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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与和平外交

2020-09-02王文涵

时代人物 2020年8期
关键词:和而不同领导人实践

王文涵

关键词:和平外交;领导人;思想;实践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和”文化始终作为其价值精髓,在历史与现实的长河里熠熠生辉。“‘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与根,是中国文化的元初性基因,是中华民族的基础性信仰”。[1]这种“和”元素基因意味着在尊重世界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之上,强调“共存先于存在”“兼容方能共荣”。

同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列宁提出的“只有对外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才能争取到和平的国际空间,以保证国内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保障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的“和平外交政策”,[2]成立之初的新中国的外交政策选择提供了有力借鉴和理论指南,催生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和平外交思想,指导了新中国的外交战略与实践。

一、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思想与实践

毛泽东在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上指出,“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与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以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3],表明毛泽东对于国际和平环境的向往。

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主要内涵与基本主张主要概括为以下五点。首先是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相待,这也是毛泽东关于和平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即要求大国不能对小国在任何方面有任何形式的压迫和束缚,要建立互助合作的平等关系,代表和反映了当时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与呼声。第二是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基本主张也是始终贯穿其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主张,体现出其以不干涉来促和平的外交理念。第三是对外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面对内政外交与经济实力等方面资源更匮乏与落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如根据“八项原则”向蒙古派遣技术人员以及向坦桑尼亚施以援手等。第四,国家之间交往要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利互惠,互相学习。第五,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毛泽东认为,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之间,不能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从而限制了国家间的和平交往,认为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国家是完全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基于此,他极力推动中国与日本、英国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基本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4]

毛泽东这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新中国的对外交往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二、周恩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和平外交思想与实践

周恩来的和平外交思想主要体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核心,也是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核心,其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国际合作的全面的政策”[5],成为周恩来对世界外交学的创造性贡献。

关于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基本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强调人民群众在实现和维护世界和平中的重要作用和力量。较之于站在国际社会国家之间的宏观层面考量外交政策的毛泽东相异,周恩来更加突出广大人民群众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其次是在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更为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在周恩来看来,国际社会是一个由不同主权国家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构成的统一整体,任何一个过激行为体都有自己的独立性和主权平等性,世界各国不存在强弱、大小与贫富的分别。第三是国家之间在开展对外关系时,彼此之间应该尊重对方自主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的权利。在周恩来看来,尽管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阶段不尽相同,但自主选择何种发展道路是天经地义,而其他国家所要做的就是尊重一切国家和民族的人民根据本国或本民族的实际特点和自己的意志而自主地選择所要遵循的前进道路和方式。第四是在推行国家的和平外交时,要区别对待政府和人民。这一原则在对待日本国政府和人民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1954年周恩来在会见日本代表团时曾表达过,尽管中国未与日本建立官方层面的关系,也不能否认日本对中国造成的灾难,但并不能否认日本普通民众对于中日两国往来的期盼、对于两国和平的渴望。也正是在“区别对待政府和人民”的政策指导下,中日两国采用了“贸易先行,以民促官”的“曲线”外交手段,开展了广泛的民间贸易,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发展奠定了经济和外交基础。

周恩来的和平外交思想以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倡导世界和平并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为根本宗旨,包括坚信人民群众是实现和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强调参与主体以及平等性,在开展对外关系时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以及在推行和平外交时区别对待人民和政府等主要内容。[6]

三、习近平新时代的和平外交思想及实践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并指出“要和平不要霸权,要合作不要对抗,追求共赢而不是单赢”的理念,系统地打造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途径,为国际关系和平稳定向前发展提供新理念、开辟新愿景。随后,中共十九大召开,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明确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将“发展和完善全球治理体制”明确作为当前对外工作的重要内容,并形成高度重视与世界各国和平友好关系的重要表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出中国智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和平外交理念和倡议有力引领着中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国对外关系、妥善应对和解决全球治理,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和平外交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得共筑“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7]的中国的世界梦想成为可能。

从构建平等互利共谋发展的上合组织、共建共享安全格局的亚信会议,至打造和衷共济的金砖伙伴关系、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无一不体现出中国为保障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探索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新模式,以及追求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共同理想所贡献的中国智慧与力量。

“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以古代传统的“和而不同”理念作为元初性基因与传承性基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和平外交战略的战略基点,以独立自主作为和平对外行为的秉承路线,其和平外交思想理念与战略行为由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贯彻落实“和平与发展”,再至建立“和谐世界”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而有力的和平外交步伐中不断充实完善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助推中国实现和平崛起、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与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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