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 刘昌海

[摘要]提高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的年限能够有效改善农村贫困现象，高等教育有助于贫困代际阶层向上流动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在高等院校中，民族院校吸纳了更多的农村毕业生。民族院校毕业生就业后的月均收入明显高于全国农民工的平均水平，毕业生就业于教育行业的比例较高，多数毕业生乐意就职于就读院校所在地的民营企业，反哺地方经济建设。民族院校毕业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升了个人价值，增加了个人与家庭的经济收入，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不仅使自己也带动更多的人有机会告别贫困代际传递。本研究从理论上拓展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范围，并从民族院校毕业生及其家庭、民族院校以及扶贫政策制定者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应对策，以促进民族院校毕业生及更多的贫困地区人口尽早告别贫困代际传递，实现个人脱贫与地区脱贫的双丰收。

[关键词]贫困代际传递;教育脱贫;民族院校;大学生;就业

中图分类号：G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1）11-0112-08

作者简介：刘静（1978-），

女，九江学院管理学院讲师，博士;通讯作者：刘昌海（1979-），男，九江学院管理学院讲师，硕士。江西 九江 332005

2016年，解决农村人口的贫困与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成为我国的“十三五”规划的主要内容之一[1]。2020年由于COVID-19疫情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出现20年以来的首次上升，因COVID-19导致约1亿人陷入贫困[2]。COVID-19极大地减缓了全球减贫的进程。尽管遭遇了如此大的冲击，中国仍然向世界各国递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这不仅意味着我国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9899万）自此全部脱贫[3]，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巨大胜利：中国提前10年完成了联合国制定的减贫目标[3]。消除绝对贫困是中国民生改善的里程碑，是中国人权事业的历史性成就，是人类进步史上壮美的篇章[4]。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5.467%[5]，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表1）[6]。加强教育扶贫有利于贫困家庭的子女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有质量的教育，实现教育公平[4]，也有利于提升贫困人口的学历水平及文化素质，有助于贫困代际阶层向上流动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7]，实現精准扶贫[8]。

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2018年占国际贫困线以下的五分之四的人生活在农村地区[9]。据统计，2020年我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36.11%[5]。提高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的年限能够有效改善农村贫困现象[10]。在各类地方本科高校中，贫困地区农村毕业生在民族院校中占比最高[11]，远远高于全国地方本科院校、“双一流”院校及高职院校（表2）。例如，在河北民族师范学院2020届毕业生中特困生占49.43%。民族院校是党和国家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而建立的综合性普通高等院校[12]。民族院校的学生多来自于本省，且毕业后多就职于就读院校所在地，他们在推动当地的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成为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建设民族共同体的中坚力量。他们就业后通过个人的高收入与财富的积累，成功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然而，目前关于民族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却很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国共有37所民族院校，其中本科民族院校25所（含4所民办民族院校），专科民族院校12所[13]。本研究旨在探讨本科民族院校毕业生（不含民办）如何通过就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本研究所依据的样本数据主要来自于9所本科民族院校2018-2020年的《本科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①，其中各民族院校2020届本科毕业生总数见表3。

一、贫困代际传递研究进展

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无法维持在正常的生存状态[14]7。根据比较的对象的不同可以将贫困分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资源没有达到贫困线，则被认定为绝对贫困[15]，此时，比较的对象是贫困线。贫困线是指人们能够购买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物品的收入水平。如1990年世界银行将每天1美元作为极端贫困线的标准[16]。2020年，中国绝对贫困线的标准为每人每年4000元人民币[17]。如果把相对贫困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可能会更容易理解。当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提高到高于贫困线的标准后仍然可能会感觉到“贫困”，因为他发现自己不能像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一样生活[15]。换句话说，当个人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水平落后于大多数人时就会体验到相对贫困。

贫困代际传递既是指子女因从父母处继承导致家庭贫困的要素而使自己在成年后也遭遇类似的贫困处境，也指在导致贫困的要素的影响下，在社区或阶层间出现的后代复制前代贫困境遇的情形[18]。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陈文江、杨延娜认为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包括自致性因素（如受教育程度、职业、社会关系网及个人努力程度）、父代的先赋性因素（如父亲的经济地位、父亲的职业地位及社会关系网、子代儿时的家庭结构）以及社会性因素（如制度安排、社会流动率、成年后父亲给予的帮助）[19]。

张立东通过分析1988-2008年间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相关数据发现增加人力资本的最重要的形式——教育的投资与子代的非农就业能够缓解贫困代际传递[20]。

王卓、张伍呷在研究凉山彝族的婚姻制度时指出等级内婚制度可能是凉山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之一[21]。

吴娜、傅安国和黄希庭通过分析1462名中学生的调查数据发现：提升家庭心理资源（家长内部建设能力和家长亲职能力）的效能，有助于贫困家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22]。

解垩通过分析3984份样本数据，发现成人在童年期经历的贫困能够导致成年后收入的减少，并增加成年后陷入贫困的概率;教育作为中介变量在贫困代际传递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3]。

Airio、 Moisio和Niemel的研究表明，在芬兰来自贫困家庭的人在成年初期遭遇贫困的风险大约是来自非贫困家庭的人的两倍[24]。de Vuijst、van Ham和Kleinhans的研究表明与在富裕社区中长大的孩子相比，与父母一同居住在贫困地区的孩子更有可能在未来仍然面对贫困[25]。Kaplan发现，在美国社会不愿意承认家庭照顾者的主要医疗作用及未给予这些照顾者以补偿往往会导致贫困代际传递[26]。

尽管已有研究者研究了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教育及高等教育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但很少有研究者关注民族院校毕业生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本研究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通过研究民族院校毕业生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并提出相关对策，旨在为扶贫政策的制定者及民族院校的管理者实现精准扶贫提供更有力的帮助。

二、民院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

（一）民族院校毕业生就业后的高收入能够直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能够直接体现高等教育的回报。并且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和工作经验的积累，高等教育带来的收入上的红利将进一步凸显。本研究中5所民族院校2018与2019届毕业生当年的月均收入均高于全国农民工的月均收入（表1）。毕业生较高的收入能够直接提高其个人与家庭经济水平，实现“一人读书，全家脱贫”，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二）民族院校毕业生就职于能够提供长期而稳定的收入的教育行业的比例较高

从就业行业来看，2018-2020届民族院校毕业生就业比例较高的行业是教育业，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是四川民族学院，其2020届毕业生就职于教育业的比例达45.30%（表2）。虽然从短期来看，教育业并不是能够为毕业生提供最高收入的行业，但它能够为毕业生提供长期而稳定的收入、受人尊崇的社会地位以及相对轻松的工作环境，因而教育业一直受到毕业生的青睐。另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竞争愈加激烈。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科学技术水平为代表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依托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教育，是能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培养新型人才的基础性行业。不断投身到教育业的民族院校毕业生，不仅能够源源不断地为教育业提供充足的人才动力，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教育、脱离贫困，也能够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劲的智力支持，推动科技与经济发展，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

（三）民族院校毕业生多就职于民营企业，反哺地方经济建设

根据毕业生就业单位的性质，2020年，除了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与义兴民族师范学院，其它7所民族院校的应届毕业生就职于企业的比例均超过50%，尤其是毕业生就职于民营企业的比例远远超过国有企业与三资企业（图4）。同时，2018与2019届民族院校毕业生在民营企业的月均收入均明显高于当届毕业生的平均水平（图5）。民族院校毕业生就业后不但为其个人创造了较高的收入，也为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提升了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的专业程度与整体素质，提高了民营企业的经济效益，为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民族院校毕业生其就业后的月均收入明显高于全国农民工的平均水平，毕业生就业于教育行业的比例较高，多数毕业生乐意就职于就读院校所在地的民营企业，反哺地方经济建设。民族院校毕业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升了个人价值，提高了个人与家庭的经济收入，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不仅使自己也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告别贫困代际传递。

本研究亦能为贫困地区的农村大学生及其家庭、民族院校以及扶贫政策制定者带来一定的理论与实践贡献。

第一，在发展中国家，四分之三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27]，摆脱贫困重点在农村地区。在民族院校中贫困生所占比重较高，然而关于民族院校毕业生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却很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因此，本研究不但拓展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范圍，也为更高效地实施教育扶贫及精准扶贫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使研究结果更有信服力与代表性。应用定性分析研究了国内外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的相关文献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与对策;应用定量分析研究了9所民族院校的2018-2020届毕业生就业后的收入、就职行业及就职单位性质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定性分析主要用于描述客观事物的性质与特点，定量分析能够为研究结论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第三，结合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拓展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本研究未局限于某一所民族院校，而是分析了9所民族院校2018-2020届毕业生的相关数据。通过横向与纵向分析分别比较了不同民族院校的2018-2020届毕业生在就业后的相关数据，从而使研究结果更有一般性，更能呈现不同民族院校、不同届的毕业生在就业质量与就业流向等方面的相关趋势。

第四，贫困地区的农村大学生及其家庭要坚定教育能够改变贫困的信念。教育能够完善个人的人格特征，培养其责任心，增强其面对困难的勇气与毅力，还有助于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使其在初次就业之时便能获得较好的工作机会与较高的经济收入。教育亦能够通过提高个人的文化知识水平与专业技能优化个人的职业选择，并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使其在职业发展的中后期能够获得更高的经济水平及社会地位，实现阶层向上流动[28]。其次，农村家庭的大学生要牢牢抓住在校学习的机会，在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及早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有计划、有目的地提升个人的社会交往能力与领导能力，以便于毕业后能够迅速适应工作岗位的需求，早日成为组织不可或缺的人才。最后，农村家庭的大学生及其家庭要充分了解并利用国家及当地政府部门关于教育、就业及创业的相关政策，它们是实现子代告别贫困阶层的强大后盾。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力资本能够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在实施教育扶贫的过程中，民族院校似乎可以在很多方面大显身手。

首先，民族院校可以为吸纳更多的农村生源贡献一己之力。由于地理环境及缺乏人才等因素的限制，民族院校所在地区经济水平普遍比较落后，发展缓慢。民族院校毕业生多就职于就读院校所在地區，成为促进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本。民族院校可以结合国家专项、地方专项及高校专项计划，适当增招贫困地区生源，为贫困地区更多的学生提供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样，在实现教育公平的同时也能够为贫困地区培养及积累更多、更加优质的人力资本，带动更多人口脱离贫困。

其次，民族院校需要及时关注并引导在校大学生的考研意愿。摆脱贫困固然与个人的勤奋密不可分，但是培训能够提高个人的技能提高个人的边际产出，增加其获取更高的报酬的机会。这也是个人脱离贫困的最根本的途径。目前，正值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和企业等组织对高层次人才有更高的要求。提升学历能够帮助大学生提升自身的文化知识水平、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提高就业时的竞争力。本研究的样本数据显示，在应届毕业生中，研究生的薪资水平最高，其次是本科生与专科生（表8）。另有数据表明，2014届全国本科毕业生毕业五年后提升学历者的收入（10408元）高于未提升学历者（9683元）[11]。也就是说，毕业生的学历水平越高，其短期与中期收入的优势便会越明显。然而，就国内升学率而言，除中南民族大学与西南民族大学接近或高于全国本科生的平均水平外，其它民族院校毕业生的国内升学率均低于全国本科生的平均水平[11]（表7）⑥。因此，民族院校需要及早了解在校大学生的考研意愿，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与指导，以提高民族院校大学生的学历水平，为其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与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提供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最后，民族院校还应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基础，充分了解地方产业结构特点与经济发展的现状，掌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及其对不同产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能力。通过加强与当地政府及企业的联系，了解地方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状况，结合各院校办学特色，动态调整和优化专业布局，开设更加符合当地需要的专业，提高毕业生就业时的专业与工作的相关度，使毕业生能够在就业后迅速转变角色，投入工作，发挥个人价值，体验教育投资的回报。

作为扶贫政策的制定者与发展区域经济的管理者，贫困地区的政府与相关部门应当为贫困地区的学生提供更大范围、更有力度的经济资助，降低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门槛。企业是吸纳民族院校毕业生的利器，能够极大地缓解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贫困地区的政府应当为民族院校和地方企业搭建桥梁，促进校企合作，帮助民族院校培养更加符合当地企业需要的人才，加快将人力资本转变为经济资本的进程，尽早实现个人脱贫与地区脱贫双丰收。管理者们还应当拓展毕业生在贫困地区的就业渠道，为在该地区自主创业的毕业生传递国内外最新的科技动态，提供更专业的技术指导以及更安全的资金保障，以降低他们自主创业的风险，提高自主创业的比例。贫困地区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比例越高，投身于自主创业的大学生就会越多，贫困地区的家庭实现贫困代际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越高，告别贫困代际传递的速度就会越快。

四、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探讨了民族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并据此提出了相关对策。为了更加全面而深入地研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这一主题，考虑到一些限制也是必要的。

第一，样本数据的局限性。由于限制，本研究只取得了9所本科民族院校（非民办）中的部分数据。同时，这9所民族院校关于2018-2020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项目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甚至即使是同一所民族院校在不同年份报告的项目也有不同（如只有2所院校报告了特困生的比例，5所院校报告了应届毕业生的收入;只有广西民族大学报告了2018-2020届毕业生的收入），因此本研究能够进行横向与纵向分析的内容比较有限。

第二，高等教育公平[29]、户籍迁移[30]、贫困阶层者的身体与心理的健康状况[10]等因素都能够影响贫困代际传递，其他研究者若能从更广阔的视角探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策略，可能会有更有意义的发现。其次，有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地区和某些年龄段中，妇女在贫困者中占比超过50%[2]，未来的研究者可以尝试分析家庭中的女性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

第三，在民族院校中，少数民族学生占据了较高的比例（表10）⑦。民族院校的培养目标之一便是培养德才兼备，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少数民族人才。若是对民族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某些方面的分析（如就业和创业等），或许能够在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扶贫政策、实现精准扶贫等方面有所突破。

最后，由于样本数据的局限性，本研究仅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其他研究者若能进行更多角度与更深层次的实证研究，可能会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研究提供更有解释力的结果与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本研究所依据的部分民族院校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未按本科毕业生与专科毕业生单独统计，而是二者的合计。由于部分民族院校专科毕业生人数在其总毕业生（本科与专科）人数中所占比例较小（如广西民族大学2018-2020届专科毕业生人数分别占总毕业生（本科与专科）的6.07%、5.85%、与6.88%;河北民族师范学院2019与2020届专科毕业生人数分别占总毕业生（本科与专科）的6.07%、5.85%），故此文中的部分数据为本科毕业生与专科毕业生的合计数。

②样本院校的报告中仅有广西民族大学报告了2020届毕业生（本科与专科的合计）的收入为4586元，高于当年全国农民工月均工资（4072元）。全国农民工月均工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8-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③广西民族大学毕业生在教育业的就业率为本科与专科毕业生的合计。

④广西民族大学毕业生的企业就业率为本科与专科毕业生的合计;青海民族大学未报告2020届毕业生的三资企业就业率。

⑤9所民族院校均未报告2020届毕业生就职于民营企业的月均收入。

⑥未能获得2020届全国本科毕业生的平均国内升学率;仅获得部分民族院校的2018-2019届毕业生的国内升学率。

⑦“-”表示该民族院校未报告相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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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6-04 责任编辑：王 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