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鑫

摘要：张爱玲的《鸿鸾禧》是一部融注了张爱玲以喜写悲艺术手法的小说，通过对玉清悲凉的喜事、娄太太的边缘化等女性形象悲凉遭遇以及悲凉意象的书写，使新婚之喜异化为具有浓厚悲剧色彩的故事，将喜的表象异化为女性人生及婚姻悲剧化的内核，消解了喜，发掘了悲，突出了张爱玲小说“苍凉”的主题。

关键词：张爱玲;《鸿鸾禧》;以喜写悲;女性;婚姻

悲剧意识是在“自我”与“本我”矛盾中生发出来的人类意识，悲剧色彩源自作家注入作品中的悲剧意识，作家表现悲剧色彩是要读者获得悲剧感受。悲剧色彩在文学作品中往往通过悲剧性的故事传达出来，而在张爱玲的小说《鸿鸾禧》中，悲剧色彩被潜藏在了一段看似喜庆的故事情节中，与常见的以悲写悲的手法不同。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到：“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1]张爱玲自言“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2]在她的笔下，都市男女仿佛全都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悲剧的无望世界中，不论发生什么喜事，都会被暗流涌动的悲剧结局吞没。

一、婚礼之悲

张爱玲小说《鸿鸾禧》主要讲的是邱玉清和娄大陆这对年轻男女的新婚故事。小说开篇并没有直接进入正题描写二人的新婚场景，而是以娄家姊妹俩二乔和四美挑选婚礼上要穿的衣裳为开头，没有介绍任何关于新婚的背景，反倒是借用四美的悄悄话“玉清那身个子……大哥没看见她脱了衣服是什么样子”[3]来引出姊妹俩与玉清的嫌隙，给这桩婚事蒙上了一层不愉快的阴影。张爱玲在描写她们挑选衣服的祥云公司的房屋时，特别说了一句“朱红的小屋里有一种一视同仁的，无人性的喜气”。[4]结婚对于任何人来讲，都应当是一件幸福喜悦的事，但是到了张爱玲的笔下，玉清的婚姻仍在初始阶段就被狠狠地打上了“无人性”的烙印，这为全篇小说注入了悲剧基调。全篇小说的主要故事发生场景也是祥云公司和娄家客厅，对婚礼现场的描写却不是最重要的着墨点，这些过场式的场景取代婚礼这个作者落笔的核心环节，显得颇有些不协调。然而“作者作出比例不均的描写，间接可以窥测出她对婚姻制度批判的态度。”[5]张爱玲在散文《自己的文章》里也着重强调“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6]小说从整体结构上就裹挟着一种对婚姻制度与婚姻文化的批判，而作品所写故事就是承受批判的婚姻本体，这无疑使小说的婚礼描写氤氲在沉郁、悲凉的气息中，也与张爱玲“苍凉”的筆调吻合。

小说中玉清在筹备自己的新婚时，不仅买了婚礼上要穿的衣服，还买了软缎绣花睡衣、相配的绣花浴衣、织锦的丝绵浴衣、金织锦拖鞋、金珐琅粉镜和有拉链的鸡皮小粉镜。“虽然她花的是自己的钱，两个小姑子仍然觉得气愤”[7]。玉清对于自己喜事的筹备遭到了来自婆家人的非议，显而易见，婆家人不仅仅是不待见玉清这个媳妇，更不待见这场婚事，小姑子的“气愤”也说明新娘子在其眼中不讨喜。不仅新娘在娄家遭遇冰冷对待，连娄家的公子大陆也因为一张床的事使他和父亲娄嚣伯之间的矛盾摆上台面，同时又引发了娄太太和娄嚣伯的争执，娄家的家庭环境也由筹办新婚的喜气所在转变为勾连着数条导火索的“火药桶”。故事的矛盾点在几组人物的对话中很快浮出水面：玉清——二乔、四美;大陆——娄嚣伯;娄太太——娄嚣伯。三组矛盾在婚礼前出现，且矛盾涉及的人又都是这场婚事的主要参与者，难免不使人觉得这场婚姻就是一个硕大的矛盾聚合体，因此玉清和大陆的婚事就陷入了重重矛盾的漩涡——每个人既为这场喜事出钱出力，又在无形中破坏着本该喜庆的氛围，这就导致喜事被笼罩在了悲凉的语境中，喜事之“喜”也就随着“悲”的累积而消解了。

到了婚礼进行时，张爱玲将着一身婚纱的玉清描写成“半闭着眼睛的新娘像复活的清晨还没有醒过来的尸首，有一种收敛的光。”[8]玉清在自己的婚礼上没有流露出洋溢着欢喜的目光，却“半闭着眼睛”，就好像一位已经疲倦的看客在冷眼旁观一场与自己毫无瓜葛的婚礼。而她通体白色的衣着像是“没醒过来的尸首”一样，仿佛这场婚礼是肃杀的，新娘子是冷漠的，观众的情绪是低落的，结局是悲哀的。“尸首”一词与中国喜事传统的口彩文化格格不入，是人们避之不及的“不吉利”的词汇，然而出现在文本此处，实际上就将操办喜事的喜庆气氛异化成了丧事的悲凉环境，新娘就像是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亟待埋入坟场的僵尸，似乎昭示着两人的婚姻还没有开始就将结束，婚姻成为了坟墓的入口，一切被认为象征着美好的事物在这里都显得死气沉沉。

小说的结尾处，玉清回答娄嚣伯关于新婚感受的时候，“一屋子人全笑了，可是笑得有点心不定，不知道应当不应当笑。”[9]可以看出，其实家人们对于婚礼不甚满意，或者根本就不太在意。这种勉强的笑只是为了应付家庭内部的互动，没有给喜事锦上添花，反倒是让读者从这种似笑非笑中感觉到了亲朋对待这场婚姻的冷漠。张爱玲把这个“笑”的场景安排在小说结尾，就是要坐实这场喜事背后的“悲”，让悲凉的气氛由始至终贯穿全篇小说，众人的似笑非笑也使“悲”的色彩欲盖弥彰。

二、女性处境之悲

张爱玲的小说没有随大流描写二三十年代的“时代新女性”，她更关注披着“新女性”头衔的“旧女性”。将《鸿鸾禧》的主要女性角色玉清、娄太太等人从物质生活层面来划分，都可以算是新时代的女性，但是她们物质上的“新”却并没有体现在其精神层面上，她们身上还保留着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质弱女性的人生观念。“张爱玲笔下的女人，不论受教育的高低如何，总不愿作较深的思辨，也较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10]《鸿鸾禧》中的这些女性，即使能够在生活中做一回自己人生的临时主人，也终究无法把握人生的大方向，她们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11]只能在时代的藩篱内“任尔东西南北风”地随波逐流。

玉清出身落寞的大家庭，家里好不容易才凑出了供她结婚用的嫁妆，这和娄家人的家境是不相配的，据张爱玲研究专家水晶先生的推测，娄家男主人可能是因在抗战时期的汪伪政府任要职而发迹，在沦陷区有一定社会地位，与处于市民阶层的邱家人有所差距，所以二乔才会说出“玉清哪一点配得上我们大哥？”[12]这样的话。虽然都是表面上的新派家庭，但是娄家骨子里还是讲究门当户对的，对于玉清的家室，从小姑子们的冷嘲热讽就能看出娄家人对其的态度并不乐观。由此看来，玉清的婚姻先天就具有一种物质交易的性质，她选择婚姻实际上是在选择解决经济问题的途径。对于娄家人来说，这桩婚事就是玉清高攀了他们家，以此可预测玉清婚后在娄家的地位肯定十分尴尬。对于玉清本人，她就像是“银幕上最后映出的雪白耀眼的‘完字”，而二乔四美“则是精彩的下期佳片预告”[13]。张爱玲用“完”字来形容一位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女性，旨在告诉读者，婚姻是女性常态人生的终结，即使二乔四美是“佳片预告”，但她们终究要结婚出嫁，最终仍将和玉清一样完成精彩人生的落幕，婚姻使女性主动陷入了一个活生生的死循环，是无法摆脱的生命轮回，这是那个时代中国女性逃不出的桎梏。玉清似乎也明白自己的命运，她花了很大一笔钱购置新婚用品，就因为她认为女人一生可供任性的机会仅此一次，在这种事情上女人难得能做一回主，她的“浪费”源于她内心决绝而悲凉的感觉。不论这场婚礼是新式的还是旧式的，都无法拯救即将步入婚姻坟墓的她，她的婚姻之路必将成为女性悲剧性人生的注脚。

娄太太虽是娄家的女主人，但实际上却一直被置于边缘位置，连自己的儿女们也不在意她。她从相貌、学识以及持家能力等方面都被认为是与娄嚣伯错配了夫妻。张爱玲在小说中提到随着娄嚣伯在银行界的发达，家里呈现出“一种清华气象，是读书人的得志”[14]。娄太太没有读过书，她是封建社会“残留”的女性，与娄嚣伯的读书人身份不契合，同时娄嚣伯经济实力的提高，也削弱了娄太太作为家庭女主人的地位。娄太太心里知道很多人为娄先生这样错配了夫妻感到不平，这是她嫌弃旁人的存在甚至更恨他们了。娄太太受着家人的气操办完儿子的新婚之事，丈夫问玉清感觉新婚如何，全屋子人都笑了，娄太太也不得不跟着笑了，而且还笑得最响。她这笑是委屈的笑，在婚姻里她丝毫不占主动权，无论丈夫娄嚣伯如何看他不顺眼，她也必须保住他的面子，这样才能间接保证她自己在家里的地位不陷于更加被动的境地。张爱玲如此刻画一个新旧时代交汇产生的质弱的女性形象，就是要把男权社会下女性对于自己命运难以把握的悲凉情感灌注其中，融入了她对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的思考和批判，同时也希望点醒那些意识到人生种种不顺，却还是心甘情愿在现实生活中委曲求全的女奴们。

三、意象之悲

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是丰富的，她特别擅长为看起来美好的意象加入悲凉的气息。夏志清曾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凭张爱玲敏锐的头脑和对于感觉快感的爱好，她的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15]在小说《鸿鸾禧》中，张爱玲塑造了镜子、绣花鞋这两个主要意象。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镜子往往用以折射小说里的人物的人生处境。在《鸿鸾禧》中，镜子、眼镜等意象多次出现，所有人物仿佛都置身于一个被镜子、玻璃包围的生态中，脆弱易碎，他们的人生通过镜子得以投射，又有可能随之支离破碎。每个人都能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现实的苍凉处境，却又束手无策。张爱玲之所以要用镜子的意象承载对小说人物的映衬功能，就是因为表面上的人生再绚丽，投射在镜子里的永远是相反的。张爱玲也借此暗示，娄家人的门庭若市、婚礼的大张旗鼓到頭来也许是梦幻泡影罢了。

玉清的出场就是张爱玲描述她站在镜子前看自己的后影，即将迎来新婚的喜事，而且玉清也最喜欢镜子做成的装饰品。张爱玲在此埋下了这样一个伏笔——婚姻就像是一面镜子，它是易碎的，即使现实中再怎么努力地装扮，在镜子里看到的终究是与之相反的倒影。镜子里光鲜的新娘，到了现实人生中都要面临周遭无数“镜子”的反射，但是为了婚姻的幸福，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提防着它的破裂。玉清的处境就像是镜子里的倒影，她虽然即将迎来自己人生中的大喜事，但是种种家庭的、社会的汹涌暗流正欲将其缠绕。张爱玲把对玉清这么一个女子的书写通过镜子投射成整个三四十年代中国都市女性人生的悲歌，这样镜子的意象不仅显示了聚焦的效用，也具有了拓宽视野的功能。

娄太太同样是一个被“镜子”包围的女性角色。眼镜是镜子进阶化的演变，娄太太与丈夫娄嚣伯都戴着眼镜，然而娄嚣伯留过学有文化背景，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他戴眼镜是合理的。但娄太太作为没有上过学的女人却也戴着眼镜，就有违常理。其实张爱玲这里的“眼镜”不只是实际意义上的物品，更是一种心灵的隔膜，夫妻二人均戴着有色眼镜看对方，象征着他们之间存在着一道心灵的防盗门，互相从猫眼中窥视对方，“作者让他们各自戴上了眼镜，加深了彼此的隔膜鸿沟，相爱和了解，自然都谈不上了”[16]。

其次是绣花鞋的意象。整篇小说中，娄太太都在编织着一双绣花鞋，直到故事结尾也没有织完。这双绣花鞋上绣着男女娃娃抱着葫芦的图案，“葫芦”谐音“福禄”，在传统文化中象征着有福有禄、多子多福，这应当是代表着喜庆的吉祥物。娄太太希望自己儿子的婚姻能够美满幸福，弥补自己婚姻的不幸。这本是给新婚喜事锦上添花的手法，但是她终究没有织完，还把鞋面压在了玻璃下。编织绣花鞋是娄太太在小说中最主要的任务，也是她体现其在家庭中存在感的最重要的事，可她因家人的一点牢骚就放弃了，可见其在家庭中已经可有可无，完全成了边缘化的人物，自己的一点点努力轻易就被否定了。张爱玲写她用玻璃压住鞋面，实际上是象征着娄太太本人的人生处境——她在婚姻关系中处于被压抑的一方，在家庭中又被子女们压着，她的任何对生活的美好憧憬都被玻璃压着，这玻璃碎了，婚姻也就“破镜难圆”了，没有碎，她就只能一辈子在婚姻中被压得喘不过气。她明知道自己是家庭的边缘人物，却还在用织绣花鞋的方式争取博得存在感，新婚时制作吉祥物的喜庆，反倒凸显了女性人生的悲剧性。而小说中的李太太、亲家婆都同她一样被压抑着，或是被家庭，或是被社会，延伸到整个女性人生，那就是张爱玲想要表达的：女性在婚姻中永远是弱者，即使对生活的美好做再多的努力，她们中将承受着作为边缘化弱者的压力。

张爱玲四十年代的小说擅长以喜写悲，即使是像《鸿鸾禧》这样描述新婚大喜的故事，也往往潜藏着大悲。这种大悲是张爱玲作为女性作家对于女性人生的思考，是对其“苍凉”小说主题的体现。张爱玲在种种酝酿着悲凉的喜事叙述中揭示着——“再华美繁荣的婚姻，想象的时候旁观的时候有着很广大的喜悦，走进去都是气恼，为难，麻烦的人生。”[17]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42.

[2][6][11]来凤仪.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111，115，3.

[3][4][7][8][9][12][13][14]张爱玲.张爱玲小说集[M].台北：皇冠出版社，1983：39，42，43，52，56，40，41，45.

[5][16]水晶.替张爱玲补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139，99.

[10]郭玉雯.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A].于青，金宏达.张爱玲研究资料[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414.

[1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132.

[17]万燕.张爱玲小说题目释义[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