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健 王乐乐 岳顶聪

摘 要：西方音乐强调“数”的和谐，中国传统音乐虽然也强调和谐，但是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主要从心理而非数理方面获得“乐和”之美感。中国传统音乐具有其发乎文化本源的“声”与“音”以及一套完整的与“礼”相匹配的音乐教育模式，且与政治教化密切相关。与西方音乐尤为重视数理美感相比，中国传统音乐（国乐）更加强调政治教化功能。

关键词：正能量；中华传统艺术；传统音乐；音乐教育

在人类艺术史上，音乐自始至终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同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系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华民族文化塑形的夏商周时代，即开始了礼乐文化的建构。当代学者聂振斌在其《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化》一书中认为，礼与乐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而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时代所创造的文化。礼乐文化致使中国文化得到定向发展，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标志。礼乐文化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具有本源地位，也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的元文化。

当代学者李心峰先生认为，三代文化的精神实质是礼乐，三代艺术的精神实质也是礼乐。三代礼乐文化在西周时期发展到极致，三代礼乐文明和礼乐文化代代相因沿革，损益增删，有其内在的贯通性和一致性，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三代之礼，民共由之”（《礼记·礼器》）。当时的乐，不仅指音乐，学术界采纳郭沫若的看法，“乐”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繪画、雕镂、建筑、仪仗、田猎、肴馔等，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但它是以音乐为代表的。乐为礼服务，以礼为内容，以礼的实行为根本目的，而当时的“礼”，也总是要诉诸使人愉悦的艺术——乐，以使人们心悦诚服地将外在制约转化为内在的精神需求。所谓“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礼乐之事也”（《礼记·乐记》）。

音乐诉诸听觉，发生学意义上的音乐早于语言，儿童在说话之前用声——声带发出的人籁之声表示他（她）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存在，由声而带出音——带有一定曲调和音律并蕴含感情与观念的音声，也就是说，儿童在学会用语言及其它手段表情达意之前，使用本真的声音（含有乐的本真性）来表情达意。西方有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也叫语音中心主义，有人将逻各斯翻译成“道”，不过老子的“道”是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而西方的逻各斯却可以用语音表达出来，因为在语音中声音和意义清澈地统一在一起，也就是说原初给事物命名时的原始声音与事物的本性是一致的，声音里涵泳着原初的真理。中国自古重视诗的声律，并发展出一整套声律搭配的韵律系统，说明中华先哲与西方先哲一样，也是认为声音具有非同小可的含摄功能。

当代音乐学学者在反思中国古典音乐的精神特征时指出，中国以乐（天籁、太一）为本体的音乐观念往往过于强调音乐的中庸和谐之音，并以此为正统与标准，这便阻碍了音乐的多元发展，导致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单一性。同时，中国古代以“乐”为本体（乐、音、声三者，乐为本体，声与音是乐的表现）的音乐观念，容易形成重“道”而轻“器”的四相倾向，即重视对音乐义理的体验，而轻视对作为乐的表现的音与声的追求，对音乐演奏技艺的价值加以贬低，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乐记·乐情》），唱歌与弹琴这些音声上的技艺皆是乐之末节，难登大雅之堂，只有义理智慧才是乐的根本，因此乐“道”在上，而乐“器”在下。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这还是以西方音乐的标准，来对中国传统音乐所做出的学术判断，如果我们将中西音乐的对比研究放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之内，比如我们将中西两种音乐审美理念放在两种文化的哲学背景中加以考查，则西方重分析、崇思辨、判二分的思维特性与中国重整体、崇综合、和圆成的思维特性，各自表现于音乐的“声”与“音”，并且很难说西方音乐一定优于中国音乐。

研究者指出，就“和”而言，与西方认为音乐来自于“数”的和谐（也即外在的听觉和谐）不同，中国传统音乐虽然也强调和谐，但是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重感性的中国思维方式强调心灵的感悟而非科学的分析，主要从心理而非数理方面获得美感。中国人认为音乐之美来自于“心理”的和谐，即儒家强调的音乐与道德、人情之和谐（美与善的统一），来自于道家提倡的心灵与自然的和谐，而非单纯的节奏、旋律上“数”的和谐。简言之，中国音乐的和谐不在“声”与“声”之间，而在“情”与“声”之间，核心内容是“自然”和“情感”——即儒道之“心理”和谐。典型如古琴音乐，不追求华丽的声音效果，而追求“止于邪”、“正人心”的道德诉求，听之最容易让人体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正平和，温柔敦厚、无过无不及的儒家思想。

近年来，中国音乐家谭盾以其融合中西，转换生成的系列音乐作品——《风雅颂》《死与火》《马可·波罗》《地图》《文书》获得了国际认同，谭盾用其包含民族文化底蕴和音乐美学内涵的创新之作，获得了中外音乐学界的广泛认可。谭盾音乐在结构、主题、和声、节奏、文化方面生动地传达了中西音乐融合后的独特韵味和魅力，美国当代音乐家约翰·凯奇评价谭盾：“人类生存的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无限丰富、无比生动、极度艺术化的音响空间……从谭盾的作品来看，他是在力图扩展音乐音响范畴，包括找寻那些被音乐家们久已弃置、淘汰但却与人类生活密不可分的自然音响”。约翰·凯奇所说的“自然音响”实际上是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天乐”——天籁之声，庄子极力推崇的“大音”，这种“大音”（“天乐”、“天籁之声”）的美学极致是“和”（“中和”），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中国人认为音乐之美来自于“心理”的和谐，即儒家强调的音乐与道德、人情之和谐（美与善的统一），来自于道家提倡的心灵与自然的和谐，而非单纯的节奏、旋律上“数”的和谐。谭盾以其特具中国哲理内涵的音乐作品，打动后殖民语境中的中西方听众，说明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并未过时。

孔子在教育上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个人的综合素质养成方面，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游于艺”之“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乐”主要还是音乐，而游于艺的美好境界是：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穿定了，陪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旁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春吹吹风，一路唱歌，一路走回来。由个人的道德修炼和音乐涵养推而至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美善。

如果我们说音乐在人类艺术文化价值系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则中国传统音乐凭借其独特的中国人文精神，彰显中国文化中的“和谐”理念，而“和谐”理念正是对治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文化危机的重要思想，“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礼记·中庸》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艺术主要表现人类的情感（喜怒哀乐）并通向对于真理的认知，音乐表现情感（喜怒哀乐），推而广之，音乐及其他中国传统艺术门类，无不蕴含着对于“中和”的追求和攀升，只不过中国音乐在这方面表现的更为显豁而已。

乐和是一个从个体生命到宇宙大全的圆融境界，《吕氏春秋·古乐篇》指出：先王作乐是为了调和阴阳之气，使五谷丰登，以定群生。“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淤塞，不行其原，民气郁瘀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所以乐和首先关注的是个体生命，其次是为了政和、人和，由于乐和的调理，“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次序，风雨时至，嘉禾繁祉，人民龢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乐和——正人正己，政治太平，伦理有序，季节调适，万物生长，天文物理人情和谐振动，天下齐治。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音乐具有其发乎文化本源的“声”与“音”以及一套完整的与“礼”相匹配的音乐教育模式，且与政治教化密切相关。与西方音乐尤为重视数理美感相比，中国传统音乐（国乐）更加强调政治功能，更加突出其正能量的传递。正如研究者在评价当代中国音乐时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音乐艺术日益在娱乐化、商品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时，仅仅追求娱乐至死的音乐也就失去了其文化根基和存在的根基。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音乐应该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和消遣的方式，它还应该是一种积极的文化行为，应该勇于承担其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精神传承的责任，实现“乐而志清”的人文理想。

参考文献

[1]聂振斌.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68，72.

[2]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M].重庆：重庆文治出版社，1945：163.

[3]韩凌，余亚斐.论中国古代音乐的本体——以乐、音与声的关系为向度[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

[4]张隆溪.道与逻各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67.

[5]张春燕.中国传统音乐之美及其内涵的跨文化传播[J].北京社会科学，2016，2.

[6]张娜.谭盾音乐的中西异合[J].音乐创作，2014，5.

[7]凌继尧.中国艺术批评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9.

作者简介

黄永健（1963—），男，安徽人肥东人，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主要从事艺术理论、艺术文化学、文化產业研究。

王乐乐，济南大学泉城学院商学院助教。

岳顶聪，深圳大学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