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铮铮

摘要：与其他神经发育障碍儿童的父亲相比，自闭症儿童父亲承受着更高的亲职压力和较差的生命质量。旨在研究应对策略对自闭症儿童父亲的亲职压力与生命质量关系的中介效应，使用《亲职压力简易量表》《应对策略量表》和《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测定简易量表》对84位自闭症儿童父亲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测试的8种应对策略都没有对自闭症儿童父亲的亲职压力与生命质量之间产生中介效应。

关键词：亲职压力 社会支持 生命质量 自闭症儿童父亲

中图分类号：G7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1-0207-02

自闭症是一种复杂的神经发育障碍，主要症状为社交障碍、语言交流障碍和行为障碍。孩子患有自闭症会严重影响父亲照顾角色的扮演，使父亲感到绝望进而导致心理与社交问题。自闭症儿童的日常照顾、康复服务和教育资源稀缺、经济压力和社会污名化造成父亲承受较高的亲职压力水平和较低的生命质量。生命质量指的是个人对自己生活品质的感知，由主观和客观两种成分组成，主观成分包括个人感知的生活状态、满意度和幸福感，客观成分包括职业、收入、教育程度及生理功能等指标[1]。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遵循Lazarus和Folkman的压力与应对交互模式。该模式认为当人无法从环境中获取足够资源应对问题时压力就会被人感知，而亲职压力就是人与环境不契合时所产生的。该模式把应对策略定义为当个人发觉拥有的资源不能满足特定的外在或内在需求时，不断地改变认知和行为以对该状况进行管理的行为努力。压力与应对交互模式强调压力被感知于人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而应对策略是压力源和健康结果之间的中间过程并能改变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许多地区存在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角色分工形式，父亲时常被标签为“外围父母”，但是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父亲却可以为整个家庭应对儿童自闭症状定下基调。当父亲的应对策略不足时，他们将很难为家庭成员提供有效支持。虽然国内已经通过双变量的关系对自闭症父亲的亲职压力进行研究[2]，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自闭症儿童父亲根据自我经验采取的应对策略作为中介变量如何影响他们的亲职压力和生命质量之间的关系。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研究8种应对策略在自闭症儿童父亲的亲职压力和生命质量之间产生的中介效应。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从湛江市五县四区5所特殊教育学校收集样本。在学校教师的协助下以班级为单位，以家长会为时机进行问卷收集。共收集到84名父亲填写的有效问卷，年龄介于28—61岁，平均年龄为38岁，绝大部分父亲是已婚（94%，n=79），教育水平均在初中或以上，家庭年收入水平位于8—76万元人民币之间。样本中，大部分自闭症儿童为男孩（73个），儿童年龄范围是2—13岁，平均年龄5.8岁。

（二）测量工具

1.亲职压力简易量表（PSI—SF）

本研究采用任文香翻译并修订的亲职压力指标简表。该量表共36个条目，由亲职愁苦、亲子互动失调和困难儿童3个分量表组成，该量表在国内外的自闭症父母亲职压力研究中广泛应用，本研究所测得的Cronbachα系数为.94，适用性良好。

2.应对策略量表（WCC）

采用郭国桢和骆美芳翻译并修订的应对策略量表[3]，该量表包含50个条目，以分量表的形式列出8种应对策略：积极自我认知再评、对抗性应对、有计划地解决问题、寻求社会支持、认知超脱、自我控制、逃避、自我责任承担。本研究所测得的Cronbachα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介于.67—.78之间，有较佳的内容效度。

3.生命质量测定简易量表（WHOQOL-BREF）

生命质量测定简易量表采用郝元涛等学者编制的中文版本[4]，该量表共包含26个条目，从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交领域和环境领域这四个维度对生命质量进行测量。本研究中，总量表Cronbachα系数为.92，适应性良好。

二、研究结果

本研究运用SPSS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以检验八种应对策略在亲职压力与生命质量之间的中介效应。在多元回归分析中，我们分别评估每个应对策略的中介效应。如表1所示，当控制中介因子影响时，作为自变量的亲职压力和因变量的生命质量之间的关系仍然显著。中介分析的结果证实，任何应对策略都没有在亲职压力和生命质量之间产生直接的中介效应。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中介路径模型显示出与数据的良好拟合：x2（df=164）=583，p<.001，CFI=.91，TLI=.90，RMSEA=.06（CI=.05，.07）。总体模型拟合的范围从中等到良好，从拟合指数的角度来看，每个分析大体上都可以接受。这意味着亲职压力与生命质量之间没有受到任何间接影响。表1同时显示所有作为应对对策的中介因子均与结果无显著相关，间接效应是在95%的置信区间内实现的。对自变量的亲职压力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亲职压力对生命质量具有显著直接效应（B=.33，t（df=99）=4.99，p<.001）。这证明所有的应对策略都不能在亲职压力与生活质量之间产生中介效应。

三、讨论

本研究发现，测试的8种应对策略都没有对自闭症儿童父亲的亲职压力与生命质量之间产生中介效应。对于这个结果有以下解释。首先，Strachan的研究发现当抚养残疾儿童的父亲在生活中遇到越大的压力事件时，父亲就会越少地使用应對策略或使用的应对策略会越无效[5]。那么，这就可以解释参加此次研究的自闭症儿童父亲在面临亲职压力的同时，可能也面临着更大的社会压力、经济压力或其他压力，这些压力可能导致他们无法有效使用应对策略减少亲职压力和提高生命质量。

此外，父母会基于家庭的文化采取应对亲职压力的应对策略。在一项研究智力障碍儿童母亲的亲职压力的研究中发现，母亲的亲职压力和健康状况受个人特质和家庭文化影响，而非受到应对策略的影响。这意味着影响着自闭症儿童父亲亲职压力和生命质量的可能是他们个人和家庭的特质，而不是他们采用的应对策略。

本研究发现面对亲职压力时，部分父亲较少采用寻求社会支持的应对策略。这主要是因为父亲较少有时间与为自闭症儿童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建立信任关系，或者专业人士对父亲的担忧和需求缺乏关注，因此父亲不太可能向专业人士表达忧虑和感受以缓解其亲职压力。此外，社会文化会显著影响个人需求社会支持的意愿。照顾残疾儿童的社会污名化会降低父母寻求亲戚和朋友支持的意愿。尽管本研究中父亲把寻求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应对策略，父亲的社会参与情况会使社会支持策略在亲职压力和生命之间失去中介作用。

四、结语

本研究提供了关于如何分析自闭症儿童父亲亲职壓力和生命质量之间应对策略的潜在中介效应的研究数据。但是将本研究结果运用于自闭症研究领域之前必须考虑一些限制因素。由于预先存在的未知的潜在相关因素，本研究中使用的横截面数据具有局限性。纵向研究在检验那些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或减弱父亲应对亲职压力的因素时更为有用。另外，定性研究也许有助于了解采用应对策略应对亲职压力对自闭症儿童父亲有何意义。在本研究基础上的不同类型研究将会推广本研究的结果，并促使相关专业人士为自闭症儿童父亲制定有效减少亲职压力的服务计划，以促使父亲采用有效的应对策略对抗亲职压力。

参考文献：

[1]Commins R A.Moving from quality of life concept to atheory[J].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2005，49（10）：699-706.

[2]赵萍萍，李诗晗，谢思敏，等.自闭症儿童家长亲职压力及其心理需求的关系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17（4）：66-71.

[3]郭国桢，骆美芳.学生父母统计压力的因应测量与统计压力关系之研究[J].家庭教育与咨商学刊，2010（9）：61-106.

[4]郝元涛，方积乾，李彩霞，等.世界卫生组织生命质量量表及其中文版[J].国外医学，1999（3）：118-122.

[5]Strachan W. Fathers of children with educational disabilities：The role of stress in life satisfaction[D].Melbourne：Melbourne University，2005.

责任编辑：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