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常鹏

【摘要】 纪录片的定义中蕴含其修辞表达的根基，后现代主义修辞学与广义修辞学的出现也为我们从修辞学视野讨论纪录片的修辞艺术提供了可能性。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以短视频形式和形象化的内容对接当下媒体融合的语境和观众的审美需求，在真实性基础上使用拟人、演示、异语等多种变异修辞手段，把文物生动可感、鲜明直观地呈现出来并取得了极好的接收效果，让纪录片领域的“媒体融合”有了一个更为具象和生动的样本。

【关键词】 短视频;《如果国宝会说话》;变异修辞;距离;修辞格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百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以下简称《国宝》）自第一季播出以来便取得良好的口碑，第二季于2018年7月23日开播后也获得极高的评分，播放量迅速过亿。该纪录片通过多样的手段赋予文物人格化特征，以5分钟的体量承载起厚重的历史，既有效对接了当下媒体融合的语境，又恰切投合了接受者的心理状态与情感情绪。其中值得思索的是，面对同样的历史、同样的文物，制作者对纪录片的形式、影像和声音采取“反传统”的调配、整合后，取得了与传统文物类纪录片大不相同的表达效果。我们认为，此种在真实基础上对影像和声音的调配可以看作为一种修辞活动，因为修辞的本质是思维层面的现象[1]，其用来调配的语言、结构等不过是修辞思维的表现形式。如此，纪录片《国宝》在形式与内容上采用了何种突破常轨的修辞手段就成为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一、距离的协商：纪录片与修辞

修辞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起初致力于探究各类演说技巧，古典主义修辞学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定义为“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2]142而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学把研究范围转移至文字作品，用以分析作品的修辞技巧和艺术特征，这与我国的修辞学相似。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修辞学则把修辞行为拓展至人类普遍的生存环境中，其推动者肯尼斯·伯克认为修辞因素存在于一切话语里，修辞现象无处不在。之后新修辞学转向后现代主义修辞，其关注的对象也更加广泛，几乎包含一切文化形式和现象，如电视、广告、电影、国家形象、战争修辞、行为修辞等。正如道格拉斯·埃宁格所说：“修辞不仅蕴藏于人类一切传播活动中，而且它组织和规范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人不可避免的是修辞动物。”[3]20这也为我们从修辞学视野讨论纪录片的表达方式提供了可能性，而且广义上讲，纪录片似乎囊括了演说、言语和视觉等多个层面的修辞。

我们认为纪录片的修辞性首先要从它的定义谈起，因为其中蕴含着纪录片修辞表达的根基。与修辞学概念的动态性一样，纪录片的定义在不同时期和地域也不尽相同，但历史上针对纪录片定义的各种讨论其实大都围绕格里尔逊在1930年代所提出的定义展开，即对真实事物的创造性处理，这也是迄今为止最经常被纪录片研究者和制作者引用的定义。显然格里尔逊是从自身的制作实践中塑造了人们对纪录片这个称谓的看法，他把纪录片当成一把铁锤而不仅仅是一面反映社会的镜子并用来“敲醒”大众。纪录片理论家布莱恩·温斯顿详细解析了格里尔逊的这一说法，认为其中的“创造性”是指向纪录片作为艺术，“处理”指的是纪录片的戏剧化，而“真实事物”则指纪录片所处理的事实证据。说明格里尔逊所定义的纪录片不是对事实的纯粹纪录，而是要以事实证据为基础对某个论点进行诠释，其要旨在于对事实素材的操作。但此类创造性的处理和操作并不会否定纪录片的真实性，首先它们以事实为根底，其次对客观世界进行主观化解读是人类的本能行为。比如当面对陶鹰鼎这一文物时，我们会产生可爱、萌胖、美妙等多种感觉，制作者同样如此，但纪录片的叙述只是以多种可能的方式重构了作为“幻象”的远古器物，陶鹰鼎仅偏离了它在考古学上的意义进入到影像艺术中，而这种事实基础上的“偏离”和“变异”正是纪录片的修辞性所在，它重构的“幻象”即是修辞学中的修辞幻象。也可以普泛地说客观世界一旦进入主观视野，便具有了某种修辞化特征。[4]47所以纪录片中的修辞现象并不是对真实性的否定，而是为了更多样化地、令人信服地展示事实，对纪录片中修辞手段的讨论亦是建立在真实性表达的基础之上。

比尔·尼科尔斯同样认为纪录片是对真实世界的创造性处理，而不是一次忠实的复制。纪录片制作者往往把所拍摄的事实予以排列，进而建构自己对真实世界的观察角度或论点，呈现的是一种修辞性回应。[5]36因此纪录片文本、拍摄对象及接受者之间存有一条鸿沟将三者分隔开，否则受众直接参与到真实世界中即可，并不需要透过纪录片来认知世界。这三者之间的距离正是纪录片修辞性的来源，也是形成纪录美学的前提。法国修辞学者米歇尔·梅耶曾把修辞学定义为“是围绕一个具体问题，个体们之间距离的协商”[6]8，将说话者、受众及表达问题和回答时所用语言置于平等位置进行讨论。由此纪录片的修辞艺术可以理解为围绕某一问题（论点）所造成之距离的协商，其中“距离”就是制作者、拍摄对象和接受者间的鸿沟，“协商”即为实现预定的表达效果而采用的修辞手段。

可见，纪录片的修辞性源自再现世界、真实世界及观众之间的距离，但论点、距离、协商的形成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按照梅耶的说法就是：“个体之间的距离越大，激情介入的程度越小;距离越小，激情便越强烈。”[6]135此处所说的“激情”即是主观性介入，对应纪录片中“创造性处理”的问题，也即修辞手段的选择和应用。而按照“距离”远近，修辞手段通常被分为两种，规范性修辞和变异性修辞，前者相当于陈望道先生所说的消极修辞，后者则与积极修辞相当。所谓规范性修辞就是从规范的角度来说明言语表达的修辞效果，它是以平实地记叙事物的条理为目的[7]35;变异修辞指的是突破常轨的、创造性的修辞手段，它是人们根据实际需要而采取的一些有效的、异于規范的表达方式[8]6，以生动地表现生活为目的，往往能够产生新颖独特的表达效果。若将此分类移入纪录片领域，规范性修辞则相当于对事实的平实记录，变异性修辞则是在真实基础上采用的修辞手段。由此纪录片叙述中的变异修辞同样相对于常规修辞而存在，它的形成也是建立在对“常规”的变异上。本文论述的《如果国宝会说话》在呈现形式、语体和影像等表达手段中的变异修辞现象亦是相对于传统历史文物类纪录片规范、严谨的叙事策略而言。

二、短视频形式：语境的对接与意图的投合

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是密不可分的，内容总要以相应的形式予以呈现，任何修辞活动也都无法脱离形式。陈望道说：“修辞上所说的内容，就是文章和说话的内容。修辞上所说的形式，就是文章和说话的形式。” [9]5纪录片也是如此，其内容即是展示的事实，形式就是展示事实的形式。这既是纪录片修辞性的来源，也决定了其修辞活动的多样性，因为赤裸事实的本身不会表示任何意义，只有以相应的形式陈述它才会产生意义。纪录片的修辞活动中，其内容和修辞须依托一定的形式，例如纪录长片、纪录短片、系列纪录片或直接电影、真实电影等。伯克把修辞形式定义为对欲望的激发和满足[10]49，即为接受者创造一种期待并予以满足，他认为许多形式上的模式也可以产生欲望并引导受众积极参与，仅通过形式的创新能够与接受者取得同一。尤其在网络新媒体兴盛并与传统媒体进行融合之时，单以内容美学为主导的原则不足以支撑纪录片的发展，正如席勒提到的：内容只能对个别起作用，只有形式才能对人的整体起作用。[11]482

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摈弃以往文物类纪录片“长篇论述式”的呈现形式，转而以分集和季播方式，采用小而精的短视频形式对国宝予以展示即是一种变异的修辞形式。虽然此种突破常规的形式并非首创，如先前出现的微纪录片《故宫100》《上海一百》《城殇》等皆以短视频形式对历史、文物进行陈述，但《国宝》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妥善调和了修辞形式与修辞内容的矛盾状态，这主要表现于两方面：修辞形式同语境的对接;修辞形式与表达意图的投合。

在修辞活动中，依赖特定的语境突破现行规范而创造性地运用修辞形式往往能够增强作品的表现力，获得意想不到的接受效果。参照伯克的理论就是变异的修辞形式首先能够诱使接受者注意或参与到作品中，并有可能被新颖的呈现形式所感染，而后能够与这种形式所表达的内容和观点达成同一。对于纪录片《国宝》而言，顺应媒体融合的趋势，借用时兴的短视频形式，符合新媒体语境下受众短时间内阅读信息的需要，恰切的适应了网络传播短、平、快的特性。随着移动媒体的快速发展，如抖音、快手的流行，人们以碎片化、快节奏、可拆解、浅显易懂、板块形式为特征的接受习惯早已形成，而《国宝》以五分钟的体量、快节奏的叙述、网络化的语言和精美的画面让“国宝”活起来，不仅雅俗共赏，适宜网络媒体传播，也能把古、今相连，有效传达文物背后的意义，其采取的短视频形式能够同新媒体的特质和观众的审美习惯实现无缝对接，成为一种可供多类媒介、不同受众共享的形式。例如《国宝》每季由25集时长5分钟的短纪录片组成，它们既可单集点播，也可连集播放。但是与内容的拼贴不同，形式上的拼贴特征并不会产生新的意义而影响纪录片原本的表达意图，短视频形式的采用及其拼贴特征更多的是为了迎合新媒体语境下受众移动、跳跃的接受习惯和网络媒体碎片化、互动性的传播方式。

其实，纪录片的制作借用短视频的思维和样式同样存有弊端。首先时长的缩短挤压了思考的时间与空间，观众或许会以直观感性的状态读解呈现的事物，而得到的则可能是一种缺少判断的感性认知;其次它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纪录题材与内容的选择。像《故宫100》《城殇》等短视频式纪录片，其选题多是静态的、适宜在共时性上进行多角度描述的，如文物、建筑、历史、文化，很少对现时事件的发生过程予以呈现。因为与虚构电影不同，纪录片不是一种可以极度浓缩和升华的艺术形态，而现时真实的呈现正需要时间的积累与过程的展示，否则就无异于新闻短片。但是反过来讲，短视频形式的灵活多变性也恰好弥补了此类题材静止、乏味、无趣的缺欠，以短时长、精美的镜头和较快的节奏对事物进行灵活呈现，很好的投合了媒介融合环境下大众审美习惯的变迁。这使得纪录片《国宝》在形式层面迎合新媒体特性的同时亦能承载起较为厚重的历史和文化，避免形式上的浅层阅读特征延伸至内容层面，如第二季《鹰顶金冠饰》一集里在五分钟内通过多样的修辞手段不仅展示了文物本身，还引申出草原民族与农耕文明的对峙和交融，揭示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这样，迎合新媒体语境的短视频形式与展现华夏文明的表达意图在《国宝》的修辞活动里实现对接，让纪录片领域的“媒体融合”有了一个更为具象和生动的样本。

三、形象化内容：生动可感与鲜明直观

如前所述，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如同一对矛盾的两个侧面，不能截然分开。修辞活动同样不能离开内容来讲形式，也不能离开形式来讲内容。[9]5前文讨论了纪录片《国宝》采用的短视频形式，下文主要论述其内容的表达手段。冯广艺在《变异修辞学》一书中认为：“共时意义上的言语变异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修辞格的运用，所以变异与辞格是紧密相连的。”[8]225法国美学家迪·马尔塞斯也认为，修辞格就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变异而有别于其他讲法方式。对纪录片而言，修辞格的选择与使用涉及的即是真实内容的表达手段。也如陈望道先生所说：“语言的内容，对于写说的内容只能算是一种形式的内容。”[7]31那么，纪录片《国宝》所采用的短视频形式是宏观上内容的呈现形式，具体至内容的表达手段时指涉的则是修辞格的使用。但是与虚构的艺术作品不同，纪录片修辞中的辞格以真实为根底，力图更形象生动、令人信服地展示事实。《国宝》相比于以往的文物类纪录片，采用了更多的变异修辞手段，如比喻与拟人、演示与动画、异语和移时等，这种真实性基础上使用的修辞格不仅能够准确传达理性的信息，还可以生动鲜明的表达内容，传达出美感信息，进而适度的增加信息量。

（一）生动可感：比喻与拟人

比喻是最常用的修辞方式之一，纪录片文本中的比喻是在真实事物基础上的同义选择和转化。《国宝》中介绍里耶秦简时把它说成像“户口本”“身份证”;串联丝缕玉衣的红线被比喻为“红色血脉”;讲述秦始皇兵马俑时把大地比喻成镜子，而将陶俑描绘为“镜中折射的帝国”等都使用了比喻辞格。可以看到比喻能够更为具体、形象地传达创作者的意图，缩小事实与文本的距离，同时也可以將抽象深奥的事理说的浅显具体，把静止的文物描绘的生动可感，再如《霍去病墓石刻》一集里用“闪电”来比喻骠骑将军闪耀而短暂的一生。比喻本质上是通过某一相似性的特点把两个不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纪录片文本中构建于真实基础上的比喻能够扩大和增深所展现事物的印象，利于调动接受者的兴趣，同时经过接受者的再造性想象还可以扩添展示对象的内涵和意义。这让出现在纪录片文本中的文物“生动活泼”的同时又不失严肃高雅，符合当下观众的价值需求。

拟人就是将物拟作人，把没有生命或思想的事物当作人来描写，并赋予它们以人类的特性。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的片名即是一种拟人化的表达，意在让文物如同人类一样拥有自己的性格，并能够进行自我讲述。而且《国宝》在史实的基础上也实现了这一表达效果，例如陶鹰鼎的萌胖、人头壶的凝望、漆盘上的喵星人、汉代石刻的生命与志向，《陶鹰鼎》一集中“假如陶鹰鼎会说话，它也许会告诉我们六千年前它在熔炉内外的日日夜夜吧”，《击鼓说唱俑》一集里以第一人称“自卖自夸”的陶俑等均是拟人化的表达。其实比拟本质上就是把事物从一个世界移入到另一个世界里进行描绘，尤其拟人手法将物我打通、合一后，赋予表现对象灵动性，自然会使接受者深受感染。但是纪录片文本里比喻、拟人等辞格的使用要真实、准确地抓住本体和喻体、拟体之间的相似点，不能违背事物本身的逻辑，否则不但得不到相应的表达效果，还会触及纪录片真实性的底线。

（二）鲜明直观：演示与动画

西塞罗在《论公共演讲的理论》中曾提到“直观演示”这一修辞手段，认为当某个事件被词语描述得好像事情就在眼前发生那样生动就是直观演示。[12]136而在以影像和声音进行“演说”的纪录片里，被拍摄的事物已然生动地呈现于观众面前，不需要过多言语描述。由此我们认为纪录片修辞中的演示即是为更加直观明了、生动形象地展示事物或原理而进行的人为的模拟演示，它不是现实流程中自然发生的，而是作为纪录片的修辞手段特别拍摄和制作的，可以分为人物演示和动画模拟两种。

纪录片修辞活动中的人物演示与动画模拟分别同汉语修辞格里的示现和图示相似，前者致力于把未来的、过去的或想象中未发生的事绘声绘色的描述出来;后者则是行文中用图形符号代替语言中的词语。在纪录片《国宝》的叙述中广泛使用了演示和动画两种修辞手段，《二十八宿圆盘圭表》一集里石云里教授对圭表用法的演示，《战国商鞅方升》里商鞅立木的真人扮演，《霍去病墓石刻》中骠骑将军驾马驰骋的再现等皆是运用了人物演示的修辞手段;而人头壶注水、流泪，后母戊鼎制造工艺的推测，《鹰顶金冠饰》一集中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人们对峙、交流的过程展示等都使用了动画模拟的手法。这两种非常规的变异修辞手段从其表达效果来看新颖生动、直观形象，能够让静止乏味的文物“活”起来，给观众带来过去文物类纪录片中或是博物馆里得不到的体验，缩短纪录片文本、受众与文物间的距离，从而构建出“重叠区域”[13]35，使接受者形成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可以在文本的读解中获取更多快慰和审美情趣。

当然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中也存在其它的变异修辞现象，例如用“颜值”形容跪射俑，说赵佗是“待机时间最长的王”、赵眜是“玉粉”，把龙山蛋壳黑陶杯的制作工艺喻为“黑科技”，用“小确幸”形容辛追夫人等，此种网络流行语的使用类似修辞学中的异语辞格和移时辞格，而《素纱单衣》一集里以现代模特展示衣物的形态又有些许旁逸辞格的韵味。这些辞格的使用都为纪录片的叙述增添了活力，改观了过去文物类纪录片的冗繁，让文本生动而富有情味，但它们也被适度的限制于一定的界限内。因为纪录片的变异修辞应当遵循适度的原则，制作者可以追寻形式的多变和内容的生动可感，只是不能逾越真实的底线，消解纪录片应有的高雅和严正。纪录片的修辞活动应在“真实性”的限度内进行，若跨越了这个临界点，量的变化会引起质的变化，不但得不到相应的表达效果，还会让纪录片丢失其魅力和本性。

结 语

纪录片的变异修辞是在真实性基础上，相对于规范性修辞而言的，《如果国宝会说话》的叙述中也使用了許多规范性修辞手段，如布局、逻辑推导与视点转换等，它们多是对事实的平实记录和展示，以求多角度客观地呈现文物，也属消极修辞手段。变异性修辞即是对此类规范性的偏离和变异，但这种偏离也有正负之分，正偏离是创新，对纪录片真实性的表达起积极作用，负偏离则是反面的，不适用于纪录片的修辞活动。纪录片文本中变异修辞的作用和目的就如同伯克说的那样，不再是寻求在每一件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法，而是为了解决分歧、消除隔阂、缩短距离、促进共同的理解。[14]纪录片《国宝》突破文物类纪录片的传统范式，转而在真实性基础上使用短视频形式和多种辞格，符合新媒体语境下受众的接受习惯和审美需求，精确处理文物、纪录片文本、接受者之间距离的同时取得了预想的表达效果，成为“未来纪录片”的一个开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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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常松.专访梁红：《如果国宝会说话》只是“未来纪录片”的一个开端[EB/OL].广电时评（微信公众号），2018-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