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稀方

摘要：当下香港问题的根源是认同，这种认同非一时一地之事，而是百年来香港历史累积的结果，需要从殖民统治与教化、现代性的悖论、反共政治与文化、香港本土意识和回归前后的认同问题五个方面，分析香港的认同历史根源，厘清其中的历史脉络。解决香港问题，需要回到认同本身。只有充分认识到香港认同问题的各种障碍，纾解历史负担，建立新的认同的基础，才能逐步化解这一历史难题。

关键词：香港;历史;文学;认同

1997年香港回归，我们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不料情况并非如此。在笔者看来，香港所出现的问题并不奇怪，它是香港百年历史累积的结果，只不过一直没有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本文试图从历史和文学的角度，追溯香港认同的层次和后果，以期厘清其中的历史脉络，解释当下的香港问题。在文化认同乃至身份政治的研究上，文学作品已经日益成为反映心理归属和情感想象的材料，本文试图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进行研究。

一  殖民统治与教化

在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前，香港被称为“贫瘠小岛”（barren rock），主要是渔村。港岛上的人主要是后来迁移过来的。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后，进行人口调查，当时岛上居民只有2000人左右。英国宣布香港欢迎华人来经商、免收关税等政策后，吸引了闭关政策下的内地居民。香港并非从原有的渔业乡村演变而来，而是从贸易发展起来的一个城市，冼玉仪断言：“从人口，经济活动和城市发展来说，1841年后的香港可以说是从外面移植到来的社会，而不是从原有的渔农社会衍生出来的。”①

内地人移民香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避难。内地每每有动荡，就会有一批人过来躲避。从数据上看，在几个历史变动时期，有大量内地人口迁移到香港：1937年，日本侵华，香港人口从80万增加到180万;1949年前后，大量人口南来，香港人口增加到230万;1962年内地自然灾害导致的香港难民潮，使香港在半年之内人口增加了30万人等。

这说明香港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受殖民统治的地方。通常殖民主义的情形是以一种新的文明征服旧有的文明，比如日本侵略台湾，以日文代替中文，从而产生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对抗模式。香港却不是这样。据史料记载，英国占领香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建立贸易港口，后来港岛的居民都是自愿移居的，并且随时可以离开。因此，香港不是殖民者压迫原著民的模式，而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共建的模式，这导致港人先天具有对于殖民统治和香港本地的认同，这在殖民主义历史上是少见的，也是香港认同问题复杂性的一个出发点。

关于香港在历史上政治稳定的成因，西方学界有不同的解释。Lau Siu-kai认为，经典殖民主义的理论无法解释香港的现实，因为英国占据香港并不是为了领土，而是为了贸易。更有人指出，英国占领香港，与其说是帝国主义侵略，不如说是港人与英人合作共建香港——在割让香港和建设香港的过程中，本地港人（承包人、买办和其他商人）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得到了巨大的回报，由此英港双方自然一直比较融洽。②

对于香港无法直接运用殖民/被殖民者的对立模式，香港学者罗永生甚至提出了“勾结共谋的殖民权力”，讨论香港殖民的特殊性。霍米巴巴（Homi Bhabba）之所以提出“混杂”话语实践的目的是指向反抗，香港的历史却相反③。香港的特殊的殖民语境，为后殖民理论提供了一个特例，也让我们感到香港的“解殖”任重而道远。中国内地的香港叙事侧重强调港人的“反英抗暴”，故而很容易忽视另外一面。事实上，本土港人的自觉不自觉的西方文化认同倾向是明显的，其直接结果就是香港政治上的相对稳定，这是香港的一个独特之处。

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体”理论所言，印刷媒体是建立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认同的最有力的工具。香港割让以后，英国的确高度重视报刊的建设和历史的书写。香港开埠之后，英国人立即创办了大量的报刊，不仅这些英文报刊，如《遐尔贯珍》（1853）等中文报刊也是英国经营的。至于香港史的领域，也完全为英国人所把持，香港的历史叙事几乎完全为英国殖民者所垄断。在这些报刊宣传及历史书写中，英国认同的培养是首要的使命。正如第一部香港史艾特尔（E.J.Eitel）Europe in China的题目所言，香港在本源上本不属于中国，而是欧洲的一个部分。

英国占领香港初期，教育主要为教会所主导，20世纪后，香港强调英文教育和精英教育，即将教育经费和资源集中于少数上层港人子女上。岸殊写道：“快到九时了，一队一队穿着‘大衿衫，腊肠裤的‘番书仔们，像水一般注入那幢屋頂正飘着米字旗的大洋房去。”“楼口的壁上，挂满了‘先皇爱华第八，万民爱戴……的‘告香港儿童书，以便天真的小孩们，读了会感谢‘皇恩的‘浩荡！”中文老师麦先生讲课不受学生欢迎，他也只好草草结束。④在这样的殖民教育体制下，只能培养出崇洋媚外的学生。即使在中文教育中，也充满殖民教化。据平可回忆，他小时候在中文私塾所使用的香港教育司规定的《简明汉语读本》，第一课就是歌颂当时在位的英皇佐治第五，这让他以为英皇佐治第五就是“天子重贤豪”中的天子，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天子是鬼佬”，升中学的时候，他就进了英文育才书社，成了番书仔。⑤长期以来，这种殖民主义报刊书写和教育制度，在塑造香港人的殖民认同方面，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  现代性的悖论

我们都知道，鲁迅是很不喜欢香港的，视之为“畏途”，他在文章中批判香港，“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然而，奇怪的是，面对这种认同歪曲的情况，鲁迅所给出的答案，不是加强中国文化认同，而是批判中国文化。在题为《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的两场演讲中，鲁迅宣称：“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鲁迅“不读古书论”在国内就引起文坛争议，在香港受殖民统治的特殊语境中，可以说尤其不合时宜。鲁迅似乎从来没有想过：香港是否与内地一样？在香港是否需要批判中国旧文化？香港从开埠以来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教育也以英文为主，中文是受岐视的。香港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争取中文地位合法化的斗争，直至1974年中文才获得合法地位。

关于香港英文主宰、轻视中文，香港历史上屡有批判。早在1906年，香港《东方报》就发表《论香港华人急宜多设学堂》，指出：“今学堂之不可偏重西文，知者甚多。吾则谓立学之目的，并不可但求通汉文而止，必也能发挥我皇汉民族之精神焉，振励我皇汉民族之爱国心焉。”1924年，孙受匡在小说《恨不相逢未嫁时》指出：“惟某岛之半数学生界，其志卑，其宗旨劣，其目的不外为利，只以读洋文为得较高薪金之利器，为人奴隶，受人呼喝，任人辱骂，怡然而受，恬不知耻。对于中文，一无所知。问以历史，瞠目结舌。询以国事，更梦梦然。说什么秦始、汉武，讲什么苏海、韩潮，均丝毫不懂，视中文如一文不值，重洋文若万两黄金，甚至有洋文得学士衔，而中文程度，中学不如。将来汉族文字，不将灭迹于世界乎。”⑥小说认为，香港学生为得高薪只读英文，成为洋人的奴隶，忘却了中国文化，让人担心汉文化会不会在香港灭绝。

1935-1941年，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对于香港的文化情况深为了解。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先驱，他却并无兴趣在香港大学开设白话文学课，而是在殖民体制下争取传播中国文化。1939年，他在《一年来的香港教育及其展望》一文中指出：“我们不要忘记此地是国语是英文，汉文是被看为土话或外国文的。”“如果有完备的学校教育和补充的社会教育，使人人能知本国文化底可爱可贵，那就不会产生自己是中国人而以不知中国史，不懂中国话为荣的‘读番书的子女们了。”⑦

1927年6月24日，港督金文泰在“督辕茶会”上亲自发表演说，倡导中国国故，鲁迅在《略谈香港》（1927）一文中，对这一举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哪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以前，外国人所作的书籍，多是嘲骂中国的腐败;到了现在，不大嘲骂了，或者反而称赞中国的文化了。常听到他们说：‘我在中国住得很舒服呵！这就是中国人已经渐渐把自己的幸福送给外国人享受的证据。所以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要愈深的！”这是一种很深刻的看法，与当代后殖民主义对于东方主义的批判有一致的地方，然而，放诸香港，这种批评都在某些方面相当错位。

金文泰是一个汉学家，他在1926年成立香港第一家中文官立学校——官立汉文中学，并兼任该校校长。1928年他又颁布了《中小学中文課程标准》，规定香港的中文学校采用与内地国民政府同样的“六三三”学制，以便让香港中文学校的学生能够衔接到内地。香港大学建于1911年，前身是孙中山先生就读四年的香港西医书院，当时只有科学和医学，在金文泰的提倡下，该校于1927年设立了中文系。港大中文系的建立，虽由港英当局提出，但全部经费都来自华人领袖、香港商坤及南洋爱国华侨民间的捐款。英国政府所捐出的只是每年三百英镑的爱德华七世奖学金。港大中文系延请具有国学造诣的宿儒为师，得前朝翰林赖际熙、区大典等执教教授中国文化经典，并组织中文学会，这无疑彰扬了香港的中国文化风气。

当然，金文泰的作为并未根本改变港英当局重英文轻中文的文化政策，王庚武在《香港史新编》一书中指出：“1920年代中国国内事件的发展，中英关系及香港社会的重要变化虽然使香港政府对中国文教育开始关注，但其目标不过是为了缓和反英情绪及开始对由私人办理的中文教育的监视和管制，而政府的重英语及精英教育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由此看，金文泰赞扬中国文化与港英当局改变殖民统治策略有关，其背景是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不肯定金文泰在香港倡导中文的行为，对此需要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内地对于香港这种中原心态，至今仍然存在，内地所有的香港文学史，都仍以内地文学史为模板，以新旧文化对立为书写结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近代以来，香港一直站在中国西学东渐的最前沿。在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时，香港积极响应。香港的《华字日报》等报刊开始大幅报道，并出现了市民和学生抵制日货的反日活动。香港大学也出现了学生请愿活动，虽被校方劝阻，但学生仍然以“香港中国学生”的名义发了电文。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虽在政治爱国运动上呼应内地，在新文化运动上却并不支持内地，相反，他们主张保存中国文化，融合中西。1919年7月1日《英华青年》初创，正是“五四”运动刚刚发生不久的时候，由周夏明撰写的“发刊词”倡导“新旧思潮”的“互相融合”。1924年7月1日重刊的《英华青年》，“发刊词”谈的是中国传统的“抒性感怀”“联吟唱和”，并且强调不分“白话文言”。1924年《英华青年》的第一篇“社论”，沈锡瑚撰写的《对于本志的希望》一文，批评部分港人“醉心于物质的文明，贱视祖国的文化”“我固然很为各同学惜，但也极为我国前途危！所以我希望本杂志极力整理中国文化，作为中流之中流砥柱，挽既倒之狂澜。”文章提出反对奴隶主义，然而它不是指所谓“封建”奴隶，而指“媚外式”的奴隶，“社会上时有讥诮本港的学生是‘奴隶式、‘媚外式……的学生。这样羞辱我们，凡有血气，谁不痛心疾首？试问我们难道不是中国学生吗？他们为什么羞辱我们到这样田地？”在“五四”反对旧文化的背景下，香港反过来借机召集内地旧文人，保存赓续中国文化。

这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地是主流，在它们成为现代性的对立面的时候，当然可以批判。香港的情形则完全相反，这里官方语言是英文，传统中文文化本来就受到压制，这个时候岂能再加以批判。内地新文化主将鲁迅、胡适在香港一再呼吁批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都没有任何效果，这里不是香港出了问题，而是鲁迅、胡适出了问题，他们在香港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其结果不是中国新文化的建立，而是削弱了港人的中国文化认同。

三  反共政治与文化

抗战爆发后的1930、40年代，内地文人两次大规模南下香港，创建报刊，开展文化活动，将香港建设成中国文坛的中心，这是香港与内地的蜜月期。然而少有人注意到，这一时期南来文人与香港本地文人相处得并不算好。香港文人黄康显提出一个问题，即香港本地新文学作家并未进入文学主流。⑧左翼文坛为何不与本地文人联系？这是一个研究者颇为关心的问题。1940年，陆丹林在《香港的文艺界》一文中说，南来作家“他们是‘外江佬，和香港原有的文人，因为言语或其他关系，大家很少往来。”这里说的是由于“言语”不通的关系，南来文人和本地文人很少来往。不过在后文中，陆丹林又提到，其实他本人以及简又文等人都是广东人，粤语交流并无问题，但仍然与本地文人没有来往：“外江和本地虽然不是划有鸿沟，但是彼此很少往来，尤其是报馆中人。这一种隔膜，不知几时才能够消灭？”⑨由此看，并不仅仅是“言语”不通的问题，而是在文化上双方互相排斥。从鲁迅、胡适到茅盾，他们对于香港文坛无不贬低有加，这不能不引起香港本地文坛的反感，这为后来香港文坛排斥内地文人埋下了祸根。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大批左翼及民主人士的北上，把香港丢在了后面。1949年后出现了香港左翼文坛败退的情况。1949年2月22日，达德学院被取消在香港教育署的注册。1951年3月9日，南方学院被取消在香港的注册。1952年1月10日，司马文森、马国亮、狄梵、刘琼等左翼文人因政治活动被香港政府递解出境。1952年5月5日，《大公报》因为转载《人民日报》批评港府阻止粤穗慰问团慰问香港东头村民的文章，督印人费彝民、总编李宗瀛被控刊载政治煽动言论，《大公报》被勒令停刊六个月（后减至5月6-17日）。《文汇报·新文艺》则于1950年2月创刊，坚持了一年时间，至1951年2月停刊。据统计，1948年在香港市面流通的刊物有11种，至1949年1月变成了5种，再过一个月后就变成了3种。至于左翼文坛更是荒凉，1950年代初期连一种文艺期刊都没有。

在冷战格局中，美国趁机介入。在美国新闻处的操纵下，1950年代以来香港文坛基本被反共文化操纵。仅在1952年，反共报刊和出版社就风起云涌地出现：美国新闻处的《今日美国》创刊于1952年3月15日，《人人文学》创刊于1952年5月20日，《中国学生周报》创刊于1952年7月25日，頗具规模的亚洲出版社成立于1952年9月。《人人文学》被视为1950年代初香港文坛的纯文学经典，不过翻开这本刊物，就会感到浓烈的反共气息。主编黄思骋先在《人人文学》第1期上发表了小说《殉道》。小说的主人公是江西省共产党县委书记林青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忏悔，小说利用审判这个结构，借林青本人之口进行反共宣传。《人人文学》上的另一个反共色彩浓厚的作家是孙述宪。他在《人人文学》第1期上以夏侯无忌的笔名发表的重头小说《金贵彪同志》，以一幅讽刺的笔墨描写了流氓金贵彪，以此讽刺新政权。除此以外，孙述宪还以“齐恒”之名在同期发表了另外一篇小说《爱情圈外》，爱情的背后，仍然是反共意识形态。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新闻处处长R.M.麦卡锡还亲自上阵，撰写的小说《北方的故事》发表于同期。这篇小说写美国人在上海受到中共纠缠的故事，枝节横生。麦卡锡本人在《人人文学》发表作品，可见《人人文学》与美新处关系之密切。

再看冷战时期影响很大的亚洲出版社。亚洲出版社出版的书数量庞大，人文方面涉及小说、报告文学、社科、人物传记、翻译以至连环画等等。比如，“报告文学”：蔡慕年《潮汕沦陷三年》、裴有明《我来自东北奴工营》;“学术著作”：赵兰坪《马克思经济学说批评》、崔书琴《孙中山与共产主义》;“专题研究”：马伯乐《苏联能战胜吗》;“人物评传”：郑学稼《鲁迅正传》、史剑《郭沫若批判》;“翻译名著”：雷神父著、李潘郁译《中国赤潮记》等;“文学作品”：赵滋番《半下流社会》、林适存《鸵鸟》、张一帆《春到调景岭》、杰克《隔溪香雾》和《山楼梦雨》等等。1957年10月，《亚洲画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五年来之亚洲出版社》的文章，总结1952-1957年的工作成果，谈到出版丛书250种，吸纳260多位作家进行写作，而全部工作的目标是：“1，创立中共脱党人员挺身报道之英勇榜样;2，坚定香港流亡知识分子之政治信念;3，丰富自由创作之范围及内容;4，促进港台间及海外间之文化交流。”

就认同来说，右翼是坚定支持一个中国的，然而此中国非彼中国，此所谓的“花果飘零”，也就是说，真正的中国文化在海外。右翼创建的报刊，不但数量大，而且时间长，其中《中国学生周报》1952年创刊，1974停刊，持续了22年。很多香港文化人都回忆，《中国学生周报》如何陪伴他们成长。由此可见，长达几十年的“反共”教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深入港人的内心，导致相当多的港人对内地政治的不信任。

四  香港本土意识

195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反共狂潮，内地开始在香港建立左翼文艺阵地，1957年，香港才出现第一个文艺刊物《文艺世纪》。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左翼总算有所规模，然而1967年6月，香港爆发“六七”暴动，差不多将左翼全部摧毁。“反英抗暴”之前，《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合起来销量十多万份，外围左报《香港商报》《晶报》《正午报》各约十多万份，六报加起来总销量约占香港报刊总量的一半。运动后期，销量暴跌，《大公报》《文汇报》跌至一万略多，《新晚报》两万，而《香港商报》《晶报》《正午报》各家约跌去十万，仅剩三四万份，《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还退出了报业公会。这是香港左翼报刊的一个转折点。

“六七”暴动也是右翼政治极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过于强调反共政治立场，不再能够呼应工业化转变之后的香港社会，从而与民众脱离，导致了它最后的失败。在谈到《中国学生周报》最终停刊的时候，罗卡很清醒地说：“我觉得《周报》结束在当时是必然的，它适应不了社会环境。”所谓“社会环境”是什么呢？他说1970年代的香港已经是“经济挂帅”的时候，香港不能再依靠外在力量，而需要自求多福，即“本土化”，在东西两大势力之间求自我生存。在他看来，在“后暴动”的时代，《中国学生周报》依然坚持冷战时期的所谓“科学民主”“自由精神”和“文化中国”，这已经不能再打动人了。

“六七”暴动造成了港人对于左右政治的厌烦，此后港英政府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在此基础上，香港本土意识开始出现。1949后生长的港人长大成人，进入社会，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他们对于左右对立的政治已经不太感兴趣，只是关心他们所生长的“我城”香港本身。本土意识形成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条件，是香港经济的崛起，这使得港人不再有“北望”心态，相反较之于内地产生了优越感，这是香港不再依赖内地的心理因素。

香港本土意识的代表性报刊，是指《四季》（1972）、《大拇指》（1975）、《罗盘》（1976）、《素叶文学》（1980）一系。我们注意到，在本土派作家的笔下，往往有内地背景的存在。“他者”的落后，对比出香港生活的优越。西西《我从火车上下来》（《大拇指》19期）写“我”回内地探访，笔调幽默，绝无蔑视内地的心理，然而，“离开”正是他们展现热爱“家乡”的一个时机。“我”和阿田交换礼物，就赤裸裸地对比出香港的优越和内地的落后，我带给阿田的旅行袋里装的是饼干、蛋卷、“一大捆乌墨墨颜色、石一般重的布”，阿田给我的胶袋里装着三斤荔枝、四个波萝，后来在阿田家里，“我”干脆把我旅行带的鞋、羊毛外套、T恤、雨衣、电筒都送给他们了，甚至还把脚上的鞋换了阿田的胶皮鞋，“如果能够，我愿意把腕上的表同样留下来。”阿田则又给了“我”两个胶袋，一个袋子里是菜干和发菜，另一个袋子里则是一个砂锅。这看起来是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交换，香港简直就是在施舍内地了。阿田“是我母亲朋友的亲戚的兄弟”，这个表明内地只是香港上一代人的模糊背景，与“我”这样的香港新一代年轻人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文中虽然没有任何歧视内地的表示，然而潜意识中的优越感已经显露无疑了。

如果说这还只是现象的话，那么另一部作品小蓝的《来去》（《大拇指》72期）则从较大跨度上对比了内地和香港两地。《来去》是一篇格局稍大的作品，写伟涛当年从马来西亚出走，到内地读书，结果穷困潦倒，被迫返回老家，而同一时期到香港的朋友，则已经风生水起。一来一去，证明了内地的落后和香港的发达。港人较之于内地的优越感，正是1970年代香港人从“北望”心态中走出来，形成自己本位意识的一个历史条件。

五  回归前后的认同问题

港人对于内地的态度，在回归之前就已经有预演。1980年代的中英谈判期间，港人即产生焦虑心理，香港意识得到强化。这一时期，被谈论最多的小说是黄碧云的《失城》。这部小说写中英谈判触礁后香港的混乱，港元下泻，市民抢购粮食，这一事件给香港人在心理上带来了“失城”的感觉。

理性来看，对于从殖民统治之下解脱出来，港人持肯定态度。在认同上，港人肯定自己是中国人，但更强调自己是香港人。港人既在族裔和国家层面上认同中国，不过也强调香港在制度层面的优越，由于这种自我优越感，港人对于内地难免高度敏感和挑剔。在政治上，因为没有选择，加之彭定康等港英当局的政治改革，让港人选择了“民主回归”这一选项。既回归中国，又保持自己。

认同上的变化是逐渐的，最早开始出现于保育运动。第一次保育运动出现于2003年，即民间等各方面保护中环警署建筑群。第二次保育运动出现在2006-2007年，即保护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至于2010年香港反高铁运动，则不但涉及保护传统生活方式，还涉及担心香港与内地过快接轨的问题。

香港青年人的刊物《字花》，在2006年6-7月号刊登了一篇小说《玛丽玛莉》，它是内地香港两地关系的生动写照。玛丽是香港人，玛莉是上海人，两人是香港的大学里同宿舍的学生。这两个普通小女生的相遇，不啻为香港和内地大历史的一次碰撞。上海和香港是20世纪中国和亚洲历史的双城记，20世纪上半叶，上海是远东最发达的港口城市，1949年后因为内地的封闭，香港取代了上海的位置。在玛丽看来，上海人喜欢回忆，“上海有着光辉的历史，那里曾经是租借地，华洋杂处。”奇特的是，玛丽虽然是香港人，却会熟练地讲上海话，两个人用上海话交谈，原来玛丽的父母是自上海来港的，这充分说明香港内地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然而，两个家庭虽然来自同一地方，但经过不同的时光，几十年后下一代相见，彼此的身上已经铭刻了不同的文化符号。两个人的名字，即标示了不同的历史。玛丽这个名字显然是香港被殖民化的象征，而玛莉这个名字，却标示着上海人开放之初崇洋媚外的痕迹。玛丽和玛莉已经分别成为香港人与内地人的代表，因此在诸种层面上产生差异和冲突。

小说开始不久，两个人就有了“政治冲突”。玛莉突然问玛丽，怎么看中国台湾问题？这是一个政治挑战，玛莉试图由此获得道德制高点：“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事实，就像兄弟，就像父子般永远流着中华民族的血。要知道，血浓于水啊！”面对台港与中国内地的先天关系，玛丽对此问题首先输了一着，她认为：“我当然希望台湾能够回归中国，完成统一，这是事实。”然而，她又很不服气地转折，“但我绝对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他们不想回归，我也认为无须强求。”玛丽一方面反对台独，另一方面又提出必须尊重台湾人的选择，这一矛盾表述无异于香港人的夫子自道。中国台湾问题其实是香港问题的一个风向标。

玛丽和玛莉两个人第一次相见，彼此就有定型化的看法。玛丽想：“大陆人爱冒牌，大陆人很邋遢。”玛莉想：“香港人喜欢名牌，香港人喜欢批评别人。”喜欢名牌是资本主义发展以后的生活方式，喜欢冒牌则是经济刚刚起步的生活现象，这的确就是彼时香港与上海的差别。而玛丽认为内地人很邋遢，则正好验证了香港人喜欢“批评别人”的看法，这是香港人优越感的表现。此后，两个人各方面的冲突都随之而来。玛莉在夸耀上海电视广告做得好的时候，玛丽指出那是对香港的抄袭。玛莉购物不守时，迟到了也不道歉，让玛丽很恼火，“大陆人就是喜欢迟到，他们没有时间观念。”讲上海话的内地人在香港的街上随地吐痰，更让玛丽生气，认为“大陆人喜欢吐痰，大陆人喜欢做贼。”玛莉觉得香港是一个拥挤的城市，玛丽心里却想，“每天有一百五十个新移民来港，这些大陆人把香港叠得像沙甸鱼。”玛莉批评香港色情业泛滥，玛丽心里却想，这里大部分都是“大陆鸡”。在书店，玛莉觉得书很贵，玛丽却夸耀香港言论自由。可见，两地冲突的根源在于香港人覺得自己的价值受到了破坏，这种破坏包括物质环境、法律制度及行为道德各种层面。

香港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虽然是一个独特的部分，然而没有想过要与中国人进行身份切割。2004年，马国明在文章中提到“政治自决”，还受到社会各界广泛批判。不过，随着香港与内地关系的紧张和对立，港人的身份认同也产生了有意无意的变化。在思想激化的过程中，港英政府在香港一百多年的殖民教化，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后三十多年的反共塑造，1970年代以来香港本土意识的逐渐成长，这重重历史障碍，都被一一召唤出来了。

由此可见，各种历史因素造成了香港政治认同的重重困难，我们需要充分了解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具体而言，我们还必须回到认同塑造本身，需要在政治、教育、文化诸方面多下功夫，逐步化解旧有的历史负担，建立新的认同的基础。

注释：

①王赓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上册），三联书店（香港）1997年版，第158页。

②John M.Carroll.Chinese Collaboration in the Making of British Hong Kong.In Hong Kongs History，Edited by Tak-Wing Ngo.Routledge，1999.PP.13-29.

③罗永生：《勾结共谋的殖民权力》，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④岸殊：《枯萎青春的殖民地教育实供》，《文艺青年》1941年第8期。

⑤平可：《误闯文坛述忆》，《香港文学》1985年第1期。

⑥孙受匡：《恨不相逢未嫁时》，《小说星期刊》1924年第4期。

⑦许地山：《一年来的香港教育及其展望》，《大公报》“文艺”第487期，1939年1月1日。

⑧黄康显：《香港文学的发展与评价》，秋海棠文化企业1996年版，第39页。

⑨陆丹林：《香港的文艺界》，西安《黄河》创刊号，1940年2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香港文艺期刊资料长编”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ZDA278）

责任编辑：蒋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