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正威

摘要：鲁迅的《伤逝》一直以来被定义为以爱情为题材反映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命运的短篇小说，历来研究者多关注文中的“爱情悲剧”文本线索，而对周作人称其为“伤悼弟兄的丧失”的说法视而不见，但从小说的人物性格形象、环境描写、情节设置等方面，加以联系作者的生平经历以及创作动因就不难发现，此作是以男女爱情故事为表皮，以自己重大的情感创伤为内核，来哀悼兄弟之情逝去之作。

关键词：现代文学《伤逝》;周氏兄弟;失和

“周氏兄弟失和”堪稱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谜团，引发学界的诸多猜想与臆断，鲁迅与周作人从原本的兄弟怡怡到走向绝交的末路，其真正原因与矛盾激化过程我们却始终不得而知，两人也都不愿作出解释。1923年7月19日，鲁迅在八道湾的前院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周作人的绝交信，其内容凡对现代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耳熟能详，在此不做赘述。鲁迅曾遣佣人要求见面解释却被周作人拒绝，在鲁迅的日记中，曾记述道，“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1]，甚至在鲁迅搬走后，某日欲取回自己的书时，遭到了周作人夫妇的“骂詈殴打”，直至最后两人老死不相往来。

虽然二人相对默契地对事实真相闭口不谈，但失和造成的感情创伤是无法消失的，这份“伤”也会在他们的创作中有所显现和反映，尽管两人在表达方式上存在性格和文化涵养上的差异，但不难在两人的创作中发现一些暗含隐喻的表达，例如鲁迅1925年创作的爱情小说《伤逝》，作为鲁迅小说特殊时期的特殊篇目，也是较为难懂的篇目，重读文本，对比历史，我们便能发现其中可能隐藏了鲁迅的心理秘密及被赋予的浓厚隐喻意味。

《伤逝》真的只是一篇简单的爱情小说，一篇简单的悼亡作？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在《周曹通信集》所采纳的知堂（作者之号）给曹聚仁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讲述：“彷徨”中的“兄弟”前面有一篇“伤逝”，故意不易明暸，就是说以失恋的身份去说人生其实也是可以的，我通过了这话背景是会馆这一“孤证”，猜想是在哀悼死去的兄弟。我知道这猜想基础不稳定，所以在“小说里的人物”里没有提，但跟先生在私下不妨聊一聊，不知道先生觉得是有一点可取吗？作者在信中又说：我的这些私见，藏着无用，虽然也无公表之意，故以奉阅......[2]作为与鲁迅生活过这么多年的亲弟弟，同为当时的文坛大家，鲁迅文章中所要表达的情感和隐藏的含义，周作人的看法便显得极具参考价值，再将《伤势》一文简单地归为关于爱情的悼亡作，便显得有些不妥，这也使得我们需要对小说的主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

1925年10月21日，周作人用笔名“丙丁”在鲁迅经常发表文章的《新京报》上发表了他翻译的罗马诗人喀都路斯的一首诗，题目叫《伤逝》，翻译后的文章是：“经过这样漫长而又交替的路程，越过了浩瀚的大海，我来到你的坟前，为你献上一些祭品，作为我最后的贡献。向沉默的尘埃，说徒劳的告别，因为她的幸运女神把你从她身边带走了，她给予你又收回你的爱。按照古老的习俗，我在你的坟墓上展示了这些悲伤的祭品：兄弟，你拿着这些东西，它们让我的眼泪重新流了出来，从今以后，兄弟，只要求你保重。”[3]而翻译这首诗的目的——可能就是让鲁迅看到自己对于这段兄弟情义决绝的告别。

仅仅九天之后，鲁迅还写了一部关于《伤逝》的小说。从表面上看，小说是关于一对新青年的爱情故事，有些人坚持认为它只塑造了两个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新青年是典型的，并没有暗示其他——事实上，就其也被称为《伤逝》，就它在周作人的《伤逝》发表的短短几日之后出现，就文章中种种颇有隐射的描述，就围绕经济压力而不得不分手的两位主角的故事内容，便可以推断出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更可能是鲁迅借己的《伤逝》来回应作人的《伤逝》。

文始第二段中有这样一段环境描述“仍然是这样一个破窗户，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老紫藤和槐树，这样的窗前的方桌子，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墙的床......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4]，周作人曾在《知堂回忆录·不辩解说（下）》对这段描写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我们知道这是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作者生活在中华民国初期，它原本位于北头的藤花馆，后来搬到了南偏的独院补树书屋，那里写着槐树与藤花，虽然这两样东西在北京非常普遍，却显然指的是会馆的书屋，但看上文偏僻里云云，又可知特别是说那补树书屋了[5]。还考察了周作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自编的选集，《鲁迅的故家》的第四分《补树书屋旧事》一章，“会馆”，“树”，“抄碑的房屋”等章节，一再介绍在书屋的环境，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绍兴会馆补树书屋的生活对于兄弟二人来说意义重大，那里有许多的回忆和两人之间的故事。因此，作者推测这是以前会馆中两兄弟生活的勾画也就确实有了根据。

当然，仅凭周作人点出这段环境描写，就得出结论说《伤逝》是在哀悼兄弟之情的逝去与断绝，自然是难以信服的。再看小说文本，子君和涓生是一对大胆反叛封建家庭的五四青年，似乎这与同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人物”的周氏兄弟能找到身份上的对应，暂且不论，这对男女从当初不顾世俗约束、为了共同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却因为纠缠于“柴米油盐”，困于生活的琐碎，逐渐有了精神上的背离，最终走向无法挽回的分手境地，直至子君离世。可以说，“经济压力”是酿成这场悲剧的现实原因。

谈到经济，这也是学术界暂时比较认同兄弟失和的一大原因——作人妻子羽太信子掌管家中财政大权，挥霍无度，造成家庭经济危机，致使长子鲁迅非常不悦，常向其提意见，矛盾积压。周建人说：“日本妇女向来有温顺节俭的美德称赞，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6]（《鲁迅与周作人》）建人在文章里说信子雇佣男女佣工众多，浪费菜饭，被褥时常换新，种种花样，层出不穷。许广平也曾证言信子开销巨大，请医生要用汽车接送，“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拉走的呢。”[7]（许广平《所谓兄弟》），更放言信子是“一个典型的由奴才爬上奴隶主地位的人。”

鲁迅挚友许寿裳说：“信子有歇斯底里症，她对鲁迅，外表恭顺，内怀忮忌。”[8]（《亡友鲁迅印象记》）可见信子对于鲁迅家庭经济的说教可能早有不悦，加之“歇斯底里症”，偏激中便有了“偷看洗澡”、“听窗”的说辞，致使作人大怒，宣布绝交。不难发现，书里书外的矛头都指向了“家庭经济”，兄弟二人的矛盾似也能在书中找到答案。

鲁迅在《伤逝》中说：“人必须生活着，爱情才有所附丽。”如同法国著名剧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那一句“爱情于我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脱离生活的爱情是一场虚妄吗？起码对于涓生来说，一切的崩坏始于生活现实对于人的改变，盲目的爱而疏忽人生的要义是无力的，生活才应该是这要义的首位。“我当时不记得如何向她表達我纯洁而温暖的爱情，但现在，事情已经模糊不清，而且一到了晚上想起，只留下了一些碎片。”子君从庙会买来一只狗，“叫做阿随，我就叫它阿随，但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子君坚持卖掉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贴补家用，涓生却言“我知道不给她加入一点股份去，她是住不舒服的。”我们不禁怀疑这是一个爱着妻子的丈夫说的话吗？这是流露真情的悼亡作吗？如果没有经济压力，假设他们生活富裕，他们就不会分手吗？可以推断，时间可能会延长一些，但终究会走向分手的末路。分手的真正原因用现代年轻人的话来说就是“没那么爱了”——精神上的背离与日渐加剧的精神隔阂。

再观兄弟失和的原因，难道只是简单地归结于经济矛盾是失和的导火线吗？笔者认为不是，从《伤逝》透露的悲剧原因来看，鲁迅可能要表达的是，周氏兄弟失和的深层原因应该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背离，以及日益加剧的性格冲突。

1905年，周作人根据太炎的要求翻译印度哲学著作，进展艰难，但鲁迅经常催促，甚至动了拳头，起了争执。1909年，周氏家族的公田变卖后，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的薪水无法支撑这么一大家子的开销，周作人夫妇远在日本，读书、生活、贴补老丈人的生活，鲁迅倍感压力，后写信催促作人回国。作人原本还有读法文的意愿，但屈服于兄长的威压，还是放弃了。1919年入住北京八道湾后，鲁迅维持家庭的压力更大了，付出奔走，更多的是考虑别人而非自己，因此时常“发一点脾气”，这也可能是兄弟失和的导火索。作人从小受到大哥的照顾，长时间的依赖导致性格中的自私，一直想要独立，摆脱“话语行为”的控制和“长兄如父”的严爱桎梏，从来没有爆发过的“日子”，看似“兄弟怡怡”的背后，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其乐融融。

《伤逝》中写到，“尤其使我不乐的是她要假装勉强的笑容”“但又何必硬不告诉我呢？人总该有一个独立的家庭。这样的处所，是不能居住了。”这似乎就在隐喻早在“绝交信”事发前，周作人就已经有点不满意了。温馨的背后藏着不去言说的勉强，鲁迅日记中的“后邀欲问之，不至”的疑问可能也是君生的疑问——不快为何不能同我明说。

文章中多次写到涓生对子君的忏悔，从开始“如果可以，我想写下我的遗憾和悲伤，为子君，为自己”到结束“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然后，即使在飓风咆哮中，我也会寻觅子君，亲自说出我的遗憾和悲伤，并祈求她的原谅;否则，地狱的毒火将围绕着我，猛烈地烧毁了我的遗憾和悲伤。我会在飓风和毒火中拥抱子君，让她宽容或让她快乐......”仿佛是鲁迅对于这段兄弟之情逝去的悼念与忏悔。然而，因为周作人敏感的政治身份和已然形成的思维定式，学术界从爱情主题去解读《伤逝》成为主流。抛开这些，以男女爱情故事为表皮，以自己重大的情感创伤为内核，哀悼兄弟之情为创作情感基调，可能才是《伤逝》这部作品真正的属性吧。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日记（第十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460.

[2]周作人，曹聚仁.周曹通信集[M].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73.[C11，19570120，P44-45].

[3]王伟瀛.鲁迅伤悼兄弟情—重读《伤逝》[J].学问，2000（12）：19.

[4]鲁迅.伤逝[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232.

[5]周作人.知堂回忆录·不辩解说（下）[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1：381.

[6]周建人.鲁迅与周作人[J].新文学史料，1983：2.

[7]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如此兄弟[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8]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