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亮

摘要：共生性国际体系可分为和平共处、和平共生及和谐共生三个发展阶段。目前，人类社会彼此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的客观局势使得共生体系正从和平共处向和平共生阶段发展。但是，要优化共生体系，使之发展到更高的阶段，需要一系列的理论自觉和实践创新。具体到外交领域，应做好“道”、“术”、“势”的相辅相成，推动国际体系朝和谐共生方向发展。

关键词：共生 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平发展 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1005-4812（2014）01-0052-62

自从“共生”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被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后，其基本观点是强调国际体系是一个共生体系，本质是发展问题，着力点是如何实现均衡、平衡、和谐的发展，目标是如何建立相互包容、相互克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随着现阶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性国际体系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从共生角度关注国际关系演变的另一条路径问题。

共生性国际体系可分成和平共处、和平共生及和谐共生三个发展阶段。当前国际局势的基本特点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这一方面使得各国相互依存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此起彼伏的国际地区热点和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也已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构成了严峻挑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这种格局也使得共生体系正从和平共处向和平共生阶段发展，即“任何国家，皆存在于国际共生关系之中，这是所有国际问题产生之基础，显然也是认识和研究国际问题之前提。在共生中感悟自己如何存在，同时在共生中感悟他人如何存在，从而认真设计和精心选择与他人的共生之道。”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共生性国际体系中的中国外交之“道”

中国外交在优化共生体系中需要做什么？答案是确立中国外交之道。古语云：“谋而无道，其行不远”，又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在外交层面上讲道，主要指一国外交需要有终极关怀和崇高理念，而不仅计较于一时一事的利害得失。共生性国际体系强调的是一种整体利益优先的意识和相互关照的利益协调机制，终极目标是关注全人类的可持续和谐发展，内在驱动是为了满足所有人的需求。金应忠认为，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帮助对新时代国际关系中“各类矛盾、冲突”的处理。

基于此，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意识，指出“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总体而言，它是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和新共生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新安全观。意指在全人类命运和利害关系越发紧密的背景下，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时代高度，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相结合，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其核心是如何实现合作共赢。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又先后倡议构筑“中非命运共同体”、“两岸命运共同体”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充分显示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对此意识在战略高度上的重视性和外交实践上的指导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愿景与期许，也是共生关系的落实和目标，目的是不断充实和平共处的共生内涵和完善共生观念，并使之向和平共生乃至和谐共生的高阶段发展。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理念是中国从世界大国迈向世界强国过程中，由独树一帜的传统和合文明所内生出的一种国际责任。诚如世界文明发展是多元的那样，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强调均势或势力均衡；在中国，虽然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之策曾名噪一时，但占上风的不是均势，而是以同心圆结构向外不断推衍的大一统和大居正格局。这种意识的形成可回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从制度上说，那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从文化上来看却是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最富原创性的时期。儒道墨法等各派宗师辈出，他们的思想也成为了华夏文明的本源，其后各阶段的思想演变实质上均是为他们在做“注脚”。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这些思想也逐渐内化为国人自觉自愿的行为规范，成为别具一格的风格与品位。

当时的中国近乎于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面对大小诸侯征伐不已，礼崩乐坏的现状，先秦诸子均提出了一套旨在实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内平外成”模式。以日后成为华夏文明独尊的儒家学说为例，“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此处的“道”指的是王道，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以仁为思想基础，重视礼乐，建设一个称为礼的社会秩序。它以伦理为法，个人修养为本，用德为施政的基础，将个人正心修身视为政治修明的最根本保证，最终实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政治境界。这样的境界是如何实现的呢？儒家为此设计了一条由内而外的逻辑路径，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首先是“修身”。其准备步骤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这一切的根基是德。于私，德的核心是孝，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于公，则是由孝升华而成的忠。儒家如此重视孝，主要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特殊性息息相关。

与西方在早期国家形式中已出现强调地域认同的公民权，并成为最重要的内部认同不同，中国的早期国家形式建立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之上，其政治整合力量始终以有血缘关系的部落为核心。萨孟武指出：“原始社会都是血统团体，而以氏族为基础，到了血统团体进化为地域国家之时，血统关系尚未完全脱掉。这个时代，最大的氏族可以统治别的氏族，而其族长则上升为国家的元首”，进一步地“这种思想虽然发生于血缘团体之内，但是血缘团体变成地域国家之后，中国人仍用这个观念来解释国家，即他们把国家视为家族的扩大，仍把政治看做宗法的扩大，君主为臣民的父母，臣民为君主的赤子，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无异于家长与子弟的关系，家长须慈爱其子弟，君主亦须慈爱其臣民。”

接着是“齐家”与“治国”。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是以家庭伦理关系为核心的，这就意味着两者是一种延展型的发展关系，即中国人推家人之情以及于社会一切关系，其互以对方为重之义，总使它对立不起来。因此，对国人而言，无论是“国”或“天下”从本质上而言，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家”，而父亲是一“家”之主，那么天子的权威恰也是“父权”的延伸，“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换言之，天子宛如一个“父亲”统治着由无数个小家组成的大家。

但“父亲”治家，其权威是由血缘关系维系的。那么，人君治理国家，其权威的合法性来源又是什么呢？儒家对人君提出的要求是“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而仁者则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统治阶级能够做好表率则“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进一步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进一步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决定国家强盛与否的自变量为政治力量，那么如何实现强大的政治力量呢？儒家将之寄托于个人的道德修养身上，而非单单依靠刑法，其基本逻辑为国家执法者如果仅依靠政法来诱导民众，辅以刑罚的话，民众只是畏于刑罚而不敢犯科，但内心依旧没有廉耻之心。但如果国家执法者首先自己是个道德高尚的人，再用礼的秩序来管理国家，则民众不但有廉耻之心，且人心归服。由是观之，儒家认为上至人君下到闾阎，培养个人的修养一一“仁”是政治力量强大之根本，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再通过对“仁”进行制度性约束的“礼”来治理国家的话，则该国必定会成为拥有强大政治能量的国家，实现儒家所倡导的“治国”。

最后则是实现“平天下”。“平天下”即“王天下”，也就是“外王”。从由内而外的逻辑路径来看，“外王”的基础必定是“内圣”。“内圣”指的是国内政治建设中的个人修养问题，“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外王”则是指国家政治方向，“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韦政通认为，“内圣外王”是儒家的真正理想所在，孔孟是这一理想的开辟者，荀子则具体阐释了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前者强调主观上的“尽伦”，后者注重客观上的“尽制”，圣王则代表主客观的统一。由此可见，“内圣”与“外王”是相互统一的，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安邦治国，实现“外王”。同样，只有“外王”实现了，“内圣”才最终完成。

直观地看，“修齐治平”尽管以个人为对象，以修身养性为主题，但实际上人同此理，国同此意。儒家的基本预设是将整个社会理解为一个同心圆的有机结构，从个人到家庭，家庭到国家，直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共同体，都是由内而外一层一层向四周扩散的同心圆结构。在孔子看来，其核心是实施德政，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基于此，费孝通曾将中国的政治整合力归纳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自己和他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不是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种政治整合是强调圆浑成一，而非二元对立。从这一意义而言，中国传统强调的天下秩序是将反映家庭伦理的宗法制度（父子）纳入到政治体系（君臣）中，在“礼”的秩序范围内，进行册封与朝贡，其本质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政治实践，是中国古代国际责任的一种体现。由于它以家庭伦理关系的建构为出发点，强调圆浑成一，因此认为整体的和谐才是最光明的前景，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家庭伦理因有血缘纽带相连，遂强调圆浑成一，重视成员之间和睦相处，并认为这是家庭兴亡的决定因素，所谓“家和万事兴”。而从家庭伦理衍生至政治整合上，“和”也备受重视，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今这已内化成国人的行为规范，并以此作为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要达到“内平外成”这一普遍和平境界的前提是天与人、国与国、人与人之间要实现和谐、协调。国人认为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定、个体和谐息息相关，从内向外，个人的修养是家庭和睦的基础，家庭和睦是国家安定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定才能天下太平。而反过来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各国民众亲睦和善。

以“和”为精髓的中华文明，其外在的政治整合力是以“礼”为规范，由周边四邻主动地参与到以中华文明为圆心，根据对“礼”的认同度，由内及外建立的同心圆结构一一天下主义的朝贡体系。毫无疑问，中国是这种国际体系的中核，但依凭的却非军事强权，而是依凭自身高度发达的文明，吸引周边四邻自愿纳入到这一体系中的。因此，这一体系实质上是“一个四周受皇帝的德治教化，进而形成一个阶梯。中华出自于中央，其影响逐渐向地方、异民族、异地域扩展，形成一个同心圆的关系。”不可否认，早有批判意见认为，朝贡体系是一种强调等级差异的国际秩序，与当代倡导国家不分大小主权一律平等的国际准则格格不入。然而，一方面如果不顾历史演进的纵向脉络，一味地对此责备求全的话，实质上是一种苛求古人的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另一方面横向比较历史上欧洲诸国之间的兵燹连绵，朝贡体系稳定且和谐的客观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此外，现阶段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原本就是建立在对其批判、扬弃的基础上，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立场，既不是“梦回唐朝”，也不是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而若单纯地因今日之非而非昔日之是，甚至因而对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羞于宣扬，甚至全盘否定，不但是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缺乏话语自信的表现，更是一种太阿倒持的做法。

本文认为，恰是受惠于传统和合文化的内生影响，才使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单纯是追求中国在将来的国际格局中占据第几的位置，而能够有超越单一国家层面的心向天下的胸怀和追求“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整体和谐精神。凭此，中国才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立足世界、构建大同世界的美好愿景，和将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的全方位的战略构想。因此可以说它是中国外交之“道”，是中国向人类文明提出的一个永久性价值，是照应和谐共生的终极关怀。

进一步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承载着落实“中国梦”的对外解读功能，体现了“中国梦”与“世界梦”具有内在统一的和谐性，是一个中国与世界的“共赢梦”。“中国梦”强调“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则体现出把发展自己与发展人类文明和谐地统一起来的惠济天下的大国胸怀和担当。显而易见，它的提出为“中国梦”注入了重要的国际内涵，并为“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连接注入了正能量，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各国的落地生根可以有效地把“中国梦”与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景、同各地区发展前景有效地对接起来。因此，杨洁勉指出：“‘中国梦的提出不仅蕴藏着绵延已久的家国天下情怀，凝聚着振兴中华的探索与奋斗，更折射着暗含至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和平发展：共生性国际体系中的中国外交之“术”

中国外交在优化共生体系中能够做什么？这其实指的是共生体系的优化路径问题。它需要中国外交有明确的策略筹划，这既是外交之“术”，也是外交工作的生命。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国内局势和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外交之“术”。习近平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并强调说“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绝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及国际体系改革。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建设性力量。我们将继续抱着谦虚的态度，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理念和发展经验，包容并蓄，走同其他国家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

从共生性国际体系内在的发展逻辑来看，走和平发展道路也使得中国能充分利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以及史无前例的和平发展空间，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前进。它还要求我们坚持正确义利观，坚持道义为先、义利并举，努力开创同各国合作共赢的新局面，在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充分照顾他国正当关切和合法权益，推动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为有效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贡献更多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其结果必然是既适应共生性国际体系发展的需要，也将使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越走越宽广，又可为推动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贡献力量。

近代以降，在东西方列强的枪炮威胁下，中国国土沦丧，主权不复，使得近代百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屈辱和黑暗的一页。为此，很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近代的屈辱和古代的辉煌所形成的严重反差会导致中国重新崛起后民族复仇主义的高涨。一些西方学者也惯性地从权力转移理论中得出“大而必霸”的“中国威胁论”，质疑伴随着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大国间权力再分配，以及由于国际体系中公共财富的再分配所引起的大国间的冲突，甚至是霸权争夺战。而对周边国家而言，由于多数国家与中国的国家幅员不成比例，且某些国家还与中国存在不同程度的领土争议，因而对于中国的崛起心境复杂。它们一方面热衷搭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列车，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又从自身国家安全角度对中国充满恐惧，认为中国不会平等地看待它们，会重新将它们纳入传统的天下秩序中。更有甚者还认为，现阶段中国强调的和平发展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是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一种麻痹策略。

然而，近代百年的历史屈辱一方面固然激起了中华民族反抗外侮，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遭受战乱和贫穷的惨痛经历中，深感和平之珍贵、发展之迫切，深信只有和平才能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只有发展才能实现人民丰衣足食。……”换言之，受到素来强调和合的中华文明浸润，即使在遭受外敌肆意凌辱的情况下，有仇必报的思潮也未成为中国社会主流，反而更加激发中国人对和平的热爱与愿望。金应忠指出，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孜孜以求是“礼仪之邦”中国文化传统之使然，其基本依据符合共生性国际社会自身发展基本逻辑路径，且中国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宽广，根本上没有复制“大而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的必要性。戴秉国也强调说：“中国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称霸之路更不能走，我们还是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同世界各国真正做到政治上相互尊重、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上相互交流借鉴。我们国家块头大，越是发展强大，越要谦虚。中国要始终看到自己的差距，注意研究学习批评和借鉴别国的长处和经验，拿来充实完善自己，还要尽可能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贡献。”此外，这还暗合了“唯仁者为能以大事小。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之真谛。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由此可见，“中国梦”也是“和平梦”，它既有益于自己的人民，又对推动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大有裨益。反过来说，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历史实践也充分证明：若没有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征程不可能有如此蓬勃向上的朝气和精力。正是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才能使我们的发展道路越来越宽广，越来越顺畅，也使中国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加接近“中国梦”的实现。从这一意义而言，和平发展与“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融会贯通的，强调的都是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而前者还承载着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以及营造和谐的国际环境，促进“中国梦”实现的历史重任。

三、新型大国关系：共生性国际体系中的中国外交之“势”

共生性国际体系从和平共处、和平共生发展到和谐共生的阶段势必荆棘丛生，从而导致共生体系优化过程中将遭遇种种挑战和困境。从这一认识角度而言，探讨中国外交在优化共生体系中如何做的问题，首先要认清现阶段的世界大“势”，并在此基础上抓住核心问题，提出对策，塑造外交之“势”。

论及当今世界大“势”，是一个变革潮流更为强劲的世界：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国际体系酝酿深刻变革，如BRICS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得到提升，G20等全球治理机制逐步成型并不断完善。其中，由于中国是今天世界政治中最有潜力的崛起中大国，而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无可争议的主导性大国，两国关系因而也成为权力关系最为复杂，彼此的利益敏感度最高，政策与战略互动的结果对国际体系与秩序的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更构成了权力转移中最值得关注和重视的权力“对外关系”（dyadic powers）。换言之，面对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现状，国际社会总有些人质疑伴随着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大国间权力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power），以及由于国际体系中公共财富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public wealth）所引起的大国间的冲突，甚至是霸权争夺战。由此可见，现阶段对优化共生体系的最大挑战就是中国能否打破霸权稳定论者提出的霸权争夺战这一前提假设的窠臼。它包含共生与对抗、对话与伐异、包容与排他等各种复杂国际议题，核心是如何处理好大国之间的关系。

大国关系攸关世界和平和人类福祉。处理好大国关系，需要有整体性考虑，而不同国家的个体性之间及单个国家的个体性与国际社会的整体性之间利益未必一致，甚至有很多矛盾之处。如何管控好矛盾、减少分歧、扩大共识，加强外交的制度建设就成为当务之急。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和大国互动变化的关键时刻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既是对上述质疑的一种正面回应，更是中国为因应优化共生体系面临重大挑战时的一种制度建设，同时也是与当前国际形势最相契合的中国外交之“势”。

自2012年2月习近平在访美时首次提出了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景以来，同年5月3日，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对新型大国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当前，人类已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的思想、政策、行动应该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其间，无论是2012年3月7日和4月10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及海军学院的讲话，还是2013年3月11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的政策性宣示讲话，均表达了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倡议的积极呼应。特别是在2013年6月上旬中美首脑美国安纳伯格庄园的会晤中，习近平提出要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和探索管控分歧新办法，强调双方在一些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和配合等四点建议；奥巴马则积极回应指出，美方高度重视美中关系，愿在互利互尊基础上与中方构建国与国之间新的合作模式，并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②这意味着，尽管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提出时间不长，但一来已使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重视国际关系理念和实践方面的塑造意识和能力建设的外交战略思维得到了充分体现；二来中美两国领导人也已就共同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即要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一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实质真正落实到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

习近平在2013年6月访美之际，曾对奥巴马总统概括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层次内涵：即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这三个内涵可以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低、中、高三个层次的三条路径起点。杨洁勉认为，这三个层次内涵实际上也是与相关大国对待新型大国关系所采取的消极防范和积极经营两种态度相契合的。前者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避免大国间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后者的重点则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从这一意义而言，新型大国关系的重点不是对象属性，而是类型属性，注重如何在共生性国际体系中构建新型的国家关系，因而兼具道义规范和解决问题的双重意义。

如前所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旨在探索一条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大国和平发展新途径。从历史的演变进程来看，它“发端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民胞物与、仁者爱人的人本精神，为政以德、执两用中的政治思想，兼爱非攻、亲仁善邻的和平志向，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推己及人、立己达人的待人之道。”这些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和独具特色的东方传统价值观在源源不断地为中国外交提供宝贵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向世人阐明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绝非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一贯立场的体现。

中国在领导集体交替过渡期间首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意图，要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历史宿命，彰显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挑战国际秩序，不与其他大国发生直接对抗，通过对现有国际机制的和平改良开创一条与国际社会和谐相处的崛起新路。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将“中国梦”的美好愿景落到实处的重要步骤之一，是中国通过自身更为主动、积极的外交实践，正面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殷切期待和进行外交制度创新的一种体现，因此是一个“发展梦”。

结语

中国外交的道、术、势分别体现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及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三者的相辅相成旨在促使共生性国际体系朝和谐共生的最高阶段发展，并在此过程中打造一张由中国制造，并贡献世界的外交品牌，即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文明古国向国际社会递交的一剂旨在解决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纷争难以消弭，构建持久和平及和谐共生的国际新秩序的“良方”。此外，这三者又与“中国梦”的“共赢梦”、“和平梦”、“发展梦”的三个核心理念彼此呼应，分别承载着落实“中国梦”的对外解读、营造稳定祥和的国际环境实现“中国梦”，和向世界正面推介“中国梦”的三重时代重任。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上海，200233）

收稿日期：2013年9月

（责任编辑：赵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