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成长的影响因素及保障机制研究

2019-09-10李树德向洪郭华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9年5期

李树德向洪郭华

摘要：[目的/意义]针对我国智库建设相对滞后的现象，提出构建智库成长的保障机制，拟为新型智库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方法/过程]通过运用文献研读和理论推演等方法，分析了智库在现代公共决策的作用机理，探讨了智库成长的影响因素，构建了促进智库成长的保障机制，提出了促进我国新型智库成长的对策建议。[结果/结论]未来我国必须在借鉴西方智库成长经验的基础上，努力营造智库成长所需环境氛围，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和制订设计要求的新型高端智库。

关键词：智库影响因素保障机制智慧服务决策支持

分类号：G252.8 G254.97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9.05.03

1 引言

作为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近年来我国新型智库以服务政策决策咨询为出发点，结合当前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中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研究的能力和水平，生产出大量高质量和有影响力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智库研究成果不仅对我国经济社会未来中长期改革发展形势进行了较为精准的研判，而且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具有建设性的政策措施，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富有成效的智力支持与智慧服务。正是基于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服务政府决策的内在功能，自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以来，党中央对智库建设高度重视，对智库服务政府决策充满期待。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迈出制度自信的重大步伐，决定“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并且将智库纳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为我国新型智库建设奠定了政策基础，也明确了智库未来的发展方向[1]。2016年，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更是提出建设新型高端智库、为国家治理提供更多智力支持和决策服务的殷切期望[2]。然而，与新时代发展的要求相比，与政府决策对智库的实际需求相比，我国智库建设还相对滞后，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能力仍然有待提高。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要想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有序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建设，充分发挥智库在咨政、参谋、启智、协调、荐贤、聚才等方面的作用。未来随着我国融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加速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智库不但需要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进行理论总结，而且需要从中国独特的国情和实际出发，持续研究國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系统性和前瞻性的决策支持服务[3]。因此，如何根据智库的性质特点，构建促进智库成长的管理体制和符合智库发展规律的保障机制，成为当前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2 智库在现代公共决策中的作用机理分析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模式、政治体制、科技进步等方面各有差异，但在许多共性问题上却是有规律可循的，特别是在相同的发展阶段，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相互学习与借鉴。通过寻找那些已经被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的规律性的经验，后发国家可以顺利排除干扰，在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特别是在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出现收入差距悬殊、贫富分化拉大、自然环境污染、城市严重拥堵、经济陷入衰退等全球性问题时，通过借鉴发达国家曾经有过的类似经历，汲取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完全可以发挥后发优势，而不必自己苦苦摸索发展的道路和前进的方向[4]。

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全球治理进入全面现代化时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公共决策提出了更高要求，治理者必须吸纳更多的参与者共同推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全面提升自身政策制订能力[5]。然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有着内在的发展规律与全球化时代的外在特殊要求，在构建过程中既不能割断与本国历史和文化的联系，必须基于本国的实践，综合自身现有的优势，扬长避短寻求发展机遇;也不能割断与世界历史和其他国家已有的联系，必须善于借鉴发达国家既有的治理实践，学习他们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更不能简单照搬和套用其他国家的治理模式，而必须在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创新发扬。因此，国家治理者必须根据本国国情，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依照法定程序加快构建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和法律法规等，不断完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6]。

然而，在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由于决策信息纷乱杂呈，决策者所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受到各种局限性的影响，极易使决策者陷入“当局者迷”的困境中，需要借助旁观者的力量来克服自身的盲点，这就为智库提供了生存与成长的契机[7]。智库作为一种思想库或智囊，通过开展独立调查和系统分析，得出具有建设性的研究结论与决策思路，为公共领域内各种事务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因而成为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发展实践都表明，作为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智库的价值追求在于通过系统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及自身的独立思考，对现实或潜在问题进行战略研判和综合谋划，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为政府公共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出谋划策[8]，这既是所有智库的矢志追求，也是智库内在的价值品性。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智库不仅一直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可以为政府公共政策制订提供智慧服务和智力支持;而且是进行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拥有其他组织无法比拟的影响力。正是基于智库服务公共决策的内在功能与公共治理对社会智慧力量的强烈需求，许多国家已经将智库视为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充分发挥其在国际、国内和地区发展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全球持续发生的重大事件中都可以看到世界一流智库的影子，时至今日，智库在全球政治、经济、外资、科技、军事等多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9]。

3 智库成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多元的社会文化为智库成长提供了宽松的氛围

多元的社会文化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间内对政治潮流的态度、信念和感情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特定政治倾向的总结与概括[10]。任何国家和政治体系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氛围，它通过各种途径直接决定着每个社会成员的态度和价值观，也影响着社会体系中每个公民的政治倾向和角色定位[11]。结合现实来分析，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的传统世俗社会逐步瓦解，整个世界朝着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和不信任政府的潮流发展。个人主义强调以个人为本源，认为社会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体组合而成的多元生态、协同演进的复杂系统，主张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在政治上倡导“有限政府”，对公共权利进行限制，政府存在的意义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然权利。而实用主义则强调实践对人类存在和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将“求实、求利、求效”的价值思想奉为理论基石，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会存在”[12]。这些观点为智库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外在环境，使智库获得了存在和被认可的机会，为个人的建言献策与政府的从谏如流奠定了思想基石。伴随着实践的推进，建立在这种理论认知基础上的公民社会的建制受到普遍欢迎，人们在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建立公共政府的同时，又基于“人性本恶”的假设出发，对于政府有着天然的不信任感。为了避免权力滥用，使私权受到更好的保护，通过制度设计来预防腐败和加强对公权的监督，逐步成为一种世界共识。而智库这一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三方机构”既可以“为民请命”，代表公民转达民意，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沟通桥梁，也可以倡导思想观点引导社会舆论，达到教育公民看世界的目的，从而可以获得政府的支持与民众的普遍信任[13]。

3.2 开放的政治体制为智库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在各种进步理念与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世俗社会逐步被现代公民社会所替代，现代国家体制要求在政治上实行分权与牵制，决策部门之间相互独立但又相互制衡，尽管充当智囊角色的国家政策研究机构可以提供决策支持，但大量吸收有影响力的民间智慧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决策，可以获得更为广泛和具有竞争性的群众基础[14]。而在多元政治文化和去行政化的当今时代，更多的有识之士也期待通过自身对信息和知识的掌握，既可以直接帮助政府制定出更好的公共政策，也可以借此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智库这一具有民间性质的研究机构得以纷纷成立，并且作为社会力量被吸收到政府决策中来[15]。从现实来看，尽管世界各国在政府内部建立了不少的政策研究机构，相关的专业研究人员也在不斷增加，但智库的需求数量却并没有减少，反而呈现出增长趋势，特别是在公共领域内的重大决策对智库的依赖性尤为明显。在当今开放的政治体制下，政府决策听取智库专家意见，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治国理政的潮流与趋势。智库为公共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与智慧服务，也成为智库的主要功能和智库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3.3 多渠道的经费支持为智库成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科技的进步使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许多在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精英人士也渴望在社会领域做出相应贡献。尽管他们不能直接投身政治，但通过资助智库研究来影响公共决策的制订，成为他们实现人生理想的不二选择。研究表明，尽管智库的资金来源渠道较多，包括政府合同、企业资助、基金会捐赠以及个人捐助等，但基金会捐赠和企业资助却一直是智库获得长期而稳定的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16]。在西方，基金会对智库的资助规模与力度特别大，这既是促成西方近年来智库数量激增的直接原因，也是众多智库能够保持“独立身份”的重要原因。因为雄厚的资金支撑是维持智库正常运转和开展独立调查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可以为智库的成长提供坚实的土壤。没有雄厚的经费支持，遭遇生存与发展危机的智库很难不会产生依附，进而沦为某些集团或组织的附庸[17]。研究表明，美国智库影响力与其相对独立的运营不无关系，其中排名前5位的智库的运营资金都不少于1，000万美元。其中，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运营经费更是多达近3，000万美元，而经费中的50%以上源于基金会支持和企业资助，10%以上源于个人捐赠[18]。这种多渠道的资金支持不仅为智库维护正常运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也促进了智库快速成长。

3.4 灵活的“旋转门”机制为智库成长提供了进化的动力

“旋转门”机制主要是指政府官员离任后通常会选择进入智库从事研究工作，继续为公共事务出谋划策，而有名望的智库研究人员也因丰富的政策设计经验，而有机会进入政府机关担任要职。这种智库研究人员与离任官员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双向转换机制，一直是智库独有的特色，既为智库提供了有丰富经验的高层次研究人才，有利于提升智库的社会影响力，也培养了大量的高智商决策人才，有利于政府夯实政府决策基础。正是由于旋转门机制的存在，也使得大多数智库与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智库也因此搭建起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桥梁，提供了影响政府决策最为便捷的通道[19]。一方面，长期专注某一领域的智库研究人员，往往具有深刻的洞见，对政策与形势的走向具有较好的判断力，他们一旦进入政府，成为政府决策制定者或执行者，其施政理念和措施将更合民心和民意。另一方面，加入智库以后的离任官员既可以强化智库与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增加了智库成果被政府采纳的概率，为提升智库影响力提供了基础。如美国智库对政府决策施加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旋转门机制来实现的[20]。

3.5 便捷的沟通交流为智库成长拓展了生存的空间

与传统媒体时代主要依靠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渠道与传播手段相比，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现代传播手段与渠道越来越丰富多元，智库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保持与政府之间的顺畅沟通与交流。如智库可以从政府的各种会议精神和公共活动中，及时了解形势变化和政策走向;也可以定期举办针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各种宣讲会，传递自己的思想理念，从而影响政府的政策走向;也可以邀请政府人员一起参与课题研究，提升政府工作人员的认知水平;还可以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定期公开发布，让政府了解智库特定的研究领域与专业方向[21]。这种便利的信息沟通机制既增进了智库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了解，提高了智库的影响力，也拓展了智库的生存空间。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还有许多影响智库成长的因素，如完善的法律制度、公民参与意识的觉醒等，正是由于上述多种因素的存在，才使得智库得以迅速成长和发展，并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智库成长的保障机制构建

4.1 建立信息披露机制：促进政府公共决策的公开透明

由于公共决策往往涉及到许多关于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并对大多数人的生活产生影响，不仅需要以科学依据为基础，而且需要集中民间和社会智慧共同参与其中。智库的任务在于确保政府在重大决策过程中得到有效的智力支持，用事实和数据来支持和说明这些决策的正确性。缺乏必要的数据和信息资料不仅会影响公共决策质量，而且会制约智库的信息保障能力，导致智库研究缺乏针对性，削弱智库服务公共决策的水平。因为智库研究不能是无米之炊，需要有充分有效的信息数据发布披露制度作为保障。为了保障智库研究质量，使智库的政策建议具有针对性，政府应该建立有效的信息发布和数据披露机制，积极完善信息公开条例，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封锁，适当开放基础数据库，不断推进政务公开透明。智库也要建立多元化政策沟通渠道，要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思考问题，学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收集分析各种信息情报，为智库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4.2 完善空间生长机制：营造多元生态的舆论环境

智库及民间（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有利的空间与环境，包括言论自由、思想開放、政府购买服务等。没有言论自由，智库就没有为公共决策提供支持与服务的空间。没有思想开放，智库就只能跟着人云亦云，无法提出真知灼见。没有政府购买服务，智库就无法维持长期运营。因此，智库成长与发展需要提高社会宽容度，需要政府以开放的心态来接纳不同的思想观点。政府应该吸纳那些有识之士提出的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既促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也促成智库健康快速成长。当然，建立多元生态的言论自由环境，其目的并不是要反对政府，而是在于为政府提供更多问题解决思路和智慧决策方案，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4.3 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培育具有专业精神的研究队伍

智库成长与发展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诸如人才资源的调配与使用，研究人员的收入分配，课题的选择与组织，政府合同的签订，基金会和企业的资金支持等等。其中，建立专业的研究团队，培养研究人员诚实守信的专业操守，既是智库成长与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智库展开独立研究的必备机制。如果没有专业的人才队伍，智库就无法开展客观公正的调查研究。培育专业的智库研究人才队伍，既可以维护智库的独立运营，使智库研究不受其他因素干扰，也可以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沦为政府的发声筒和政客的附庸。专业的智库研究人员具有高度的专业认同、专业尊严和专业自豪感，他们强调专业伦理和工匠精神，突出主体意识和自觉能动性，使智库研究具有鲜明的社会责任。智库成长与发展必须汇聚和吸引各种高层次人才，形成能够吸引人才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的运营模式，为研究人员生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

4.4 强化价值独立机制：突出矢志追求的价值品性

智库是非营利性的公共服务机构，通过知识报国的方式来达成为民请命、服务决策的内在使命和价值追求。因此，智库研究是途径，其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工作为政府公共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基础。智库研究需要奉行理想主义精神，提出独到的见解和具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营造健康的舆论生态，为政策解忧，为民众释疑，而不是期待去附和政治和支持别人的声音。智库必须坚守客观公正的立场，通过开展系统而深入的独立调查研究，对问题进行透彻分析和精准研判，为政策制订者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然而，智库研究既是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的综合运用过程，也会受到官僚文化对政策研究与咨询的干扰，特别是对于那些官方或半官方智库，往往会迎合决策者偏好，难免丧失自己独立判断的立场。在面对研究客观性和利益倾向的冲突时，智库研究需要依赖专家的专业精神和伦理道德来坚定立场。对于政策研究来说，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永远都是第1位的，向权力说真话，还原事实真相，而不是做利益的代言人和游说公司，才能促进智库的快速成长与发展。

5 促进我国新型智库成长的对策建议

5.1 国家管理层面：加强对智库的统筹与管理

长期以来，我国对官方智库的管理相对松散，没有将智库纳入国家统一管理中，智库建设相对滞后的现状与决策层期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未来随着新型智库建设任务的明确，我国很有必要将智库纳入国家统一管理当中，特别需要加强对官方、半官方和民间智库的统筹协调，通过建立统一的智库协调机构，发挥智库在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中的作用，充分释放智库智能决策支持功能。如韩国专门成立“国家经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会”，把原来分散的23家不同性质的智库集中起来进行统筹管理，从而开启了由国家主导智库发展的新时代[22]。

未来我国智库统筹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国家层面构建数据库，收集智库人员构成、组织运营、研究专长、成果质量、影响领域、社会资源等相关信息，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全面掌握智库运行状况，以便整合各种资源，优化组织结构。二是给予智库应有的重视，并根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智库未来发展方向与研究任务，并以重大选题为引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人员开展研究，不断完善智库竞争机制。决策者只有给智库出好题目，智库才能充分发挥好咨政辅民的功能。三是创新智库经费管理办法，从法制角度完善智库资金管理体制，健全智库服务的政府购买机制，引导民间资本向智库进行合理捐赠与资助，促进智库基金机构朝专业化发展。四是构建智库评估体系，对各类智库展开有序评估，探讨智库功能发挥与作用方式，充分展示智库在公共决策中的影响力和智能支持作用，打破智库的神秘性。

5.2 区域整合层面：促进不同智库的跨界融合与协同发展

从区域层面来分析，考虑到行政区域划分及部门和地方利益分割等原因，智库运行体系及组织形式是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未来我国新型智库建设必须认真考虑不同智库之间的跨界联盟和组织协同等问题，将智库具备的理论引导、政策研究、政策评估、决策咨询、民智开启、舆论服务、社会影响、“二轨外交”等各项功能统筹起来，通过加速智库在功能上的集成与完善，实现不同性质的智库之间的跨界融合与协同发展。跨界联盟可以实现各类智库的有机集成和有序发展，联盟的方式多种多样，既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县、市、省、甚至国家之间的不同层级。如2015年由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安徽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等14家互联网智库单位联合成立了国内第1家互联网治理智库联盟，并且首次发布互联网与国家治理方面的年度报告[23]。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未来我国必须重视县、市一级新型智库建设，地方各级政府应该建立健全决策咨询机制[24]。从以往的经验和实践来看，我国县市一级的行政区域基本处于政策执行层面，县、市一级智库建设极不健全，少量的区县级智库在战略性、前瞻性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中国这样地源辽阔且区域发展极不均衡的国家，县市一级的基层智库建设必将在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地方智库建设过程中要将“旋转门”机制同挂职锻炼相结合，既使人事干部理论素质得到全面提升，也充分调动地方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积极性，使地方智库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工作的智囊和人才培训基地。同時，地方智库也应加强与所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联合在经济开发区或工业园区设立决策咨询网络，促进课题成果转化，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智库服务经济发展的功能[25]。

5.3 行业协会层面：促进传统智库向现代智库的转型升级

由于体制和观念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智库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主要表现为智库国际化程度低、智库的定位不明、智库管理方式相对落后、研究质量不高、有影响力的成果较少、研究内容碎片化、研究资源分散、研究经费欠缺、部门利益分割、人才激励方式不到位、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等，未来智库行业协会必须从思想观念到行为实践做好促进智库转型升级的工作[26]。一是引导现行各级智库（党政智库、高端智库、特色智库、专业智库等）全面理解和深刻领会新型智库建设的内涵特点，找准自己在转型发展中的定位，区分自己在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理顺自己在智库体系中的结构层次关系。二是引导智库突破传统的组织构架，改革创新现行智库治理方式，促成传统智库向现代智库的转型升级。三是改革智库人才激励机制，构建灵活的用人方式，推动落实“旋转门”机制，打破组织内部培养“带头人”的传统格局，吸收政府官员、企业高管、著名专家参与研究，多出高质量、有影响力的智库成果。构建“旋转门”机制可以促成智库与政府的联合与互动，使政策研究的针对性更强，研究成果被政府采纳的概率更大。四是引导国内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智库与世界顶级智库共同争夺国际话语权。未来我国必须高度重视党政智库建设和高端智库的发展，通过构建多种沟通渠道，不断激活高端智库平台功能，促成部分高端智库向世界顶级智库发展，争夺国际话语权[27]。

5.4 社会层面：优化智库发展所需的外部环境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加速智库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提高智库在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中的支持效率，需要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强大的合力。促进智库成长与发展既需要相对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也需要体制和政策保驾护航。要想维持智库研究与政府咨询之间联系的常态化，必须加强智库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协同，在营造智库发展所需的市场环境条件时，也必须为智库提供公平竞争的制度保障。我国新型智库建设的探索刚刚开始，体制机制上的藩篱严重阻碍了智库组织形式的进一步完善与服务能力的提升。特别是由于我国智库大多以官方或半官方为主，智库的独立性地位很难得到保障，智库很难在体制属性和独立研究之间做出平衡，智库研究成果进入政府决策的渠道缺乏制度化安排，智库对决策的影响若即若离[28]。未来我国新型智库建设要借鉴国外一流智库的成熟经验和有效做法，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而又区别于外国智库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模式，进一步完善智库的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管理方式。其次，要着力解决好智库经费来源问题，把机构支持和课题研究分开，确保新型智库建设的独立性、影响力和高质量。第三，社会需求是智库发展的重要土壤，智库要迎合社会发展需求，紧密围绕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完善重大课题选题机制，在做好决策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规划年度重点研究课题;在做好国内重大问题研究的同时，加强对国际政治经济外资问题的研究。第四，智库的成长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服务，还要树立国际视野和赢得国际空间。未来新型知识必须以高水平研究专家为依托，通过对重大公共政策进行正面解读和准确诠释，由此树立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智库在对外合作交流中的权威性和话语权。

6 结束语

智库的目的是通过政策研究影响并服务公共决策，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基础与智力支持。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智库获得了较快的成长，赢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能力与水平不断提高。然而，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建设要求智库必须取得更快的成长，以便为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提供更多的智慧解决方案。尽管智库建设没有统一和标准模式，世界各国的智库建设模式也各不相同，但智库成长过程中有着一些共同的影响因素，通过构建智库成长的保障机制，可以促进智库快速发展。未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基于对国际智库的共性认知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特殊要求，在全面了解国家治理的各种理论流派、学习借鉴国际知名智库成长和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做到思想性和政治性的有机统一，并在熟练运用各种数据技术和统计分析工具，针对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中的重大与现实问题，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模式与管理方式[9]。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如何准确把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在符合中国国情和制订设计要求的基础上，通过改革传统智库运行模式，提升服务政府决策的能力，将是下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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