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

摘要：伴随着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社会转型，两岸文坛先后都发生了一场由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的文学转向。受特定社会政治因素影响，台湾的文学转向更猛烈激荡，使得当时以左翼乡土文学为代表的台湾现实主义文学表现出一种更鲜明和突出的理性品格。这种品格以及它背后的社会和政治诉求，决定了当时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也决定了它嗣后渐趋萧落的命运。在理想主义淡漠、消费文化盛行的今天，面对一种共同性的困局，两岸当年的文学转向所内含的精神讯息、所遗留的力量，都给我们以启示。

关键词：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转向;理性;社会转型

纵观“二战”后（1945-）海峡两岸文学发展史会发现，两岸文坛此间都发生过一场由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的文学转向。这次转向虽然发生时间不同（台湾是1960-1970年代，大陆是1990年代以来），但原因、经过甚至结果，却都有某种相近之处。而从转向至今两岸文学的发展状况来看，这一转向又有很多值得我们回顾和反思之处。

一  战斗与替代：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转向

台湾在1949年之后进入了一个政治高压的时代。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1950到1952年的“白色恐怖”都是“戒严”时期（1949-1987）国民党高压政治给台湾留下的创伤。政治高压禁绝了精神自由，使得包括左翼在内的几乎所有进步力量都遭到清扫，但有着超离现实政治、着力于形式探索样貌的现代主义文学，却在这种高压环境下滋长蔓延开来。在1950-1970年代日趋西化的台湾，现代主义主导文坛长达二十年。纪弦、覃子豪、洛夫等组成的现代派诗歌团体，夏济安主导的《现代文学》杂志以及由此团结的白先勇、王文星、欧阳子等现代派小说家，都是突出的代表。其发展壮大，以至于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盛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

台湾经济1950-1970年代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这却是以农村凋敝、社会差距拉大为代价的。这些社会问题直接刺激了与现代主义文学完全不同的、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特征（本土化的现实取材、强烈的介入和担当意识、朴实的艺术风貌）的乡土文学的兴起。

1945年之前，台湾乡土文学便有令人瞩目的发展，“二战”后这次乡土文学思潮则大致萌发于1960年代。当时现代主义文学仍值隆盛，文坛却已悄悄改变：1964年吴浊流等27位本省作家创办《台湾文艺》①;1964年6月吴瀛涛、赵天仪等发起成立“笠”诗社（并出版《笠》诗刊）;1966年10月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七等生、尉天骢等创办《文学季刊》（1973年改名《文季》）。②这些刊物和团体都是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力量。黄春明、王拓、王祯和为代表的乡土作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登上文坛。这股文坛变化和创作潜流，在当时虽不占主流，但它们强调本土的精神立场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却昭示着台湾文学的更新。在这个时期，若把视线聚焦到某些作家个体身上会发现，其实不只在创作领域，在理论层面也已开始了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反思。最典型的是陳映真。1960年代，他接连发表了《现代主义底再开发：演出<等待果陀>底随想》（1965年12月《剧场》第4期）、《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1967年11月《草原杂志》创刊号）。在这些文章里，陈映真直斥现代主义“性格上是亚流的”，并患有“思考和知性上的贫弱症”。③

到了1970年代，台湾社会发生巨幅震荡。“保钓运动”就像一个导火索，直接引爆了1970年代台湾左翼社会运动的大潮，催逼和迫使着“一向习惯于‘向外追求知识、习惯于自由主义思考的知识分子，突然之间不得不转回来‘面向本土”。④在“乡土文学论战”发生前，诗坛已经开始了对现代主义诗歌的批判。1962年7月成立的“葡萄园”诗社，1970年代初出现的“龙族”“主流”“大地”等诗社，都带有反现代主义气质。特别是到了1972和1973年，关杰明、唐文标对现代派诗歌及团体展开了猛烈抨击，由此引发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现代诗论战”。与此同时，小说领域的现代主义批判也拉开帷幕：此时陈映真已身陷囹圄，其好友尉天骢1973年在《文季》发表了《对现代主义的考察——幔幕掩饰不了污垢》《对个人主义文艺的考察——站在什么立场说什么话》等文，对欧阳子、王文兴等的现代主义小说进行了猛烈批评。这一系列的批判论争，最终导引出了1977年的“乡土文学论战”。

“乡土文学论战”是战后台湾现代主义批判运动的最高潮。以陈映真、尉天骢、王拓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派和其对立面的彭歌、余光中、朱西宁等，他们由文学论争开始，后来升级成一场风声鹤唳、形势恐怖的政治斗争。论战初期，王拓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和银正雄针锋相对的《坟地里哪来的钟声？》，大致还是 “对乡土文学本身的检省和讨论”。而后论战规模急剧扩大，从1977年8月彭歌在《联合报》上发表《不谈人性，何有文学》等开始，气氛日益紧张，双方互相论辩、指摘。乡土文学阵营也因为这种政治“指控”陷入危境。此时，因胡秋原、徐复观、郑学稼等文化界前辈明明暗暗的支持以及官方的介入，方化险为夷。1978年元月“国军文艺大会”召开，当局发出“团结”的呼吁，论战渐趋平息。“乡土文学论战”后，台湾社会左翼化的大潮和趋势不可逆转，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最终也取代了现代主义，成为了文坛主流。

二  反省与嬗变：大陆文学的现实主义转向

与台湾文坛的这次转向相比，大陆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转向则平和宁静得多。“五四”之后大陆新文学基本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但现代主义如李金发的诗歌、新感觉派、九叶诗派等，也有不绝如缕的发展。1949年后，受意识形态规约，现代主义文学受到抑制，直到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思潮强劲涌入，现代主义文学（如1980年代的现代派、先锋文学等）才得以蓬勃发展。现代主义在大陆的重新发展和新时期之后整个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文化界的现代化冲动紧密相关——在文学备受关注的19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正是被作为“现代”的文学形式受到追捧的。1985年前后，寻根文学和现代派文学在大陆几乎同时兴起，刘索拉、徐星、莫言和残雪的作品（《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等），被直接命名为“现代派小说”，⑤而到了1987年前后，更前卫和激进的先锋文学迎来高潮。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以其对具有“本体意味”的形式和“永恒意味”的生存命题的大力探索，成为先锋作家的代表。

“先锋文学”的概念一开始并不清晰，在1980年代它常与“现代派小说”“实验小说”等混为一谈。据程光炜考证，“先锋小说（当时叫先锋派文学）的名称可能最早出现在《文学评论》和《钟山》编辑部1988年10月召开的一次‘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的研讨会上”，所以他认为，“先锋小说”是“一个带有追授性色彩的历史性命名”。⑥先锋文学在1987年达到高潮——该年发表了洪峰的《瀚海》《极地之侧》，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格非的《迷舟》，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苏童的《桑园留言》《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叶兆言的《五月的黄昏》等。不过这个高峰期并未维持太久，随后便开始了对先锋文学的反思。余华在1991年发表了《呼喊与细雨》（后更名《在细雨中呼喊》），1993年又发表了《活着》——这是余华转向的标志。余华的转向，一定程度上又是先锋转向的标志。余华后来说：“现代主义到今天已经完成了，已经成为了权威，成为了制度，成为了必须被反对的现行体制。”⑦而在他发表《细雨与呼喊》前，苏童已经发表了《妻妾成群》（《收获》1989年），此作虽然被很多人称为“新历史小说”，但不管其怎样“新”，相较于苏童更先锋的作品，它在叙事上的回归有目共睹。

先锋作家的转向和其个体或群体性的创作困境有关，也与外界的批评有关。这种批评一方面指向先锋文学对社会现实和历史的疏离——它们指责其越过“现实人生，而把目光投向虚幻的生命终极意义及个体的偶然性感觉”⑧;另一方面则指向其过度的形式主义追求——对形式的迷恋最终导致了“形式的疲惫”⑨;而针对先锋作家思想和艺术追求的西方化，有人直斥其原创性匮乏：“先锋文本中的意义元素与它们的参照文本几乎是相同的，原生性的中国经验与存在体验在先锋小说中缺席。”⑩疏离现实、沉迷形式、原创性匮乏，这些批评显然给先锋派以压力，加上自身创作困境，先锋文学很快落潮。

但先锋文学的转向和落潮并没有让批评声消失，反而在新世纪前后进一步引发了一场与其有关的“纯文学”论争。这场“纯文学”论争发生于2001年左右。批判者当时所批判的，不仅是先锋小说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更有1990年代市场化催生的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文学。不过总体看来，以现代主义和先锋文学为代表的1980年代的“纯文学”，才是论争的焦点。“纯文学”论争话题广泛，对“纯文学”概念的辨析、梳理（如蔡翔的《何谓文学本身》、贺桂梅的《“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方面，不过影响更大的还是关于“纯文学”价值的批判。李陀的受访文章《漫说“纯文学”》似乎是这场论争的导火索。他在文中严厉批评道：“在这么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当中国改革出现新的非常复杂和尖锐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当社会各个阶层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都在进行激烈的、充满激情的思考的时候，九十年代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写作介入到这些思考激动当中，反而陷入到‘纯文学这样一个固定的观念里，越来越拒绝了解社会，越来越拒绝和社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11蔡翔也对与“纯文学”相关的“个人化写作”立场提出批评：“任何一种写作，最终都是一种个人的写作，就这点而言，强调写作的‘个人化并无不当之处。问题只是，如果把这种‘个人化的写作主张推向极致，并成为文学拒绝进入公共领域的借口，进而丧失了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批判立场，这时候，这种文学主张才会显现出它的保守性。正是在九十年代，‘纯文学开始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渐渐接受，并默认它是一种‘有益无害的写作。这种默认不正暴露出‘纯文学在今天的尴尬境遇吗？”12

世纪之交的这场“纯文学”论争，对于1990年代以后大陆文学的现实主义转向到底发生了多大作用尚难估量，不过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发现，大陆文学的发展从整体态势而言是与李陀、蔡翔等人的期望相一致的：1990年代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新世纪的“底层写作”“非虚构”等，都是以极大热忱关注和反映社会现实的，它们以批判的、质朴写实的创作风貌，启动了大陆现实主义文学回归的浪潮。

三  两岸文学转向的比较

海峡两岸文学的这次转向，都是由现代主义转向现实主义，都伴随了两种不同文学立场、观点的交锋。而从转向原因来看，两岸的社会转型都起到了根本性的催動作用，或者也可以说，两岸文学的这次转向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两岸社会转型这一巨幅社会动变的呼应。不过，源于两岸社会历史的差异，这种呼应也有差异。

首先，两岸文学转向所伴随的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之争，其激烈程度明显有异。1970年代对台湾文学转向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两次论战——“现代诗论战”与“乡土文学论战”，都与政治有紧密的关系;而大陆1990年代之后的论争，不管是对“先锋文学”还是对“纯文学”的批评，基本上都还是围绕文学自身的一种反省，没有逾越思想论争应有的限度。而表面的激烈与平静，也折射了两岸文学论争在观点和诉求上的差异。

两岸对现代主义的批评，表面来看都针对以下几点：脱离本土现实，过度西化，沉迷个人主义和形式主义。但仔细比较会发现，台湾的现代主义批判有其特定的焦点，它更突出地瞄准了“西化”这一点，因而与此相应的一种民族主义的诉求也就尤为突出和强烈。陈映真当时斥责现代主义“性格上是亚流的”——“不但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末流，而且是这末流的第二次元的亚流”（《现代主义底再开发》）;同时他呼吁“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陈映真这种反西化的民族立场在台湾现代主义批判中极具代表性。当时的乡土文学派不仅从理论上批判、倡导，还在创作上实践，黄春明的《苹果的滋味》《莎哟娜拉·再见》，陈映真的《唐倩的喜剧》《夜行货车》，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等，便是直接讽刺、批判台湾社会崇洋媚外西化之风的代表作。

大陆的现代主义批判显然缺少如此鲜明强烈的民族化诉求。在对“先锋文学”“纯文学”的批评声中，尽管也有“原生性的中国经验与存在体验缺席”这样的批评，但它们更多只是从艺术资源的学习和借鉴角度来讲的，并没有上升到文学之外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立场的高度。而1970年代台湾的左翼风潮与文学相关，又全然超出了文学乃至文化范畴，演化成为一场涉及台湾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运动——由这场社会运动开始，台湾民主运动迭起，“戒严”体制解除，国民党专制崩溃瓦解……大陆的文学转向显然没有如此复杂的背景。

当然，两岸的文学转向共同性地关联着一点：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带来文明的更迭与变迁，冲击着人们的生活。1960年代台湾陈映真、黄春明、王拓、王祯和等人的乡土文学，与大陆1990年代以来刘醒龙、关仁山、谈歌、鬼子、尤凤伟、刘庆邦等描写底层社会与民生的小说，都是直接反映社会转型的作品。这些小说描写的人物、故事、叙事手法等都很相似，那种人道主义的悲悯是共有的。不过随着这股文学在两岸不同的时代环境和氛围中继续发展，其差异也一步步显现出来了：台湾的乡土文学日益涨破原有的单纯人道主义书写，一步步发展为了一种极具理性、带有强烈的社会分析气质的左翼文学，陈映真的《唐倩的喜剧》、黄春明的《苹果的滋味》、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便是这种转向的标志;而大陆文学则基本上一直拘守那种比较朴素的人道主义立场，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为一种更深入、更理性化、更具批判力的表达，19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和新世纪的“底层文学”“非虚构”之间，就缺少理性化的转变与生长。这样的差异归根结底还是和两岸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有关。台湾的乡土文学一步步扩展、生长为一种更广义的“现实主义文学”13，进而成长为一种战斗性的左翼文学，这自然是和台湾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而大陆文学基本上囿于一种朴素单纯的人道主义风格，“告别革命”的社会氛围显然与台湾不同。

台湾的现实主义文学在1970年代一度占据主流，但之后乡土文学阵营因统独问题分化而日益衰微。这种衰微与台湾政治风云变幻有关——恰如其当年也因此而兴起。大陆的文学转向因为缺乏这种直接的政治关联，所以进行得和缓平稳，却也因此细水长流地延续了近三十年。然而，三十年的大陆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在很多人眼里却也是问题重重。

四  两岸文学转向的启示

1990年代以来大陆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两点：一是历史理性不足，二是艺术创造力欠缺。艺术创造力欠缺似乎是现实主义文学常受的一种批评，这可能和现实主义作家对待客观世界谨慎卑微的姿态有关——尤其是和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相比。加上199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文学本就质量参差，而一种文学风格风靡席卷时，人们往往也会有一种本能的疲惫和厌倦，艺术创造力欠缺的批评也就相应而生。

艺术创造力是个玄妙含混的东西。不过，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讲，它的创造力却似乎与某种特定的理性品质有关。提到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人们往往会想到19世纪那些伟大之作，如《人间喜剧》《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这些作品都有一种强大的理性的品质。在面对社会历史时，它们的创造者除了怀抱巨大的悲悯外，更有一种试图通过观察、分析、研究去把握社会历史，甚至改造时代、社会、人心的雄心与努力。这种雄心与努力是这些作品成为经典的关键。

尽管理性和创作的关系向有争议——理性强弱很多时候并不和作品质量成正比——但1990年代之后面对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当作家试图以一种正面迎击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方式去表现和介入时，历史理性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叙事等在理性上的欠缺屡受指摘——因为理性欠缺，所以易于情绪化，看待、反映问题易流于表面化、片面化。情感和情绪当然也是真实的时代感受，它甚至也能造就经典——比如贾平凹的《废都》《秦腔》便是感性强于理性（1990年代以来大陆很多反映社会转型的优秀之作也都是如此）。但一旦面临要理解和分析社会历史与现实时，便会遭遇困境。贾平凹写《秦腔》时便坦承：“我在写的过程中一直是矛盾、痛苦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歌颂，还是批判？是光明，还是阴暗？以前的观念没有办法再套用。我并不觉得我能站得更高来俯视生活，解释生活……”14贾平凹的困境其实在很多大陆作家身上都有。

但台湾作家却是长于理性的。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黄春明的《莎哟娜拉·再见》、王拓的《金水婶》等，暴露跨国企业的资本运作和对人的异化，以覆盖城乡的视野展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都市文化对台湾日常生活、伦理关系、言行举止的冲击和改变，从而彰显一种明朗刚健的理性气质。在1970年代的乡土文学中，台湾作家的理性带有明显的左翼倾向，陈映真等也毫不避讳地借用左翼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15，通过文学进行社会历史分析，进行介入和改造社会的实践。這种战斗的、抗争的左翼传统，彰显着台湾作家一种特殊的理性品质。

尽管放在各自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很多问题都无法苛责。不过，这并不代表这其中没有可借鉴之处。如果说台湾乡土文学的理性品质恰恰能给我们启示的话，那么这种启示有多少是我们可汲取、能汲取的？1990年代以来大陆社会转型提速，尽管左翼思想资源重现一定活力，但不管在社会生活还是思想文化领域，“告别革命”仍是主调——受此时代氛围影响和熏陶，我们可能无法苛求贾平凹们具备陈映真那样的历史理性、实践性、战斗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文学创作领域（至少是这个领域）理性的锻造就是妄谈。贾平凹的《带灯》就比《秦腔》更具理性，虽然作家依旧迷惘，但那种对社会历史试图加以研究的姿态和涵纳更广阔社会生活的胸怀，却让人看到希望。

当然，台湾文学的理性化并不尽是正面启示，也有经验教训。理性和艺术性之间应有个平衡点，当理性逾越了文学基本的规律和限度时便会带来伤害。黄春明在1980年代之后理性观念突出的“老人系列”“儿童系列”等作品，再也没有达到1960-1970年代的高度。陈映真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他的《贺大哥》《夜行货车》《铃铛花》《山路》等可以说是理性和感性完美结合的典范，不过《上班族的一日》等些许篇章也有理念过于突出的瑕疵。对这个问题，陈映真的看法可能更科学，对我们也更有启示——当别人指责他“思想大于形象”时，他认为文学表达“思想”是没错的，甚至“一个文艺家，尤其是伟大的文艺家，一定是个思想家”，所以对他来说最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所谓“思想大于形象”，而在于“才情不足”——没有一种足够强大的、如古今中外伟大作家那般的“才华”将“思想”涵融于“形象”。16

理性和感性的问题，是文艺争论的老话题。其实对于今天的两岸文学来讲，更大的危机或考验却是共同性的，即在这样一个商业化和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文学的价值和批判性究竟该如何定位？如何实现？台湾早在大约半个世纪前便先行迈入了这样一个时代，转向之后的台湾现实主义文学之走向萧落貌似和政治风云有关，但实际上起根本作用的还是那个商业化和消费时代的降临。这样的时代，俄顷也在大陆降临。在这样的时代环境，走向萧落的不仅仅是左翼文学和文化，而且是整个严肃文学、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两岸文学的现实主义转向，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这个时代来临之初，文学领域对这种大结局式巨变的“反抗”。

只是这“反抗”到底给我们多少启示和力量？两岸严肃文学目前都处在困境之中，不过回看历史，回看那次“反抗”，我们确实也能看到某些希望。比如陈映真，作为台湾左翼文学退潮后少数坚持下来的作家，不仅从事文学创作，还更广泛介入思想和社会实践斗争，以其毫不妥协的民族立场和左翼追求，如“异数”般兀立在两岸文化和思想界，其影响也已传播甚广。时势造英雄，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总会造就属于今天的文学，今天的艺术家和思想者罢。

注释：

①《台湾文艺》创刊于1964年4月，前53期主要由吴浊流主持，1977年3月起因吴浊流逝世而由巫永福、钟肇政等接棒。参见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頁。

②古继堂：《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413页。

③陈映真：《现代主义底再开发：演出<等待果陀>底随想》，载《陈映真文选》，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7-80页。

④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70-71页。

⑤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第339页。

⑥程光炜：《文学史二十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169-170页。

⑦《余华谈先锋派》，《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1期。

⑧《先锋文学的命运》，《文艺理论研究》1991年第3期。

⑩李静：《先锋小说：寄生的文学》，《南方文坛》1996年第5期。

11李陀、李静：《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12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13尉天骢主编：《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载《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19页。

14贾平凹、郜元宝：《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谈》，《河北日报》2005年4月29日。

15陈映真在淡江英专读大学时便阅读了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的作品，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斯诺的《中国的红星》（日译本），莫斯科外语出版社的《马列选集》第一册（英语版），抗战时出版的毛泽东写的小册子等……参见陈映真：《后街》《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载《陈映真文选》，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0页、第36页。

16赵遐秋主编：《步履未倦夸轻翩——与当代著名作家陈映真对话》，载《台湾乡土文学八大家》，台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195页。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陈映真评传”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BZW158）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