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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绿色智库的发展态势与方向展望

2019-09-10申森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9年5期
关键词:发展趋势新时代

摘要:[目的/意义]新时代为中国特色新型绿色智库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当下绿色智库进入了发展的快速提档期,数量激增、活力显著,然而真正产出和供给质量高影响广智库产品的绿色智库仍然为数不多。在新时代,我们需要进一步释放和彰显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活力与魅力。[方法/过程]本文通过全面观察和细致审视当前我国绿色智库运行中的基本情况和发展中遇到的普遍困境,结合当前中国特色绿色智库建设的内外形势进行深入剖析。[结果/结论]本文认为,需要为绿色智库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生态,更需要通过发挥打造特色话语、疏通影响路径、凝聚人才合力等渠道的作用,实现绿色智库影响内在机制的优化,最大程度地激发其内在潜力和效用的发挥。

关键词:绿色智库  发展趋势  新时代

分类号:C24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9.05.06

1  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目前所处的崭新历史方位。“新时代”不仅是现实与未来交汇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需要科学处理和正确把握的“变”与“不变”之间繁复关系的关键时期。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坐标系中,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同时还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之中最关键的时期,这是“如常”的部分。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态需要作为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一维,构成了社会主要矛盾之矛的重要方面,这则是“非常”的部分。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既是现代化事业中必须要协调发展的一个具体领域,但是也成为“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现代化前期进程中推进速度过快、结构不够协调、政策欠科学所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实际上关系非常重大,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文化建设的全领域和全过程密切相关,共同构筑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如果不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等各项事业都不能顺利展开与有效推进。

当下,我国政府对推动科学决策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特别关注。因而智库这种现代化决策支持组织“化知为智”,在决策科学化方面的功能也就越来越被强调,并被更加广泛地引入与应用于决策过程中。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就意味着我国特色智库事业的发展起点的开启。尤其是环境决策的过程,更需要科学化知识的智库作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事业急速推进状况以及环境政策的科学决策要求,在决策过程中通过发挥专业智库的作用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因而,在这种智库发展的良好氛围和环境之下,我国绿色智库有了较为适宜的外部发展政治空间。绿色智库纷纷破土萌生,似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在本文中,所谓绿色智库,就是那些以环境等相关议题为重点研究领域却又相对独立于政府环境部门,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技术进行环境议题分析,以影响、推动与形成环境政策为研究价值导向与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的制度化信息咨询或政策研究机构[1]。

2  新时代中国绿色智库的发展态势与基本情况

近几年,我国的绿色智库无论是在规模总量层面,还是在国际与国内影响力层面,也就是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的層面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当前我国绿色智库的总量看,不只是关注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智库规模在不断增加,一些更加专业的针对环境议题的智库也在近年纷纷成立。仅统计近年新成立的绿色智库就可以发现这种极速扩张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仅表现在每年一度的国家级别、国际视野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等高端智库组织形态,还表现为基层政府为实现决策科学化而形成的咨询机构;既表现在科研院所和高校体制下成立的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中国林业智库、南开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等绿色智库的不断组建,也表现在政府支持下设立的官方绿色智库,包括青海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徐州市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院、福田生态环保智库、西宁市绿色发展智库等代表了不同层次地方政府支持下纷纷成立的绿色智库。近期更是出现了譬如福建省成立的生态文明智库联盟、中科院等数十所绿色智库联合成立的环境与发展智库联盟等绿色智库组团融合发展的热闹景象。当然,不少民间的绿色智库也在不断涌现,比如桂林漓江生态人文环境保护研究会等已在成立。因而总体上看,在这场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浪潮中,绿色智库扎堆式地破土成立,呈现出发展的繁荣景象。

另一方面,在绿色智库的质量也就是其实际影响力的发挥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对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在2012年到2018年的6年中所发布的《中国智库报告》的追踪分析得出判断,越来越多高规格的专业化环境智库开始重点关注环境议题研究,并且产生愈来愈广的社会反响与政策影响。根据《中国智库报告2018》,[2]表1中所列的智库为2018年在环境建设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智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知名的智库影响力报告,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框架下发布的《2018年全球智库报告》[3]中,包括排名第11位的环境、能源与资源政策研究中心、排名第25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都在环境议题智库影响力名单上榜上有名。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我国的绿色智库影响力在国际上实际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形象确立与地位承认。

当前,我国的绿色智库基本能够通过高质量的智库产品产出和供给或者与政府相关部门达成深度合作等不同形式逐渐影响有关部门的环境政策决策进程,甚至有效地直接参与到决策过程之中,绿色智库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升效果得到明显的展现与重视。例如,2018年度,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绿色和平组织共同举办了“IPCC1.5 度特别报告及环境机构参与气候科学传播座谈会”。在2019年,在联合国环境署与中国生态环境部的联合倡议下成立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这一国际性智库网络组织。这些全新的案例意味着政府相关部门与绿色智库之间在分享专业知识、互通关注议题等方面正日益加强对话互动,绿色智库在决策服务、决策咨询等方面的政策转化速率将不断升级。

3  当前我国绿色智库的发展难题与破解方向

不过总体上,目前我国绿色智库数量激增,但是真正具有强劲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智库却并不多,智库的影响力发挥仍然囿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境地。这也就意味着,从对现实政策的影响力层面看,目前我国绿色智库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发挥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些需要实质改进的机制障碍,同时也是未来实现绿色智库有效影响的重要突破点。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智库建设问题时,提出“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设智库热情很高,成果也不少,为各级党政部门决策提供了有益帮助。同时,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4]。这对于绿色智库而言也是非常适用的。鉴于当下我国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绿色智库建设未来还需要在以下方面尝试重点着力、突破创新。

3.1  稳定增长的同时不断提升质量

从当前绿色智库发展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来看,国内绿色智库的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仍然不是要追求规模上的增量,更迫切的任务是要提升和优化政策影响力。极速扩张的绿色智库组织规模常常会使影响方式与路径上的建设与革新被忽视。目前绿色智库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西方国家的绿色智库在影响力渠道中那种更依赖“向上”路径取向的固有依赖现象在我国的绿色智库中也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征更为明显。对政府渠道的路径依赖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在学界研究、政府政策与社会公众之间缺乏一种必要的张力或互动,而这本来是‘绿库’扮演的最基本性功能之一”[5]。除此之外,官方智库、高校学院派智库与社会民间智库自说自话、固步自封、交流隔离的现象还依然比较严重。绿色智库之间的对话交流机会比较少,又常常局限在同系统或者同机构内部。比如,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科学领域专家倡导的生态文明智库集中了自然辩证法学会的主要专家作为智库成员,也与同样作为学院派的绿色智库的其他高校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的交流合作非常紧密;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倡导的生态文明研究智库由于社科院系统的官方性智库定位,与环保部等相关单位以及社科院其他系统的关联则更为密切。由此可见,目前绿色智库仍然局限在自己狭小的范围与学术交往领域,还没有完全呈现出开放的姿态。分属高校、官方与社会不同系统的绿色智库之间交流依然非常少,甚至是极为匮乏的。这样匮乏的跨界交流往往会影响智库成果的全面性科學性,从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削弱成果的政策影响力。学术型绿色智库、官方型绿色智库之间的沟通渠道尚不畅通,仍亟待打通、拓展、深化。在这个意义上,全方位疏通影响渠道对于提升我国绿色智库的影响力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具体而言,最实际和首要的问题是要把绿色智库在咨政建言、学术对话、群众动员3个路向或基本功能全面地、协调地发挥与运作起来。简单而言,这包括两个不同方面的工作着力点:一方面,要打破原有横亘在不同体系绿色智库之间的无形“交流壁垒”,拓宽不同形式绿色智库在议题上的沟通条件与环境。而另一方面,国家要在智库的运作机制上“去体制化”与“去市场化”两种端点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状态创造条件。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既能保证灵活的创新生态,又要避免受到市场等因素的驱使或者干扰。而这却恰恰也是绿色智库影响力能够提升的关键性环节。值得关注的是,日前生态环境部政研中心与中宣部理论局、生态环境部宣教司共同举办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讨会”,这场会议广泛邀请了环保部门政府官员、智库研究人员、高校学者等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共同参与,在一定意义上是绿色智库在链接政策话语与学术话语体系方面的有益尝试。

3.2  突破传统研究思维定势,打造新观点、新话语、新理念

绿色智库研究要在具体的环境议题指向上不断突破,尝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新观点、新话语、新理念。我国的绿色智库发展,一方面从制度基础上根本地摒弃了西方不同生态价值绿色智库所具有的不同程度弱点,因此具有整合各种环境议题的良好前提和既存性的政治生态优势。但是另一方面,运用中国特色话语解决我国环境议题仍然是绿色智库普遍面临的一个关键性的挑战。这从一个视角看,是由于环境话语是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产物,很大程度上环境理论和环境技术产生于西方社会、觉醒于西方社会,往往也最先应用于西方的现实情境。然而,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依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个性化、差别化的多样性表现形式,尤其在社会根本制度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中国更是如此。但是目前,我国绿色智库的政策研究中呈现出一个固化的倾向,是过于依赖西方社会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或者学术理论。如何将西方话语、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化或者说中国化是绿色智库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顾海良教授提出智库的作用发挥和影响力建设要遵循4个基本路向,即注重智库在理论建设上突出“中国学派”,在战略研究上彰昭“中国意识”,在社会引领上凸显“中国话语”,在政策建言上形成“中国方案”[6]则是非常值得参考的思路。这4个路向的概括实际上明确了绿色智库未来的发展前景与主要着力方向。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绿色智库需要树立自身品牌需要打造具有引领性和前瞻性的理论话语,实现更多优质的智库产品的产出与供给。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问题上强调“要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4]的未来期许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对我国的绿色智库影响力塑造与提升的路径而言,同样也是这个道理。在理论和政策的沟通中注重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绿色理论体系,建构中国特色的生态理论学派,形成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环境理论话语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一项具有较大挑战性的任务。西方社会目前的环境话语影响力在事实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包括我国等后发现代化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对地呈现出了一种“理论失语”的状态。要充分开发我国绿色智库的影响力和潜能,首先仍然要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进行深度意义的挖掘。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生态与自然保护的思想资源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留给人类共同探索的宝贵的绿色思想宝藏。因而,充分和深度地梳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与创建生态理论“中国学派”必不可少的,也是最为重要的维度,这也是我们学术界当前正在探索的更具优势的理论领域。而在另一个向度而言,实现生态理论对现实实践的有效指导与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路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下,我们的绿色智库能否将国家在环境治理领域取得的具体经验总结、凝练与提升为理论化成果的汇聚性形态,并且生成一种治理模式以国际性影响向外传播、扩散与推广,是绿色理论“中国学派”生成所必须充分重视的现实生长点。这两个环节的相互推动,互为支撑,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生态理论的生成发展。可以说,这个双向的互动过程是我国生态理论生成强化的必经历程,也是未来绿色智库在话语影响上得以充分汇聚与有效增强的现实路径。

3.3  营造适宜绿色智库生长的良好生态

为绿色智库的发展营造与构建包容多样的生存生态。这一方面与多元化的生态价值取向和理论倾向相关,一方面与我国目前经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时期和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的具体复杂情况相关。事实上在环境议题倾向上,我国也存在不同生态价值和理论取向绿色智库。主张发挥技术、市场要素作用的浅绿智库、倡导理想主义生态模式的深绿智库和强调公平正义的红绿智库在不同的环境议题领域对环境政策的塑造发挥着影响。与自然生态系统是一样的,具有多样性的生态价值取向和理论取向的绿色智库实际上也有助于生成和构建一种全面健康的环境决策生态。浅绿智库提供的一些具体的绿色工具手段或者政策,比如生态技术的应用、生态市场和消费的导向、绿色税收的调节、可再生能源的革新等具体提议,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现阶段环境问题的缓解,改善与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至少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浅绿智库的部分主张在西方现代化国家环境治理运用实践上被证明是一定程度上有效的,这些绿色技术和市场机制也可以扬弃地被我国当前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所吸收与应用。而深绿智库指引的这种理想生态主义主张,从一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角度对人类未来环境保护的美好前景设定,也是一种在生态价值观上立足长远的促动性因素。而在我国的生态文明语境之下,红绿智库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追求,对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环境政策诉求,更是一种符合与进一步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维度。在一定程度上,3类绿色智库的不同政策主张与诉求,能够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纠正、优化和完善环境政策,形成一种塑造中国特色环境政策的合力效果。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合理地支持与发展不同的绿色智库是实现环境政策科学化的保证。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红绿智库代表与体现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特色的绿色智库形态,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更应该强调与重视这种以公平正义为诉求的智库理论与政策诉求,彰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平性、社会性与正义性。

3.4  重视发挥智库对人才的凝智聚力作用

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也是最不能忽视的方面,是在绿色智库建设上要注意发挥其人力资本聚合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无论是要提升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核心与关键都蕴于充分发挥人才实力之中。环境理论与科技人才是绿色智库生成的根本基础,也是实现绿色智库影响传播所依靠的重要力量。要真正發挥绿色智库在凝聚人才、培养人才、引领人才等方面的深度开发人力资本的功效。一直以来,我国在生态环境问题领域的研究基础不算深厚,从事绿色智库研究的人员规模和专业化程度也相对较弱。不过,近些年在环境议题开始受到更多关注之后,生态理论研究以及环境政策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绿色智库的局面也有了较大改善。而改善局面实现的关键与首要条件是越来越多的具备生态理论知识与技能人才参与到绿色智库的政策研究中。在一定意义上,专业人才对于绿色智库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是重要的保障。因为如果没有掌握科学的生态理论与技术的知识精英在研究追求中的精益求精,就没有具有现实的穿透力的产品与成果产出,也就没有真正具有影响力的绿色智库。所以,在塑造绿色智库影响力的过程之中,对从事环境理论领域研究的人力资源的培育、整合和凝聚也是未来绿色智库需要把握的向度。

我国绿色智库未来的建构路径在人才的培养上也同样要发挥合力性的作用。一方面,绿色智库首先要壮大和拓宽自己的理论研究阵地,从而搭建一个环境领域人才学术交流和智慧汇集的研究平台,也只有更大平台所形成的广泛凝聚力与影响力,才能发掘与吸引更多优秀生态理论人才的加入,才能发挥更大的人力优势。当然在另一方面,绿色智库本身也承担着培训环境技术人才、年轻的生态理论学者以及智库精英学者的社会任务和职责使命。绿色智库不仅负责孵化成果,也担负着培育环境政策研究人才的重任,通过绿色智库平台的专业化技术知识汇集,能使专攻生态与环境理论的人才获得更快速的成长。而对专业人才的聚集与培育,能够逐渐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人才模式,汇聚更多的专业人才产出与供给更加优质的绿色智库成果和产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绿色智库将对我们的环境政策的优化、环境治理的科学化以及大众环保意识的培育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

4  结语

处于决策产品供给端的地位决定了智库负责政策产品产出与供给的职责和功能,而处于议题谱系的绿色地带又决定了绿色智库原生性的环境政策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绿色智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有利生存生态和广阔发展前景,虽然整体看来,当前绿色智库的力量仍然弱小、影响仍然受限、成长尚需时日。“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在新时代的条件下,绿色智库可以依靠由内打造内功延伸深度,向外生成影响扩展宽度,内外双向的发展模式互动,供给高质优质的智库产品和理论成果,实现绿色智库的本质担当和内在功能,真正发挥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助推作用。

参考文献:

[1] 申森. 绿色智库的理论前景与现实走向: 基于德国案例的分析[J]. 德国研究, 2015(3): 31-40.

[2]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 中国智库报告2018 [EB/OL]. [2019-07-08]. http://www.pjzgzk.org.cn/upload/file/20190320/20190320110443_241.pdf.

[3]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Lauder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EB/OL]. [2019-07-08]. http://www.pjzgzk.org.cn/upload/file/20190131/20190131160606_219.pdf.

[4]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19-05-1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2.html.

[5] 郇庆治. 环境社会治理与“国家绿库”建设[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2014(4): 8-12, 30.

[6] 顾海良. 新型智库建设与思想力量彰显[J]. 人民论坛, 2014(6):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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