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端

摘要：王小波的《唐人故事》和《青铜时代》均改写自《太平广记》。这不仅得益于他童年的阅读经验，也因为唐传奇中人物个性的舒展、蕴藉的豪侠精神与他相契合。他反复重写这些题材，将其故事和人物化为己用，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小说原本的主题。在《唐人故事》中，他首先将唐传奇俗化为爱情故事，及双方拉锯的智力游戏，最后抽象为精神的爱与死亡。《青铜时代》的主题更复杂，王小波反过来用爱情中的符号隐喻当代生活，也把唐传奇中的古典英雄、侠客置换成了现代知识分子形象，赋予它更深层的思想性。

关键词：王小波;《青铜时代》;《唐人故事》;唐传奇

在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像王小波那样偏爱并一再地改写唐传奇。①他的唐传奇题材写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唐人故事》是王小波的第一部小說集，出版于1989年，也是他最早有意识写作的系列短篇小说，收录《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红线盗盒》《红拂夜奔》《夜行记》《舅舅情人》五个故事。《青铜时代》收录三个长篇，其中《寻找无双》是王小波的第一个长篇，写作于1993年，之后他没有再寻找新的唐传奇题材，而是对《唐人故事》里的两篇小说进行了改写，形成了新的《红拂夜奔》和《万寿寺》。前者写于1993年，后者写于1996年，第二年王小波就因心脏病突发离世。②

唐传奇题材写作在时间上几乎贯穿了王小波的整个创作历程，而且在其写作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转折性作用。其次在体量上也占了相当大的分量。时代三部曲的编制给人以一样规模的错觉，实际上前两部加一起还比不上《青铜时代》的厚度。《黑铁时代》中《唐人故事》也占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以往的研究往往将两者拆分来看，用有趣、狂欢、元小说等概念统而言之。本文试图整体性地分析王小波的唐传奇题材写作，探索这种对文学经典的一再重写，在他叙事风格和思想成熟中的作用，进而探察古代小说母题在当代文学中的潜能。

一  《太平广记》中的豪侠

王小波注意到唐传奇，首先得归功于童年的阅读经验，翻找父亲的藏书。他真正开始唐传奇题材创作是在匹兹堡大学留学期间，并得到许倬云的指点：“他对于传统文学中的传奇，相当熟悉，我只是帮他理清从南北朝志怪小说、唐代佛教故事，到宋明街坊民间说唱脚本及三言二拍——这一系列的长期演变。”③

王小波选用的唐传奇题材均来源于《太平广记》，除了《无双传》《绿翘》，其余都见于豪侠，非常集中。侠以武犯禁，天然带有一定的反抗性，唐代的豪侠，又自有一种豪气疏朗的风格。和《史记》中的侠不同，唐代的豪侠不是为了某种高远的理想，更像是些具有异能的奇人做仗义之事，反映的大多是世俗生活中的恩仇。《太平广记》豪侠共25篇，如果我们把侠客的行为、叙述结构，和人物的最终去向（道德取向）结合起来看，便可以更清楚地看见豪侠故事的类型化特质。

第一类是出于直接的仗义，帮助他人，打抱不平。《胡证》帮助被欺凌的弱者，《侯彝》出于义气藏匿要犯，《宣慈寺门子》教训骄横的官宦子弟。两篇是成全有情人，《昆仑奴》中磨勒帮主人崔生偷出一品的家妓红绡，一品原谅了崔生和红绡，却要杀磨勒除害，磨勒逃走;《荆十三娘》中荆十三娘帮三十九郎与相好的妓女团聚，杀了强迫她另嫁他人的父母。两篇涉及杀机与反杀，《冯燕》杀了对丈夫有杀意的情人，《义侠》杀了忘恩负义的县令。故事有两个转折，一个是县令从报恩到派剑客杀人，一个是剑客从被命令杀人到反杀县令。“放了贼的官”被“成为官的贼”杀，最后由剑客主持公义。和《侯彝》相较，隐有几分讽刺色彩。

第二类豪侠则与政治相关。即便卷入政治力量，他们也没有《史记》中刺客们的悲情，如荆轲刺秦王、豫让刺襄子，事不成便慷慨赴死，而是突出侠客的自我意识，让他们在政治上起到关键的作用。以《聂隐娘》和《李龟寿》为典型，故事也以转折性为叙事基础：魏博主帅派聂隐娘杀刘昌裔，聂隐娘反而选择帮助刘昌裔化解几次刺杀;忌恨宰相白敏中的人收买李龟寿行刺，李龟寿却感动于白敏中的德行留下来侍奉他。与《义侠》相比，他们都没有去杀旧主，不是非此即彼的道德选择，更像是择良木而栖。《红线》和《虬髯客》则体现了一种不杀和不争的智慧：红线帮助薛嵩对付田承嗣，她没有像传统刺客一样杀掉田承嗣，而是巧妙地通过盗盒化解干戈（反过来看也是失窃的故事）;虬髯客见到李世民，没有用武力拔除对方，而是直接放弃了争天下。李靖和红拂弃杨素另投新主也非常顺理成章。这类故事中，豪侠的高超技艺不是为了杀戮，也不是为一方效力除去另一方，而是为了寻找到认同的明主、明君，维持一种政治平衡。

第三类是对技艺的展示，也是豪侠小说区别于古代游侠的一大特色。其中或也包含仗义的元素，但技艺占绝对主导。《京西店老人》和《兰陵老人》显现老人高超的技艺，都出自《酉阳杂俎》。《许寂》偶遇懂奇异剑术的夫妇和僧人，许寂说“少尚玄学，不愿为此”，反映了一些读书人对江湖人士的态度。《卢生》中卢生迫使唐山人传他炼银术，又说幸好唐山人的技艺不佳，他师从仙人，得飞行之术，要去除妄传炼金炼银术的人。这里一方面卢生有骗技的嫌疑，另一方面也凸显出技艺的高低正邪，刺客、仙家比术士令人畏惧。唐传奇中飞行、轻盈之术很得艳羡。借用柔软之物也是一个特色，《嘉兴绳技》中囚犯用绳子飞走，《车中女子》中，女子用绢带帮助被冤屈的举人飞走，两篇故事结构类似，都出自《原化记》。另外有意思的是失窃（偷盗），《田膨郎》中小仆抓住了偷皇帝白玉枕的田膨郎，告辞离开，《潘将军》中女子偷了潘将军的玉念珠，被王超识破后送还，第二天人去室空，两篇故事结构类似。还有《丁秀才》使用技法从别人家偷取食物进行酒宴，这在民间传说中较为常见。《僧侠》中大盗隐匿为僧人，邀请韦生到自己的寺庙，当他发现韦生有使用弹丸的技能，便请韦生杀掉自己技艺高超的儿子。一方面大盗痛改前非，似乎想归服社会伦理道德，甚至大义灭亲，但是韦生失败了，他的儿子只能继续为盗贼。另一方面故事展现了一种技艺至上的伦理，大盗和韦生在路途中的较量、韦生与大盗儿子的较量，都富有一种以技艺见人、以技艺对话的乐趣。

剩下4篇归入其他类。《崔慎思》和《贾人妻》写女子复仇后杀掉自己的孩子远走高飞，显然是同一本事。复仇本身是模糊的，更多是从伦理上强调女主人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决断、狠心。《李亭》和《彭闼高瓒》仅说明有些近似豪侠的习气。

以上来看，唐传奇中的人物有几个显著的特征。首先是强烈的主动性，人物对自己做的事情是肯定的，没有反复的犹豫或心理描写，更强调动作、行为。其次，人物的个性、个人性极强，不那么在乎家族伦理、社会礼法，也不是盲目的报主恩，往往具有破坏力，因此显得生命力旺盛，卓尔不群。值得注意，由于侠的特征超越了性别束缚，唐传奇中的女性非常主动、独立，和传统文学中的“闺秀”截然不同，这正是王小波所赞赏喜爱的。最后，这些豪侠的结局，几乎都是隐于江湖，或下落不明。这为改编者重塑他们的身份提供了空间，也提供了一条将高人世俗化的道路。

在对豪侠故事进行主题概括后，我们也对王小波的写作蓝本有个基本的印象，从而更好地看到这些故事和主题，是如何在后来被利用和改编的。

二  《唐人故事》与主题的俗化

《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改编自《昆仑奴》，属于第一类仗义故事。小说分为两条线，一条是唐传奇里佳人与王二的故事，一条是现代的小胡和“我”的故事。小说反复提及古今无不同、古今一般同，将过去的王二与现在的“我”联系起来，但又稍有不同。因为过去的王二有昆仑奴送佳人到家里来，现在的“我”却很难找到佳人。最后他与小胡结合，彼此都有放弃理想的对象、接受身边人的意味。

原作中昆仑奴先把主人背进院墙和女子相会，王小波改编成昆仑奴用大包袱装出女子，而且不允许女子从包袱里露出头来看外面。它可能借鉴了《荆十三娘》中的以囊盛妓。女子既渴望自由，又有从一个空间腾挪到另一个空间的幽闭性、被动性，和作为礼物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它舍弃了一品家宅院作为故事的主要发生场景，把故事的空间转移到王二的家。故事的现代部分，也相应地展现了“我”的居住空间——立新街甲一号，小胡和“我”情感的隐线，都是围绕这幢房子展开的，如这幢房子在见证历史后的破败、谁想要搬出去再结婚、旧楼与新楼、小胡和我假结婚来换新房子等事件。王小波把立新街甲一号加入标题，乍看起来“立新街甲一号”和“昆仑奴”是完全不对等的，甚至不如“王二与昆仑奴”顺口，但是从成全有情人的功能上来看，两者相应。王小波形容立新街甲一号的窘迫，正如开黑人与国际贸易的玩笑。立新街甲一号和王小波儿时住过的铁狮子胡同一号有相似之处，且“都是历史上曾经的辉煌之地，现在却都破败下来，成为某种神秘历史的见证。”④《万寿寺》也写道“我长大的院子叫作立新街甲一号”，作为一条过往记忆的线索。立新街甲一号既是主人公“我”的居住空间，也是王小波自身空间的代指。

故事时间也发生了变化。《昆仑奴》写唐大历中，已是安史之乱过后的中唐，王小波却说“那时候正是唐初盛世，长安城里有四方人物。”可见他为了营造一种青春而充满活力的气氛，将背景移至了故事本身最适合的节点，对应小说中的爱情正处于一切刚刚明朗的状态。

《红线盗盒》改编自《红线》，《红拂夜奔》改编自《虬髯客》，都属于第二类政治故事。王小波却除去政治，对它们进行了爱情化的改编。标题都从单纯人名变成了关乎女性的关键性事件，人们耳熟能详的典故。例如红线和薛嵩告别后离开，不知所踪，但她和薛嵩的分别是十分动情的，可以与聂隐娘在刘昌裔死后前去哭祭相较，且在恩义之外，又多了几分缠绵，薛嵩在送别诗中还把红线比作洛妃。金庸特别赞许：“这段文字既豪迈而又缠绵，有英雄之气，儿女之意，明灭隐约，余韵不尽，是武侠小说的上乘片段。”⑤然而在改写后，由于红线在侍妾、婢女之外的隐藏身份从侠女变成苗女，小说也就转化成山野女人和沦落失意的京城官员的爱情故事。红线欣赏薛嵩的美色，王小波又故意偏字薛嵩给虢国夫人做面首，表明薛嵩确实仪表堂堂。红线为了得到薛嵩，请求父亲不要带苗丁把薛嵩打出凤凰寨，甘愿做侍妾，并替薛嵩解决了田承嗣的挑衅。结局则是红线不愿意当正妻受束缚回到山上，与她起初费大力气陪伴薛嵩相比较为轻率。和原作相比，人物的魅力大大减弱。

《红拂夜奔》问题更为严重。《虬髯客》的故事推动讲的是识人，所谓慧眼识英雄。杨素家妓红拂认为李靖值得托付，便与李靖私奔;虬髯客认为李世民是真英主，便放弃夺取天下，并把家产给了李靖，让他帮助李世民。红拂识李靖，就是虬髯客识李世民的引子，而且虬髯客在识人上还是相当谨慎的，先听李靖描述，然后自己看，又让道士看，最后又用虬髯客成了扶余国国王，印证虬髯客确实有夺取一方土地的能力和野心。注定拥有天下的是本朝皇帝，难免有政治神话和献媚的嫌疑，但是就叙述技巧而言，是相当完整且逻辑严密的。那么《紅拂夜奔》的根基在哪里呢？原本作为故事重点的虬髯客完全被弱化，李靖和虬髯客的比武像是一场胡闹，红拂与李靖的感情也写得十分随意，再加上李二娘，都有种过于仓促的俗滥之感，既不典雅，也不够色情。窃以为在《唐人故事》中，《红拂夜奔》是文学性最低的一篇。

《夜行记》改编自《僧侠》，是第三类技艺故事。王小波完全放弃了和僧人儿子较量的场面，止于书生和和尚在路途中的口舌较量。原作中韦生五次打中僧人，僧人从脑后搦下五个弹丸的场面，也变成僧人巧妙躲过，最后竟引向结论，抢劫是不好的。这是五篇中唯一不写爱情的。书生和和尚斗嘴有点像李靖和虬髯客最后比武，但写得巧妙一些。故事立意不深，但机智有趣。

《舅舅情人》改编自《潘将军》，标题以舅舅和情人两种称谓并置，既可以理解为女性视角的她叫王安舅舅情人，也可以理解为男性视角的作为舅舅情人。《潘将军》也属于技艺故事，王超虽然和女子互称舅甥，明确写到王超年且八十，显然与情爱无关。《舅舅情人》王超中改名王安，变成一个中年男子的形象，又写到“那时候女孩管成年男子都叫舅舅”。这种甥舅称谓也延续在《似水流年》的线条与李先生上，富有挑逗意味。如外甥是男性，只实指亲属关系。王小波把舅舅这个原本不具备男女意味的称谓感情化了，带有一种特殊的伦理效果。他们本身作为捕盗公差（警察）和盗贼（犯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潘将军》利用失窃事件，将具有对立身份的两人连结起来，虽然用了一年多时间往来亲近，王超试探女子时，女子爽快地承认了。但是《舅舅情人》中偷盗事实的确认需以爱情为连结，充满浪漫色彩。“真正困难的是叫她承认自己是贼，而且要她交出赃物。”“女孩说，她爱王安，如果得不到王安的爱，她一辈子也不会把手串交出来，哪怕王安的老婆死在狱中，哪怕王安因此被处宫刑，也得不到她的同情。王安也准备爱她，可是不知怎么爱才好。”

警察和犯人的设定，最适合切入难以理解的人和事，因为警察追逐犯人的过程，即是从第三者角度和读者一起了解另一个人的过程，这也是罪案、侦探故事吸引读者进入的方法。《潘将军》在唐传奇中少有地使用了这一结构，但王超也不是案件的直接负责者，而是因为认识失主，间接得知此事。《舅舅情人》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强化，丢失手串的从潘将军变成《田膨郎》中丢失白玉枕的皇帝，公差抓不到盗贼被罚，王安非捉到小青不可。在现代小说中，这种设定也最适合把一个人的身份代入另一个人，因为警察越了解犯人，越有被犯人同化的危险。尤其涉及到爱情时，警察与犯人的捉与逃，就变得成了相互博弈的爱情游戏，如《似水柔情》，由于小青的不可捉摸，事实上权力已经反转了，小青掌握着完全的主动，这个主动又代表着性灵上的要求，即王安必须真正地爱上她。这种要求只有在小青拥有自己的主体性的基础上才能办到，我们不能指望已经和薛嵩生活数年的红线说：老爷，您得理解我们苗人的精神。

《潘将军》没有给女子取名，《舅舅情人》叫她小青，初见面时就穿着绿衫，又从绿色的山林中来，让人想到王小波的早期作品《绿毛水怪》。考察前几篇小说中女性的身份，无论是被昆仑奴背来的佳人，还是红线、红拂，她们都是为人姬妾，而小青从山里来，没有交代她的亲族，也不是什么寨主的女儿，且她的隐藏身份是盗贼而非侠女，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负担。王小波把王超到她家、见到她母亲的情节也完全删除了。她像是山间的精灵在城市漫游，她是完全的自由、完全的自我。其次，比起笨拙的比武，唐传奇更推崇侠客的轻盈灵巧，女子从寺塔取下玉念珠时“语讫而走，疾若飞鸟”。王小波利用这一印象，并将之与山间的精灵的形象结合。她比红字打头的红线、红拂更轻盈、灵巧，更不加修饰，更有童话色彩。如果说红线、红拂都是成熟女人，小青则是少女，展现了少女的爱情和情欲。

王小波创造了一个特殊的意象，叫“绿色的爱”。如果说《似水柔情》中阿兰的主体性是同性恋，小史一开始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犯罪，后来他自己也在这种罪之中;那么《舅舅情人》中小青的主体性便是“绿色的爱”，她用这种爱爱王安，直到最后“他对她充满了绿色的爱”，小青才把手串还给了皇帝。

绿色的爱既与自由、轻盈有关，又产生于死亡之恐惧。联系《少女与死》给王小波的震撼，不难发现意象的相通。绿色的爱即死亡与少女的结合。是一种生命力过于勃发以致凝滞，又从中照见死亡的结局，陷入寂寞与青春的爱的渴求。绿色的爱是纯然的，精神性的，这也是他在描写爱情上有别于其他篇章的地方，文中类似SM的情境，则是一种骨制的手串丢失后，次要的、替代性的心理满足。或许在中文情境中“玉”做的念珠一样能起到一种精神的代替，王小波却改为骨制的手串。这正是少女在山谷中看到的景象，精神的自由与少女的死亡在此获得表意的同构性。

《舅舅情人》文字流畅、优雅，故事有趣，充满意象性，胜过前几篇。总体而言，五篇小说采纳了原作的核心情节，如昆仑奴背着主人或佳人穿过重重院墙、红线通过盗盒替薛嵩解决了危机、红拂离开杨素与李靖私奔、王某找到了偷盗的女子、书生路遇僧人身份的大盗，但是原本的主题却都改变了。王小波舍去原作中侠义的一面，改变成爱情和机智。即便情节还有原来的痕迹，人物的本质已经改变了。小胡和我、红线和薛嵩、红拂和李靖、小青和王安，不仅女性性格类似，男女之间的关系也类似，几乎是同一组人物的不同变体。

从侠义变成爱情、从侠客变成小儿女，是王小波在主题上对唐传奇的俗化。主题世俗并不代表作品一定不好，最大的问题是文字上的粗糙，许倬云也批评他精炼不够，缺乏国学功底。文字粗糙，加上故事粗俗、色情，使得《唐人故事》尽管非常大胆、想象力丰富，在某些方面具有实验性和现代性，但其文学价值可疑。这也是作家早期小说难免有的缺憾。

三  《青铜时代》与主题的雅化

大致在完成后来编入《黄金时代》（小说集）的作品后，王小波又重新开始唐传奇题材写作。《无双传》讲述王仙客与表妹无双原本有婚约，舅舅因接受乱臣任命被朝廷处死，无双也没入掖庭，仗义的押衙古洪帮他将无双带出。如果故事到此结束，类同于昆仑奴偷出深宅里的家妓。故事最惊人的部分，是为了彻底保守秘密，古洪杀了十多人，最后也自杀。十多人的性命，和成全两人的爱情，究竟孰轻孰重。故事在道德上可争论，但展现的爱情的力量也在于此。

《寻找无双》却一反《唐人故事》的路数，对这样一个爱情故事没有大写爱情，而是把主题落在“寻找”上。他整个长篇写王仙客如何打聽无双的下落，其实原文里王仙客一回到长安就遇到老仆人，仆人便把无双的下落告诉他了。《无双传》的重点在如何从掖庭带出无双，《寻找无双》的重点则是如何得知无双去了掖庭。巧妙的是无双这个名字具有多重含义，首先她是一个名叫无双的具体的人，其次可以引申为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佳人，继续了寻找意中人的主题。爱情成为一种隐喻，无双既是实指又是虚指，他要寻找的既是意中人，又是某种真理、某种不可替代之物。王仙客来到长安，他记得无双，但是人们已经失去记忆。他必须对抗庸众，来确证无双的存在。与其说他在寻找无双本人，毋宁说他在探问真相。有意思的是小说没有像《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一样用唐初泛指时间，而是清楚地重复道，“建元年间，王仙客到长安城里找无双”，可是唐代并没有建元年，不知是疏忽还是有意为之。

王小波在序中引用奥维德“吾诗已成”，可见他对作品的自信。完成《寻找无双》后，他便开始改写《红拂夜奔》。第一版存在很多问题，我想王小波本人也不一定满意。《寻找无双》开了个好头，《红拂夜奔》便继续用启蒙的视角进行改写。

红拂夜奔是一次逃跑。《虬髯客》中杨素原本在长安，他们逃跑后见风声平静，回到太原，王小波舍去这些情节，以洛阳为主体空间。第一个版本已表达出逃出洛阳的主题，高于李靖和红拂的爱情，但是文字的冗余太多，以致混杂不清。第二版开头对洛阳城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城的意象更明确。再加入洛阳和长安的对照，形成了逃离旧城与再造新城两个阶段、两个空间、两个代表权力架构的都城的鲜明对比。此外，第一版李靖是一个无赖，第二版李靖却变成知识分子、科学家，钻研费尔马定理。费尔马定理也是真理的一个代指，形成了对知识分子命运的隐喻。此版也着力写了原作中没有的部分，即红拂、李靖帮助李世民成功后。虽然序言指出其主题是有趣，却更像是个障眼法。它讨论的仍旧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如果说《寻找无双》是“寻找”而找不到，《红拂夜奔》便是“逃离”而逃不出。

《青铜时代》倒着编排，《万寿寺》最后完成却是第一篇。它是对《红线盗盒》的改写，和立新街甲一号的手法类似，借用现实的地名串联古今。万寿寺建于唐朝，现在见到的是清朝重建，文中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借住于此，现实中万寿寺确实也有研究机构⑥。小说采用现实和虚构两重线索，现实中“我”在万寿寺写小说，遇到白衣女人，红线薛嵩在虚构里相遇。“我”记起和白衣女人结婚，与“我”和小胡的情形很像。“我”与薛嵩的关系，也好比“我”与王二，现在的“我”与古代的“我”相互交错，感情生活也相互对照。以古今结构来看，《万寿寺》就是复杂版本的“立新街”。另一方面，“我”和妻子小胡的叙述者身份，在《唐人故事》前三篇已明确，偶尔穿插着稍微让他们露个面。《万寿寺》加强了“我”的叙述者特性，妻子白衣女人作为“我”的第一阅读者的角色也更明晰。由此古今结构转变成现实与虚构。

小说延续寻找意中人的主题，写了薛嵩与红线的相识。原作中红线是薛嵩的婢女，会弹乐器，又通经史，自然受到薛嵩看重。《红线盗盒》中红线是苗女，因为爱慕薛嵩来到他身边。《万寿寺》为他们相遇的过程想象了多种可能，一个微妙的共同点是，她成为薛嵩抢来的妻，不再是婢妾。如果说《红线盗盒》里的爱情还限于原作的结构，《万寿寺》则将之打破，舍弃了妻妾身份的纠缠，毕竟这也不符合红线的性格。因此红线离开薛嵩的理由不再成立，动人的告别被放弃了，没露面的正室也被删去。田承嗣以及盗盒的关键情节也被彻底弱化，故事仅聚焦于薛嵩以及红线本身的感情，围绕他们，才衍生出老妓女、小妓女、雇佣兵、刺客等人物。

由于“万寿寺”这一意象的进入，小说的空间表达发生了变化。《红线盗盒》故意编造薛嵩获得节度使的来历，把他塑造成一个被欺骗、从长安沦落边陲的失意人物，远的长安和近的凤凰寨形成鲜明对比，最后薛嵩在长安的妻子去世，红线也回到山上苗人家。但在《万寿寺》中长安和北京作为古今的都城相对应，薛嵩或许在凤凰寨想念长安，对现代的“我”来说，长安就代表着薛嵩的故事，一个“诗意的世界”。这和对薛嵩和红线爱情的理想化改写是一致的，但又显得仅仅写凤凰寨似乎不够。于是又把薛嵩拉回到长安，在薛嵩和红线凤凰寨的故事之后，以薛嵩与塔里的姑娘在长安的故事作结，这既可能发生在薛嵩到凤凰寨前，也可能是薛嵩从凤凰寨回到长安后，总之，长安变得十分重要，要么是开始，要么是结束，在长安也同样发生了爱情，就像凤凰寨里一样。尽管王小波写薛嵩离开长安、塔里的姑娘离开塔，实现了李靖和红拂逃离“城”的愿望，也是对“学院”的逃离。但是他没有武断地将京城与山野对立，长安在这里象征的情感，和《寻找无双》《红拂夜奔》（第二版）中的长安截然不同，又回到了《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的架构，作为现在的“我”想象古代的入口，只是时间已经是晚唐了。

王小波彻底舍去原题，不是“万寿寺与红线”，而是直截了当的“万寿寺”，把焦点转移到“我”身上。这改变了《红线盗盒》中以唐传奇为中心的情节发展，为元叙述结构提供便利。还有一个失忆的侦探式结构，来源自《暗店街》。用失忆推动叙事，制造可能，也制造混乱，它使得不仅戏中戏的文本可写，现在也是可写的。这导致小说的叙述格外复杂，相互纠缠。《寻找无双》是面对别人的失忆，《万寿寺》是主体的“我”的失忆，记忆恢复就意味着想象的终结，一切回归庸俗的现实。

《寻找无双》里王二是小说家，《红拂夜奔》里王二是数学家，《万寿寺》里“我”是历史学家。“我”虽然沿用了知识分子身份，已不是启蒙视角，展现的是叙事的迷宫，极尽想象，在体制化的生存之外创造另一个有无限可能的文学的世界，也通过故事的一次次“开始”解构了他的历史想象过程。它标志着王小波的唐传奇题材写作已走到它的极限，不得不到此终止。

王小平建议王小波多写细节，但细节的丰富只是锦上添花。《唐人故事》基本写爱情，《青铜时代》则反过来用爱情中的符号隐喻当代生活。通过主题的深化，从而也把唐传奇中的古典英雄、侠客置换成了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原本“侠”中“武”的部分被“智”取代（王小波对练武没什么兴趣，自然没有走武侠小说的道路），从《僧侠》《寻找无双》《红拂夜奔》等都可见得。“侠”中仗义的部分也不是王小波故事的必要推动，古洪干脆没有出现，虽然有昆仑奴，现代的“我”不可指望靠高人得到佳人。《万寿寺》里古代男女的相遇全凭作者“我”构想。相较之下，最显著的是“侠”中政治的部分，从选择明主、明君，变成应对一种政治环境。这种知识分子化，可能与他的杂文写作相关，也可能与他在《黄金时代》中锤炼出的思想和叙事的结合方式有关。总而言之，《青铜时代》的艺术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到此王小波的历史小说的写作观念才真正成熟，如果没有《青铜时代》的改写，很难说他的《唐人故事》能够留存下来。

结  语

王小波的小说规整地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三部曲，对应现在、未来和过去。比起按时间顺序，过去被挪后，这样倒也不错，青铜在汉语语境下是个蛮中国化的历史性意象，尽管铁器在汉代已经普及了，青铜总是多几分神秘且浪漫的色彩。如果考虑到他对普希金《青铜骑士》的援引，青铜代表的理想化意味更浓重了。

在三个时代序列中，唐传奇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和叙述功能。一方面，王小波可以借着唐传奇写现在，借古讽今、以古喻今是文学常用的手法，譬如他不断提及古今皆同，产生古今对照。另一方面，唐传奇又代表了一种理想文本。唐传奇写作的终结，便是理想世界的终结。如果说《唐人故事》以喜劇为主，《青铜时代》则向悲剧转移，尽管它们的手法都是黑色幽默、荒诞的。

对唐传奇的挪用和重写，使得王小波既极力于保留或想象一种肆意挥洒、生气勃发的唐人精神，又产生一种混杂性，既有古代，又有现代，既有中国，又有西方。这种混杂有时会造成泥沙俱下的效果，即使他用复杂的叙事结构掩饰了这一点。但我们可以从小说的主题表现中得知，这些改写多大程度实现或偏离了他的叙事目标，又在多大程度使他陷入叙事的迷惘。

注释：

①金庸曾计划连写33个剑侠故事，但“写了第一篇《越女剑》后，第二篇《虬髯客》的小说就写不下去了。改用平铺直叙的方式，介绍原来的故事。”即《三十三剑客图》，19篇来自《太平广记》豪侠。可见即使擅长武侠小说如金庸，要改编唐传奇也不容易。参见金庸：《侠客行》（下），中国香港明河社1994年版，第728页。

② 写作时间参见黄平：《王小波与文学史》，《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

③ 许倬云：《许倬云问学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

④⑥ 房伟：《王小波传》，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32页，第211页。

⑤ 金庸：《侠客行》（下），中国香港明河社1994年版，第774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实习编辑：刘  可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