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明月

摘要：百花文学时期，不乏“写真实”“干预生活”的作品，刘绍棠的《西苑草》选择大学生群体作为叙述对象，有意识的展现了某些矛盾与冲突，而这些冲突最终消解的方式引发我们对百花文学及当时时代的再思考。

关键词：刘绍棠;《西苑草》;冲突;消解

《西苑草》是刘绍棠在1957年4月发表的一部短篇小说，而同在当年4月份，刘绍棠在《北京文艺》发表一篇系统谈论现实主义的文章《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这篇理论性文章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同年年初《文艺学习》第1辑中“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专栏中《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更加系统理论的阐释。文章中不乏对当时文艺创作问题犀利的批评：“文学创作远离生活真实，而只服从和服务于概念”、文学作品“在经历以‘教育意义为标准的取舍和服务后，所剩下的也只是干巴巴的‘教育意义”[1]以及关于毛泽东《讲话》的共时性和历史性的谨慎处理等，都可以看出刘绍棠对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深刻了解和把握。从这一点看来，《西苑草》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刘绍棠“写真实”理论下的创作实践了。而在“写真实”和“干预生活”的口号下，刘绍棠在《西苑草》中有意识展现了某些矛盾和冲突，也就是刘绍棠自传里面说的那样“虽然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光明和美好，但也揭露了一些生活的阴暗面。”[2]而这“美好”与“阴暗”之间冲突的最终走向却值得再探讨。

一

《西苑草》中，围绕着蒲塞风集中于个人文艺写作，忽略集体生活为中心，并将爱情话题穿插在其中，丰富小说主体。而一个集中于个人写作的“自命为鹤立鸡群的人”[3]在一开始，就面临着个人时间受到集体挤压的情况，正如蒲塞风自己所说的“党支部一面批评我不参加集体活动，一面又鼓励我在课余时间写文字，而集体活动几乎完全占用了课余时间，这使我很难掌握。”[4]而在趣味选择上也存在着矛盾：

“‘四点钟集体学青年舞。

‘为什么跳舞也要集体化呢？蒲塞风皱起他那两道浓眉。

‘劳卫制锻炼你的出勤率是百分之六点二点久，集体学舞跟集体学歌的出勤率是零，其他集体活动的出勤率是百分之三十一点四五，你妨碍咱班获得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黄家萍像背书似的一口气说完了。”[5]

集体活动成为了日常，就连跳舞这种兴趣爱好方面也变成了集体化的产物了，兴趣爱好被集体强行同一化，个人与集体之间看似被融为一体了，而特立独行的蒲塞风却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裂缝突显出来了。集体压迫着个人的时间和兴趣爱好，给个体带来了烦恼和负担。就连一向圆滑处事的萧渔眠教授身上也有所体现：一份稿子压了两个月才看，在“这个会那个会中应接不暇”[6]。沈飞黄和伊洛兰却被这种集体生活同化，却表现出一个油滑，一个僵化冰冷。而在这其中，黄家萍在其中充当十分有活力的调节剂，她能看到集体生活丰富性的优点，她觉得有必要去改变蒲塞风单纯的书呆子的形象：“我对你的生活色彩的单调，实在是大有意见，过些日子，我准备一个周密的提纲，找个时间跟你做一次长谈。”[7]她也能看到个人的发光点，她对蒲塞风说“你比我懂得多，想得多，我感到自己太轻飘飘了。”[8]在这二者之间的调剂中突显了黄家萍形象的完美性，黄家萍的角色塑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往理想人物的道路前进了。而在叙事者匆忙结尾的最后，这一人物却终究没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也无法对这一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冲突给出一个范式的解答。

小说在爱情表达方式上力图突破当时流行于文坛的概念化、模式化，在一些细节情绪环境的处理上十分细腻。在蒲塞风、伊洛兰的爱情叙述上，政治身份因素成为两个人恋爱的契机，同时也成为两个人分裂的根源。文中对话下，两个人的爱情更显得奇怪而又神秘。

‘爱情呢，爱情呢？

‘我们是在与月考和期考斗争中建立爱情的，我的文科比较好，她的理科则是非常好的，瞎子背瘸子，取长补短，就这么不知不觉建立起关系来了。

‘她对你帮助很大，是不是？

‘是的，我是怀着感激她的心情爱她的，蒲塞风的语调严肃起来，‘她不但在政治上给了我很多帮助，而且在经济上也给了我很多帮助……”[9]

他们之前的爱情在蒲塞风看来更多的是感激，不符合他心中对纯粹的爱情的定义。正如蒲塞风对黄家萍说的那样：“文学作品中公式化概念化的爱情描写，比起我们的故事，还要有水分得多呢！”[10]这种择偶标准上，把政治身份凌驾于爱情之上的世俗做法在这里得到了叙事主体的否定，而蒲塞风却习惯于这种爱情的方式，从未想过挣脱，即使心里面并不认为这是真正的爱情。而这段感情的最终结束者却是自我主体意识觉醒的伊洛兰。

二

具体来说文章中的结局安排。首先，《西苑草》选择了一个社会容错率很高的群体——大学生，蒲塞风的年轻和大学生身份弱化了他与集体的尖锐对立关系，小说主人公的身份确立的同时，就已经为他无力改变任何冲突埋下了伏笔。这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刘绍棠在挺身干预生活时的底气不足。小说大量篇幅在呈现蒲塞风这个青年知识分子面临的冲突矛盾，而在结尾时却匆忙收笔，短短几行字交代了这些问题矛盾的最终解决：“金色的秋天来了，各个大学都开始了新的学年”。叙事者简单的以一种“新学年，新气象”的方式，就去消解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复杂冲突问题，而在情感问题的处理上，更是以伊洛兰的反省自我匆匆结尾。

这些问题看似被简单化方式所消解，实际上却留下了隐患。事实上，围绕在叙事主人公身上发生的冲突和矛盾，没有一个是主人公自己去化解的。个人被集体压抑下的不自由，最终是以集体内部从上而下的会议精神传达的方式解决了，他的那篇《论公式化概念化的反现实主义危害性》文章只沦为了附和会议精神的传声筒。个人情感问题的解决上，黄家萍的写信帮蒲塞风挽回伊洛兰，抑制自己的情感，并且为了救济蒲塞风“本来准备到青岛参加大学生暑假自费休养的黄家萍，突然宣布不去了;本来准备在青岛休养十天后，由那里坐火车回家看望母親的黄家萍，突然宣布留校了;她那双米黄色凉鞋一条鞋带断了，用线缝了缝，没有买新的”[11]。伊洛兰自觉反省自己的“僵化”和“冰冷”。情感问题以两个女人的主动牺牲自己的美好善良的人性中消解了。然而，这种个人情感和集体关系处理中无意识的回归政治选择的惯性轨道中去，以一种“歌颂社会主义美好”的方式化解了。然而，这种消解的背后却让我们发现蒲塞风这个主人公形象其实是一个敏于思而拙于行的多余人，这就透露出作者潜在的问题意识：知识分子在集体中如何安放才能发挥效用的问题。正如程光炜指出干预生活“恐怕不止是对新社会背景中官僚主义现象的指责，还包含着知识分子意识在同样背景中的‘觉醒这一有意味的精神现象”[12]。

三

百花文学时期，“干预生活”口号的源来受到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其合法性得以确立，在中国各类文艺报上得到广泛宣传。[13]然而中国的“百花”文学并未消化苏联的“解冻”文学中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对政治参与的积极主动和自身责任感，让他们忽视了对这一时期自我定位的准确认识，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显得简单而天真。在根基未稳的建国初期，外忧内患尚未全面解决的社会现实环境氛围下，大张旗鼓地反教条反官僚，冲击了当时的主流政治文化。并且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和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拙于行得多余人形象，让知识分子成为当时环境中最有效用的牺牲品。

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提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百家争鸣就是通过自由讨论来明确是非，即是知识分子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在观点、方法上更进一步的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心服口服地在思想上进入工人阶级。……这样，可以防止积极转化为消极，而使知识分子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14]这种对知识分子“干预生活”的批判立场的忧虑，不仅仅是建国前后文艺创作的传统影响下问题，而且是大环境下知识分子的敏锐感知，但以年轻人为创作主体的“百花”文学作家们却并没有重视这一潜在的危机。同时，这也潜在的表达了当时中国历史环境中真正需要知识分子的创作方向是什么的问题，这样也就不难理解《西苑草》中为什么在“写真实”表现问题后，却发现作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在解决问题充满着无力感，随即涉及到思考知识分子在集体中如何安放才能发挥效用的问题。从主流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还没有彻底完成，还不能彻底看清和批判的政治主体的真正急需解决的问题，对“百花”时代的到来充满年轻人纯真的冲动和想象。随之而来，是萧瑟凋零的寒冬。

在百花时期，知识分子单方面的强调着“干预生活”，往往忽略了自身的“思想改造”问题，造成自身认识与社会生活主流脱节的现象。《西苑草》这种“向着被忽视的个人话语和情感价值维护和开垦”[15]的作品，并不明显表达出对社会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尖锐问题的关注，使得作品呈现出冲突发生并慢慢开始尖锐起来后匆忙粗糙结尾。叙事者这种自圆其说的叙事姿态，以及这种创作徘徊不定的底气不足的现象几乎是当时作家们的普遍心态。《西苑草》在冲突消解过程中，将知识分子的问题转化到道德人性的寄托上，以及对政治的期待中，是否真的具有现实可实现性，《西苑草》的最后也没有出现关于蒲塞风他自身心理情绪和行动的描写，显示出了知识分子的回避甚至逃避的姿态，作品没有正面回应这种消解方式对于知识分子本身来说是否能够满意。当然，指责这种创作者底气不足的不自信是无意义，其背后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消解的困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在“双百”时期，这种被禁锢束缚下的短暂“自由”，最终在意识形态加强下以“反右”运动迅速结束。这些作品却以“重放的鲜花”的姿态，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仍旧强烈地感到它们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16]。

参考文献：

[1]刘绍棠.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J].北京文艺，1957年4月号.

[2]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编.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下）[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3]刘绍棠.西苑草[M].重放的鲜花，1979，297.

[4]同上，第297页.

[5]同上，第280-281页.

[6]同上，285页.

[7]同上，295页.

[8]同上，284页.

[9]同上，293页.

[10]同上，292页.

[11]刘绍棠.西苑草[M].收入《重放的鲜花》，1979，303.

[12]光炜.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J].文学评论，2001（06）.

[13]參考涂光群.“干预生活”口号的来龙去脉.五十年文坛亲历记[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14]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M].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15]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M].收入《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16]《重放的鲜花》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