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秋旻

摘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艾滋病席卷欧洲大陆，当时的艾滋病人基本处于自生自灭、为常规生活所抛弃的状态，甚至于被大众视为魔鬼的化身。影片《每分钟120击》便描绘了法国这样一群身患艾滋的“酷儿”的自我救赎之旅。他们主要面向两个主流群体表达抗议：一心只为面子工程的政府组织;消极怠慢、墨守成规、迟迟供不上新药的艾滋抑制药剂制药公司。本文追随主人公肖恩和內森的私密生活，展开对酷儿人群反抗被边缘化的文化研究分析。

关键词：存在;生存;酷儿;异端;共同体;同性恋;艾滋

一、酷儿的生存境遇

海德格尔穷其一生探寻“存在”的真切含义，最终，他让“此在”在自身的生存过程中言说出“存在”的真义。可见，生存是人类以及万千生灵的第一性。当生命以生动活泼的方式绵延不息时，它才有可能述说“存在”这一属性，溯源至宇宙起点的根本问题。海德格尔走入漩涡后未曾回还，而现实世界的人们永远在用肉身探索着生命的光亮，踽踽在这光荣的荆棘路上。

动物在生存的过程中要经历各种形式的困境。相对来讲，族群的主体在建立起利益的共同体后能够有效规避大部分的风险，资源的配置结构供给体系内的个体相对安全稳定的生存境遇;而边缘者、异端、弱者则承受着较大的困苦。LGBT、酷儿这类概念便诞生于二十世纪末，用以指代性少数者、主流之外的人群。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艾滋病席卷欧洲大陆，法国正是其中一个重灾区。那时的医疗技术、社会保障双重匮乏，当时的艾滋病人基本处于自生自灭、为常规生活所抛弃的状态。同时，受着宗教教条的影响，艾滋病人被当时的大众视为异端一一上帝降致命疾病于违背伦理者、纵欲者，以惩罚其违背十戒。人们对这种新生的、致命的疾病怀有巨大的恐惧，甚至于将其等同为魔鬼的化身。

2017年的一部法语电影《每分钟120击》描述了这样一群身患艾滋的“酷儿”的生命救赎之旅。九零年代初期的巴黎，一个以“抗艾”为宗旨的非政府公益组织“Act Up”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是一个帮助同性恋人群身份认同，以及保护艾滋感染者权利的组织。Act Up并不给人们治病，我们只是行动主义者”一一组织者如是讲解道。Act Up的成员来自四海八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相识，而唯一联结便是“Aids”这一咒语。

二、行动主义者的自救

酷儿（queer）这一概念在字典中有多重释义：作为动词一一置身于不利、危险、困难的境遇;作为形容词一一超越或偏离通常的方式;作为名词一一同性恋者的贬义词。可见，不论作为哪一种词性使用，queer这一概念所修饰的对象都具有“偏离常规、不同于大多数、唤起警惕感”之义。因而从语言逻辑上讲，艾滋病人、同性恋者相对于主流群体而言正是异端。Queer一词原为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者、怪异事物的蔑称，后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学、性学学科的一门研究方向。酷儿这一概念在初期被主流用作蔑视性称谓。二十世纪末涌现的许多性少数派激进团体展开了激烈的抗争运动，他们将这一词汇拿来为己所用，作为对抗社会主流群体的言语，这一词汇的性质开始转变。很快，社会活动家以及社会学理论界用“酷儿”一词为性少数群体、弱势群体发声、正名。

《每分钟120击》中，Act Up的成员主要面向两个主流群体表达抗议：无实质性作为、一心只为面子工程的政府组织AFLS（法国抗艾协会）;消极怠慢、墨守成规、迟迟供不上新药的艾滋抑制药剂制药公司。成员们认为二者皆是死神的帮凶。组织中一名活跃成员肖恩说道：“AFLS3年前由政府组建，是承担政府职责的机构，然而他们什么都没做。我们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但他们总是跟我们说：不能引起公众恐慌，不然只能带来负效果。然而呢，我们每年新增6000名感染者。”“这个国家需要知道我们的愤怒，因为没有艾滋预防政策。”

肖恩本人是一名同性恋者、艾滋病毒感染者。他在16岁时因为无知，在一次不安全的性行为中患上了艾滋。青少年是边缘群体吗？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都处于脆弱、波动的状态，他们尚未获得社会地位，处于话语权的弱势区域，因而也正是亚文化的主要受众。一个机制健全的社会对于新的生命，理应提供其迫切需要的信息资源，将完善的保护措施置于他们触手可及之处。影片中的肖恩饱含愤怒，他认为自己的疾病并非来源于早恋或同性恋等因素，而是源于当年的自己未曾被给以理应掌握的知识，未曾被给予自我保护的可能性。

Act Up成员与政府部门发生肢体冲突，他们饱含怒火，用激烈的方式谴责着体制对鲜活生命的漠视。同时Act Up们也做了许多积极公益一一他们闯入高中校园，呐喊着“艾滋！危险！青少年！安全套进校园！”的口号，一边分发着宣传册和安全套。而校长对他们闯进校园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我的学生们都是未成年，发放避孕套等于变相鼓励性行为！”虚伪的政客嘴脸显露无疑。影片外的我们都知道，校长并非不懂得性教育常识，而其避而不予之举正是一种刻意遮蔽一一所谓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不得出现在校园之中，至于学生们课下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则不在考虑之列了——对知识的刻意隐藏往往正是话语高地者的杀人利刃。

如果说与体制的抗争是这群病魔之囚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讨价还价，那么与医药公司的纷争则是垂死之人向造物者最后的呐喊。他们闯入梅尔顿制药公司咆哮、嘶吼——当时该公司正在研制一种有可能性抑制艾滋患者的病情恶化的蛋白酶抑制剂，但是梅尔顿公司为了商业利益，使用炒作、饥饿营销种种手段，一再拖延该药剂的上市时间并限定了苛刻的购买条件。在这里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和《我不是药神》两部影片。二者讲述的都是绝症患者面对官方供给的药物无计可施一一过于昂贵、疗效甚微、毒副作用过大之时，自发形成地下团体走私世界各地未经审批的替代药物，以求得生命多一分的存续。

身患绝症的人民需要活命，但其命门掌握在他者手中。假若社会少数群体发指苍穹只为一息生存，而当权者无暇顾及边缘人的死活;假若政府“犯法”，酷儿们应当怎样？文化研究各学派对于霸权、压迫、规训等议题都有着深刻的解读。福科的权力意识理论认为，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大监狱”，人们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各种监视，因而人的身体受到规训，成为一个社会化的符号。只要存在“差异”，即存在压迫。社会化权力结构已是既定事实，有人处于权力结构金字塔的顶层，就必然有人被规训。或者说每个人都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各种形式的规训，这其中只有量的多少和种属差异罢了。

但当“此在”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而只有一息尚存时，他将要如何言说自身？

Act Up会长蒂博在一次街头抗议中道：“艾滋是一场战争，一场人们视若无睹的战争，我们的战友不断死去，我们不想死去……在一起，我们建立一个社区，用积极的、好斗的精神适应这种疾病！”他们喊着口号、吹着哨子、举着标牌、踏着舞步，甚至曾试图将塞纳河染成红色以示愤怒。他们依靠这些双手可以触及的方式进行着生命的救赎。

三、人间七苦之爱别离

一个叫内森的英俊青年进入画面，他是Act Up内唯一一个幸运的艾滋阴性者，但他是一名同性恋，曾经离艾滋感染仅咫尺之遥。在这个每周例会的房间里，内森和肖恩之间萌生了情愫。

肖恩是Act Up的元老级成员，他自该组织创立之初便在这里。他除Act Up成员外再无其他社会身份，“疾病定义了我”，他说。肖恩在组织内部是个十足的积极分子，他总是冲在队伍的最前面，用尽全身力气与外界冲撞，原因无他，“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就快死了”，他说。在生命一点一滴消逝的嘀嗒声中，肖恩既没有自我放逐消沉意志，亦不狂风暴雨报复社会，他只是选择了一种最切近生存的求索之道。他向体制呐喊，索求生存的必须物资，同时有幸能够在生命快速衰败的途中坠入爱河。肖恩这一形象是作者塑造的处于“愚者”和“圣人”之间的状态一一他在懵懂无知时遭受重创，抓不住一根救命的稻草在风中飘零，在绝望的境遇中却依旧与死神赛跑。同时他致力于警示他人，不要因知识的缺失无谓地堕入死亡陷阱。影片中的肖恩形象做到自救、拯救他人的极致。

导演罗宾·坎皮略在刻画肖恩、内森二人私密情感空間时耍了一点心机：他使用了几个长镜头描绘两个男主角的私密情爱，“不少异性恋观众都在这里退场（我在电影院看了两次，两次如此），让我很怀疑导演是故意为之一一用冒犯性的内容赶走叶公好龙的观众，然后才进入私人化的视角。”在口头上关怀边缘群体、为LGBT平权发声的人很多，而真正能够切近、触摸这一切的又有几成？酷儿们的生存命题岂能求助于这些仅限于“说说而已”式的看客？

肖恩的身体每况愈下，Act Up后续的活动中已没有了他活泼飞扬的身影，内森在队伍中时常出神，望着没有情人的人群神情恍惚。这对爱侣似汪洋中的两座孤岛，潮落时纠缠绵连，潮起时各自伫立。四周全是苦涩的水，无处依傍，亦不能远走。弥留的病榻上，肖恩隐约间看见了被染成血色的塞纳河水，映红了巴黎的天空，和一整片静寂。他对内森说：我准备好了，你要保重。尤其不要因此而生气。

内森在肖恩病痛缠身的最后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体恤、去呵护，同类之间的相互温暖是彼此最后停靠的港湾。导演坎皮略在访谈中谈到自己对这对爱侣间情感线索的安排，表示未曾打算塑造一段唯美的同性之爱：“很可能6个月前你就打算把他甩掉了，但艾滋让这个计划无限被推迟。你见证他的枯萎他的憔悴，陪他一路走到最后，你对他有了责任，他对你有了愧疚。”唯美的爱情故事往往是艺术的虚构，现实世界的人有善根亦有私欲，这一群在公众眼中离经叛道的疯癫者，彼此依偎着汲取脉脉温情，其中亦杂有说不尽的荒诞与无奈。

四、弱者的武器——双倍的律动

葛兰西在论及文化霸权时认为，人民之所以自愿被统治是基于传媒、协商性、消费性的日常活动实现的，是一种不假思索的“自愿”。他批判那个时代“我们遇事应当逆来顺受”的观点，他的这种立场也应用于“官方知识分子大众”的社会结构关系中。

影片中，Act Up成员为参加一年一度的同志骄傲节做排练预演时，会长蒂博这样评价参与游行的同性恋者：“他们都是蠢货，他们不懂我们在做什么，他们不能理解，他们就是一群行走的僵尸。”大伙高喊着“对抗艾滋，别无选择，行动！行动！”一边展示着“沉默=灭亡”的标语。同志骄傲节（Gay Pride Parade）诞生于美国而后流行于欧洲各地，是为了纪念同性恋平权运动史上的先驱，鼓舞当代人勇敢面对生活的街头游行。节日本是弱势人群争取权益的良好契机，但正如片中人物所说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传播学中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说认为，媒介形态即讯息中的信息，媒介本身即实质，媒介本身的重要性甚至大于媒介所传递的内容信息。同志骄傲节正是一种媒介，它为人们打开了改变观念、树立认知、改变生活的通道。因此，抓住媒介与抓取本质同等重要。影片中的行动主义者们正是这样做的一一他们精心编排舞蹈、口号，在游行队伍中成为一个亮点，这个桥段也正是全片节奏最为轻快，让人心情愉悦的部分。影片中，行动主义者将自身作为联通“生存论”与媒介力量的纽结，奋力地同现代文明中的霸权搏斗着。

影片的最后，肖恩去世，Act Up成员们依照肖恩生前的旨意，冲进保险公司的酒会现场，将肖恩的骨灰泼洒向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这颇有戏剧性的举动为肖恩的反抗之旅画上了圆满的一笔。

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谈到，农民面对资本强权时常以装糊涂、假装顺从、诽谤、暗中破坏等方式进行抵抗。弱势群体利用群体内部心照不宣的理解，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消耗战，以非正式的通道对抗无法抗拒的力量，因而可以有效规避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凡弱势者都进行隐秘的抵抗，影片中的Act Up们也不例外。但他们与斯科特书中农民的不同在于，行动主义者就是要打破唯唯诺诺、缩手缩脚的魔咒，他们斥责同志骄傲游行中面目呆滞的同性恋者，他们在低姿态反抗的同时无所畏惧直截、公开的反抗。他们之间结成的共同体（community）是所有成员坚强的壁垒，每一个个体依靠彼此的“共同感”（communitas，维克多·特纳）形成黏连，像网兜一样覆盖住看不见的噩运。

“《每分钟120击》的片名定会让初识本片的人摸不着头脑，导演罗宾·坎皮略谈到电影标题时说：‘这个名字来源于我无比钟爱的HOUSE MUSIC（浩室音乐），这种音乐在那个年代很流行，它的拍数是每分钟124次。”“我想表达自己对这种伴随那个时代的音乐的敬意。这是一种欢乐气氛和忧虑不安相混杂的音乐，完美地体现了当时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状况。”每分钟120击的频率既是影片背景音乐的节奏，亦是片中人物的心跳频率——普通人的心率在60-100/min之间，而酷儿们则须以双倍的爆裂之情直面苦难的生命，在直指苍穹的嘶吼中踉跄，踽踽地前行在光荣的荆棘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