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戏剧审美创作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以戏剧特有的艺术审美手段，见证并记录了国家发展的伟大征程以及社会转型中的精神嬗变。本文就将聚焦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戏剧审美领域经历的三次变革，试图从一个侧面反思与回顾40年间戏剧艺术审美领域经历的裂变和取得的佳绩。

【关键词】 改革开放40年;戏剧审美;戏剧创作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回望前路，40年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概括的：“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而戏剧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样式、文化载体、传播媒介，也见证并记录着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历史沧桑更迭与时代精神变迁，更留下了一批饱满丰厚、与时代“共振”、值得“传承”的经典佳作。本文聚焦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戏剧审美领域经历的三次变革，以戏剧创作嬗变作为切口、以点及面，努力呈现其间我国戏剧艺术审美领域经历的裂变和取得的硕果。

一、“不破不立”：新时期，戏剧审美的观念革新与创作探索

经历了十年政治浩劫的洗礼，中国文艺生态在极端偏执、高压扭曲的政策误导下，陷入了一团封闭、僵化、虚假的创作“迷雾”，而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新征程，则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开启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护航下，文艺领域也掀起了一场深刻内省的“思想解放”运动，“实事求是”成为“新时期”指导文艺创作的核心纲领，而打破既有思想禁锢、探索艺术形态创新，也成为“新时期”必须直面的艺术使命。在戏剧审美领域，话剧《于无声处》的创作、传播与广泛讨论吹响了“新时期”戏剧审美革新的第一声号角，激发了戏剧领域的“涅槃重生”，“不破不立”，之后戏剧创作、批评以及戏剧理论研究层面都展现了“新思维”“新视野”和“新方法”，开启了新时期戏剧审美领域的全方位探索求新之路。

1978年9月23日，由宗福先编剧、苏乐慈导演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小剧场首演，这一事件也标志着改革开放40年中国戏剧发展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于无声处》取材于当时极为敏感的政治事件“四五运动”，由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排演，并于四百人小剧场小范围上演。这部剧名援引自鲁迅先生诗作“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原创话剧在公演后迅速引发口碑发酵，成为当时上海文艺界的“现象级”作品，受到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的关注，他曾在观剧后高度赞扬剧作者宗福先说：“感谢你为我们写了一出好戏。”[1]。随后1978年11月中旬，在胡乔木等推薦下，《于无声处》剧组受邀赴京演出。11月14日该戏在北京公演首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一则重要消息：“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的‘四五运动完全是广大人民群众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革命行动”，在此之前被视为政治“敏感词”的“四五运动”就此平反、得以正名。11月19日，《于无声处》剧组受邀前往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现场，为参加会议的212位中央领导作专场汇报表演，而这场意义非凡的演出也预示着这部征候时代精神的话剧不仅受到了民间场域的认可，更获得了来自官方层面的巨大支持，成为当时传递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动向的重要媒介和艺术渠道。事实上，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期预备，已经开始释放出改革开放新政的信号，而戏剧《于无声处》之所以能够在这一重要历史转折阶段在北京连演41场并引发社会和政府的积极反馈，正是源于其传递的文化反思精神、对苦难岁月的愤怒控诉以及承载的自下而上民众真实的对变革的呐喊，在那个时刻暗合了国家政治改革的诉求和时代发展的契机，就这样戏剧《于无声处》“既偶然也必然地进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中”[2]，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文艺领域求新探索的号角和先声。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冬天，全国范围内就有2700个剧团搬演了《于无声处》[1]，真正掀起了一场与国家改革开放同步推进的戏剧狂潮。编剧宗福先曾在采访中提到：“《于无声处》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那个光荣的1978年，属于改革开放的大潮，属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是一人之功、一人之力能够做到的，而是顺应历史大潮被推上去的。我为自己亲身经历了中国那样的重要历史转折期，感到自豪。”[2]可见，《于无声处》作为先发于戏剧领域的一场文艺革新运动，其承载的启蒙价值已经远远超越戏剧本身，成为守望在我国40年改革开放入口处的一面旗帜，见证了国家发展在正确的道路上稳健前行。

话剧《于无声处》的“破禁忌”创作与“现象级”传播开启了我国戏剧发展的崭新篇章，此后在全新的政治语境与文化氛围下，戏剧发展进入了思想活跃、佳作频出的“新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后期，10余年间，中国戏剧审美以“革新”为主线，在美学品格与创作探索两个维度都呈现了全新的发展样貌：

其一，新时期阶段中国戏剧在美学品格、创作观念等层面蓄力创新、接轨世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戏剧界的观念“革新”始于深刻的自我“解剖”，一直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错误观念成为主导戏剧创作的唯一标准，而戏剧创作也偏离艺术本心，纯粹沦为政治宣教的工具，因此，新时期戏剧革新的首要任务就是摒弃在政治目的裹挟下戏剧创作思维的“公式化”“概念化”“说教化”等沉疴陋习，重新回归戏剧艺术本体，戏剧观念“加强‘人学的研究，提高了戏剧的思索品格”[3]。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新政下，封闭已久的中国戏剧界得以重新“开眼看世界”，短时间内迅速接收到各色西方现代戏剧理论，极大地冲击了我国传统戏剧理念，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中国戏剧领域的现代性启蒙。“戏剧界在1981至1986年间，就戏剧的开放与变革、戏剧观念的更新与发展，围绕着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与‘反（现实主义）传统，和戏曲现代化与‘横向借鉴展开争鸣，又拓展和丰富了戏剧观念。”[4]正如著名戏剧导演、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王晓鹰所言：“改革开放是一场思想革命、也是一场观念革命，是建立在学习和反思基础上的自我更新。对于戏剧而言，这个学习既是对西方的观念、方法、流派、主义的学习，也是以新的视角、新的理解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戏剧美学的再学习、再认识、再发现。”（1）

其二，新时期戏剧另一个重要成就主要体现在，大量戏剧新人在此阶段集中涌现，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剧作家、导演、演员登上历史舞台例如林兆华、徐晓钟等，他们相继成长为我国戏剧事业的中坚力量、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戏剧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杰出贡献。与此同时，还留下了一批经典传世作品，诸如《绝对信号》《屋外有热流》《血，总是热的》《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车站》《野人》《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天边有群男子汉》《街上流行红裙子》《红白喜事》《魔方》《狗兒爷涅槃》《桑树坪纪事》《荒原与人》等，这批新形态的戏剧作品在剧作观念上践行了新时期戏剧的革新态度，在艺术手法上借助象征、隐喻、变形、夸张等现代戏剧技巧，实现了戏剧创作对戏剧审美本体的追问与回归，同时“这些作品因其高度自由和独立的思辨意识构筑了新时期戏剧最坚实的精神基座”[5]。

二、“雅俗共赏”：商业浪潮下，戏剧审美的“分野”与“并立”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地激发了经济活力，使社会各行各业都必须直面汹涌袭来的商业浪潮。而同期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则促使国营艺术院团必须敬畏市场、转型发展，在“自负盈亏”的商业压力下探索生机。在彼时的社会氛围和时代背景下，90年代的戏剧审美建构起一种“雅俗共赏”的生态平衡，既严肃高雅的殿堂戏剧艺术与以市场为导向的大众戏剧艺术“同台竞技”，与此同时，“履历丰厚”的国有戏剧院团与“初露锋芒”的民营戏剧社团“分庭抗礼”。

90年代这种“雅俗同场”的戏剧生态，在一定程度上也正应和了改革开放新阶段的机遇和挑战，并以戏剧艺术特有的审美表达记录了社会转型期的时代风情。这一时期，国有院团的戏剧创作主要聚焦于主旋律题材的重新开发，例如《地质师》《海风吹来》《虎踞钟山》《大江东去》《李大钊》《“厄尔尼诺”报告》等一批严肃戏剧，展现了历史或当下的英雄“史诗”及传奇故事，试图“以事化人，重铸道德标杆，重塑信仰力量”[6]。其中，1999年由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创作的话剧《“厄尔尼诺”报告》，展现了一场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剧烈转型阶段，具有普范意义的“人性考验”，这部紧贴时代发展的三幕正剧真诚回答了“面对诱惑，怎样保持革命气节，固守精神家园，过好市场经济关的重大时代主题”[7]，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改革开放20年之际社会基层的精神面貌与人心百态。

与国营院团的主流戏剧创作截然不同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的民营戏剧社团的创作试水以及一批市场诉求鲜明的先锋实验戏剧的兴盛。民营戏剧社团的出现，本身就是受惠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时代产物，非公有制经济的可能性也赋予了戏剧创作者一种独立于主流体制外的生存选择。90年代，戏剧界先后出现了一批民营戏剧社团，如牟森的“戏剧车间”、林兆华的“戏剧工作室”、孟京辉的“穿帮剧社”、郑铮的“火狐狸剧社”、苏雷的“星期六戏剧工作室”、张余的“现代人”剧社、王景国的“真汉咖啡剧场”等等，这些民营剧团在戏剧理念上大多比较先锋前卫、深受西方戏剧理论影响，在戏剧创意上往往打破传统、挑战常规，与主旋律戏剧形成“泾渭分明”的审美意趣。这批民营剧团相继排演过的著名作品包括《大神布朗》《彼岸》《零档案》《魔方》《屋里的猫头鹰》《月祭》《时装街》《山祭》《思凡》等，成为90年代中国戏剧舞台上的独特风景。随着创作实践的不断积累，许多民营剧团出品的戏剧共同呈现出某些特定的审美倾向，如荒诞的人物设定、非线性的叙事构架、对主流价值观的疏离叛逆、个性张扬的作者标签等等，因而，当时戏剧评论将具有相似审美风格的戏剧作品统称“先锋派”戏剧。然而，在商业浪潮的浸染下，越来越多的“先锋派”戏剧面对生存压力，开始主动靠近观众，在坚持艺术个性的同时也不断向市场“妥协”。1999 年孟京辉创作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创造了连演40场、每场120%上座率的“惊人”记录，更以累计超过40万元的票房收入被称为“先锋话剧盈利的分水岭”[5]。至此，“先锋戏剧”不再“先锋”、而是大众媚俗工具等论点引发了90年代末一场戏剧评论界的激烈争鸣，学者蔺海波认为“先锋派”戏剧“停留在生活表面现象的呈示的层次上，停留在对意识形态的反叛与解构层面，缺乏一种创建与超越，而以对近乎‘噱头化了的形式的追求来寻求大众，又导致了所谓的‘实验‘先锋向媚俗的转化”[8]。这场论争最终并没有达成对于“先锋派”戏剧“定性”的共识，却预热了一个更为多元、复杂的新世纪戏剧景观。

三、“多元共生”：新世纪以来，戏剧审美的“守正”与“创新”

新千年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步入了“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一方面，在我国“新常态”经济形势下，涵盖戏剧版块的文化产业不断壮大做强，日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共享的科技变革和媒介创新，再一次改写了人类文明的艺术审美体系，而互联网的高度普及与场景应用更是深刻影响到包括戏剧在内的传统艺术门类的发展方式。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时代变迁，“守正不渝”和“创新不止”可以成为我国戏剧良性发展的积极策略和理论支撑。“守正”，即坚持戏剧审美的“初心不变”、强调戏剧本体创作的不断丰盈，而“创新”则指借助互联网、多媒体等新技术手段提升戏剧创意能力、拓展戏剧审美空间。

“守正”层面，新世纪以来我国原创戏剧精品佳作层出不穷，出现了许多关注国计民生、回归现实主义的优秀戏剧作品，这些原创新戏从多个视角出发，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情感”，展现了中国原创戏剧的高水平和高品质。以2017年为例（2），这一年涌现了大量的现实题材戏剧，如国家话剧院创作的《谷文昌》以倒叙手法、回溯了福建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创作的《家客》以唐山大地震为背景了讲述了老年知识分子的人性选择;湖南省话剧院创作的《十八洞》以“精准扶贫”为切入点、真实记录了发生在湖南乡村的“扶贫”故事等等。原创历史剧也在原创戏剧中占据很高比例，如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著名导演王晓鹰执导的《大清相国》讲述了康熙王朝名臣陈廷敬五十载的官场风云，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詹天佑》再现了“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传奇人生，由浙江话剧团和贵州话剧团联合打造的《此心光明》记载了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的一生等。此外，近五年来“IP”开发热潮席卷各类文化产业，戏剧创作也不能免俗，改编自热门影视剧、网络小说、游戏等的“IP戏剧”已经成为当下我国戏剧创意领域的重要构成，如《盗墓笔记》《仙剑奇侠传》《滚蛋吧！肿瘤君》《三体》《新月饭店》等均位列年度戏剧票房收入前列，成为吸引年轻观众回归戏剧审美的有效策略。[9]

“创新”层面，随着科技文明的不断进阶，新世纪以来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与创意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革，层出不穷的技术创新为戏剧审美创作带来了新鲜的灵感与革新的动力，尤其是近五年来，3D打印、VR虚拟现实技术、AR增强现实技术等前沿“黑科技”開始广泛应用到戏剧创意场景中，使我国戏剧舞台出现了一批视听体验极致的“高概念”多媒体戏剧，如2016年风靡全国的戏剧版《三体》就是该类多媒体戏剧的成功示范，《三体》舞美设计中使用了最为先进的全息投影、3D Mapping、余光投影等多项舞台特效前沿技术，近乎完美的再现了原著小说中的精彩桥段，因而，公演之后迅速斩获口碑、票房双丰收，一跃成为“现象级”戏剧。与此同时，戏剧产业宏观建构层面，在“互联网+”概念的引领下，戏剧行业融入了许多新时代的运营思维，如“互联网众筹”“网络直播”“金融加持”等新业态的操作模式，不断在戏剧行业中探索践行，而这也成为助推我国戏剧事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2）

结 语

莎士比亚曾经对戏剧的功能有过一个美妙的定义，他认为戏剧“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在戏剧舞台上观众能够纵览人间百态、感知历史沧桑，而戏剧也以其独特的审美手段记载了时代的光辉印记、见证了国家的伟岸崛起，反观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戏剧的发展历程，正是一部与国家、社会、时代同频共振的动人篇章。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相信在中国戏剧界的共同努力下，必将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戏剧作品，持续见证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参见袁丹璐《中国国家话剧院召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原创话剧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中国文化报》2018年07月03日。在此研讨会上，王晓鹰做了题为《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关于中国原创戏剧“创新”课题的再思考》的发言。

（2）参见笔者的《2017年中国戏剧热点现象述评》，《民族艺术研究》2018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王歧丰.惊雷响无声——话剧《于无声处》的台前幕后[N].北京晨报，2018-5-29.

[2]一部话剧，以及改变中国的36天[EB/OL].（2018-8-13）.https：//www.sohu.com/a/246953193_740643.

[3]徐晓钟.面对时代、开拓审美、走向人民大众[J].艺术评论，2018（2）.

[4]胡星亮.中国戏剧理论的现代建构——20 世纪中国戏剧理论现代化研究[J].戏剧艺术，2018（4）.

[5]顾春芳.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原创话剧的反思与展望[J].文艺评论，2018（6）.

[6]周安华.与历史和现实深情对话——改革开放与中国戏剧影视四十年[J].东吴学术，2018（5）.

[7]聪聪.群策群力铸精品——大型话剧《“厄尔尼诺”报告》创演散记[J].戏剧之家，1999（5）.

[8]蔺海波.90年代中国话剧研究（第四章）[J].戏剧，2001（3）.

[9]任晟姝.2015年中国戏剧热点现象述评[J].民族艺术研究，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