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下的近代西康图书馆体系建设

2021-05-09刘小娟

民族学刊 2021年11期

[摘要]西康地区位于川藏之间，地势险要，是汉、藏、彝等多民族融合地区。民国时期，近代意义的图书馆在西康地区得以建立。刘文辉作为主政西康多年的“西南王”，以发展教育的眼光来加强图书馆建设，建立并完善了由省立图书馆、县级图书馆和各级民教馆中的阅览室（图书室）共同构成的西康公共图书馆体系，对西康地区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刘文辉与民国时期西康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实践关系的考察，既能丰富我们对刘文辉的研究，也能促进我们对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西康地区的社会教育情况和更全面地了解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整体发展状况。

[关键词]民国时期;西康地区;图书馆事业;刘文辉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1）11-0089-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末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整理与研究”（15ZDB12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小娟（1980-），

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图书馆学、近代史。四川成都 610064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滋养根基。图书馆是人类精神资源和文明成果重要的承载体，在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提供知识信息、传播先进文化、开展社会教育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责。图书馆建设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使公共图书馆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日益提升。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作为当地基本的公共文化设施，对促进当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国时期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迅速发展时期，近代意义的图书馆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1904年，湖南省立图书馆成立，这是我国第一所官办省级公共图书馆，此后近代公共图书馆蓬勃发展。到1921年初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达到356所，1928年达到642所，1936年达到2840所[1]。关于民国时期区域图书馆事业发展史的研究一直是图书馆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目前学界对区域图书馆史的研究区域主要包括湖南、上海、山东、黑龙江、天津、四川等地及西北地区，但专门对民族地区特别是连接西藏与内地、汉藏文化交流汇聚地的西康地区的图书馆事业进行研究的较少，仅有任家乐在《民国时期四川图书馆业概况》中有专门一节介绍西康省图书馆事业[2]。西康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在民国时期得以独立建省。西康作为民族地区中颇具代表性的地区，加强对西康地区图书馆事业的研究，既能深化对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的研究，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及社会发展状况。

一、建省前西康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整体概况

严文郁将1912-1937年定义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成长时期，这一时期各级各类图书馆迅速发展，其中省市图书馆的发展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注重学术性、研究性的功能，这一类以清末开始创建的为主;另一类是以教育性、通俗性为主要功能，它重视读者阅览、举办各项社会教育活动。这类省市图书馆“尤其以边疆及内地省份的图书馆居多，是当地主要的社教机构之一，担负当地社会教育的重要工作。”[3]民国时期西康地区建立的图书馆就属于此类。民国时期西康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从一开始建立就较少接受当地古代藏书楼的影响，而是受西方近代图书馆思想的影响，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的产物。

“西康”这一称呼最早是由清政府官员傅嵩炑提出。1911年，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烌在请求建立西康省的奏折中称：“查边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拟名曰‘西康省，建设方镇，以为川滇屏蔽，卫藏根基”[4]。虽然“西康”这一称呼最开始是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单位而出现，但它真正成为行政单位是1939年西康省的成立。1938年，国民政府撤销西康建省委员会，改组省政府，将原西康行政督察区和四川省所属第十七、十八行政督察区合并，设置西康省，实行川、康分治。1939年1月，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西康省下辖康、宁、雅三属，共计荥经、天全、芦山、宝兴、名山、洪雅等18个县，省会设在康定。1955年10月，西康省撤销，西康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历史结束。

西康地区是西藏与内地的中介，是藏、汉之间文化交汇与连接地带，是汉、藏、彝民族融合地区。因地处内陆边疆相对封闭、民族众多但民族通用语推广范围有限、宗教元素已深深融入藏族居民日常生活，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西康地区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呈现出起步较晚、发展缓慢的特点，图书馆社会教育功能在一定范围内得以充分发挥，对西康地区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西康独立建省前，雅安、汉源、天全、名山、宝兴、荥经、西昌、会理等10余县都归属四川管辖。四川地区公共图书馆的萌芽与全国其他图书馆业发达地区同步，1912年10月20日，四川省立图书馆建立，使四川成为全国较早开办图书馆的省份之一。1912年，四川第一个县级图书馆石柱县图书馆建立，从此由省立图书馆、县立图书馆、乡镇及民教馆阅览室构成的公共图书馆体系开始在四川地区建立。

雅安是西康地区最早建立近代图书馆的县，1922-1923年（民国11至12年），在雅安县文庙内设有县文庙图书馆，虽为时不长即停办，但标志着西康地区公共图书馆体系开始建立。此后，西昌县图书馆（1928年）、康定通俗图书馆（1929年）、西康康定图书馆（1930年）、巴安图书馆（1930年）、会理县图书馆（1931年）、汉源县图书馆（1933年）等县级图书馆相继成立。然而西康地區最早成立的雅安县图书馆，其成立时间也比四川第一个县级图书馆石柱县图书馆晚了10年，这反映了西康地区近代图书馆事业起步较晚的特点。

二、刘文辉对图书馆的认识

刘文辉作为民国时期西康地区的执政者，在西康省的成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对教育十分重视，以发展教育的眼光来加强图书馆建设，对西康地区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文辉对图书馆的认识，对西康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刘文辉主政西康期间，对发展教育高度重视，他对民教馆和图书馆的认识也是从发展教育的角度来看待的。刘文辉关于西康教育的思想在他撰写的《西康教育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有着较为完整的阐释。基于对西康社会性质的了解和边疆教育的研究，刘文辉提出跟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西康地区在社会环境、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实践关系等方面具有独特性，这使得西康地区的教育具有了特殊性，西康的教育要“因地制宜”。

一是教育要符合游牧社会流动性这一特点。西康社会是游牧社会，“流动”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因此教育也要“流动”，游牧民迁移到哪里教育就跟随到哪里。“教育的施行是在人民的休闲时间内，决不会妨碍他们的谋生机会”[5]。这一观念与近代图书馆建设中强调的“以读者为中心”的理念相一致。

二是教育要以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为主。生存是游牧社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也决定了西康的教育理论要注重“生活习惯教育”，即以养成生产技能的“生活教育”和适应风俗习惯的“伦理教育”。在“生活习惯教育”中，要遵循“民族协和”[5]的原则，即教育应讲求各民族均衡发展，应注意各民族的需要。西康境内有藏族、汉族、羌族、彝族等多个民族居住，西康的教育要根据不同民族的不同需要，传授不同的生产技能。这种以实用性为主的教育理念与民国时期图书馆为充分发挥社会教育功能、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吸引读者到馆阅读、在宣传推广中针对不同的阅读群体宣传内容有所不同的做法相吻合，如民国时期四川地区县级图书馆在宣传推广过程中，针对农民它主要宣传图书馆在种庄稼、养殖等方面的作用;对于教师则强调图书馆可以为其提供教学参考书籍;对于医生则将图书馆和治病救人联系起来。

三是教育要处理好与宗教的关系。“整个的康人都视佛教是他们的唯一教育，喇嘛寺是他们唯一的教育机关。”[5]西康的教育必须要正确认识教育与宗教的关系，要在尊重宗教自由的基础上，“匡正喇嘛寺的错误观念与不合理的行为”[5]。

在西康教育的实践中，刘文辉指出西康教育的总纲领是“由社会教育起，通过生产教育而达于义务教育、中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5]。强调以社会教育为中心，民众教育馆应成为社会教育的领导机关，应普遍设立。在他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图书馆和民众教育馆在西康地区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在社会教育中，首先要关注成人的教育，“使汉、康、倮三族的成人都能明白民族国家大势和民族协和团结的必要，并增进敌忾同仇之心，以提高国家观念。”[5]同时，在社会教育中要根据西康各地的实际情况在教育方式上有所不同。“康区与倮区，应以电化教育为重。宁雅两区，应以民众补习学校为主，兼施电化教育。”[5]社会教育的内容以生产教育为主，在生产教育过程中自然地加入识字教育、公民教育。

刘文辉作为西康的主政者，深知教育和文化在建设新西康中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西康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刘文辉入主西康后，先后主持创办了《边政》月刊、《戍声周报》《康导月刊》《新西康》等刊物。在1941年后，西康地区出现了创办专业刊物的高潮，《健康日报》《西康社政》《西康警察》《西康经济季刊》等刊物纷纷创办，使民国时期西康的文化界空前发展。[6]同时这些刊物也丰富了西康地区图书馆的藏书资源。

刘文辉重视发展西康地区的教育，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社会教育机构的民众教育馆和图书馆因此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刘文辉大力发展教育的背景下，西康省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图书馆建设的政令。刘文辉任西康省主席时，西康省教育厅组织实施了国民政府有关加强图书馆建设的各项法律法规。1941年，省教育厅发布公告，要求“省立民教馆及各省立师范中小学校，遵照教育部《普及全国图书教育暂行办法》切实施行”[7]。接着省教育厅又发布公告，要求“各县市政府、各级学校和社会机关及文化团体，遵照教育部颁布的《各级学校及各机关团体附设图书馆（室）供应民众阅览办法》切实施行”[8]。1942年，省教育厅发布公告，要求“各县政府遵照教育部《县（市）立图书馆设置巡回文库办法》切实施行，同时将遵办情况具报备核”[9]。这些政令的颁发对西康省图书馆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刘文辉从教育的角度来认识图书馆建设，是基于他对西康社会现实状况的深刻了解。他认为西康图书馆的作用重在根据当地需要为当地服务，在于通过为当地人民生产生活服务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融入民族国家、公民意识等现代观念，而不在于主动对当地进行教化，改变其生活习惯。同样从教育角度来认识图书馆的实业家卢作孚，与刘文辉的观点正好相反，卢作孚认为图书馆是建立“新的集体生活”的组成部分，是实施公共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塑造良好社会风尚的地方，更多地强调图书馆的公共教育功能和移风易俗作用。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刘文辉关于教育的认识和实践是服务于他治理西康的整体需要，教育是他推行三化政策的重要方式，发展边疆教育是他建设“新西康”的六大任务之一。他曾在《建设新西康十讲》中提到：“若是把康、倮各族同胞教育成为现代化之国民，教育成为富有国家意识之国民，人人聪慧忠勇，人人爱省爱国，则我西南国防，千年万载，固若金汤”[10]。图书馆作为教育文化机构是刘文辉实施其“新西康”建设的重要场所，在它的建设过程中更多地体现了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三、刘文辉加强西康地区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

刘文辉以社会教育为中心的观念，使社会教育在西康迅速开展起来，西康地区图书馆事业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刘文辉重视民教馆、图书馆等基础文化教育设施建设，在他成为西康省主席后，一方面加强了原有的西昌县图书馆、会理县图书馆等县级图书馆的建设;另一方面增设了省级公共图书馆，先后成立了省立雅安图书馆和省立康定文辉图书馆2所省级图书馆。同时，还加强了各级民众教育馆中的图书室（阅览室）建设，最终由省立图书馆、县级图书馆、各级民教馆中的阅览室（图书室）共同构成的公共图书馆体系在西康得以建立和逐步完善。公共图书馆在政府支持下不断充实图书设备，古今中外的圖书都予以收藏。办理书报借阅和组织巡回文库，开展培训、扫盲等教育活动，不仅普及科学知识、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还促进了西康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建设西康省立图书馆

西康省成立后，为发挥省立图书馆在图书馆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刘文辉决定在其常年办公地雅安建立省立图书馆。1922-1923年（民国11至12年），在雅安县文庙内，曾设有县文庙图书馆，这是雅安最早的图书馆，但它存在的时间不长。1941年，刘文辉从补发西康省民国三十一年新兴事业费四百万元内抽拨出一百万，建立省立雅安图书馆，筹建工作由西康省教育厅厅长韩孟钧亲自主持。省立雅安图书馆馆址在雅安城区田所街，馆舍由禹王宫改建而成。

1943年，雅安省立图书馆馆舍落成，“占地面积约2800平方米，其中房屋面积约650平方米，‘丁字形一楼一底砖木结构。该馆前面横排楼下为阅览室，楼上为办公室寝室，后面竖立楼房为书库。馆内设有两个阅览室，可同时容纳读者近百人。[11]27”1944年2月，雅安省立图书馆开馆，此时正值刘文辉五十寿辰，其属下以庆贺为由，将图书馆改名为“文辉图书馆”。

省立雅安图书馆的创办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法币14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40万元;雅安地方各界为刘文辉祝寿筹款;刘文辉捐赠法币5万元。该馆的经常性费用则由省教育厅拨给”[11]27。1949年，因经费拮据，无法维持而并入省立民众教育馆。

该馆藏书五万多册，比较重要的有精装《大英百科全书》（英文版）一部40册，精装《各国史》（英文版）一部26册，至今保存于雅安市图书馆内;还有中华书局影印本《四部备要》《四部丛刊》《鲁迅全集》等，图书分类编目比较简单，线装书按四库全书分类法，普通图书使用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共编制书本式目录两本，即线装书（古书）一本，普通书（今书）一本[12]163。

该馆初期有职工11人，后减至5人，分总务、编导、阅览3个部（股），各有部主任（股长）1人。首任馆长吴天墀（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继任为欧阳枢北（任雅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末任为李东川（四川大学毕业，雅安市第五小学教师）[12]163。

除省立雅安图书馆外，西康还曾建有省立康定文辉图书馆。1943年，刘文辉诞辰，西康各界人士为表达崇敬之意，特筹款献建省立康定文辉图书馆一所于省府左侧，西式建筑，馆舍宏伟，1944年，刘文辉亲自主持开馆仪式[13]617。开馆之日，藏书约为8000多册，大部分为省府图书室存书扩充，刘文辉也曾将历年藏书全部捐赠该馆。该馆后因无中心计划、缩减机构而并入省民教馆兼办。

（二）推动县级图书馆建设

西康建省前有2所由中央特许设立的县级图书馆，即中央特许西康康定图书馆和中央特许巴安图书馆，此外还有康定通俗图书馆、西昌县立图书馆、西昌县锅盖梁图书馆等少数县级图书馆。中央特许西康康定图书馆于1930年由戴传贤等在南京计划设立，并由中央大学、中山大学考试院每月各助大洋二百元，以作经常性费用，但经常性费用一直没有拨发。“副主任何德润募集藏洋三百元，于邱家锅庄建屋三间为馆址，先后收到中央各部、院刊物千余册，商务印书馆捐赠之国学书籍数十册，卒以经费毫无，实不能支持僵局，其书被西康师范学校借去，馆务停顿。[2]64”中央特许巴安图书馆跟中央特许西康康定图书馆同时成立，“其负责者系当时中央任命西康事务特派员格桑泽仁，经常费亦由主管机构按时拨送之。自藏军犯巴安后书籍亦失泰半，馆务停办。”[2]64

西康建省后，加强了对县级图书馆的建设。1938年，刘文辉捐银一万元给西昌县立图书馆，购置图书、充实设备、扩大规模，1939年西昌县立图书馆拥有图书约两万多册，实为全省最大规模者。[13]617西昌县立图书馆的设立也与刘文辉有密切关系。1928年，时任24军（刘文辉任军长）代表的胡子昂主持了寧属行政会议，讨论开办宁远通俗图书馆案，决议由军政机关法团首长各捐一月薪俸作初期购置图书馆之用，“宁远通俗图书馆”就此成立，它就是西昌县立图书馆的前身。1938年，因刘文辉对西昌县立图书馆的慷慨捐赠，图书馆更名为“文辉图书馆”[14]。

（三）加强民教馆的阅览室建设

刘文辉重视民教馆建设，在他民教馆应成为西康社会教育领导机关思想的指导下，西康的民教馆迅速发展起来。西康现代教育基础薄弱，加上教育经费缺乏，没有条件设立足够多的独立建制的图书馆，图书馆的大部分功能都由民教馆中的图书馆、阅览室来实现。

西康的民众教育馆内一般都设有阅览室，民众在阅览室自由阅览书籍，也可将图书报刊借出馆。1937年康定民众教育馆成立，经常办理书报借阅，并办理图书巡回阅览37次，工作卓有成效。“据统计1939年西康有省立阅报处15所，县立阅报处79处。”[15]民教馆书籍杂志多是向外订购，如西康省康定民众教育馆民国三十七年预购全国各种图书杂志十八种以充实藏书，其中有时事类、学术类、经济类、科学类、文艺类、医药类等大量图书供群众阅读。为规范阅览室建设，确保馆内资源的有效利用，康定民众教育馆还制定了“图书借阅暂行规则”“书报阅览规则”“省立康定民众教育馆巡回书车借阅图书办法”等专门的借阅图书规则，如康定民众教育馆规定“凡在馆阅读书报的群众，须在登记簿填写书报名方可阅读;阅读者不得图画、污损，若有违规照价赔偿;切勿在阅览室高声喧哗，行动妨害公众;凡馆外借阅者，每人每次不超过二册，填写借书单，再交纳押金保证，期限一般两星期可续借。”[11]19

1937年成立的省立富林民众教育馆，其主要活动包括设置图书室及书报阅览室。1939年成立的省立雅安民教馆，分设报刊阅览室、抗战宣传图画室、书籍阅览室等向民众开放。省立雅安民教馆建馆至民国三十七年只有图书1000册，设备价值千万余元。西昌省立民教馆1940年至1941年书报阅览室人数每日保持一百人以上[11]19。

四、余论：促进当地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是近代西康地区公共图书馆建设与生俱来的使命和责任

近代西康地区图书馆作为文化教育机构是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场所和载体，对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西康地区的社会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

西康地区位于川藏之间，涉及四川、西藏、青海等省的众多地区，其地势险要，扼川、藏两条大道之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它又是藏、汉、彝等多民族交汇之地，民族和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使西康地区的治理更为复杂。西康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从其建立开始就被赋予了沟通汉藏文化、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使命。

刘绍禹在介绍1930年成立的中央特许西康康定图书馆和中央特许巴安图书馆时曾说：“康藏人民，文化幼稚，只知有我而不知有彼，英人窃破我康之弱点乘隙而入，计图离间，意欲囫囵我康藏，而觊觎内地，以促成中国领土之分裂。中央有鉴于此，于民国十九年在南京计划设立”[16]。同时，图书馆将图书、报刊、图片宣传等作为促进民族文化传播、沟通的桥梁，在保存地方文化、启迪民智、促进各民族团结抗日等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刘文辉主政西康期间，始终重视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客观上促进了西康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一方面壮大了图书馆的建设队伍，使藏族精英开始重视并加入图书馆建设的行列，如对康藏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藏族精英格桑泽仁，他作为当时中央任命西康事务的特派员，负责将主管机构拨付给中央特许西康康定图书馆和巴安图书馆的经费进行分配。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件爆发后，格桑泽仁对巴安图书馆的书籍进行了整理，书籍约有二十余箱，并将馆址搬迁到博爱区曾宅，委托李楷等人负责办理巴安图书馆业务，使巴安图书馆得以继续存在;另一方面丰富了图书馆的馆藏，使一些进步书籍和报刊得以在西康地区传播，民众通过在图书馆阅读得以接触到新的思想，对培养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唤醒民众抗战救国意识起到了促进作用，如进步作家周文就是在西康工作期间，“在康定图书馆看书发现并阅读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书籍，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17]从此走上了写作之路。

民国时期西康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康地区文化教育机构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康地区的民众教育馆、图书馆相继被改造成为新社会的文化馆和图书馆，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康地区公共图书馆的基础，如1953年建立的雅安市图书馆，其前身即为西康省图书馆，1956年撤省建市后更名为雅安市图书馆。[18]现在的西昌市文化馆，其前身为1936年建立的西昌县立民众教育馆，西昌县立民众教育馆于1939年改建为西康省立西昌民众教育馆。1950年，西昌解放，西康省立民众教育馆与省立西昌图书馆合并，改称为西康省西昌民众教育馆。1953年改称西康省西昌文化馆，1954年改称西昌县文化馆，[19]如1943年修建的康定文辉图书馆的藏书在1950年康定建立人民文化馆时全部移交给文化馆，共计2万多册。1959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图书馆成立，文辉图书馆的部分图书被其接收。[20]

西康地区聚居着藏族、彝族、汉族等多个民族，且宗教因素已融入藏族人的日常生活，民族宗教因素的深度介入使西康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了特殊性。但目前学界对西康地区图书馆事业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近代意义的图书馆，而对于当地藏族群众接受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所——喇嘛寺的图书馆事业状况缺乏了解和研究，而这是西康地区图书馆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

加强对近代西康图书馆体系建设特别是对喇嘛寺的图书馆事业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地藏族的文化，更全面地认识图书馆这一载体在促进西康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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