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雯婷

摘  要：儿童观问题是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拟结合时代背景与文本信息，比较分析贝洛童话于17世纪末在法国出版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次传入我国时的两种儿童观在文本中的体现，以此来考察和呈现儿童观对儿童文学创作与翻译的影响。

关键词：儿童觀;贝洛童话;翻译

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翻译，顾名思义，主要都是面向儿童读者的，为儿童而作和为儿童而译。因此，如何看待儿童，即儿童观问题，对这两项活动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不少儿童文学理论家就把儿童观比喻为“一双无形的手”，在儿童文学的一切现象背后起着作用。

贝洛童话指法国作家夏尔·贝洛（Charles Perraul，1628-1703）于1697年出版的名为《寓有道德教训的往日故事》（又名《鹅妈妈的故事》）的童话集，其中包含《小红帽》，《睡美人》等经典童话作品。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童话故事开始传入我国。本文拟考察贝洛童话17世纪在法国出版时的创作背景和文本信息，分析当时法国社会及作者本人的儿童观，以及贝洛童话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次传入我国时的社会背景和翻译策略，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及译者们的儿童观，对比这两种儿童观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从而发现儿童观是怎样影响儿童文学创作与翻译的。

一.1697年前后，法国

1697年，晚年时候的夏尔˙贝洛以其子皮埃尔·贝洛的名义，发表了《寓有道德教训的往日故事》一书，又名《鹅妈妈的故事》，其中包含《小红帽》，《穿靴子的猫》，《林中睡美人》等八篇童话故事（后来再版又增加了三篇），并且在每篇童话后面附有一到两篇道德训诫。这些童话故事并不是贝洛凭空创作出来的，而是他通过收集从口述故事里流传下来的民间传说，记录整理而来。这本故事集的发表立刻获得了极大成功，不但受到了儿童们的热烈欢迎，还被视为法国儿童文学诞生的标志，在法国儿童文学史，乃至世界儿童文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贝洛童话的艺术价值和地位当然毋庸置疑。只是我们不禁要问，贝洛为什么要编撰这本故事集？当时的法国社会背景之下，他是如何看待儿童的，他真的抱持着纯粹的“为儿童而作”的想法吗？我们将从以下两方面尝试分析：

（一）创作背景

17世纪下半叶，法国文学界爆发了有名的“古今之争”。崇古派提倡向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大作家学习，强调严格的古典主义文学规范和教条。崇今派则认为现代作家相比古希腊古罗马作家毫不逊色，向古典主义文学教条发起挑战。贝洛作为崇今派的代表人物，号召人们不要只从古代作品，而要从现代的社会生活中汲取灵感。他本人就把目光投向了民间故事和传说，从民间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挖掘素材，加工整理，因此，《鹅妈妈的故事》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古今之争”论战中，崇今派向崇古派掷出的有力武器。

另一方面，在当时法国上流社会以女性为主导的沙龙里，非常流行议论各种奇闻轶事和坊间传说，童话和故事的讲述逐渐成为一种风潮。贝洛作为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对沙龙文化十分了解。这也间接促成了贝洛童话的印刷和发表。

那么儿童呢，儿童在其中又扮演怎样的角色？17世纪，在欧洲，杰出的教育家夸美纽斯（1592-1670）提出了相比过去更加先进的儿童观。他认为，儿童和成人是不同的，并区分了婴儿期，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4个时期。我们并不知道贝洛是否受到了这种新型儿童观的影响，在当时整个欧洲，确实还没有专门为儿童创作的印刷书。《书，儿童与成人》的作者保罗˙阿扎尔就把贝洛称为“为儿童书写的第一人”。

贝洛自己也曾在一篇1694年收录了三篇童话的集子序言中说道：“对于世上的父母来说，当儿童缺少理解真理的能力时，是不是应该讲些与这些儿童年龄相适应的童话来加强他们的理解呢？一则童话就如同一颗种子，最初激起的仅仅是孩子们喜悦和悲哀的感情。可是渐渐地，幼芽便冲破了种子的外皮，萌发，成长并开出美丽的花朵。”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贝洛意识到儿童读者与成人不同，倡导给儿童讲述适合他们的故事。

因此，结合以上分析，一方面贝洛童话确实是为儿童而写，他的目标读者确实有儿童。而另一方面，贝洛童话也是古今之争和沙龙文化的产物，他的目标读者似乎也包含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和沙龙里的成人女性。我们将结合进一步分析予以确认。

（二）文本信息

贝洛童话的正式名称是《寓有道德教训的往日故事》，道德训诫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了解贝洛真实表达意图的渠道。可是通读这些训诫，我们会发现在今天看来完全不适合儿童阅读的内容，一是关于性的说明：《林中睡美人》后面写道“夫妻间的狂热性爱，我无力也无心在此提及。”《蓝胡子》又写道“轻浮的性爱，一旦我们体验过了，就不再觉得享受了，况且我们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二是复杂的嘲讽：《穿靴子的猫》后面有写“本领和能力比财产更重要”，可是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恰恰没有展示出任何本领和能力，全凭一只猫登上人生巅峰。由此我们不免怀疑，贝洛当真认为可以在儿童面前毫不避讳地谈性，认为儿童可以通晓成人世界的复杂吗？还是这些故事背后隐藏的深意，其实是写给成年人看的。

除了训诫部分，故事本身也可以流露出作者的真实想法。以《小红帽》故事为例，贝洛版本里小红帽进入外婆家以后，野狼明确邀请小红帽上床同睡。

那狼看见她进来，就躲在床上的被子底下对她说：“把糕饼和那小罐黄油放在面包箱上，来和我同睡吧。”

小红帽脱了衣裳，爬上床去，她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姥姥脱了衣服是这个样子的？（戴望舒，1928）

这一处是很多人将贝洛版《小红帽》看作性寓言的重要依据，结合故事后面的训诫 “有些狼相当迷人，不会咆哮，也不粗鄙。甜言蜜语，舌灿莲花的人，跟随年轻女孩，进她们的屋子，直到床边。但注意啊！众人皆知，这就是圆滑的狼，最危险的一种狼！”（引自《百变小红帽》），我们倾向于相信《百变小红帽》中作者奥兰丝汀的结论：贝洛旨在捍卫宫廷道德观，告诫年轻女子要维护贞操。

综合以上分析，虽然贝洛在序言里表明了这些童话是为儿童而作，也意识到了儿童与成人的不同，但对于什么才是适合儿童的，什么才是符合儿童接受能力并对儿童成长有益的，贝洛似乎并不明确。并且，这些童话不单单是给儿童看的，更是给成人看的，如参与“古今之争”的知识分子，沙龙读者，上流社会年轻女性等。毕竟只是17世纪，卢梭等伟大的教育家还没有诞生，整个法国乃至欧洲的儿童观还在缓慢发展中。

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

贝洛童话第一次被译介到中国，正值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翻译历史上的一个高潮时期。当时，为了开启民智，寻求救国之道，许多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西方，向国内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经典著作，其中也包括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

1909年开始，商务印书馆出版面向儿童读者的丛书《童话》，至1921年一共102册，其中孙毓修主编的77册中出现了《红帽儿》，《睡公主》。1928年，诗人戴望舒翻译了7篇贝洛童话，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使贝洛童话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此外，还有葛孚英，胡端，叶云等也先后翻译过《小红帽》等贝洛童话故事，散见于当时的期刊杂志中。

（一）译入背景

晚清以来，我国对西方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就已经渐成繁荣之势，但是碍于绵延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影响，人们对儿童的看法虽然渐渐有了改观，但还没有大的突破。如周作人所说，“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地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

五四时期，伴随着“人的发现”启蒙思想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儿童的发现”也终于到来。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一文中提出“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掷地有声，代表了儿童本位的新型儿童观。这种新型儿童观冲破了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桎梏，重新把儿童当作人，把儿童当作儿童来看待，尊重儿童的独特价值，理解儿童的不同需求。在此之前，儿童并没有属于自己的读物，只能读《三字经》，《千家诗》，四书五经等，而现在，人们意识到应当有专门供给儿童阅读的书。但由于中国自身的儿童文学基础薄弱，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只能依靠继续大规模翻译西方儿童文学作品

当时的西方世界儿童文学领域已经成果斐然。于是，17世纪的贝洛童话，同后来的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一大批世界儿童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在这一时期都被介绍到中国。此外，卢梭的教育著作《爱弥儿》也被译成中文，提倡“儿童中心论”的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也在这一时期来中国讲学，他们的思想也进一步影响和改变着当时中国社会人们对儿童的看法。

总之，贝洛童话进入我国，正是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在我国形成的时候。有识之士们希望把真正为儿童而作的作品提供给儿童，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满足儿童的自身需求。

（二）翻译策略

由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贝洛童话虽然名义上为儿童而作，其实也是写给成年人看的，包含不少并不适合儿童阅读的内容，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道德训诫部分。有些专门供成人领会的含义在故事部分尚不明显，隐隐约约，到了训诫部分则直白表露出来，常常令整个故事氛围也陡然一变。因此这个时期大部分贝洛童话的版本，都删除了训诫，只保留正文。如戴望舒在《鹅妈妈的故事·序引》里所说“贝洛尔先生在每一故事终了的地方，总给加上几句韵文教训式的格言，这一种比较的沉闷而又不合现代的字句，我实在不愿意让那里面所包含的道德观念来束缚了小朋友们活泼的灵魂，竟自大胆地节去了”。可以看出，戴望舒和其他译者们采取这样的翻译策略确实是出于为儿童读者的考虑。

对于正文文本的翻译，这个时期的译本大都忠实原文，完整保留了故事情节，戴望舒便说自己“是从法文原本极忠实地译出来的”。如前面引用的戴望舒所译小红帽进入外婆家以后野狼发出同睡邀请的那一段，笔者仔细比对法文原文，译文确实是完全忠于原文，没有任何添删改动。确实，删除训诫部分后，故事本身的成人意味没有那么明显了，剩余部分在译者看来并无不妥，就一概保留了。

三.小结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以下两点儿童观的变化对文本的影响：

首先，当17世纪贝洛童话在法国诞生时，人们开始意识到了儿童与成人不同，儿童需要有专门属于他们自己的读物，但是儿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唯一的目标读者;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贝洛童话传入我国时，我国有识之士们同样意识到了儿童与成人不同，同样认为应该有专门的儿童读物，并且，由于当时已经有卢梭，杜威等人更加先进的儿童观传入我国，有五四时期“人的发现”思想启蒙运动的展开，鲁迅、周作人等在发现儿童的基础之上，更明确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新型儿童观，这种儿童观更加尊重儿童，理解儿童，更加从人的角度来凸显儿童的独特性。

其次，贝洛原作的实际内涵有着复杂意味，贝洛没有在意儿童是否可以领略这些复杂意味，而是在含蓄的情节和直白的训诫之间，让儿童与成人一起寻找乐趣，各取所需。可以说，贝洛眼中的儿童是文学视角下的兒童，作为古今之争的武器，贝洛创作的重点其实更偏向于文学而不是儿童。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引入贝洛童话时，训诫部分则予以删除，只停留在故事本身，只让儿童看到新奇有趣的情节与活泼丰富的想象，而这些是符合儿童天性的。所以我国译者眼中的儿童是人的视角下的儿童，他们翻译时考虑的重点是儿童，他们是真正为儿童而译。一语概之，原作的视角是“儿童的文学”，文学在儿童之先;译者的视角是“文学的儿童”，儿童在文学之先。

由此可见，在不同儿童观的指导下，从原作到译作，视角和重点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贝洛童话作为从欧美文化译介到我国的儿童文学作品代表作，在对其原作与译作的文本变化的考察中，儿童观的变化对于儿童文学作品创作及翻译的影响，可堪玩味。

参考文献

[1]  PERRAULT，Charles.Histoires ou contes du temps passé avec des moralités[M].Paris：Gallimard，1999.

[2]  夏尔贝洛著，戴望舒译.《鹅妈妈的故事》[M].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28.

[3]  方卫平. 《法国儿童文学史论》[M]. 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

[4]  凯瑟琳˙奥兰斯汀著，杨淑智译.《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M]. 上海：三联书店，2006.

[5]  王泉根. 《儿童观的转变与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J].娄底师专学报，2003（01）.

[6]  杨焄.《“小红帽”译介掇琐》[J]. 文汇报，2018（06）.

[7]  杜金珠.《浅论夏尔˙佩罗童话》[J]. 安徽文学，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