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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侠义小说中的自由精神与文人人格追求

2016-11-07赵化

文教资料 2016年19期
关键词:唐传奇

赵化

摘    要: 唐代武侠传奇塑造了许多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的武侠人物,历来为戏曲作家和后世武侠小说家所激赏借鉴。唐传奇武侠人物体现的精神与宋元以后明清白话武侠小说中那种“揄扬勇侠、赞美粗豪”和“终必为一大僚吏卒”的行为有本质的区别。作为文人士大夫寄托情志、显露才华的精神生活和力争仕进、求取功名的社会生活的派生物,就唐代文言侠义小说的文化品格上讲又是深受上层社会文化和文人本身思想意识影响的。本文从侠的自由精神出发,挖掘侠义小说中的文人士大夫的人格追求。

关键词: 唐传奇    侠义小说    自由精神

唐传奇作为唐代文学的一朵奇葩,异军突起,至中晚唐时蔚为大观。除婚姻爱情、神仙鬼怪、佛道思想、名人逸事等题材外,侠义小说也成为唐传奇中别具风格的一类作品。《太平广记》豪侠类收录的二十五篇作品中,除去《李享》出自《西京杂记》、《荆十三娘》、《丁秀才》和《许寂》出自五代时孙光宪《北梦琐言》外,其余都是唐人作品。而这三篇作品所写也都是唐人之事。并且,侠义行为和侠士形象在许多题材的作品中亦有反映,比如《柳氏传》、《谢小娥传》等。凡有涉及侠义行为的小说和《北梦琐言》中的三篇作品亦可算是唐人侠义小说的余绪,因此亦列入文章讨论的范围。

不可否认,唐代侠义小说的盛行与时代背景有极大关系。唐代是历史上又一个侠风甚盛的时代,武侠在民间极为活跃,上层社会更是任侠之风大畅。就题材内容来讲,唐代侠义小说多取材于民间故事传说,但是作为文人士大夫寄托情志、显露才华的精神生活和力争仕进、求取功名的社会生活的派生物,就文言侠义小说的文化品格上讲又是深受上层社会文化和文人本身思想意识影响的。本文从侠的自由精神出发,挖掘侠义小说中的文人士大夫的人格追求。

侠义小说中体现的侠的人格精神,除轻命重交、扶危济困等一些基本特点外,历代都有不同。唐传奇中的侠义形象往往智勇双全、特立独行。他们的言谈举止体现着一种昂扬的自由精神。具体地说,这种自由精神表现为一种独立、自尊、重视个人意志的人格和气质。这种侠的精神与宋元以后,明清白话武侠小说中那种“揄扬勇侠、赞美粗豪”①和“终必为一大僚吏卒”②的行为有本质的区别。

这种自由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唐传奇中的侠士普遍具有独立的思想。最典型的例子是皇甫氏《原化记》中的义侠和唐骈《剧谈录》中的刺客李龟寿。这两人都是为人雇佣的杀手。前者受县令雇佣刺杀曾救过自己的恩人,当义侠得知真相后便毅然放弃行刺,反而手刃恩将仇报的县令夫妇,为此人报仇。李龟寿的行为与义侠相似,他在行刺时被王铎的德行所感,认为他是贤臣,便主动投诚。这两人虽是为人雇佣充当杀手,但是他们依然保持个体独立的判断能力,并不是唯命是从、毫无主见的奴才。这类虽供人驱使,但仍不失自身人格的侠士形象在唐传奇中屡见不鲜。袁郊《甘泽谣》中的红线、裴鉶《传奇》中的聂隐娘、昆仑奴等都是这类人物。他们的举止行为显示了唐传奇侠士们精神上的独立与完整。其二,自由精神以侠义人物重视个人尊严的方式体现出来。段成式《酉阳杂俎·盗侠篇》中塑造了兰陵老人这一风尘异士的形象,他因不肯避让京兆尹黎干的车马队伍而被黎仗击。回到家后“大言曰:‘我困辱甚。”黎干得知后怀着惊惧登门造访。兰陵老人便施展剑术,吓得黎干“叩头股慄”。但老人却未伤害黎干,表示意在“试其胆气”,并嘲讽黎干“骨相无道气”,不肯与之交往。从其所言所行看,这位风尘异士自珍自重的品格一见可知。与其相似的是《酉阳杂俎》中的另一位“西京店老人”,他对不听己劝、一意孤行的骄狂少年予以惩戒,最后赢得了少年的尊重。这类武侠人物自尊自重的心理在《聂隐娘》中“一博不中即翩然远逝”的空空儿那里发展到了极致,与自高自重的高手风范和特立风姿相比,侠士们的绝世武功显得黯然失色。薛调《无双传》中古押衙的自尊心理则体现在了他以身报知己的挚诚上。分析古押衙后来会“不爱其躯”,竭谋尽智地成全仙客与无双这对情侣的深层原因当是王仙客对他的礼遇使得这个年老武夫的自尊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正如他所说的:“感郎君之深恩,愿粉身以答效。”其三,唐传奇中侠士们普遍无视礼法,表现出了强烈的叛逆精神。皇甫氏《原化记》的车中女子和康骈《剧谈录潘将军》中的三鬟少女都是身怀绝技的盗贼,她们在权贵府中甚至皇宫内院偷盗财物,丝毫不把王侯将相的权威放在眼中,而唐传奇中的侠士们还常常挺剑杀人,无论出于公理道义还是个人私仇,他们的行为都是“不轨正义”、“有捍文网”的。有些侠士甚至连人伦亲情都不甚在乎。薛用弱《集异记》中的贾人妻与皇甫氏《原化记》中的崔慎思妇在手刃仇人后毅然舍弃家庭,甚至不惜杀害亲子以绝后念,行为十分刚烈。这种不重视礼法的行为表现出了侠士们强烈的叛逆心理。他们不遵从世间礼法,甚至基本的人情世故,可以说这是这些唐传奇中塑造的侠士形象普遍具有的气质。

从唐传奇作者在小说中流露出的态度来看,他们对于侠伸张个人意志、自尊自重的行为和独立的思想是予以认同和赞美的。对有些侠义人物的行为品格,作者是直接赞美的。比如在《崔慎思》篇末作者明确发表议论,称崔慎思妇的行为“古之侠莫能过也”,虽不见得赞扬其复仇杀子的行为,但至少对于她的刚毅品格是持褒扬态度的。又如许尧佐在《柳氏传》末虽认为许俊助友夺回妻子的行为是“义勇徒激”,不入于正,但还是表明了对许俊武功胆气的赞扬,以为“曹柯、渑池之功可建”。李公佐《谢小娥传》结尾议论曰:“誓志不舍,复夫之仇,节也。”完全是对主人公的褒奖之词。其他篇章中虽没有这样直接的议论,但是作者笔下诸多侠义人物的行为都是符合天理的正义之举,如李龟寿和义侠之举。这些作者能够写某位侠士的故事本身就已经说明这些侠士行为有可观之处。这是因为唐传奇作者受史传文学的影响,有着“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的创作倾向③。

侠士们的这种自由精神显然是唐代撰写这些小说的文人群体的心理的侧面反映。侠士们所表现出的独立思想、自尊心态和任侠使气行为一样与唐代文人在人格上的追求有一致之处。这种唐代文人士大夫的人格追求无论在他们的行为还是诗作中都有比较充分的体现。首先,唐代文人普遍偏高估计个体的价值,他们的思想行为体现出了对卑琐平凡的厌弃。杜甫诗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句,韩愈在诗歌和散文的创作上独立开拓道路,提出了“务去陈言”,以至于他的诗作偏于奇崛险怪。除了在文学创作上力求突破前人窠臼外,他们的这种心态还体现在力争建功立业的仕进上。盛唐文人多赴边从戎,力图建立不凡功业。在政治上,唐代文人时而表现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气概,认为报效国家、经世济民乃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其次,有唐一代,许多文人敢于触犯权贵,体现了“威武不屈”的自尊心理。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戏谑王侯,“力士捧靴,贵妃磨墨”,表达了对个人尊严的要求,是这种思想的极致。此外,文人士大夫中很多有识之士在政治主张上都敢于指陈时弊,坚持正义,不惜冒犯当权者。如唐宪宗时宰相武元衡被藩镇所派刺客暗杀,朝中许多大臣因畏惧藩镇势力主张不了了之,而当时任谏官的白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他甚至在诗作中公开表示“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④(《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再次,唐代文人还普遍具有脱略形迹、任气使性的行为特点。有狂放之名的李白、杜牧自不必说,就连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居的韩愈在为人处事上也不拘细行。比如,一次他与客登华山绝顶,却被困峰上无计下山。韩愈以为必死无疑,便写了遗书,并在华山顶峰“发狂恸哭”。后来还是华阴县令想尽办法救他下来的。虽然韩愈一生为恢复儒家道统奔走呼号,但就为人处世着眼,他并无儒家所谓进退有度的君子之风。在个人气质上倒是与唐代文人任气使性的性格一脉相承。这种脱略形迹、任气使性的行为是一种个性的流露与舒张,表明了唐代文人还没有被完全框死在类型化的封建道德范畴内。以上分析的人格上的浪漫气质是有唐一代文人的特点,唐代文人的种种思想行为可归结为对于个性的张扬和重视个体价值。相比唐以后的文人,他们较没有遵循礼制、师法先贤的想法,而更多地体现了对自由人格的崇尚和追求。

综上所述,唐代文人在人格上崇尚自由独立,作为创作主体,他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便会自然而然地渗透在作品中。有唐一代文化氛围的相对宽松使得文人可以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进行人生选择,这就给他们追求人格的自由、保持人格的独立提供了可能。因此,唐代文人有高估自身价值、蔑视现存秩序和礼法的人格倾向,也就是在这一点上侠的行为与他们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有了契合之处。由此,唐代文人才会如此倾心于侠义小说的创作,他们借侠客的行为寄托自己的人格追求,从而塑造了唐传奇中风姿卓绝的侠客群像。虽不能排除侠义小说中反映现实的成分,说侠客形象完全出于文人的主观臆造,但是小说中侠客们正是有唐一代文人追求标榜的理想人格的化身。章培炎、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称唐侠义传奇“作为平庸人生和卑琐人格的反面,代表着人们对于自由豪迈人生的向往”⑤,当是确语。

注释: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95.

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04.

③李公佐.谢小娥传.太平广记.第491卷.

④白居易.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245.

⑤章培炎,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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