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娇玲

摘要：20世纪上半期是，中韩两国为了民族解放和主权独立而抗争的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在这个时期创作、翻译、传播到中国的韩国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鲜明的意识形态因素。范泉、胡风等人对韩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满足了国人对殖民地韩国的集体想象，在生死存亡的危机中警醒国人对自我处境的深刻认识，并激起反帝抗日意识和国际同盟意识。

关键词：翻译，韩国文学，张赫宙，第三语言

中图分类号：H55;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9）33-0063-01

1910年，朝鲜正式被日本吞并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当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经历着同样的民族危难，中国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从殖民地韩国的处境中隐约认识到了民族危机，并以朝鲜亡国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使国人清楚地认识到民族危机，并激起他们的反帝抗日意识和国际同盟意识。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翻译文学卷》中的韩国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韩国文学作品的特征。

一、通过第三语言对韩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是最为突出的特点

张赫宙著，范泉译的《朝鲜春》，实际上是张赫宙的日语散文集《わが風土記》的中译本。作为张赫宙创作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全书包括一篇相当于前言的《我底作品的成因》、十四篇记述朝鲜风景和人情的游记散文，四篇介绍朝鲜文坛风景的随记以及几篇涉及日本风土的文章。本书于1946年7月易名《朝鲜风景》。

长篇童话《黑白记》，是张赫宙根据韩国传统板索里《兴夫传》，用日文改写的作品。范泉根据张赫宙的日文本《福宝和諾罗宝》进行了翻译，为了更能迎合中国读者的审美情趣，删去了有关朝鲜古代风俗人情的内容，并将人物分别改名为黑宝和白宝，书名亦因此改为《黑白记》。刘小惠譯《朝鲜民间小说》是从法文本翻译成了中文。

以第三语言为媒介的翻译作品并没有完全遵从原著，而是忠实于原著本身的故事情节和脉络的基础上，根据各国文化、人们的审美取向以及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进行了必要的改写。这种文化现象折射出翻译文学自身跨文化、跨境界的文学特征。

二、韩裔日本作家张赫宙的翻译作品居多

在20世纪上半期，在韩国文学作品中译史上提及最多的应该是张赫宙。从翻译文学卷收录的情况来看，《朝鲜春》、《黑白记》、《朝鲜风景》、《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放浪》等大多数单行本均出自张赫宙。金东仁编著的《朝鲜短篇小说选》收录了张赫宙的两篇小说。值得注意的是，张赫宙的作品在小说、戏剧、童话、散文等多种文体领域被广泛地翻译。

收录在《山灵》的大部分作品反映了在日帝统治下，失去祖国流离失所的亡国奴的惨景。作家有韩国的金永八、朴八阳、权焕、赵碧严等韩国作家。这些作家在当时的韩国文坛都是非常活跃的左翼作家。胡风等翻译家们之所以选择张赫宙的《山灵》，意图在于通过韩国和台湾两个弱小民族作家的普罗文学作品，揭露在殖民统治下的悲惨命运，并激起他们的反帝抗日意识。（横地刚2004）但是，当时他们只对张赫宙作为弱小国家弱小民族的作家身份感兴趣，并没有更层次地去了解他亲日的行迹。

三、翻译出版韩国文学作品的出版社大多在上海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描述和还原文学赖以存在和法杖的文化场域的研究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学者们试图通过考察现代文学与书籍报刊的生产、出版和发行的关系，来完整地描述和还原现代文学生成的物质性场域。（冉彬2013）韩国文学作品的中译本中，有八本均出自上海的出版社。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可以从上海这个有着特殊的地理、文化背景的都市中探究其原因。

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后，从一个滨海小县城一举成为了世界瞩目的贸易港口。随着英、美、法国等众多租界的建立，上海充满了现代国际大都市的活跃气息。在这种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上海俨然成为了出版业生存发展的物质性场域。1930-40年，上海的报刊杂志、书籍的出版数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升级为真正的大众传播的阶段。随着上海经济实力的增强，30年代上海出版业的繁荣和上海开放的都市文化氛围将翻译文学的发展推向了历史高峰。（冉彬2013）

四、结语

20世纪上半期，中韩两国为了民族解放和主权独立而抗争的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由于经历着同样的民族危难，中国从殖民地韩国的处境中隐约认识到了民族危机，并以朝鲜亡国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虽然这种翻译活动并没有成为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中的主流话语，但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激起国人的民族抗争意识和反帝抗日意识仍然是大多数翻译家们的主要动机。

参考文献：

[1]冉彬.30年代上海文学与上海出版业[M].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

[2]郝长海.中国现代文学总目录·翻译文学卷[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3]（日）横地刚，陈映真.范泉的台湾认识[M].吴鲁鄂（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