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主体总是处在话语中。拉康将话语分为四类，即主人话语，大学话语，分析话语和臆症话语。本文基于拉康的话语理论分析海明威的《在异乡》，认为青年海明威是大学话语中的好学生，少校是分析话语中分裂的主体，作家海明威是分析话语中的分析师，叙述者“我”则是臆症话语中的“她”。

关键词：拉康 话语 海明威 《在异乡》

拉康认为主体的言语从来都不是自由的，“言语是语言的赐予”[1]（65）。语言限定了主体的言语，使其成为与上下文紧密联系，尊重他在性的话语。拉康的话语理论考察了欲望主体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冲突，对于理解人的精神世界，解释社会现象具有普遍的意义。在文学评论中，拉康的话语理论会对文学作品的创作动机，人物性格的发展和精神变化的理解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在异乡》是海明威以战争为题材的著名短篇小说。在小说中，海明威艺术地再现了自己参加一战的经历，深入思考了无情的战争机器对人的肉体和精神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伤害。本文基于拉康话语理论分析《在异乡》，以求对拉康理論和海明威小说的深入理解。

一.话语和主人话语

拉康认为“话语存在于基本的关系中，而这种关系只有在语言中才能够维持。通过语言这种工具，一些稳定的社会关系确立起来。在这些关系中，体现了超出具体言语之外的东西”[2]（13）。语言对拉康来说是由能指构成的象征系统。语言先于主体存在，并构成了主体的无意识，因此主体在说话之前，已经被置于某些基本的关系中，被限定于话语之内。话语反映着主体的地位，透射出主体与他者的关系。拉康把话语分为四种模式：主人话语，大学话语，分析话语及癔症话语。

主人话语是最原初的话语模式，是推动其它话语模式的原动力。在主人话语中，主体是一个纯粹先验的“我”。“我”认为自己是完美的，因而拥有一种绝对的权力。拉康隐喻地称之为主人。主人强调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随心所欲地对他者强行施加命令。主人要求他者臣服，与自己保持高度一致。主人的统治是蛮横的，没有道理可言。正如芬克指出：我们必须听从主人，不是因为这样状况会变好或者因为其它的理由，而仅仅因为他是这样说的，不要任何的证明，就是这样子[3]（131）。主人认为自己的意志是绝对真理，所以会抢占和扭曲知识。知识来自于社会实践，具有物质性和尊重他在性，是实践中的真理。然而，主人攫取知识中对自己最为有利的部分，扭曲对自己不利的知识，形成了一种纯粹的抽象知识。这种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主人统治的合法性，巩固他的统治地位。除“我”之外其他主体只能被迫服从，压抑欲望，出让自我，成为分裂的主体。但分裂的主体永不停息地追求像主人一样拥有的完全满足和完美自我。

二.大学话语和青年海明威

鉴于主人话语赤裸裸的蛮横专权，拉康认为纯粹的主人话语在现代西方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大学话语所取代。“大学”不能仅仅理解为实体的大学，而是以大学为代表的整个知识体系，甚至是更广义的教化体系。此时主人收敛了独断蛮横，出让部分的权利给知识，巧妙地隐藏在幕后控制着整个知识教化体系。“不要认为主人会经常在那里，只有他的命令永恒地留在那里”[2]（106）。知识成为话语的主导，但知识并不是指社会实践中尊重他在性的知识而是指对主人的统治进行全方位美化的知识[2]（31）。知识假借理性的名义，对主人话语起到掩盖隐瞒的作用。知识展现的是一种隐性的、匿名的暴力，“它只不过用一种看不见的，隐匿的霸权代替了主人那显性的霸权”[4]（84）。因此，大学话语是一种隐蔽的话语，并且随着内部需要和社会的发展，会变得越来越隐蔽。知识教化体系的目标是影响主体的欲望对象。在其严谨的逻辑体系中，知识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空间来使主体实现自己的欲望。知识成为主体的无意识。主体的欲望被修正了，被同化为主人的欲望。在主人隐藏的凝视中，主体努力地获得主人的认同，竭力证明自己拥有的知识最多最好。

为了使主体能持续不断地从认同中获得快感，大学话语会通过晋升军阶和颁发奖章来激励。这样做能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主体的“剩余快感成为可以计算的，可以被计数，被合计”[2]（177）;另一方面，将主体放到一个可以比量的阶梯之上，构成一种无形的力量，催人奋进向上。1918年6月，他已经在意大利军队位至中尉[5]（141），受伤后即被提升为一级中尉[5]（172）。他因为负伤先是获得银质英雄奖章，仅次于最高奖章的。他自己非常清楚这种奖章与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差不多，比法国的战争十字勋章和军事勋章都要高，是和法国荣誉军团是一个级别。然后又被推荐授予亲王奥斯塔公的英雄勋章[5]（152-3），最后还获得一枚克罗塞战争勋章，比那些战斗了三四年的军官们得到的还要多[5]（182）。大学话语会通过隆重的仪式来褒奖英雄，激励他者：在授奖仪式上，人们向这位英雄“欢呼足足有十分钟”，“所有的队长都向他敬礼”[5]（152）。这些军衔、奖章、鲜花和掌声给主体带来的快感暂时麻醉了肉体的牺牲和痛苦。

三.分析话语、少校和作家海明威

大学话语企图使主体对主人完全认同，摒弃自我的欲望。但在认同过程中对主体的身体实在的伤害和自我的牺牲终究会使主体意识到自身和自我的重要性。主体开始直面自身和自我，意识到被分裂被异化的现实，怀疑权威和知识。由于无意识还是由大学话语所控制，主体不知道如何实现自我、结束分裂。在无意识与意识出现裂缝的地方，对主体进行分析，此时是精神分析学的话语模式。《在异乡》中的意大利少校就是这样的分裂主体。

少校像青年海明威一样是个的“好学生”，深受道德规范的教化，一直与之认同。少校坚持要“我”必须说语法正确的意大利语，并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错误，这说明少校追求个人言语与规范语言的高度认同。少校战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剑术家并且已经订婚，本可以有美好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同青年海明威一样，少校积极地参加战争;但同青年海明威的盲目乐观不同，少校能够意识到战争的创伤是致命的，不仅仅是肉体的，更是精神的。少校的右手因战伤而萎缩得像娃娃的手。战争摧毁的是他的手，随之而去还有他的青春岁月和昔日荣誉，将来的职业和爱好。为了参加战争，少校推迟了结婚日期，直到残疾不能再打仗后，才同他的未婚妻结婚。然而新婚不久，他年轻的妻子却死于肺炎。肺炎并不是什么大病，若不是战争使医药紧缺，死亡决不会轻易发生。随着爱妻的死亡，少校昔日的幸福，甜蜜的爱情，美满的家庭统统变成痛苦的回忆。

少校代表的是深受大学话语影响但又在其中受到了肉体和精神双重创伤，开始重新审视权威和知识的主体，体现出无意识与意识分裂的精神症状，具体表现为诸如矛盾、迷茫、怀疑。少校怀疑将来的创伤治疗效果，当医生给少校看过一只曾经萎缩的手治疗前后对比的照片时问道：“你该有信心了吧？”少校的回答是： “不”[7]（270）。尽管“并不相信理疗椅……这东西全是胡闹”[7]（272），可少校总是按时到医院治疗，从不错过一天。少校得知其爱妻去世的噩耗后，一方面，不禁失声痛哭，泪水从两颊淌下;另一方面，少校力图表现出道德规范要求的“硬汉”气概，不失风度风范。他抬起头，“嘴唇紧咬，挺起腰板，带着军人的姿态，走出门去”[7]（274）。少校认为“即便一个男人注定要失去一切，也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些无法丧失的东西”[7]（273）。少校“实在是没法想开”国家宣扬的“正义的战争”带给他的却是无尽的伤害，除了些许荣誉。少校直望窗外的眼神显示出他对现实世界的迷惘： 生活失去了目标，价值受到了怀疑。在权威知识和自身自我两种张力下，充满少校内心的只能是矛盾和痛苦。

把少校刻画成一个意识到被分裂被异化的主体说明作家海明威像精神分析师一样对战争及其后遗症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和分析。海明威与同时代参战的人们一样，在一战后深受战争留下的肉体和精神创伤的折磨，对战争的遗患有着切肤的体会。海明威曾对来访的女作家丽莲·洛斯谈到：“我记得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印象坏透了，以致整整十年我都没法写它”[8]（32）。自身的经历与作家的敏锐情感使海明威能够超越“迷茫的一代”，像分析师一样对战争进行反思。精神分析师通过聆听被分析者来揭示主体的分裂和欲望。作为亲历战争的海明威只需冷静下来体会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就足以使他对国家战争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进而站在自身自我的立场上对“迷茫的一代”所遭受的创伤进行揭示。在《在异乡》中，海明威对象征理性的医生和机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揭示了医生和机器永远不可能弥补和治愈由战争造成的创伤，无论是肉体方面，还是精神方面。在表现手法上，海明威也酷似客观的分析师。虽然海明威对战争极其痛恨，但他并没有被激情的洪流所淹没。在其小说中，海明威用一种“电报体”，精简明了，将大量的内容隐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就像冰山只有八分之一呈现在水面之上。正如陈红指出“以冷峻简约的叙述描绘了一幅幅真实的生活画面，揭示了深受战争创伤的人们在现代荒原般的现实社会中的迷惘、痛苦、孤独、失望等精神状态”[9]（78）。《在异乡》以简约的语言勾勒出主体的症状，折射出自我的欲望：摒弃战争。然而在现实中，个人摒弃战争的想法太过于理想化，或许臆症话语中的态度和策略更加实际些。

四.臆症话语和叙述者“我”

在臆症话语中，主体不承认绝对权威和纯粹真理的存在，认为绝对的真理只是“半说（half-saying）”[6]（102）。同时也承认自己是不完美，尊重他在性。虽然主体向绝对权威和纯粹真理进行质询，拒绝与其完全认同，但他承认权威和真理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不企图进行颠覆性的革命。在权威和真理看来，此时的主体是一个顾恋自身、自我和小家的“她”。

《在异乡》中，臆症话语中的“她”的精神状态是由叙述者“我”来体现。我明显区别于青年海明威的狂热，少校的迷茫。我是一个在经历了狂热，迷茫之后，在现实世界采取的一种坦然态度。认清了“战争”、“正义”的本质，既然无法避免和避开战争，那就有条件地逃避责任义务，确保自我自身安全，活下去。这种人生态度首先体现在对生命的重视，对死亡的恐惧：“我当时是那么怕死……想到死就害怕，担心重返前线后的光景如何”[7]（272）。我为自己负伤而“再也不去打仗了”“再也不上前线了”而庆幸[7]（269，271）。这种人生态度使其淡漠了对奖章及荣誉的渴求。虽然我只得到一枚勋章，但我并没有羡慕那个在前线九死一生得到三枚奖章的突击队上尉，却和那个第一天就挂彩没有获得奖章的小伙子成了好朋友。虽然我知道我的授奖仅仅是由于我是美国人，但我“从未感到受奖有愧” [7]（272）。这种人生态度使我远离了大学话语标榜的爱国，勇敢。尽管从未打过猎的人会把我也看作是猎鹰，但我承认自己不是猎鹰，而猎鹰象征着孤傲、勇猛和凶悍。这种人生态度使我对卖炒栗子的女人具有强烈的认同感。与战场上的厮杀男人不同，也与咖啡馆里最最爱国的姑娘不同，卖炒栗子的女人没有太高的理想，但她代表着实实在在的生活，她身边暖和的炭火象征着我渴望的温暖及生命的力量。热乎乎的炒栗子与店外挂着的许多野味猎物形成鲜明的对比，它没有杀戮，不带有血腥、冰冷和死亡。我的人生态度必然受到大学话语的鄙视和拒斥，那三个佩戴勋章，像三只勇猛的猎鹰的人不再将我当作“知心人”，而少校则说我“是个不可救药、丢人现眼的笨蛋”。而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虽然不那么男子汉，但兼顾了国家和自我，兼顾了责任和自身。

综上所述，拉康的话语理论把主体放在政治文化的语境中，在四种不同的话语模式中分析了欲望主体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文学作品创作动机，人物性格发展和精神变化具有崭新的指导意义。具体到小说《在异乡》的分析中，青年海明威是大学话语中的好学生，代表着对权威和知识的完全认同;少校是分析话语中分裂的主体，代表着对权威和知识的怀疑和迷茫;作家海明威是分析话语中的分析师，客观冷静地向我们呈现了主体的矛盾和分裂;而叙述者“我”则是臆症话语中的“她”，一定程度上实现权威和主体的调和。这些使我们从精神分析的层面上加深了对海明威的小说《在异乡》的理解。

参考文献

[1]Lacan，Jacques.crits：A Selection [M].A.Sheridan，译.London & New York：Tavistock/Routledge，2001.

[2]Lacan，Jacques.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Book XVII， The Other Side of Psychoanalysis [M].R. Grigg，譯.New York： Norton， 2007.

[3]Fink，Bruce.The Lacanian Subject：between language and jouissanc[M].Princeton：Princeton UP，1995.

[4]蓝江.从主人话语到普遍性话语[J].世界哲学，2011（5）：77-88.

[5]海明威.海明威书信集（上）[M]. 杨旭光袁文星，译.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

[6]Lacan，Jacques.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X， On Feminine Sexuality，The Limits of Love and Knowledge[M].B.Fink，译.New York： Norton，1998.

[7]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M]. 陈良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8]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委会.海明威研究[Z].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32

[9]陈红.海明威《在异乡》的叙事艺术和文体风格[J].广西社会科学.2005（11）.

（作者介绍：魏电克，博士，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