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

摘要：方之父亲对他的文学启蒙、他自身团委的工作经历以及赵树理的影响，决定了方之紧贴生活进行文學创作的理念，这使得他小说中的人物及事件几乎都可以从生活中找到原型。《内奸》的创作理念既是出于作者对文本艺术化处理的考量，也反映了一个作家在特定时代参与社会表达的复杂心境。小说中的田有信虽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确定具体所指，但他既存在于历史真实之中，同时又包含着作家真切的个人体验，时代特征与个人经验共同交汇产生了田有信这样一个精神品格极其逼真的人物。

关键词：《内奸》;文学理念;原型

一  贴近生活的文学理念

方之曾在辅导青年作者写作时说：“小说不能光靠编，乱编胡写成不了小说。小说要写自己熟悉的事物，熟悉的人，这些事这些人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如实记述，稍有艺术加工，就成了，好比一盘菜，你必须去买来菜，然后摘菜，把有用的留下来，洗净，切碎，放上佐料，用文火或武火，到一定时候，香味就出来了。”①话语朴实却概括出了方之文学创作的理念，即文学来源于生活，创作要注重现实的观察和生活素材的积累，这种理念的形成与其父的文学启蒙有着密切的关系。

方之，原名韩建国，祖籍湖南湘潭，1930年2月5日出生于南京。方之的父亲开过商店，做过店员，虽只有小学文化，但颇爱古文，有些文学修养。抗战爆发后，方之全家返回湖南农村避难。当时方之才上初小二年级，没有书念，失业在家的父亲便教他作作文，为了训练他的形象思维能力，经常让他做命题作文。有一次父亲出了个《起风》的题目，方之便想起他家附近有个农场，旁边有很多枣树，结了很多红的、青的大枣，六七月份刮起大风时便非常热闹，枣子像雨点般落了一地，主人急，小猴子拾，边拾边吃，主人愈急，小猴子愈吃，方之就描写了这个场面，父亲很满意。②这样的写作锻炼培养了方之观察生活的兴趣和写作场面的能力，更使他无意中明晓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并形成了方之文学创作的基本理念。

方之文学理念的形成与他的实际工作也有很大的关系。抗战胜利后，方之随家返回南京，在南京第一中学读书期间，参加了进步的学生运动。1948年方之参加了南京地下党组织，成为一名年青的共产党员。这一时期，他写了很多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文章，也创作了诗歌、散文、寓言故事等发表在墙报、校刊、报纸副刊上。为了方便与敌斗争，他使用了“方之”的笔名。③解放后，组织上本打算保送方之到大学读书，但他认为应该到农村、工厂、边疆去革命。于是，他先是深入农村参加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等运动，后又从事共青团工作，先后担任过南京市燕子矶区、汤山区、栖霞区的团委书记，后又任南京团市委宣传部长。农村与团委工作的经历给方之提供了新鲜的文学素材，使他有了写作的冲动和灵感，在繁忙的工作间隙，他开始将这些鲜活的生活经历记录下来。这期间，方之在创作手法上有意识地摹仿赵树理的创作方式，即在具体的工作中发现问题，并将这些问题用文学的手段展现出来，带有浓烈的“问题小说”色彩，因此，他将自己写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兄弟团圆》寄给了赵树理主编的刊物《说说唱唱》。1953年，他又写了《组长和女婿》发表在《说说唱唱》第4期，并得到了主编赵树理的推荐和好评，《文艺报》还专文进行了评论。之后他又陆续创作了《乡长买笔》《在泉边》《曹松山》《浪头和石头》等小说，在1956年2月召开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茅盾与周扬所作的报告中，都对《在泉边》作了充分的肯定，并称赞方之是“值得注意的新作家”之一。④1955年方之被吸纳为中国作协会员。

父亲的文学启蒙、团委的工作经历以及赵树理的影响，决定了方之文学创作的理念及方向，可以说，现实生活是他创作的扎实基础，因此，他小说中的人物及事件几乎都可以从生活中找到原型，这也是他能把人物写活的重要原因。

之后，由于受“探求者”事件拖累，方之在1971年被开除党籍，工资连降三级，全家被流放到位于苏北的洪泽农村劳动。1975年，表现反击右倾翻案风、与“走资派”斗争的文学甚嚣尘上，经常接受上级各类创作任务的方之为了逃避违心的创作，主动讨要了反映洪泽湖地区革命斗争史的任务。比如三十三天反扫荡、五十八天沦陷、八十二烈士、朱家岗战斗、挺进淮北等。方之的这一申请得到了淮阴地区宣传部的支持，并于1976年初成立了一个写作组，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李士杰担任组长，方之和某公社的武装部长王益山为副组长，方之是写作组的核心和灵魂。编写工作计划本来是2年，但在1976年4月，因“四五运动”遭到镇压，形势紧张，方之返回洪泽，民兵斗争故事编写组宣告解散。1978年5月，方之再次写信邀请王益山，加上洪泽的刘冬继续整理“挺进支队”的事迹。编写组一共8人，5人能拿笔，各分配任务，方之分配的任务是《重返淮北》，这件事发生在泗洪朱湖和管镇一带。就这项工作，方之曾说：“人家是赶车的，我们是拉车的。在拉车过程中，也可以拉上自己的东西。”⑤由此可看出，方之希望在此期间有自己独立的文学创作。他在整理革命事迹的同时构思了自己的小说，并最终根据一个小商人的故事完成了小说《内奸》的创作。

二  田玉堂与韩兰田

完成于1978年的小说《内奸》，其人物和事件都有生活原型。编写组成员孙超给方之讲了一个爱国商人的故事，方之听后拍案叫绝：“我就是想写这样的事情，在革命战争年代为革命出过力，后来‘文革了，受了批，战争和‘文革交替着写，这样有味道。”⑥于是他找到这位商人，彻夜长谈，小说《内奸》便由此产生。

《内奸》的主人公田玉堂是一个“不干不净、好吹好炫”的商人，在抗战年代，与鬼子、汉奸、土匪、顽固派都有关系，是个“路路通”，后因受共产党进步思想影响，利用生意之便，经常给新四军提供诸如西药、干电池、缝纫机等紧缺物资。1942年3月，唐河支队副司令员严赤的爱人、做政工工作的杨曙身怀六甲，在天黑过封锁沟时摔了一跤，疼痛难忍，身边还带着一个四岁的儿子，情况非常紧急。支队黄司令员想请田玉堂帮忙照顾，田便提议趁自己到江南贩卖榆面之机，带母子二人到大城市条件更好的医院治疗。一路上，田玉堂与杨曙以兄妹相称，并利用伪县长杨石斋的亲笔信和土匪头子高八鲶的名片，再加上金钱的打点，穿过了由伪军、二黄、土匪、地头蛇层层把控的关卡。但船到镇江码头时，田玉堂认识的一个伪警官被调走了，几个日本鬼子在检查，杨曙又无良民证，无法上岸。田玉堂便找到了一个给日本人当翻译的朋友，顺利把母子二人带上了岸，并住进了镇江仁慈医院。医院的负责人曹瑞云与田玉堂是乡邻，且因田家对他有恩，对田玉堂带来的杨曙格外关照。但日本人的便衣队常来医院检查，队长是个反共分子，又认识杨曙，这种情况下田玉堂不得不向曹瑞云讲出实情，并表态一定要保证杨曙的安全。曹瑞云没有办法，便将杨曙安置在自己楼上的房间，为了应对紧急状况，田玉堂与杨曙约定以一盆水仙花作为传递信息的暗号。幸运的是，敌人并没有发现杨曙，十几天后，田玉堂最终安全护送杨曙母子返回了唐河根据地。

田玉堂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叫韩兰田，是淮阴县小朱集人，9岁在家乡私塾馆读书，20岁在馆里教书，因嫌工钱太少，又胸怀大志，便弃文经商，在镇江、上海等地往返做贩卖榆粉的生意。因多年从商，结识了不少社会人士，与国民党官员、汉奸、土匪、地痞等各色人等皆有来往。从1938年开始，受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影响，经常帮共产党人代买枪支弹药、钢材煤炭;照看当时领导人的父母、妻子儿女;营救革命人士等等。这其中最大的有三件事，在《内奸》中皆有具体体现。

1942年7月间，新四军三师第七旅十九团团长胡炳云⑦将其夫人史伟安排在韩兰田家等待分娩，生下一个男孩后，由韩兰田精心照看，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仍供应母子二人鸡、鱼、肉、蛋，保证他们的健康，一直到12月，胡炳云才将夫人孩子接走。临走时，韩兰田办了两桌海参宴为胡团长及母子二人饯行，并请了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淮阴地区专员吴觉、淮阴地区组织十七县的政委杨纯以及泗阳、淮阴、涟水三县县长作陪。宴席上，胡炳云满怀感情地表达了对韩兰田的谢意，并主动提出让自己的儿子认韩为干爷，由韩为孩子起名。

第二件事发生在1942年底到1943年初，当时十九团的政委张彥⑧从高荡找到韩兰田，说自己的爱人杨纯⑨肚子痛要流产，因后方医院条件较差，希望韩能帮忙给找个好点的医生。当晚12点，韩兰田找了四个人用凉床把杨纯抬到王营大桥边，那里有一个日军的炮楼。在门口韩找到了里面的主任惠金友，谎称杨纯是从上海来的商人，在韩家不小心滑了个跟头，导致肚子痛要流产，惠便命人打开铁丝网大门让他们通过。在码头边上的一个乱荡坑里，杨纯告诉韩兰田，有个叫吴文从的党内叛徒认识杨纯，如果让这人碰到就没命了。韩向杨纯保证一定会对她负责，后来就把杨抬到了镇江的仁慈医院，交由他的朋友医院负责人刘瑞清大夫来进行治疗。在医院里，当刘瑞清得知杨纯没有证件时，便告诉韩兰田，每天早上8点鬼子都要查病房，没有证件的就要被活埋，当时已经埋了5个人了。韩兰田没有办法，只能将杨纯是共产党的实情告诉刘瑞清，并请求刘瑞清帮助。刘的妻子提出可以让杨纯住他们的房间，因为鬼子只查病人房间，不查医生房间，于是杨纯在医院安全地呆了七天。七天里，韩兰田还帮张彥与杨纯传递信件，每天一封，尽管担惊受怕，但最终还是将杨纯治愈并安全送回部队。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1943年夏，黄克诚为师长的第三师第四支队司令员钟伟⑩的儿子患了肺炎，其爱人刘婉澜又要生产，于是钟伟找韩兰田帮忙。当时韩的货船正要去上海，于是便把钟的妻小带到船上。因沿途关卡查得很严，刘婉澜母子又无日本人发的“良民证”，无法从运河走，只能沿宝应湖、高邮湖、邵伯湖前往镇江。中途土匪、壞人很多，韩便用钱来打发他们，才通过一道道关卡。到达镇江后，码头上有日本人站岗，韩兰田便先上岸花钱找了一位翻译官郭某，假称刘婉澜是其亲妹妹，请求帮忙。郭某便亲自到船上陪着刘婉澜，和日本人打了招呼后顺利上岸，同时很快帮刘婉澜办了一张“良民证”。刘婉澜在镇江的姐姐家住了20多天后，顺利生下一个儿子，休养好后返回到韩兰田的家中，韩又负责将刘送回到驻扎在沭阳的四支队司令部。钟伟一家对韩感激不尽，送韩三枚戒指，韩拒绝了。11

把韩兰田的事迹与小说的情节仔细对照，会发现小说的情节是这三个事件的综合和提炼，尤其第二、三件事，具体细节高度吻合。但是，正如方之所言：“生活中比较完整的典型人物、比较完整的故事、比较完整的情节是很少的，一个作家一生也不会遇到多少，全靠生活中本来就有的东西来写小说，那是十分困难的，等于守株待兔，所以需要杂糅。”12在给青年作者讲自己的创作经验时又说：“我主张小说素材可来源于真人真事，但一定要跳出真人真事，这样作者才有充分的‘自由”，“生活是一座大山，搞文学的就是要把这座大山粉碎，再用自己的手塑造一座比原先的自然山更雄伟、更秀丽，这就叫艺术加工。”13因此，我们看到，小说虽以一个人为模特，但在方之真正构思动笔写时，人物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人物搬家。小说中的杨曙正是由韩兰田掩护过的史伟、杨纯、刘婉澜三位女同志共同“杂糅”而成，小说中的严赤，也是胡炳云、张彥、钟伟三位将领“捏合”的结果。也就是小说并未拘泥于最原始的人物模特，而是出现了作家的改造，人物的事迹经过了叠加、删减与改造，人物形象也是拼凑组合，这样既增加了形象内涵的丰富性，也形成了动态的性格发展。而这种“艺术加工”表现更明显的是小说的后半部分，如果说前半部分即战争年代的情节与韩兰田的口述史实高度吻合，但小说的后半部分即描写田玉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事件，则与韩兰田真实的个人经历出入很大。小说中田玉堂出于良知，拒绝了造反派头目逼他写严赤夫妇黑材料的要求，虽遭毒打折磨，但仍坚定地捍卫了做人的道德底线，最后被认定有重大特务内奸嫌疑，戴上富农的帽子，押回田庄管制劳动，直到1977年，在黄司令员的干涉下，田玉堂的问题才得以解决，这一情节与韩兰田的个人真实经历明显不同。真实的情况是，1960年，在公社的支持下，韩兰田办了一个榆皮制粉厂，因经营有道，赚了不少钱，于是公社里的各种招待费用甚至包括贫下中农的医药费也强逼韩兰田来出，声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穷人吃药，富人还钱”。韩兰田认为钱是自己辛辛苦苦挣的，拒绝这样的支出，于是被被扣上了富农的帽子，说他是“三开分子”（即在共产党、国民党和鬼子三边都吃得开），开始游街批斗，戴高帽，跪大街，夜里不准睡觉，白天放猪拾粪，每月要拾500斤，不给工分。后来又拆了韩家瓦房，把桌椅板凳、床柜被褥、锅碗瓢盆、自行车等全都抄走了，导致韩兰田全家人晚上只能睡在地上，没吃、没烧、没住，还派人监视他们，出门要报告，批准后才能走。就这样韩兰田受了三年的罪，直到1969年才摘掉帽子，让他回家生活。1977年因家庭生活困难，给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杨纯写了一封救助信。杨纯回信叫韩找当时的淮阴地委书记方振，后在淮阴县县长朱德功的交涉下，处理了韩兰田在“文革”中受委屈的事情，退赔700元，并安排韩担任淮阴县政协常委、淮阴市政协常委，1982年之后，又被江苏省文史研究馆聘任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通过韩兰田的描述，我们会发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与那些他曾帮助保护过的革命干部并无直接关联，只是与当时的经济政策有关，被批斗的原因是与当时的政府产生了经济纠纷，如果按这样的逻辑书写，《内奸》极有可能会被讲述成一个对资本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故事，这很明显会偏离方之创作的初衷。因此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方之依旧把田玉堂的命运与严赤、杨曙们联系在一起，把一个经济事件转换成一个政治事件，这么做不仅构成情节的前后呼应，并能紧扣“内奸”这一“题眼”，使小说的情节更为紧凑完整，更重要的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完全相应。方之创作《内奸》之时正是伤痕、反思文学方兴未艾之时，当时流行的社会主潮是拨乱反正，控诉“文革”“四人帮”以及极“左”路线带给人身心的伤害，在这样的背景下，方之有意弱化了田玉堂身份中包含的资本意味，而是通过描述其解放前后的命运遭际，强化他在党群关系的潜在变化中的象征意味，这也是方之对社会思潮压力的一种技巧性回避。因此，方之对韩兰田口述素材的改动，既出于文本艺术化处理的考量，也反映了一个作家在特定时代参与社会表达的复杂心境。

三  方之与“田有信们”

雖然《内奸》发表后，引起了文学界的巨大反响，1980年，小说还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但其发表过程却颇费周折。最初是《上海文学》的编辑向方之约稿，方之坦言：“我祖籍湖南，爱吃辣椒，不知这篇正在写的东西合不合爱吃甜食的S地人的胃口。”14编辑热情表示欢迎思想解放尖锐泼辣的作品，但方之仍心有所忌，于是在小说的开头加了一句：“如何尽量节约刊物的宝贵篇幅，把这个复杂的故事说清，我这支笨笔实在感到有点为难，请严明的批评家高抬贵手，就让我从那个不干不净的商人田玉堂谈起吧！”15然而过了许久，《内奸》都未刊出。后来那个编辑回信告知，小说已转给《收获》杂志，认为作品在那儿发表更好。这让方之有些不快：“女儿是我生的，是许给你家的，你为什么事先不打一个招呼就把花轿抬到别家了呢？”然而又过了一段时间，《收获》编辑回信，作品不能发表，原因一是“田玉堂这个人物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二是“作品又象小说，又象评话，作者还夹了不少议论，不大象小说的写法”。16这样的退稿意见让方之非常生气，他直言：“对这位编辑的宏论，我只有惊佩不已，因为他代表了号称‘解放牌的刊物。”17

到了1978年底，在一次共青团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北京文艺》的编辑章德宁在会上找作家们约稿，最初是找王蒙，王蒙说自己手里没有现成的稿子，但他告诉章德宁，方之手里有一篇稿子，可以找方之去要。当时方之正为两次退稿愤愤不平，他对章德宁直言相告，小说是以一个商人为主角，并且这个商人是被作为正面人物形象来写，有多名共产党员围绕在他周围，甚至有不光彩的党员形象与之相辉映，这样的人物配置，《北京文艺》是否敢接。章德宁看过稿子后，又交给杂志社小说组长赵金九看，二人均认为小说写得不错，应该发表，只是觉得小说稍微有点拖沓。由于方之会后很快就要离京，所以要求走之前得到回音，章德宁便把稿子交给了当时《北京文艺》主编李清泉，李提了些意见，希望方之做些修改。方之不太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表示愿意修改。不久稿子寄回，章德宁发现对两次退稿依然耿耿于怀的方之，在小说的末尾除了标明写作时间之外，还加了一行小字“两投不用之稿”，为了避免其他杂志编辑同仁的不快，章德宁在发表时删掉了这一行字。而且方之为了表达对《上海文学》与《收获》编辑的不满，在小说的开场白中，那句“严明的批评家”之后，又加了几个字“和纯正的编辑”，除此而外，改动的地方很少。无奈，李清泉便说就这样发吧，于是，《内奸》终于在《北京文艺》1979年第3期刊出了。

《内奸》发表过程的波折，当然一方面与田玉堂这个商人形象有关，尽管方之尽力在小说中弱化这一身份的资本内涵，但在建国后如此浓墨重彩地表现一个商人，尤其是当作正面形象来塑造的还是非常稀少，这对期刊编辑们的确是个考验。另外，让这些大牌刊物的编辑们对小说的发表犹豫不决的是小说塑造了另一个人物——田有信。如果说田玉堂的塑造更多依靠了真实的生活素材，方之对之进行了冷静客观的提炼加工，那么对田有信的塑造，是作者在作品中的一个虚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确定具体所指，但他代表了一大批类似的人，他们是革命历史中并不少见的投机分子，因此所包蕴的历史意义更为丰富。

小说是以对照的方式来塑造田玉堂、田有信两个人物的性格的，田玉堂表面上“爱吹爱炫”“不干不净”，内里却正直、善良、有情有义，凭着做人的良心，保护了真正的共产党;田有信表面清清白白有头有脸，实则阴险狡诈两面三刀，为了自身得益，编造假材料，出卖灵魂，陷害同志。这样的塑造方式体现的正是方之在现实生活中对人品质的判定标准，据叶至诚回忆，方之喜欢用“正”和“歪”两个字来区分人们，常说，某人外表是歪的，内里却是正的，某人外表倒正，但内里却是歪的。对于歪的，品格上有肮脏的表现，方之会立刻把脸摆下来，当面指陈，叫人下不了台。而对于正的，他则非常热情。18

方之在作品与现实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爱憎，与他耿直豪爽的个性有关，更与他的个人遭遇密切相关。毫无疑问，1950年代的“探求者”事件是方之人生的转折点，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方之这个未谙世事的年轻人，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前程似锦的人生急速坠落，本来光明一片的人生瞬间变得暗淡，正如他自己所言，这回来了个《三岔口》，摸黑打。19在经过近两个月的批判后，“探求者”成员纷纷认罪忏悔，各自进行劳动改造。方之受到了留党察看并降三级工资的严厉处分，之后又被放逐到南京郊区八卦洲去劳动。然而方之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他还幻想着能很快重返文坛。但在当时的处境下，帮助他们的人少，更多的是落井下石。1959年，方之因为一篇千来字的影评，被批为鼓吹人类之爱。1963年，方之和叶至诚共同创作了反映破堤抗旱的话剧《江心》。但这部话剧不仅没能得到上演，反而成了二人在“文革”中被围攻批斗的罪证。当时方之正在南京芦花洲一个叫做小前庄的地方劳动，当他从社教工作队回到机关，看到的是文联满墙气势汹汹的大字报，斥责《江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斥责方之是受了包庇的漏网右派，是周扬的黑爪子，是文艺界修正主义的黑干将，想“破堤”而出（剧本里有破堤一节）。面对铺天盖地的批判，方之不服，他想向党中央报告，向最高领导者反映，为此他还几次向自己的老友新华社记者戴国强商量办法，但绝望的方之最终选择的方式是自杀。20当时方之趁着还有回家的自由，便带了两瓶安眠药坐火车离开南京到了芜湖，写了绝命书，吃了大量安眠药，幸亏服务员发现得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昏迷了整整一个星期才被抢救过来。多年之后，已经得以平反的方之在向他的好友讲述当年自杀的过程时，动情地放声大哭。由于自杀这一死不悔改的事件，方之在1971年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全家被流放到位于苏北的不毛之地洪泽农村劳动。在那里，为了生存，学会了各种农活，种胡萝卜、山芋、小麦，养猪，养鸭子，挑河泥，进湖打鱼等。

苦难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方之对复杂人性的认知，也导致了他嫉恶如仇火气十足的个性。据方之的妻子李艾华回忆，在洪泽下放时，有一次，公社召开“下放干部”会议，那天风雨交加，乡下的土路又滑又陷，“下放干部”们在泥泞中艰难跋涉，纷纷抱怨发牢骚，叫喊着应该叫那些当权者也来尝尝这个滋味。但是快到公社时，远远看见公社领导站在门口，队伍里忽然响起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歌声，而唱歌的正是刚才抱怨最多，牢骚最大的那个人。当时方之对此人的表演深感愤怒和羞耻，后来他给孩子们说：“两副面孔是最叫人厌恶，最叫人瞧不起的。”21当时的地方作者靳金生回忆，在1975年左右，方之在与人谈及样板戏及文艺界各种现象时大声嚷道：“现在有文偷，这是最没出息的。”在当时激烈动荡人人自危的时代氛围里，这样的话明显是犯忌的。电影《欢腾的小凉河》放映以后，靳金生受命完成一篇小说，作品中对立面设置为生产队长，方之在看了作品后马上回信：“把一个生产队长作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写，是否合适，很值得研究。于会泳曾主张生产队长可以作为走资派写。于会泳、……都是‘权威‘名人之流，然而我个人意见不敢苟同。”22

“文革”后，本性率直的方之脾气更大，凡遇到不入耳不顺眼的事情就会骂人，张牙咧嘴瞪眼睛，样子十分可怕。231978年后，江苏作协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陆续召开了些全省性的创作大会，与一些老作家在会上控诉自己几十年遭受的精神与肉体的苦痛以及创作上的禁锢不同，方之在大会上的表现就是“骂”，揭露那些当时还在位的正襟危坐的“帮四人”者们的真实面目，撕掉那些穿着“白大褂”“干干净净的‘共产党员”的画皮。据青年作者王益山回忆，在一次会议期间，方之曾拉他去查一个人的文章，这个人是位诗歌评论家，也是方之原来的好友之一，他曾在“文革”期间写了好几篇攻击邓小平的文章。后来二人在《江苏文艺》编辑部果然查到那位评论家写的几篇“分量”很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当时方之像抓住了小偷把柄一样，气得脸色发白。王益山劝他不要大动干戈，也许这人当时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方之依然恨得咬牙切齿地说：“不行，他欺骗了我，什么不得已，江青、张春桥拉他的手了吗？这种人，表面上是正人君子，背后一肚子坏水，最可怕，我要查个水落石出。”24于是，把几本杂志一拿，又回到了会场。恰好会场上那个人正在发言，大致说评论家和作家要交朋友，还举了自己与方之的例子。方之听后直接站起来说：“我同他没有关系！”并在另一次会议上痛骂了这位批评家。25

从一个单纯、热情，当时“还不懂阴谋怎么搞法，甚至还没学会说假话”的懵懂青年，变成了一个饱经磨难阅尽沧桑的中年人，方之识得了人性的复杂，也更加注重人格与品质。因此，《内奸》中出现了田有信这样一个人物，他既存在于历史真实之中，同时又包含着方之真切的个人体验，时代特征与个人经验共同交汇才产生了田有信这样一個精神品格如此逼真的人物。然而这样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人物击中了当时无数人的精神痛处，这也是导致小说发表过程坎坷的重要原因。在当时乍暖还寒的时代背景中，田有信这样一个敏感人物的塑造，既反映了方之反思苦难的勇气和魄力，也是自我坚持现实主义表达精神的体现。陆文夫曾说：“我和高晓声同志，和已故的方之同志，都有着大体相同的艺术见解，都是盯住生活的底层和深处，搞现实主义的。方之同志曾经开过玩笑，说他的现实主义是辛辣的现实主义……”26这样的辛辣不仅使小说《内奸》具有了时代批判的深度和广度，也成为一代作家精神品质的真实写照，方之在临终前，曾表达了自己的遗愿，就是要在自己的坟前竖一块墓碑，上面写“这里埋葬着一个跌跌爬爬的人”，同时“人”字要写得很大很大……

注释：

①⑤⑥132425王益山：《和方之老师相处的日子》，《雨花》1989年第10期。

②12方之：《方之作品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9页，第400页。

③据方之本人讲，“方之”这个名字本身并无太大意义，只是由于其笔划少，顺手一写就成了“方之”。

④裴显生、凌焕新：《论方之的创作道路》，《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⑦胡炳云（1911-1996），原名胡能清，四川南充人，1911年出生。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胡炳云以作战勇敢而出名，当时淮河以北的伪军中流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碰上胡老大”之说。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⑧张彦（1918─1970），原名张世桢，镇江人。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第二年，因追求真理，毅然弃学，奔赴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苏南解放后任松江地委书记，1954年，调北京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分管外事工作。1958年任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1965年任中共中央外事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⑨杨纯（1917-2005），四川峨眉人。曾就读于武汉大学。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起，先后任皖东北特委书记，苏北盐阜地委书记，被刘少奇称为“新四军中最能干的女将”。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1966年任中央对外文委副主任、党组成员。“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80年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

⑩钟伟（1911—1984），湖南平江人。1930年入党并参加工农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因公开为彭德怀鸣冤被贬职。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及丁伟的主要原型。

11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江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社会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

14151617方之：《内奸》，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2页，第72页，第73页，第79页。

181923叶至诚：《忆方之》，《雨花》1979年第12期。

20戴国强：《忆方之》，《雨花》1989年第10期。

21李艾华：《怀念方之》，《雨花》1984年第11期。

22靳金生：《严师挚友——忆作家方之》，《北京文艺》1980年第11期。

26陆文夫《过去、现在和未来》，《星火》1980年第11期。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