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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

2017-02-10周雯雯林美卿赵金科

理论导刊 2017年1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类命运共同体

周雯雯+林美卿+赵金科

摘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顺应时代潮流,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它既根植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立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对我国的外交和“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多样统一;互利共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1-0080-05

自十八大首次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不断充实、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不可否认,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各国之间无形的利益较量仍然存在,国际形势仍然处在风云变幻之中。习近平总书记以统筹全局的战略思维、勇于担当的大国胸怀,立足中国而又面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不仅是顺应时代潮流的理论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新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与特点

所谓共同体,是指人们在某种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或是指若干国家在某些方面形成的统一组织。[1]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旨在寻求全人类共同的利益,打造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2]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界联合国大会上作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界联合国大会上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的报告,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201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3]石云霞曾在文章《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统计指出:“近年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60多次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4]从国家到地区再到世界,从经济到文化、政治、社会再到生态,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丰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不仅表明了中国政府履行大国义务和责任的决心,而且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和谐发展提供了中国式方案,既彰显了我国的大国风度与气魄,又增强了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依据习近平在历次会议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述,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着眼时代大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互联网的强力推进,一方面,各国之间逐渐成为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可能离开世界这个共同体孤立发展,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使世界成为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统一体,共同发展的事实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国际形势并非表面上那样风平浪静,和平发展的外衣下,实际上各种势力暗流涌动、风起云涌,一些国家为谋求本国利益,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制造国际争端,严重阻碍了人类进步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习近平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时代大趋势,始终以谋求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为目标,坚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第二,理论内涵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涉及层面广,包括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即在国际安全上坚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5]在国际政治上致力“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在世界经济上“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5]在各国文化上“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5]在世界生态上“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5]积极推动全世界建立全方位的命运共同体。

第三,打造措施多样。习近平指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要坚持“软理念”与“硬措施”并举。正如陶文昭所说:“构建命运共同体,既要有硬措施,也要有软理念,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6]不仅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建设和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达成“命运共同体”协议,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奠定硬基础,而且还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积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寻求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归宿,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软基础;另一方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采取渐进方式,一是从周边国家到周边地区再到其他国家与地区,二是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再到文化、生态、网络等领域,由近到远、由易到难,逐渐向打造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迈进。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根植于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提出的社会历史根源

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虚假性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提出的历史根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在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瓦解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虚幻的社会共同体。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7]536这里的“共同利益”既不能代表“特殊利益”,也不能代表“全体利益”,它实际上只能代表一部分人即“统治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将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形态称之为“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本人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正是这种虚幻的共同体的代表。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虚幻性主要表现在:一是虚幻的政治制度,表面上宣扬民主、平等,实际上只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二是虚幻的经济体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市场调节的经济运行形式和按资分配的分配方式,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农村依赖于城市,东方依赖于西方,但实际上大量财富聚集到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严重;三是虚幻的核心价值观,表面上披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外衣,实际上到处充满着利己主义、金钱主义;四是虚幻的生态观,资本主义社会在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后,打着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创造文明社会的旗号,将生态问题置于不顾,片面发展经济,开拓世界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球生态危机。

(二)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内涵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共同体,是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的必然。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53

1.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马克思真正共同体实现的前提条件。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宣布:“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隘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8]37这里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尖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改变这种现状的根本就是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稳步发展的现实,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进一步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592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他所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母腹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后,真正的共同体时代才会到来。

2.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特征。马克思理想中的“共同体”是一个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真正的共同体”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公有制,“真正的共同体”的社会将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全部生产资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种财产关系称之为“公有制”,在“公有制”下,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成为可能,私有制社会的劳动异化现象被消除,人们真正成为自己所在社会的主人;二是人人各尽所能,各得所需,劳动的差别将不会引起消费上的任何不平等,个人付出的劳动完全出自他的内在需要,出自他发挥、发展自己的体力、智力和创造能力的需要,而社会分配给个人消费品,也只依据他的需要,而不依据他为社会付出的劳动量;三是阶级消失,随着私有制的消除,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阶级差别也将消除;四是政权消亡,国家是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调停各阶级的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的力量,是以社会普遍利益的名义来实现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形式,当阶级消失时,人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将消失,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将基本一致,国家的职能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国家政权将消亡。

3.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宗旨: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9]所谓全面发展,就是指使每个人各方面的本质力量都发展起来,使个人向完整的个人发展,也就是说每个人可以不受限制地随心所欲地变换自己的活动,以此来促进个人全面的发展。所谓自由发展,是指在不损害别人利益、不妨碍别人发展的范围内,每个人可以不受外界限制的发展、完善自己。每个社会成员在自由发展的同时,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发展不相互对立、相互排斥。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根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世界是绚丽多彩、无限多样的,世界又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目的就是在多样的世界里寻找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一”,在“多”中创造“一”,其哲学根基正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一)世界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孟子·滕文公上》) ”世界万物千差万别,既是客观情形,又是自然规律。当今世界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类型、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国家风貌,因此世界的多样性普遍存在。首先,各个国家不同的自然环境是客观存在的。从赤道到两极,从盆地到高原,从海边到内陆都有国家或地区,有的国家分布在热带地区,一年四季气温在25℃以上,并且有茂密的热带雨林,有的国家则分布在北极圈的边缘,四季低温,终年无夏,例如冰岛;有的国家海岸线狭长,受海洋影响温度适宜,气候湿润,而有的国家深居内陆,日温差和年温差较大,空气干燥;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罗斯横跨两大洲,幅员辽阔,而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梵蒂冈只有0.44平方公里。这些客观存在的自然地理环境不仅是各个国家独具特色的一部分,同时也为每个国家的人文历史、社会制度等奠定了基础。其次,各国的历史文化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每个国家所呈现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是各个国家历史的选择,不是一个人、一个阶级或一个政权所能决定的,例如,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传承造就了今天色彩斑斓、底蕴深厚的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文化多元、种族混居、宗教复杂、语言各异,欧洲国家则主要以信仰基督教为主。再次,就社会制度而言,虽然当前世界上存在的社会制度主要有两种,分别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但千差万别的内部条件,使各个国家即使同属一个社会制度其内部具体制度也不尽相同。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为例,存在着美式市场资本主义模式、日本式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模式和欧洲大陆混合经济模式。最后,各国的民族特点、经济发展水平等由于历史原因也不尽相同。

(二)世界的统一性寓于多样性之中

多样的世界中蕴含统一性。第一,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虽然每个国家有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但随着互联网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愈加密切,逐渐成为一个休戚与共、互利共生的整体,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第二,从文化层面来看,虽然各国有不同的历史文化、服装文化、饮食文化、习俗文化、宗教文化等,但文化无国界,不管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在陶冶情操、提升精神境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有重要作用。第三,在政治制度方面,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追求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第四,在经济制度方面,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逐渐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追求物质生活的提高是其本质要求。最后,不管是白种人、黄种人还是黑种人,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家都祈求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创新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506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永葆青春与活力,历经数百年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能够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解决新问题,提出新思想、新思路,丰富自己的内涵。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我们党在新时期,面对新问题,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伟大创新。

(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的创新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政策在不同时期顺应形势不断作出新的调整。20世纪50年代,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中国民主革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新中国将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其基本方针是“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这一时期,我国不仅与苏联、东欧及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开始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为反对苏联和美国两个大国对我国的威胁,中共中央提出“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策略。20世纪70年代,针对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也及时调整了对外战略,提出联美遏苏——“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在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改善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美、中日关系缓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苏双方由于各自经济、军事实力的消长变化,出现了互有攻守的战略态势。与此同时,西欧、日本、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发展迅速,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国确立了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制定了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一国两制”的构想并坚持不结盟政策。90年代以来,我国更是顺应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形势,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新时期中国在外交策略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延续和创新。在21世纪,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普遍运用,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的突破发展,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等等,对各个国家来说不仅是前所未有的机遇更是挑战。与此同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国际金融危机、粮食安全、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依然存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国为谋求本国利益与发展,国与国之间必然会有矛盾与冲突。打造命运共同体就是要走出强则必霸、霸则必衰的老路,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一方面,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之上,从各国共同利益出发,为各国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奠定基础,强化各个国家的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走向世界,增强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经济上,“一带一路”的稳步推进,必将把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走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道路;政治上,为维护本国与世界的稳定,中国必然要尊重并支持其他国家独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相互借鉴中促进各国的繁荣发展;文明上,为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与繁荣,中国将坚持中华文明与世界其它文明相互欣赏,相互学习。打造命运共同体,必将开创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存共荣的美好未来。

(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深化“五位一体”总布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创新

1.政治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多民族国家的现实诉求。“56个民族,56枝花。”“多元一体”是我国独特的民族格局,56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如何让56个民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是当今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为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找到了理论的切入点,各族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交往、利益往来中早已融为一体,因此各民族本质上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命运共同体”,理应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2.经济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新常态”的现实要求。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用“新常态”描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对新常态进行了系统阐述,明确指出“新常态”的三个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10]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不仅面临国际市场萎缩,外需下降的困难,而且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人口红利、资源环境红利等已逐渐衰减,因此已难以保持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优势。面对新形势下经济的新常态,如何顶住压力成功转型是对我国政府的新考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为我国经济成功转型提供了新思路,世界是一个“经济命运共同体”,一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世界市场的稳定和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中国要想在经济新常态形势下实现成功转型不仅要对内创新发展理念,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还要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创新走向世界的新理念、新方式、新途径,与其他国家友好合作,以新的姿态傲立于世界市场。

3.文化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贯彻落实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升华和高度概括,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全民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举措,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价值基础和思想保证。十八大以来,全国上下,各单位、组织、机构都在积极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贯彻落实在全社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面对当今世界思想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新态势和“互联网 + ”时代下各种价值观相互交流交融交锋的新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普世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冲击。“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们从全人类的角度重新审视、理解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深层含义提供了新的视角。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应该是全人类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它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一般与特殊、整体与部分、抽象与具体的关系,本质是一致的,并不矛盾。

4.社会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反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并将社会建设纳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胡锦涛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1]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不可能一帆风顺,建设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比如教育公平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医疗养老问题等等,问题的普遍性难免会导致人们信心不足,对建设和谐社会产生怀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为人们理解和谐社会建设的长期性和渐缓性提供了可能。

5.生态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习近平曾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本质上就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在发展过程中处于平衡状态,互利共赢,和谐相处。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仅要从国内出发,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主动保护自然,促进大自然的再生、循环、可持续,还要从全球、全人类的角度出发,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一个家园,世界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保护环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生态文明的建设更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成功建设离不开各民族、国家、地区的配合与支持。

结语

总之,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大力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领域提出了系列重大举措,正全力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冲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基础之上,与十八大以来的重大举措相辅相成,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而且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推进的催化剂、推动力,必将加速“中国梦”“世界梦”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 卢德友.马克思理想“共同体”的当代追求[J].学术论坛,2014,(5).

[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01).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02).

[4] 石云霞.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6,(1).

[5] 习近平.携手共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2-05(01).

[6] 陶文昭.科学理解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2).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3.

[10]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4-11-10(01).

[11]胡锦涛.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EB/OL].(2005-02-19)[2016-07-29].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5/77552/77575/5332121.html.

[12]弘扬人民友谊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N].人民日报,2013-09-08(01).

【责任编辑:张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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