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雪

摘要：文学史上对“十七年”的时间规定一般是指1949年到1966年这一时期。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能否如有的学者所言，“文革文学是十七年文学的延伸，两者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没有实质性的区分。”20世纪的中国渴望摆脱近代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以及贫穷的困境，因而迈向民族独立的中国需要现代主体性的确立。在十七年文学中除了《创业史》的宏大叙事之外，茹志鹃的“家乡事”、“儿女情”的另一类主体性叙事亦彰显了现代主体性。《百合花》叙述的战争的人性之美吻合了现代性中对人性规约的需求。本文试从不同于宏大叙事的日常细微角度来看取《百合花》中的主体叙事“美”、人际关系“美”和战后生活“美”的三个方面，以此来展现《百合花》的细微之处见真章。

关键词：十七年;美;《百合花》

一、战争诗化小说“傻呼呼”的主体叙事之“美”

战争英雄是《保卫延安》里奋勇杀敌兼有作战才华的陈兴允还是《红日》中取得胜利后骑马醉酒的石东根？又或是《林海雪原》中具有土匪气息，化装成土匪智捉小炉匠的杨子荣？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还有类英雄是《百合花》中的通讯员。他十九岁，害羞腼腆，懂纪律，顾全大局。他的害羞腼腆就像百合花的花苞，在等待清晨的露水和阳光。“通讯员撒开大歩，一直走在我前面。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1）在这里我们还看不出通讯员的害羞。接着，作者写到“嗳！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2）通讯员不是不懂得照顾人，只是一个还不懂得怎么与女性接触的男青年。當他意识到自己与“我”离得越来越远时主动停了下来，脸却还是因为腼腆没有正对着“我”。如此腼腆的英雄在《红日》里是没有出现的。沈振新毋庸置疑是一个将才，刻画中的他是一个领导的形象，况且他是已经结婚了的军人，因而在男女共事的时候不会像小通讯员这样的腼腆。胡克与姚月琴的分手也不是因为他的腼腆，《红日》里的胡克是一个忙于工作，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爱恋的一个人，作者吴强对胡克的描写并没有深刻勾画出他内心的情绪波动图。而茹志鹃在这一方面刻画的很清晰，小通讯员的一举一动已然成了一幅画呈现在读者面前。借被子的通讯员由之前的腼腆到现在的一股子不服气的模样，傻呼呼的又十分可爱。这里已经完全看不到战场上的手雷，炮火和尸体。更像是邻里间的交谈，气氛和谐而美妙。

文本中，通讯员只有十九岁，因而此时的他还透露着一股初生牛犊的稚气。他身上没有杨子荣的“匪气”也没有少剑波的“儒生气”，他就是一个邻家大男孩。他知道作为军人要与百姓和谐相处。由不愿再去借被子到再去借被子，可以看出他是顾全大局的，知道军民关系的重要性。当时的人们并不是刻意去做这些，而是在遭受了战争迫害的人们都清楚战争的破坏性和可怕。因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后来从军后理解这种心理，不能让当地老百姓认为赶走了一批人换另一批人来统治管理的时候，带给他们的还是伤害。他的顾全大局里还有自我奉献，不惧危险的品质。通讯员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牺牲了自己，他扑在了那颗手榴弹上。这一点应该是整篇文章最能体现战争场面的描写了。他的腼腆害羞不是胆小，他的“傻呼呼”也不是冒昧顶撞，他就是白色的百合花，在还是花苞的时候等待露水阳光，绽放的时候又美丽又散发着清香。作者写了通讯员生活中的模样，甚或带着打趣小弟弟般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通讯员，因为是同乡，给“我”和通讯员之间的关系更拉近了一步。文中“我”与通讯员的对话，通讯员与新媳妇的交流，都是对战争之外的通讯员的形象描摹，

通过一个女性的视角写出了一个不同于《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里的英雄，这是生活里的平常人也是战场上毫不犹豫随时准备牺牲的英雄，作者茹志鹃写出了她心目中的英雄，在战场上的时候是英雄，在日常生活也有自己的忸怩作态，写出了通讯员的方方面面，成为了战争文学中的一个缺失的弥补。

二、性别视野里的女性认知：人际关系之“美”

战争文学在不同的时间阶段的描写有不同的价值评判和价值标准。《百合花》的写作时间是1958年，作者创作时会受到1958年中国社会思潮的影响，与1946年写作表达的情感是不同的。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是应时而作，从属于战争，具有一定的宣传性、纪实性和鼓舞性。后来《保卫延安》等的创作突出了建国后的英雄乐观主义和宏大叙事的特征。《百合花》则是在政治高压中回忆战时的人际关系之美。“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接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的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的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3）前文的叙述中新媳妇和通讯员的交流并不多，只是在借被子的时候有过几句交流，然而借被子借了两次，通讯员的不会说话和“傻呼呼”并没有招来新媳妇的讨厌，新媳妇在看到通讯员的衣服被划破了口子的时候去拿针线给他缝补。这样的交往使得文章最后的结尾有点突兀，两人之间并没有深刻的情感交往，怎么能使得新媳妇产生这么大的情感触动？而且文章中还提到过面对那些伤员，除了“我”，妇女们都很害羞放不开手，抢着烧饭的工作，包括新媳妇也是，她最后在“我”的说服下也只是做一个助手。如果说新媳妇在面对通讯员死去时，联想到了战场上的丈夫，那么她为什么不能将这种“大我”情感融入到一开始的伤患中呢？这些伤患缺少的只是通讯员与她借被子时的经历。作者在结尾感情的升华，似乎是对1958年所处环境的一个回应，对战时人际关系的怀念。

回忆战争时，我们往往忽略了战争中的日常生活的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行军途中对家乡的思念不可遏制，《百合花》中的家乡情愫更加突出。对家乡的回忆和描写中，透露出“我”对家乡的想念，想念家乡的风景，想念家乡的人儿。战争年代的人们对家乡的思念溢于言表，战争年代人们之间的情感也是朴素而真切的。一条被子在今天而言并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但还原到解放战争时期，这条被子可能是新媳妇熬了多少个夜晚才缝制而成，她将这条被子借了出去，可能自己都还没舍得用过一直在等待丈夫的归来，最后她将这条被子盖在了通讯员身上，这一举动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对战时人际关系的赞许。战时的人际关系当然也包括战争中的队友之情。我们知道最后通讯员去世了，而他去世是因为他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队友，什么样的情感和交往可以让人奋不顾身，不畏生死，牺牲自我？除了军队的纪律，更多的是通讯员自我情感的奉献。

军民间的关系只是众多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新媳妇和通讯员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军民之间的关系，而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如百合花一般的纯洁美好的人际关系，无关乎爱情，就只是那个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单纯朴素的情感。

三、战争后方折射生活之“美”

解放战争时期对战争中日常生活的描写，多是表现士兵在战场上怎样的排除间隙到后来的团结取胜的场景。文革中公开文学的作品如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等更是完全忽视了士兵的个人生活和情感，而这一切在十七年的叙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日常生活情感。当然这是十七年的一大特色，不仅表现在对解放战争的描写中，也体现在其他战争的描写中。与描写战争中的大英雄不同的是茹志鹃刻画的是“家乡事”、“儿女情”，用来体现战争中令人难忘的并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高尚纯净的人际关系。

《百合花》是在十七年的背景下创作的，以一个女性的眼光来看取生活，以女性的心理来体味战争。文章以战争为背景，却将战争作为远景推开去，着重写了里面的非战争画面。写战争，却看不到硝烟。文中关于“我”与小通讯员去战地包扎所路上的自然景物描写可以看出“我”并没有去想战争中的厮杀和残酷，满眼尽是路边的风景，清新的风景必然是与轻松愉悦的心情相照应的。遠方的炮声消散了“我”沉浸生活的心情，可想而知，在战争的年代里，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怀念和向往。大多数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里。同样，小通讯员为掩护担架队及伤员而壮烈牺牲的场面，也没有写得那么血腥，没有直接描写战争场面上的牺牲，而是通过一个担架队员的口中说出的，这使得场面看上去没有那么惊心动魄。然而小通讯员的死是发生在中秋之夜，中秋原本是合家团圆的日子，人们理应和亲人团聚在一起，然而由于战事的原因，小通讯员年轻的生命在一瞬间被战争所夺去。如此，则更让人感到小通讯员的离去是那么令人悲悯。新媳妇明明知道小通讯员年轻的生命已无法挽回，作者对此同样样用了静态处理，写她依然静静的守在小通讯员的身边，细细地、密密地为他缝补着衣服，并亲手把那撒满百合的被子“平展展”地铺在他的棺材里，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地平静。作者将战争的残酷淡化再淡化开去，留给人的是生活中的场景和情感。通过女性的视角对战争展开描写，没有写《保卫延安》中的大规模战争场面，也没有写《林海雪原》中突击队的智勇，而是通过周遭的环境，人情勾勒出一幅老百姓生活的场景。小说中还有一段是作者对家乡中秋节的回忆。适值中秋之际，通讯员的自我牺牲，敌人的炮火还在猛攻，此时此景，联想到中秋的故乡，更增添了人们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作者一直没有写战争的血腥，有意去避开这些，只想将美好的平常的东西保留下来。向人们展示战争中容易被忽略的而又确确实实存在着的情感，存在着的生活。作者对故乡生活回忆的部分，要么是青绿的翠竹，要么是中秋家人的团员，而这些也是1958年的作者所向往的，这当然也是1946年解放战争时期人们对即将来临的和平生活的欢呼。

如果说百合花是新媳妇和通讯员之间纯洁朴素情感的象征，那么它必然也代表着人们对于和平的向往，对平常生活的怀念和憧憬。平常的生活，陶渊明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对战争中的人们而言，有谁不向往呢？建国后，人们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对战场上英雄的塑造，都使人忽略了战争中日常生活的描写，茹志鹃的《百合花》是对战争文学中战争生活描写的一个补充。

四、结语

不同时代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判断，因而文学描写都浸透着时代的特征。十七年在解放战争之后，之前，这是它幸运的地方，不需要承担的高压政治，忽略人的情感，去塑造机器人般的英雄。茹志鹃的《百合花》从另一个角度叙写了与《红日》、《保卫延安》等不同的战争故事。《百合花》里没有对战争的正面描写，在没有硝烟的战争叙写中，战争后方生活显现的朴素纯洁而又美好的一面是人们对和平的渴望，是作家对战时人际关系的怀念。在政治高压的时代，周围环境不那么顺畅的时候，战时那可贵的人儿和纯洁的人际关系就显得弥足珍贵。文本中三种不同于宏大叙事的“美”的特征都值得现在的我们追求与思考。

注释：

茹志鹃.茹志鹃小说选[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

茹志鹃.茹志鹃小说选[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

茹志鹃.茹志鹃小说选[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1）.

参考文献：

[1]茹志鹃.茹志鹃小说选[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2]吴强.红日[M].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3]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J].青春，1980，11.

[4]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J].人民文学，1958，6.

[5]黄建.“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J].文学艺术评论，2007.

[6]张光芒.时代夹缝中的启蒙碎片——对“十七年文学的价值重估”[J].学术月刊，2007.

[7]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