖都统制范天顺在“日夕守战尤力”[18]13250后见城陷，亦自缢殉国。襄樊之役在宋蒙战争史上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战争，一方面，困守达六年之久的襄阳军民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勇气，如果不是后援乏力，襄樊之役还有扭转战局的可能;另一方面，襄樊之役是关乎南宋生死存亡的转折，在此之前，元对宋的威胁尚不足以撼动国本，但襄阳一破，南宋失去了最重要的藩护，处于“人心动摇，国势兀隍”[20]，岌岌可危的地步。

襄樊之役的失败必然是多种因素催生的结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襄樊之役的失败与南宋在用人问题上的失误存在直接关联。度宗懦弱且昏聩，奉贾似道为“师臣”，对其言听计从。襄樊之役发生时正值贾似道权力的巅峰，前线重要的人事调动，与其说是度宗倒不如说是贾似道意志的体现。贾氏执掌天下权柄，在朝中大肆打击异己，原京湖制置使李曾伯被调任福州兼福建安抚使，远离荆襄戍务，继任者代以贾的心腹吕文德、范文虎，李曾伯旧部刘整、高达、曹世雄、向士璧等人皆被牵连，或愤而出走叛降蒙古，或遭遇陷害含恨而终。名将杜庶、赵葵、史岩之、徐敏子等人亦遭到清算或排挤关于贾似道与李曾伯诸人矛盾之缘起，学界有“打算法”之争与“防淮”“防江”观念分歧多种解释。（参见2013年12月《宋史研究论丛》载肖崇林、廖寅《"福华编"：南宋末年贾似道执政时代述论》以及《国学学刊》2020年第2期载曾祥波《宋末襄樊围城陷落的一个内部原因——以李曾伯、贾似道关于襄樊战略地位的矛盾为起点》），虽事出有因，但贾似道因政见不同即贬斥他人也是事实。。襄樊陷落，贾似道立刻成为众人愤怒的焦点：

吕将军在守襄阳，十载襄阳铁脊梁。望断援兵无信息，声声骂杀贾平章。（汪元量《醉歌》其一）

戎马掀天动地来，襄阳城下哭声哀。平章束手全无策，却把科场恼秀才。（无名氏《讥贾平章》）

时人对贾似道之讥评，主要基于四点：一是长期把持朝政，媚上欺下;二是公田法改革失败，加剧了通货膨胀，将宋末经济形势推向了更加危险的境地;三是咸淳年间兴置士籍，盘查克扣，引发了官府与平民士子之间的矛盾;四是在襄樊之役期间表现消极，甚至有意贻误战机。特别是第四点，“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18]13784;“襄樊之围，食子爨骸，权奸方怙权妒贤，沉溺酒色，论功周召，粉饰太平。杨佥判有《一剪梅》词云：‘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试问如今事若何？金也消磨，谷也消磨。柘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朱门日日买朱娥，军事如何？民事如何？”[21]襄樊战事吃紧，吕文德数度上疏求援，贾似道却一边隐瞒不报，一边在葛岭别邸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甚至挟度宗之倚重，动辄以卸任相威胁关于贾似道累辞一事，有学者从心理角度展开分析，认为这并非完全是要君求名之举，还带有一种"末世情结下的出处失衡"的意味。参见张春晓《贾似道及其文学交游研究》（崇文书局2017年版第56页）。，凡忤其意或为襄樊发声，即便如江万里、王应麟这样名重一时者，亦竞相被逐。直至襄樊失守，瞒无可瞒，贾似道方作出“请身督师，以励将帅”[18]912的姿态来，度宗自是不允。“文焕独守孤城，似道坐视而不救”[22]，这样的现实不可能不激起众怒。

这一时期，在既惊且愤的情绪过后，已有诗人敏锐地察觉到时局的变化，不同于以往失望中夹杂着希望，与宋蒙战争相关的诗歌开始在字里行间散发出帝国行暮的衰朽气息。以诗人彭秋宇为例，其活动时间大约在度宗咸淳末年，《忠义集》录其诗十九首，其中十四首就与时事相关。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讲，彭诗有以襄樊之役为题材、以述写战争过程或评议南宋成败为主要内容的诗歌，譬如：

六年援绝困重围，到此无谋更出奇。慷慨如张虽有愧，孤穷似李亦堪悲。列城寒月惊鸿散，夷路西风哨马驰。机速房深谋画处，岂无高着活危棋。（《襄樊失守》）

襄樊之役中，京湖制置使李庭芝为解襄樊围城之困，遣都统制张顺、张贵带兵突围，二张率轻舟百艘逆流而上，与元军展开激烈的水战。但由于寡不敌众，张顺力竭中箭而死，张贵在龙尾洲被生擒，亦英勇就义。彭诗在肯定二张援襄之高节、体谅李庭芝处境艰难的同时，也通过对韩世忠、岳飞诸将匡扶社稷之功的称颂表达了对高居庙堂却面对危机束手无策的肉食者的批判之意。

不过，平心而论，此时的南宋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政治也是一团乱麻积重难返，即便不是贾似道，换作他人带兵也几乎是必输无疑，更何况彼时杜杲、孟珙、余玠诸将业已去世，朝廷中已无力挽狂澜者。但无论如何，襄樊战局非贾似道所能主导，宋失襄樊非贾一人之过，更谈不上贾的首责，但是舆论不可能将矛头指向皇帝，其他臣工显然也不愿或不够资格承担主要责任，那么，处在权力金字塔上层的贾似道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众矢之的了。

五、临安终章：全面决战时期宋人诗作的多重心态表现

王夫之对宋蒙战争中南宋的表现总体持否定态度，评价曰“南宋之亡，亡于屈而已”[23]，认为南宋失败的原因在于不能顽抗到底，从澶渊之盟到东京沦陷再到秦桧请和，对敌国一再让步，以至到了与蒙古决战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退无可退，只好“以哀鸣望瓦全，弗救于亡”。其实，与宋金之间势均力敌的百年拉锯战不同，“元举太山之势以压南宋”[24]——蒙古从一开始就怀着灭南宋的决心，并在战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故而宋蒙之间绝无媾和可能，在你死我亡之时，双方军队实力与人心凝聚力的对比才是战争胜负的绝对法则。

咸淳十年（1274）度宗崩，年仅四岁的嘉国公赵在贾似道的主持下被拥立为新主。同年忽必烈任命丞相伯颜、平章阿术为帅，率大军对南宋展开全面进攻，至此宋蒙战争进入第四阶段的决胜局。元军与宋军在长江阳逻堡段展开鏖战并顺利渡江，兵临鄂州城下，守将张晏然出降，“从此南宋据以苟安的屏障也为元军扫除，江南完全暴露在元军面前”[25]。时物议沸腾，纷纷要求贾似道亲往前线，贾似道只能“上表出师，抽诸路精兵以行”[18]13784，与元军会战于芜湖丁家洲。元军兵分两岸，以重炮轰击江面上的南宋战船，宋军大败。接下来的鲁港之战荒唐又可悲，惊惧之下的十四万宋军“未见敌，鸣锣而溃”[26]，不战自败，贾似道连夜逃往扬州，途中遣人在岸边招募败兵，竟无一人投靠。鲁港败绩是贾似道政治生命的终点，德祐元年（1275）三月，宋廷降《罢贾似道都督制》，贾似道“移漳州，责授高州团练副使”[27]。与此同时，元军一路东下，接连攻克建康、扬州、淮安等地，直趋临安，南宋陷入“人心已去，国事瓦解”[28]的境地。谢太后下《哀痛诏》，号召各地起兵勤王，然而诸阃或降或遁，或观望或战死，唯有张世杰、文天祥二人响应。十一月，三路元军分别从建康、江阴、镇江出发向南挺进，于次年正月抵达临安，宋帝赵与太皇太后谢氏上表请降，立都临安的南宋朝廷就此宣告覆灭。

彭秋宇又有一些反映临安陷落前后平民士子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的作品，诸如《闻鬼》与《世事》，抒写在经过长期的动乱后对战争的厌倦与对南军的期盼：

荒郊白骨卧枯莎，有鬼衔冤苦奈何。半夜数声凄枕席，十年几度惨干戈。英魂无托子孙绝，史笔不知忠义多。欲反髑髅生世乐，近来富贵亦消磨。（《闻鬼》）

茫茫世事等浮萍，愁绪方浓醉又醒。日月双飞天不老，干戈百战地常腥。此时弓马多秦戍，何日衣冠见汉庭。宇宙西风愁不尽，谁家门巷草青青。（《世事》）

而《罪言》真实地再现了南宋平民士人在元军抵达临安前的思想活动，劝诫宋室先谋生存再谋恢复：

四境风寒满目秋，区区嫠妇隐深忧。岂无豪杰二三策，亦有东南百十州。斫案肯迎新造魏，挥戈曾复旧宗周。仓公一望休惊走，好把囊中暝眩投。

不过需特别指出的是，就目前存世的诗歌来看，德祐二年（1276）伯颜入临安一事带给宋人的精神震撼还未能与崖山战败相比。一方面，战乱使得诗人不具备有利的创作环境，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文献散佚问题，这为还原当时的文学现场带来了困难;另一方面，益王赵昰、广王赵昺自临安出逃，在陈宜中、陆秀夫、苏刘义、张世杰等人的支持下于温州建立了流亡政权，真的将一年前贾似道“但得赵家一点血，即有复兴之望”[15]106的建议变成了现实，这为不愿入元的遗民带来了最后一丝希望。他们中有辗转追随宋室抗元者，有隐居避世以明志者，亦有流落失地但心怀故国企图收复者，虽然身份不同，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诗歌作为遗民心声的表达载体：

其一，采用宋年号纪年，以这种方式彰显身份，结交同道，表达对新政权的抗拒，如“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郑思肖《德祐二年岁旦二首》（其一））、“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郑思肖《德祐二年岁旦二首》（其二））、“梦中亦问朝廷事，詩后唯书德祐年”（郑思肖《偶成二首》（其一））、“景炎元年北人至，撒花初令豪家备”（丘葵《七歌效杜陵体》（其一））、“小臣不死留双眼，东向行都望六师”（区仕衡《读景炎福州诏书》）、“汉运初中兴，扶颠待柱石”（文天祥《景炎拥立第二十八》）等等。

其二，在刀光血影、动荡流离的年代，杜甫的家国怀思与感时伤变精神重又成为众诗家追慕和摹写的对象，学杜一时间蔚为风气。除前文里所提到的文天祥、汪元量、郑思肖等诗人以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同谷体”的创作。杜甫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流离陇右期间作有《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体制为宋代诗人所承继、仿写，譬如丘葵《七歌效杜陵体》叙沦陷区生民之苦与对南军归来的企盼，黎伯元《神符山乡避寇效杜少陵同谷七歌》控诉战争之厄以及身处乱世之中茫然失措的心理。

其三，此时期的诗歌创作主流除黍离之作外，亦不乏一些反映政事的低徊悲歌。唐泾，字清父，道州（今湖南道县）人，度宗咸淳十年（1274）进士。临安陷，辗转闽广继续抗元。今存其诗十二首，其中九首为时事诗，记录了南宋最后五年的抗争史，即自咸淳十年贾似道当国至祥兴二年（1279）崖山覆亡的过程，可与彭秋宇之诗互相参照。《江南西迁国之亡天也歌以纪之》述城破国亡后的遗民心曲，其中颈联“杏坛有客陈孤注，平陇何人复五铢”涉及到对贾似道功过的评价，看法略复杂。此诗可与唐氏另外两首议贾诗结合起来看：

金谷烟花醉未醒，鼾边无梦到功名。十郎复里长函剑，六丈胸中旧贮兵。天豕星沉狼有影，海鳅风紧鹤无声。如闻浩浩愁相讯，何日衣冠乐太平。（《甲戌客临安》）

督府由来十六秋，几回祈去几回留。人称姬旦三朝辅，谁羡鸱夷一舸游。葛岭春风天地醉，芜湖夜月古今愁。平生心事青编在，身与皇家共戚休。（《感旧》）

唐泾对贾似道的看法应当是比较客观的，而且经历了时间变化过程，这一点与时人迥乎不同，在与前文第四部分几首刺贾诗的对比中体现得很明显。唐泾早年客居临安，受时议与当下情绪的影响，对贾氏在襄樊之役期间玩忽职守的行径相当激愤，但也不忘肯定其早年阃帅之才和戍守之功。至宋室倾覆，在历尽千帆之后，回忆故国往事时反倒对贾氏多了一份理解，既相信贾氏请辞是出于真情，否认了当时胁君的说法，也惋惜其晚年挽狂澜未果。乱世波诡云谲，贾似道从位极人臣到获咎革职，南宋从联蒙灭金到临安城破，一切不过区区数十年乃至一夕间，现实的无常加剧了时人惶恐无措的心理。如唐泾诗里所叹曰：“才结岁寒盟，归来诧太平。阁中呼尚父，殿下狎门生。着手营三窟，回头失两京。闻今不闻古，咄咄诡知兵。”[8]43921形势变化之遽，堪用“诡”字形容。

六、余论

关于宋蒙战争里南宋一方的表现，有学者认为应当持“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去评述，譬如台湾学者黄宽重就认为南宋在对金作战百余年后仍有能力抵抗蒙古达四十五年之久，“是全世界抵抗蒙古最成功的国家”[29]。回顾南宋三百余年历史，战争贯穿始终。南宋的开国者由战争起家，黄袍加身后又主持征伐长达十九年，国基辅定。南宋与其劲敌辽、金、西夏的对峙近百年，特别是与金之间的缠斗，最终造成了徽、钦二帝被俘，宋室被迫南迁的后果。继金之后崛起的蒙古，兵锋所到之处更是无不披靡，就连西夏、金都在其铁骑之下化为齑粉。历史最终见证了南宋由宋蒙战争失利走向江山鼎革的过程，对其而言，战争的记忆是惨痛而深刻的。在战乱和死亡到来的时刻，不同身份的人物展现出了各自的人生路向、精神面貌以及价值判断。

面对家国遽变，南宋末年诗人在动荡的时局中显然无法厕身事外，其诗作中多有激昂之音、忧愤之歌、亡国之哭、避世之气。综观历经宋蒙战事卷涤之下的宋人诗作，价值不可忽视，概而论之，一是以诗章补史书之阙，将具体战事细节纳入诗中，以文学家的眼光记录刻骨铭心的历史进程;二是以诗笔发春秋之义，诗家借诗歌为载体，有悲慨、有激愤、有深思、有讥刺，“论议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尽情抒发对时政事件的评判;三是以诗辞显国运之变，宋末诗风或突兀凌厉，或闲淡自适，或抒哀痛迫切之辞，或阐逃避世事之幽，从文学的角度透露出国运衰微之必然;四是以诗心扬家国之情，面临实力悬殊的强族入侵，许多宋人依然慷慨赴死，彰显儒家思想中的家国大义。最为重要的是，大部分宋蒙战争诗作留给我们后世所能想象到的画面，是在血与火的金戈铁马之下，依然有如此众多的诗人吮墨舐毫，秉笔直书，写下承载着历史与记忆的壮丽诗篇，而这种画面所寄托的文人精神在今天依然值得深思并加以继承。

参考文献：

[1]寺地遵.贾似道的对蒙防卫构想[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9，26（3）：26-56.

[2]华陆综.尉缭子注译[M].北京：中华书局，1979：78.

[3]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2.

[4]赵翼.赵翼全集（第四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349.

[5]钱谦益.投笔集笺注[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47.

[6]魏了翁.鹤山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7]陈世松.蒙古定蜀史稿[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4.

[8]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62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厉鹗.宋诗纪事（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676.

[10]罗公升.宋贞士罗沧州先生集五卷[M]//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151.

[11]吴之振.宋诗钞宋诗钞补[M].上海：三联书店，1988：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