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凝

内容摘要：艾丽丝·门罗小说《素材》中的主要人物作为“发声者”，通过不同声音的演绎以表达其形象具有的三层身份——“听”与“说”的定位、性别意识的对立以及艺术与现实的差异。小说《素材》凭借人物的发声系统，证实了叙事文学中声音叙事与人物形象的关联，肯定了声音对人类情感体验的“复制”作用。在塑造形象的基础上，声音在人物的身份定位方面的应用还有更多的延展空间。

关键词：《素材》 艾丽丝·门罗 “发声者” 身份定位

当前时期，外作家在小说叙事中，不仅将声音当作制造环境或烘托氛围的工具，更是将其运用到创作的各个环节，发挥声音叙述的巨大潜能。文学具有声音属性，如果说声音是一种特别的叙述方法，那么作品中的“发声者”就是其重要的演示渠道。“发声者”的设置是一项新颖的声音方案，它凭借多种声音符号来堆塑人物的具体形象，又以人物为特殊音符。在此基础上，人物跳出故事情节本身，其身份具有了特定含义，表达作者对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

短篇小说《素材》收录在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集《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当中，通过不断穿插的回忆，讲述了“我”与前夫雨果的过往生活。故事以三个主要角色——“我”、前夫雨果以及邻居多蒂——为核心，构建了多层次的人物关系。不同于门罗的其他作品，小说《素材》中含有大量声音内容的描写，分别对应了三个主要人物的不同性质。门罗在《素材》中凭借声音的多变来定位人物的身份内容，小说中没有大量直观的人物描写或者解释人物关系的内容，她将人物微妙的能量对比融入到声音叙述当中，借用声音效果的表达来书写人物的多层定义。

一.“听者”与“发声者”

声音对于小说《素材》的人物身份定位有重大影响，而作者艾丽丝·门罗在统筹人物关系时，埋下了一层基本的听说系统——“听者”和“发声者”。小说中出现的每种声音都是特殊的象征符号，作者通过声音符号的堆砌而构成二元对立的关系，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1.发声者——雨果

作者艾丽丝·门罗在雨果身上赋予了两种特性，他首先是当代男性意识的代表，反映出男性对待生活的基本理念;与此同时，作家的身份让雨果更倾向于艺术领域而有意地抵触现实内容。

雨果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男性权威的基础之上，因此，他始终在有意识地操控环境的声音结构。为实现男性声音凌驾于女性声音之上，雨果在不断地操控声音环境，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打压女性的发声。他不仅多次以影响他的创作为由阻碍多蒂弹奏钢琴，他还把自己怀孕的妻子当成指挥棒。雨果这一人物形象所秉持的男性主导意识其实是对当代社会“男性中心主义”的表述，在当前社会意识形态中，父权制仍然掌握主要话语权，导致女性的聲音被忽视或埋没。

在艺术与现实方面，雨果坚持划清二者界限，对现实生活的声音持有偏见，想摆脱冗杂的现实生活。一方面，雨果因自己的作家身份而带有优越感，他经常参加吵闹的研讨会，会上的颂扬或争辩的声音对于雨果而言是抬高其社会地位的必需品。另一方面，雨果喜欢用竖笛吹奏古典音乐，却把多蒂弹奏的欢快钢琴乐视为噪音。为保持绝对的艺术领域，雨果总是恶意攻击其他“发声者”，时常发表“艺术经验高于生活经验”的言论，过多地强调艺术的重要性让他听不见日常生活的声音。

2.发声者——多蒂

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多蒂是雨果的对立面人物，她发出的声音贴近现实，是一套最常见的生活声效系统。

作者在多蒂身上表达了当代女性意识受困的局面。首先，多蒂的形象完全符合男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定位。小说中多蒂制造的声音都是对过往遭遇的诉说，尽可能地示弱。多蒂发出的声音内容体现出女性隐忍和顺从的性格，在生活压力之下，她们很难寻找到自己的独立意识，自我的声音很容易被生活的各种危难淹没。其次，在男性主导意识面前，多蒂被迫“噤声”。她被雨果多次噤声的情况反映出女性自尊受损的问题，男性在当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取得霸权，导致女性在潜意识里安于服从男性的统治，门罗通过多蒂的遭遇揭露了一项事实——女性声音的开关并不在自己手中。

饱受摧残的多蒂坦然接受自己的一切遭际，她已经和现实世界融为一体，有关她的声音总是波澜起伏，展现出下层人民混乱迷茫的精神世界。从多蒂搬进地下室那天起，她就一直在制造各种雨果所谓的“噪音”。在接待客人时，多蒂会压低自己的声音，语气微醉沉迷;而在讲述过去时多蒂又会提高音量，语气中不带任何悲伤，反而充满了“某种惊异和自豪”。在“我”看来，多蒂越是释放出她生活的不堪，她的声音就越是真实。

我窃以为这才是生活，远离了书籍、课程、文章和讨论的鲜活真实的生活。[1]

3.听言一体——“我”

小说《素材》使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的主要部分是“我”对过去生活的回想。“我”独立于两种声音系统之外，以此来分辨不同的声音符号。与此同时，“我”也具有“发声”功能，小说以“我”的视角出发，文中诸多看法都有鲜明的个人倾向。不同于暴露在读者视听前的雨果和多蒂，“我”是一名站在幕布之后的隐藏“发声者”。

作为“听者”，“我”具有特殊的听声能力。首先，小说通过回忆的方式来展开过去的图景，“我”身为记忆主体可以站在较为实际的角度去分析过往的生活。与雨果的夫妻关系以及与多蒂的邻里关系让“我”可以轻易探寻两个人物的生活内容，构建二者不同的声音图景。其次，“我”能敏锐感知到周遭的声音，出色地扮演了听者的角色。在小说的主要情节中，身为孕妇的“我”对外界抱有强烈好奇，养成了窥探别人生活的习惯，因而“我”会主动收听外界声音，并且对不同的声音系统保持清醒认识。

作为“发声者”，“我”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素材》的叙述本身已展现出强烈的主观意志，表达出“我”的个人看法。雨果和多蒂被分成两个阵营，而我则是以女性的价值尺度来处理其他人物的声音系统。在艺术与现实的问题上，我则偏向于现实的“声音”，因而有意识地批评雨果代表的艺术的“声音”。另一方面，“我”是作者为读者安排的收声器，引导读者捕捉两方势力的不同声音符号。因此，“我”也是作者观念的宣读者，表达了作者对诸多当代社会问题的思考。无利益关系的场外位置让“我”可以掩饰自己的“发声者”身份，用不被察觉的方式将自己的“声音”传达给读者。

二.“声音”的二元对立

“文学表现需克服声音的非在场、非实体的外在属性，只能先以听觉着眼于描摹声音的物理声响的相似性，再以知觉运用艺术模仿的方式，将声音的声响特征以文字符号的方式予以再现，实现从声音形态到声音样貌的转化”[2]。叙事文学难以像诗歌那样实现声音与形象的结合，然而作者仍然可以利用文字来描述不同的声音样态，通过表述来引起文学联想，使得小说中的声音和读者生活经验里的声音相互结合，达到“以文传声”、“以声画形”的目的。艾丽丝·门罗拣选出现实生活中的各类声音，将它们分别安放在小说中不同的人物形象身上，与此同时，她又制造了几起声音事件，让两股势力能够在特殊境遇中被迫见面，进行正面交锋。《素材》中安排了两组二元对立身份，两组关系通过小说人物雨果和多蒂展现出来。两场博弈都是围绕声音展开的，一方面，作者利用不同的声音符号来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另一方面，双方演绎的不同声音正是对立述说的主要内容。

1.男性意识——女性意识

美国学者凯特·米利特认为性别意识的产生是后天形成的，它带有明显的文化特征。想要在文学中反映当代社会男性意识压制女性意识的局面，需要利用具有类比性的文学表现来进行准确述说。也就是说，性别意识需要凭借其他带有性别文化内涵的符号来证明其身。《素材》围绕雨果和多蒂的声音战争而展开，通过“我”不断收听双方发出的不同声音，为他们创造了斗法场地，并能够具体展现出当前社会性别意识的差异。

在男权制仍然占主导的社会背景下，男性意识会有意压制女性意识的发展。门罗在雨果身上揭示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本质，他一边为打压女性而雷霆吼叫，另一边又沉溺于女性的温柔，发出“贪婪的咕噜声”。不管是打压还是索取，说到底都是要求女性的顺从。而面对雨果的否定，多蒂表现出逆来顺受的态度，主动放弃了自己声音的操控权。社会文化对男女的性别特征抱有期待，男权制社会企图造成男女在人格特征方面的气质性不平衡。至此，门罗便在小说中建立了性别意识的统治与从属的关系，暴露出当代社会意识领域的不平衡性。

“在当代的术语中，基本的气质特征分类是按照‘男性好胜’和‘女性顺从’这样一条界线划分的。所有其他的气质特征都大体与此相一致。如果好胜是统治阶级的特点，顺从必定是从属群体的特点”[3]。在雨果和多蒂的关系中，潜在准则都由雨果制定，多蒂只能默默接受。“我”作为听者和观察者，能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感知到这组隐性的统治与服从关系，而最终在抽水泵事件中发现其真身。

地下室里有台抽水泵，始终在制造稳定不变的、沉重浑浊的噪声……抽水泵取代了多蒂的钢琴声，成为这房子里最能激怒和挫败雨果的东西。[4]

就多蒂而言，抽水泵能保证地下室不被雨水淹没，沉重浑浊的噪音象征其生活内容;而对于雨果而言，抽水泵噪音则是挑衅，影响他的统治权。雨果停止抽水泵噪音的行为带有惩罚意味，强烈的主导意识让雨果不允许有僭越的声音出现，因而他故意在雨天关闭抽水泵。而面对压迫，多蒂将这场事故的责任很自然地归属到自己头上。长时间的苦难遭遇已经让她习惯了男性的统治，因而她不会意识到男权压制的无理性。

面对女性遭受压迫的事实，“我”开始有意识地为女性意识进行发声。“我”会对雨果的无理要求发起反击，要求雨果自己堵上耳朵。而“我”对多蒂则充满同情，逐渐理解到她的苦难并试图为她“发声”。“我”的一系列行为和“声音”都是在努力呼吁当代社会在性别意识上走向平等。在当代社会中，女性虽然在逐渐找回自我的身份定位和独立意识，但以男性为主导的观念仍然占据着社会意识的主要位置。门罗描述出女性角色的声音被男性角色扼杀的情况，塑造了处于统治位置的男性形象和被统治的女性形象，揭示了男性占据的社会“红利”并且拥有最终解释权的事实。

2.艺术——现实

文学的声音叙述既可以展示人物形象的气质属性，又具有言说抽象内容的作用。雨果属于中上层阶级，极端重视艺术的价值;而多蒂则挣扎在社会底层，为生计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生活境遇的差异导致了两人以不同视角来看待问题，因而二人的发声在内容呈现出明显差异。

雨果认为生活模仿艺术，因而他注定要反对一切现实化的声音，脱离生活中真实的声音。雨果的声音基调严肃刻板，研讨会的争辩声以及竖笛演奏声象征其身份地位，其他不符合其审美标准的声音都是无意义的噪音。为了维持自己“艺术至上”的理念，雨果十分在意外界的声响，其目的在于尽可能打击现实的声音来抬高自己与艺术的地位。多蒂站在雨果的对立面，她被现实的声音包围，还原了贫困人民的真实面貌。她唯一的生活乐趣是弹奏钢琴，不登大雅之堂的琴声是一种自嘲式的消遣。多蒂的钢琴声也是对个人经历的另类述说，她的琴声大都轻松欢快，和本人悲惨的生活现实形成鲜明对比。不同于雨果要求的艺术脱离现实，多蒂身上真正实现了从现实到艺术的升华。

在现实与艺术的问题上，“我”宣扬“现实与艺术的结合是必然的”的观点，这恰好对应了作者门罗的看法。“我”听不惯研讨会的争辩声，反而觉得艺术家的妻子们面临的生活琐碎声才是有意义的。一开始，“我”同样以戏谑的态度对待多蒂，然而随着了解的不断加深，“我”被真实的声音所捕获，逐渐向她靠拢。最终“我”彻底反叛了雨果的观点，肯定了真实声音的巨大价值。事实上，小说从一开始就破除了雨果作为艺术“卫道士”的形象，指出他所表达的并不是艺术真正的声音。雨果始终站在制高点不断贬低多蒂，坚持认为生活模仿艺术，将生活中所有的一切与文学中的艺术形象作比较。但事实上，雨果最终也没有脱开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定律，他将多蒂写入小说，让多蒂的形象从现实进入艺术。

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门罗尽量选择带有纯艺术意味的声音以贴合雨果的形象，并在多蒂安排到表现日常生活的声音系统中，将声音内容转化成对应人物特征的听觉符号。由此可见，声音除了可以打造人物特殊的性别气质之外，文学中的声音还能与抽象蕴意相结合，表达人物后的理性思索。

叙事文学中的声音叙述强调声音的联想作用，而声音塑造人物形象则更需要多种声音素材相互配合，创造人物的典型特征。文学中的声音具有“再现”的意义，它唤醒的是读者的听觉想象，比起实际描述当场的情感体验，听觉想象联系读者的生活现实，因而能更好地构建真实的畫面感。艾丽丝·门罗把声音符号作为人物身份的建模材料，用不同属性的声音内容来堆砌人物的内外特质。小说人物在展现身份含义时，通常需要借助外界要素来加以定位，而小说《素材》构建的三个“发声者”则凭借自己的“声音”，实现了身份的确立。声音的运用使得人物立意更加丰满，让更多元素融入到形象的身份当中，实现“复制”现实的目的。小说《素材》中的“发声者”形象，展现出门罗对社会性别意识以及艺术与现实问题的考察与解读，同时也是她的从文学创作的视角出发，通过文学的声音属性来定位人物复合身份的一次实际操作，这样的尝试对于“小说人物塑造”和“文学中声音属性的应用”两方面而言都有特殊意义。

参考文献

[1]（加）艾丽丝·门罗.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M].刘黎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09），p46.

[2]冯樨.论文学中的声音景观与声音叙述[J].写作，2020（03）：61-68.

[3]（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09），p40.

[4]（加）艾丽丝·门罗.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M].刘黎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09），p52.

[5]陆涛.论文学中的声音修辞[J].中州学刊，2019（02）：147-152.

[6]赵宪章.语图叙事的在场与不在场[J].中国社会科学，2013（08）：146-165+207-

208.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