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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蝴蝶君》中的同性恋因素

2016-06-30尚佩佩

青年文学家 2016年20期
关键词:同性恋

摘 要:《蝴蝶君》是著名美国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的成名作,这个剧本于1988年被搬上百老汇的舞台,这是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的华裔戏剧作品,而黄哲伦也因此剧荣获当年托尼奖最佳戏剧奖。《蝴蝶君》是一部涉及到东方与西方、民族与种族、性别与政治、身份与认同,乃至殖民与后殖民的重要戏剧作品。国内对该作品的研究多是从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出发,上升到了政治层面,甚少有人从故事本身中的同性恋角度进行分析。本文试图从同性恋角度,引用酷儿理论对《蝴蝶君》进行分析解读。

关键词:《蝴蝶君》;同性恋;酷儿理论

作者简介:尚佩佩(1990.9-),女,汉族,山东省青岛市人,天津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2

黄哲伦在《蝴蝶君》的后记中提到,触动他写这部戏剧的正是当时一位法国外交官的故事,这位外交官曾经和一个中国女演员坠入爱河,而后来证明这个女演员不仅是个间谍,并且还是个男人。单从这个故事来说,就是一个男人爱上了另一个男人的故事。

一、文中的表露

剧中有几段剧情以及人物对话就明显表现出《蝴蝶君》涉及到同性恋。例如:在宋丽伶在情报工作中与中国同样的情报工作者秦同志的对话中:

“秦:是的。(停顿)你怎么会穿成那样?

宋:什么样,秦小姐?

秦:就像这样的穿着!你穿了件女人的衣服。而且,每次我来这里,你都穿着女人的衣服。这是因为你是个戏子?或者是别的什么?

宋:这是一种……伪装,秦小姐。

秦:戏子,我认为他们都是怪人。我母亲告诉我,戏子都像赌徒或者妓女或者——

宋:这有助于我完成我的任务。

……

秦:不要忘记:在中国没有同性恋。”

以及后来秦同志对宋丽伶说的话:

“为革命服务?放屁!你穿女人的衣服!不要告诉我——我在那里。我看见了你们!你和你的白人副领事!赖在你的公寓里,靠人民的财富生活!是的,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你们两个……同性恋!同性恋!同性恋!”

在宋丽伶与这位秦同志的对话中,秦同志的字里行间都充斥着一种对宋丽伶是否为同性恋的怀疑以及对同性恋者的鄙夷与排斥。秦同志的态度致使宋丽伶不敢向自己一方的同志透露自己真实的同性恋者身份。

在戏剧的最后,宋丽伶与伽里玛因窃取国家情报而被捕的时候,伽里玛终于在法庭上认清了自己的情人宋丽伶的真实男人身份。剧中有这样一段情景,伽里玛认清自己的恋人竟是一个男人后认为自己对宋丽伶的感情是一场骗局与笑话,宋丽伶脱下了他甚至在两人最亲密的时候都未曾脱下过的衣服,露出他男人的身体显示了他的真正身份,也想让伽里玛认清并承认他爱的其实就是一个男人以及他仍然爱着宋丽伶,同时宋丽伶还想再一次争取伽里玛对他的爱。

例如,戏剧中宋丽伶说,“谁会说?何必不好意思呢?是带着骄傲吗?你认为,如果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不是已经完全充满骄傲,我会去做这件事吗?不,不仅仅是骄傲。是傲慢。其实,这是有点傲慢——相信你用你的眼睛和你的嘴唇,可以支配另外一个人的命运。(他舞蹈)来吧。承认吧。你仍然想要我。即使穿着宽松裤和领尖有纽扣的硬领。”“我是你的蝴蝶。在这件长袍下面,在所有的东西下面,始终是我。现在,睁开你的眼睛,承认吧——你喜欢我。”

在故事的最后,宋丽伶向伽里玛坦白了自己的男性身份,并且仍试图挽回伽里玛的爱,在一切都大白于天下之后,宋丽伶能够去挽回伽里玛并坦白他对伽里玛的感情,这说明宋丽伶是真的爱着伽里玛。而伽里玛在得知宋丽伶的男性身份之后却抛弃了他,使得他万分痛苦,这份痛苦的根源就是他对伽里玛的爱。

二、酷儿理论对其的解读

酷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新的性理论。“酷儿”(queer)是由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政治和理论中发展而来。“酷儿”这一概念指的是在文化中所有非常态的表达方式,这一范畴既包括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立场,也包括所有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立场。

(一)酷儿理论挑战了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的“常态”

这个所谓的“常态”主要指的是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从上文中的引用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以秦同志为代表的异性恋群体,或者说是整个社会大环境,他们对同性恋的态度是非常鄙夷的,同性恋群体与异性恋群体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异性恋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中占主体,而异性恋为主导的意识道德形态也成为了整个社会所默认为“正统”,而宋丽伶作为一个同性恋者,他在这个背景中的存在是微弱的,所以,即使是在自己一方的同志面前,他也不敢表露出他的同性恋身份。

(二)酷儿理论挑战了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和一切严格的分类

它的主要批判目标是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法。宋丽伶是一个男扮女装的角色,这个角色本身就混淆了男性和女性身。宋丽伶本身为一个男性,而他在扮演女性角色的过程中也为广大女性发声,尤其是当时在国际上处于弱势的中国的女性群体,同时,由于宋丽伶的对手戏人物是来自西方的伽里玛,这就赋予了宋丽伶以批判西方统治地位思维的行事色彩。宋丽伶这个角色不仅仅涉及到男性与女性问题的思辩,也涉及到东方与西方问题的探讨。

(三)酷儿理论挑战了传统的同性恋文化

酷儿理论是颇具颠覆性的,它不仅要颠覆异性恋的霸权,而且要颠覆以往的同性恋正统观念。酷儿理论提供了一种表达欲望的方式,它彻底粉碎了性别身份和性身份,既包括异性恋身份,也包括同性恋身份。在传统的性和性别的观念中,被视为主流的异性恋是基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这三者之间的。生理性别是一个人的自然态,社会性别则是社会主流文化所强加于人身上的性别认同,异性恋的霸权机制认为,社会性别身份决定性欲的表达,而生理性别则决定社会性别身份。宋丽伶身为一个男性却爱慕者与自己相同生理性别的伽里玛,也就是说宋丽伶的对自己的社会性别的认知是有别于社会主流的。这说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并不存在绝对关系,同性恋身份和异性恋身份应当收到平等对待。

三、结论

黄哲伦作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对其及其作品进行的研究成果颇丰。《蝴蝶君》的研究也在几个研究方向有了成熟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同性恋方面的研究确实存在着局限。酷儿理论作为一个以同性恋为中心的理论,能够为《蝴蝶君》中所涉及到的男性与女性,同性恋和异性恋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撑。但是由于酷儿理论开始形成并发展的时间较短,当今世界对同性恋问题仍然不抱有公开、公平的态度,这也使得以同性恋作为研究焦点颇有难度,仍然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美]黄哲伦著. 蝴蝶君[M]. 张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李银河.酷儿理论面面观[J]. 国外社会科学,2002,(02):23:29.

[3][英]塔姆辛·斯巴格著. 福柯与酷儿理论[M]. 赵玉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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