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天勇

虽然不能决断地说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但福克纳、马尔克斯、鲁迅、沈从文、莫言等无不用一小块空间构型成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文学版图。丁帆在考量二十世纪中国地域文化小说后总结说：“任何失却了地域文化色彩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都相应地减弱了其自身的审美力量。地域文化色彩，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技巧和主题内涵意义上的运用，它作为一种文体，一种文本内容，几乎就是小说内在特征的外显形式，是每一个民族文化和文学表现力与张力的有效度量。”刘醒龙的小说自始至终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无论是揭示“大别山之谜”，激扬“现实主义冲击波”，书写新历史，还是切近当下，其艺术叙事与想象深深扎根于鄂东这块神奇诡秘的土地上，即使在可以归类为“城市小说”的《蟠虺》中，古城黄州依然身影处处。新近力作《黄冈秘卷》更是命名直指故乡黄冈，与先前小说相比，这块土地上清晰鲜明的风景、情物、人民、风俗展示得更为充分，黄冈元素运用得更为周密，黄冈人的精神秉性透示得更为全面。《黄冈秘卷》与历史上熠熠生辉的状写黄冈的诗词歌赋遥相呼应，此为刘醒龙将面对故乡的“害羞”进行了最为透彻的呈示，成功完成新地方志与文学黄冈的华丽书写。

一

金宇澄诊断时下小说“几乎是一样的西文翻译味道，小说文字越来越趋同化，残守故事完整性，文学对语言造成影响功能丧失殆尽。”小说《繁花》用方言写就，应视为其对文学语言狭窄化、扁平化倾向的反拨，是对文学语言的重新发现和实验。刘醒龙亦对方言情有独钟，视方言为“母语”，母语区别于古代的官话和现代的普通话，“一句方言，传授的却是血缘，依赖着母语的写作是坚实的，而失去母语的写作总是可疑的……在母语显得至关重要的文学范畴中，在地域文化传承上能有多大建树，是一方水土中的作家能有多大建树的宿命。”方言沉淀的是原汁原味的生活和血液，《黄冈秘卷》一如作家之前的小说，也只是遴选若干有代表性的方言词语嵌入。这种选择即为修辞，体现出作家“委以重任于方言”的写作意图，打破语言视听的习以为常和平庸呆板，借方言的陌生性显示其独具的神韵与优雅。《黄冈秘卷》皇皇四十万言，其中穿插了诸如屙尿、埦、貂猪儿、嘿乎、伯等几个方言词汇，最具标示性意义是“嘿乎”（以及“嘿乎”所演绎的“不嘿乎”、“嘿啰乎”、“嘿乎嘿”、“嘿啰乎嘿”和“不嘿啰乎”）和“伯”。

据统计，《黄冈秘卷》涉及“嘿乎”52 处，“不嘿乎”29 处，“嘿啰乎”24 处，“嘿啰乎嘿”19 处，“嘿乎嘿”24处，“不嘿啰乎”7处。“到头来我们能使用黄冈话表达事物的只有一句话：嘿乎，以及由嘿乎变化而来的嘿乎嘿和不嘿乎等。”“嘿乎”是一种修饰语，其目的是对所修饰对象的属性予以强化，与“很”“非常”“相当”等词性词义相若。若是表达相反的意思，就在前面加上“不”即可。作为两位在“这个县”工作的王朤和父亲“一起说的话，最早留下的印象都与嘿乎嘿有关。”至于“嘿啰乎”和“嘿啰乎嘿”，“从‘嘿乎’和‘嘿乎嘿’发展而来的，即表示很多、很大、很有分量，也表示惊叹、赞美，甚至还以表示愤怒的两句俗语是黄州城里人开始说起来的。”并且，“这几句俗语，过去只是黄冈一带人的口头禅。因平型关大捷，嘿乎、嘿乎嘿等俗语，迅速普及到黄冈以外……并结合各地的俗语，创造出过去说带有脏字眼，现在却被理解为性感的嘿啰乎、嘿啰乎嘿等新的词语。”

“嘿乎”和“嘿乎”的系列衍生词，不仅含有对事物和人的评判，而且涵蕴着情感取向。作者不惜文墨描述这种方言的发生与演变：“嘿乎”由一般评断性词语因林家大塆那位平型关大捷的带领人而迅速实现了力量性的膨胀，加之国人特殊的语言习惯，添一个脏字眼（性感的字眼）更便于形容心中所欲表达的情感与内容。除了写作者的阐释外，“嘿乎”系列词语的使用者有着鲜明的黄冈印迹：一是刘家大塆出生的人，比如祖父、父亲（刘声志）、老十一（刘声智）和老十八等；二是与刘家大塆有着血缘关系的王朤、“我”等；三是受刘家大塆影响的人，比如林家老大、紫貂和少川。这些人中，老十哥和王朤，他们说话的语境更多是在“这个县”，有着特定的地方意识，他们唯一能够保留自己特性，表明自己有别于该县人和南下干部的身份标识。同时，“嘿乎”也具备意象功能，无论是被老十一作为书法作品悬挂于墙，还是被老十哥与王朤挂在口头，“嘿乎”系我们父辈这些黄冈人共同毛病的集合，“做事和干事果敢有力，从不拖泥带水，终极目标却时隐时现，一不清楚，二不明晰”。

“伯”在小说中即为对父亲的称呼，它是一个方言性词语，却非黄冈所特有，但作者用之于小说，意义特殊。在“我”的老家，称父亲为伯是一种传统，即便“我们家早就搬到距离黄冈老家近两百公里的大别山中，在异地异乡继续将父亲称为伯，常常遭到当地人猥琐的讥笑与真诚的疑惑”。为何这么称呼，祖父和紫貂各有解释：祖父颇似讲古，巴河、举水一带山水中时有妖魔鬼怪出没，当父亲在外打拼会冒犯不讲道理也不懂做人道理的坏东西，坏东西多邪恶贪婪，企图将受到报复之人的儿女作为自己的美食。妖魔鬼怪以为叫伯的孩子不是所要报复的对象，而是信守冤有头、债有主，人与鬼、鬼与人之间也有一定之规。人怕法律，鬼怕天条，胡乱伤人的妖魔鬼怪会遭天雷劈，地火烧。紫貂倒像是科学作答，叫伯的源起，真的与内迁的巴人有关。东汉建武二十三年，朝廷将屡屡造反的巴族人迁徙于拥有五水的鄂东和皖西南的大别山区。五水蛮们一直在受巴人相信巫术的影响，有意将父亲称为伯，是巫术中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

无论是祖父庶乎荒诞般的讲述，还是紫貂近乎科学似的阐解，称父亲为伯，躲避“妖魔鬼怪”也好，巫术延传也罢，这种称呼的缘起应是为了生存的一种自保策略，都是为了活好，前者是应对自然天灾，后者躲避人祸，但经过世代延续，已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尤其是进入大别山“这个县”的黄冈人，伯的称谓的坚持，实则意味着一种传统的续传和固守——鬼人之间尚且有规定可遵循，何况人乎。

“语言是文化的镜像，文化是语言的管轨。”无论是口头禅“嘿乎”，还是固执的称谓“伯”，作者之所以如此写，对于父辈而言，是对出身地域性的坚守和对根系的守望，相对于“这个县”，有着近乎顽固的他者执念。

二

“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小说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小说的世界由位置和背景、场所与边界、视野与地平线组成。小说里的角色、叙述者以及朗读时的听众占据着不同的地理和空间。”黄冈县古已有之，1990年撤消黄冈县，改设县级黄州市，1996年黄州市一分为团风县与黄州区，“黄冈县”成为历史名词。作者写作的三个地理空间为黄冈县、武汉与“这个县”。相对于其它文学空间的略化与虚化，黄冈县很多地名清晰准确，可以在现实中一一得到查证：比如汉川门、东坡赤壁、刘家大塆、巴河镇、小秦岭、回龙山、青云塔、石塔、团风镇、考棚街、龙头岭、大崎山、胜利街、军区招待所、林家大塆、沙子岗、八卦井、黄冈中学、地委招待所、沙街、贾庙等。

“地名的直接在场，不仅是文学作品追求真实的表现，其既生动详实地展现了历史文化、自然风光、民族风情等特点，也体现出作家有意识地表达故乡情感，储存地域记忆的一种方式。”地名寄寓的是历史，是地理的表征，其进入小说文本，或仅仅作为地理坐标的标识，或作为故事展开的场域，或是寄托着作者情感的隐喻之地。作者写汉口，主要两个地方，一个是汉口永清街，一个是江汉关。永清街警察局是老十哥遭受无妄之灾关押之地，在此，他完成了身份与命运的改变，因为遇到国教授，因为黄冈人忠诚勇正的秉性，因为苏东坡的诗，他得到国教授的信赖，在国教授的启蒙下懵懵懂懂地走上革命之路。江汉关，作为一个港口，“挥手自兹去”之地，在这里，老十哥是逃离，既是逃离因为“革命之举”面临警察的逮捕甚至镇压，也是远离哑女小娴的情感。“这个县”是真实的存在，它与黄冈县也就两百多公里的距离，中间隔着一个名为浠水的县。若在鄂东作真实性考察，这个县即为英山县，作者之所以始终不明示，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我们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为了记住从祖父到父亲再到我们这条延续下来的根是在黄冈，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我们只能以‘这个县’来称呼，离开黄冈后，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新的县份。”二是，在老十哥与王朤看来，“这个县”与黄冈相比，实则有着“小桥流水”与“大江东去”之别，前者不是婉约，而是机巧，后者也非豪放，而是耿直。“这个县”中唯一被作者明确的是老鹳冲，其中缘由不仅仅是老十哥任该区区长时的抗洪业绩，更主要的是在此找到了装扮成哑巴的海若。一个海若，不仅使围绕在老十哥、柳剑光、海棠父亲等身上谜团得以彻底解开，也为少川到黄冈种下合理性因子，总之，把先前看似分裂的世界重新弥合成一个整体，故事圆满。

“地名还具有保存特定时期地域文化的历史性”，黄冈县地名呈现三种表现形态：一是仅仅作为地域之名，不含有附加意义的地名，如沙子岗、贾庙等；二是故事情节生发之地，如刘家大塆、林家大塆等；三是本身作为丰腴文化的承载体，比如汉川门、东坡赤壁、八卦井、考棚街等，正如书中所言：“从汉川门到八卦井的小街上，随便哪一块青石都能发出幽幽的古老光泽，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来自黄冈的某个秘密正在脚下微微颤动。”东坡赤壁作为黄冈地标性景观，是该地精神和文化的汇聚之地，也是传播之源。武汉是老十哥谋生之地和革命出发之地；“这个县”是他半辈子工作之地与退休后生活之地；黄冈县则是老十哥生命诞生之地，是其革命活动之地，爱情萌发之地，也是晚年归属之地。三个文学地理空间都是叙事展开之所，对于“我”，或者说对于老十哥甚或祖父而言，“这个县”无疑是地理文化意义上的他者，因为黄冈（具体说是刘家大塆）是生命起源之地，是血脉流淌之地，是物质性的故乡，也是精神性的故乡。

三

“在一个讲究‘民以食为天’、‘食色性也’的国度，饮食从来就不仅仅是营养或美味，而是包含了太多太多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以及‘韵外之致’。”文学中，食物的主要意义不在于生物性，而在于其象征性。小说中，“我”有一次懒得做饭，到街边小餐馆要了一份滑藕片和青椒肉丝。因为服务员误将青椒肉丝弄成香芹肉丝，引得“我”大发雷霆。“我”为何对香芹肉丝如此反感，起因于小时候闹饥荒，母亲常以芹菜充饥引起的亘久的味觉抵抗。这里的滑藕片、青椒肉丝、香芹肉丝，主要功能即为充饥，是解决人的温饱。但是在老十哥（或者说黄冈县人）的食物体系中，天下食物皆是黄冈好：沙子岗的萝卜，马曹庙的包面，八卦井的豆腐，方高坪的荸荠，淋山河的狗脚，巴河的莲藕。老十哥在“这个县”桥南的家中，亲眼看到担挑萝卜和莲藕的人，萝卜和莲藕散落在桥上，他感慨的是“这个县”的萝卜不如沙子岗的萝卜“又大又脆又甜”，“放在黄冈，这种一担能挑二百四十一只的萝卜，只能扔在猪圈喂猪”。老十哥他们对家乡美食的有些极端的誉美，可以理解为一种莼鲈之思，一种寻根意识，一种对家乡认同感。

作者为何重点写巴河莲藕，尤其是刘家大塆的？一方面，刘家大塆是书中主要人物的出生之地，是生命与血脉起源；另一方面老十哥与老十一关系微妙，彼此志向迥异，行为做事有别，虽无大仇，却有罅隙，唯一能够使这对堂兄弟有共同语言的就是老家泥塘的莲藕。相对于刘家大塆，老十哥与老十一皆是客居他乡，惟有莲藕能够勾连共同的美好记忆，兄弟如莲藕，藕断丝连，即便有再大的矛盾与分歧，面对老家，回归于好亦是必然。

老十哥认为“这个县”和麻城的莲藕骨瘦如柴，老十一说闻名天下的沔阳莲藕和奓山莲藕皆不如巴河的。志趣左右的兄弟俩对于巴河莲藕的认识具有天然性默契。“天下莲藕只有巴河莲藕为最好，刘家大塆的小秦岭下面那座藕塘里的莲藕又是巴河莲藕中最好的。”颇有文采的紫貂如此解读巴河莲藕：包含了“华山之险、泰山之雄、黄山之奇、峨眉山之神秘、昆仑山之磅礴”的“小秦岭前的那座藕塘，虽然简陋，其水质清的时候如喀纳斯，纯的时候像纳木错，亮的时候像九畹溪，温柔的时候像西湖，多情的时候像天池。藕塘的泥土，肥沃如同东坡肉油而不腻，稠糊如同香糯米黏连不舍，浅薄如同燕窝粥点滴不凡，深沉如同龙虎斗人有不知输赢早定，魅力如同佛跳墙还未见面已经销魂。”

作者借助紫貂之笔，将刘家大塆出产的莲藕何以冠绝天下做了最为抒情最为形象的描述，它集天地之灵气，涵润刘家大塆人的秉性，人与物同一。

老十一解释他能够熬出让人垂涎三尺的藕汤的秘诀在于结过六次婚。这种暧昧的解释不过是表象，背后却隐藏着诸多的人生感悟。老十一掌握的“火候”实则是生活磨砺，是应对不同生活经验的积累和阅历的丰富，是心境由纷乱的狂躁到自如的澄净。无论是老十哥，老十一，还是王朤，对于巴河藕汤的迷恋，源于味觉强盛的生命力和难以泯灭的记忆，滋味品咂中触发乡愁。相对于望月思乡，书写家乡饮食，归乡之愁不再虚无缥缈，更具真实感，更易获得心灵之慰藉。

四

苏轼因“乌台诗案”于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底被贬来黄州，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离开。四年多的谪居，“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阊巷小民，知尊爱贤者”的黄州促成了苏轼脱胎换骨的改变，在作者看来，“半辈子活在长江边的苏东坡，只是到了黄州才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句子，与他本人之前之后的才情没有太大关系，最重要的是他到了黄冈。黄冈人的情怀和长江的奔放，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才能触发天才的天才。”东坡“风流最是黄州著”，词赋书画与散文丰碑矗立，也完成了人生观和生活观的重构。同时，苏东坡以其卓绝的文艺成就、哲学思想、生活观念、审美理念为黄州留下一笔丰赡的遗产——东坡文化——遂成为黄州文化的重要组成，成为影响黄州人的一个文化基因，是黄冈地区足以惊艳世界的文化符号之一。刘醒龙书写黄冈，与苏东坡自不会擦肩而过。

苏东坡进入小说由少川引导。“我”与北童通话，能够听到少川轻声朗诵苏东坡的诗句，“不是众所周知的《赤壁怀古》和《寒食帖》那几首，而是非痴迷苏东坡的人不大知道的《初到黄州》，听得最清楚的是那句‘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少川如此喜爱苏轼，此是为何？叙述者说，但凡有不顺心或者不顺眼的事情，她就会用接近默诵的方式，来几首苏东坡的诗。东坡的旷达自识、返归于朴、化苦为甘、闲放不拘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境界，足以慰藉碌碌俗世中的繁琐、愤懑与不平。其实，看过全书者，可知这只是作者的一种设悬性修辞。

“三江自此分南北，谁向中江是主人”出自收录于《黄州府志》（弘治版）的《新生洲》。三江口处水天茫茫，江流改向，气势磅礴。组织以此为革命联络暗号，预示着对新生世界的向往，满溢革命的豪情与自信。它对于以祖父、老十哥、王朤及“我”为代表的黄冈人而言，系与生俱来的风骨的写照，是黄冈县人家国情怀的真实映射。这两句诗对于老十哥而言，意义尤其特殊：因为知晓该诗，结果被同样关在汉口监狱的革命者国教授误以为是同道，因深受其信任和青睐，老十哥在他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可以说，这两句诗改变了老十哥的人生走向，让其从一个纺织工人转为一个职业革命者，革命胜利后，成为组织的一员。另外，这两句诗也让老十哥黄州老城遇到爱情，他本想用这个暗号与组织接头，结果意外地成就了他与同样知晓这两句诗的海棠的爱情。爱情虽然因为现实很快就枯萎，沉积在心中，成了老十哥一辈子香醇的记忆。

苏轼诗词集中性展示源于“我”的一次作文。“我”因为自小听闻吟诵苏东坡的两句诗“三江自此分南北，谁向中江是主人”，而固执地认为它在“我”的记忆中先于《三字经》和《静夜思》，结果引起了高中语文老师慕容的大肆批评，他在课堂上引经据典，为证明这两句诗是伪作，时而“暴风骤雨”，时而“鸟语花香”，先后征引苏东坡的诗词《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定风波·三月七日》《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其中《念奴娇·赤壁怀古》与《定风波·三月七日》系东坡谪居黄州时写就。“我”父亲的战友王朤知悉后赶到学校夺下教师手中的教鞭在课堂上“专门同你们这些嘿乎的同学说说苏东坡”。王朤用颇具时代感的语言讲述了乌台诗案的来龙去脉，提炼苏东坡的精神，讲述他在黄州的逸闻趣事。王朤援引苏东坡在黄州写的几首诗《赠黄州官妓·东坡黄州五年住》《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寓居定惠院》。慕容作诗词大串联，王朤史诗互证、逸闻与正史相映成趣，两人讲授，两种风格。慕容与王朤有关苏轼诗词的狂欢化表演颇有些诡异。之于慕容，他认定这两句诗系赝品，完全可以查阅求证，追根溯源；再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无损他作为老师的清誉；即便学生确实有误，为何不能心平气和地予以纠正？之于王朤，何故冒着“政治”风险来这么一出？表面上看，王朤伯伯是为了声援“我”，实际上是他们两个人或者说两个县的人秉性和气格的一较高低。慕容对于“我”，缺少的是雅量，大讲东坡有逞才之嫌，看似广征博引，实则有些花架子，即使苏东坡豪迈旷远的诗词依然显衬出其格局之小。王朤讲诗词，认为东坡诗词与黄冈人的情怀完全契合，黄冈人的执拗与东坡之风骨同一。王朤于此，是借东坡诗词浇心中之块垒，他是明己志，明老十哥之志，也是明黄冈人之志。

现代作家写作一般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地域，这个地域，不是说有了就是伟大的艺术，而是说，没有这个作家个人的“文学场域”，根本就没有艺术叙事与想象扎根的土地。黄冈是刘醒龙的乡土血脉之所在，是其精神品格凝聚之地。《黄冈秘卷》写黄冈的方言、地名与食物，不是为其扬名，而是基于对故乡深入骨髓的热爱，是一个赤子对故乡最为深沉的颂扬。小说写作的过程，即为刘醒龙精神还乡的过程，灵魂贴近的过程。

注释：

[1]丁帆：《20世纪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简论》，《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

[2]金宇澄、朱小如：《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文学报》2012年11月8日。

[3]刘醒龙：《母语写作的宿命》，《湖北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4]刘醒龙：《黄冈秘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3页。凡下文引自该书的，不再一一注释。

[5]邢福义：《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6]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7]张蕾：《地方知识与精神空间的开拓》，《石河子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8]张袁月：《近代小说中的文学“地图”与城市文化》，《文学评论》，2014年第 3期。

[9]陈平原：《长向文人供炒栗——作为文学、文化及政治的“饮食”》，《学术研究》，2008年第 1期。

[10]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55页。

[11]阎连科：《20世纪文学写作：地域守根——现代写作中的母地性复古》，《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