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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女性为题材的诗歌中体味曹植

2018-09-02黄彬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8年9期
关键词:才气曹植突破

黄彬

内容摘要:曹植的诗歌代表了建安诗性文化的最高峰,曹植是一个少有的天才,但他的命运却充满着痛苦与坎坷。曹植大量创作女性题材的作品,在女性题材的诗歌中张扬才气,在对“香草美人”、“闺怨思妇”传统的继承中,曹植有很大的突破。曹植的才气在其以女性为题材的诗歌中得以充分的展示。

关键词:曹植 才气 女性 突破

曹植的一生始终在生命崇高的高度上展开对君子之志的追求,曹植的诗歌在反映时代精神和社会现实上首屈一指、冠冕群英。曹植的诗歌代表了建安诗性文化的最高峰。曹植独步建安诗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曹植的才气。子建才气成为一种持久关注的文化现象。曹植的才气在其以女性为题材的诗歌中得以充分的展示。

一.风流传千古:曹植的才气受人关注,备受推崇

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植的文学天才,在其生前已众所公认:“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如绣虎”。(《世说新语》)。一代之雄的曹操,对之也不能不动心,备加赞赏。十九岁的曹植登上铜雀台,神速的作赋一首,曹操赞曰:“言出为论,出口成章。”建安诸子中赞许他的更不乏其人,邯郸淳“叹植之才,谓之天人”,杨修将他的作品视为如同孔子著述一样光芒万丈,“仲尼日月,无得逾焉”。刘勰评价“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谢灵运认为“天下之才共一石,曹子建一人独占八斗”。

唐宋时期:王通对曹植的人格和创作提出全盘肯定的评价“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似典”。(《文中子事君篇》)张戒“曹刘始,至今一千年,能与比肩者,杜甫一人,古今之人推陈王为一”。宋代,秦观、苏轼、欧阳修等著名诗人对曹植赞赏有加。

明清时期:沈德潜评价曹植“使才而不沉才”。毛一公《陈思王集后续》:“夫汉魏诸侯王以文著名者,独淮王、东阿号巨擘”。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中对曹植诗歌创作的总评是:“子建之诗,隐括《风雅》,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

近现代:鲁迅先生在魏晋文学的深湛研究中,对曹植的文学才能表示赞许。朱自清在《经典长谈》里赞许曹植是建安时代的“大诗家”,肯定他“在曹丕作了皇帝后,颇受猜忌忧患的情感时时流露在他的作品里,诗中有了‘我,所以独有大家”。茅盾指出:“汉以后,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在每个朝代都有代表人物,我们可以举出曹植、陶潜、李白等熟知的名字,那时候建安的人从‘乐府歌辞吸取滋养,写出了一些反映现实的诗篇。曹植是这一派诗人的代表。”(《一幅简图—中国文学的过去现在和远景》)范文澜认为“代表建安文学的最大作者是曹操和曹植,大抵文学史上每当创作旺盛时期,常常同时出两个代表,一个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一个是新作风的倡导者。曹操曹植正是这样的两个人物。”(《中国通史简编》)

二.曹植的诗歌出现大量以女性为题材的原因

曹植是一个少有的天才,但他的命运却充满着痛苦与坎坷。他与曹丕既是兄弟又是君臣,曹丕对他的迫害,既是政治打击又是骨肉相残。这使他不能像祢衡咒骂曹操、王粲诅咒董卓那样去表现他对曹丕的不满。而魏晋又偏偏是一个重情的时代,一个感伤的时代,一个人性觉醒的时代,作为一个天才的诗人,他的感伤与无奈要比常人多得多。

曹植在青少年时期具有极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极优秀的艺术才能,自视甚高、任性放诞、充满浪漫的诗人精神,对前途充满信心,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又有着极强的参与政治的心理需求。此时的人格精神是清彻的,是沸腾着青春热情的,他有可能建功立业。但在争太子的斗争中失败之后,便走上了完全相反的另一条道路。他在曹丕称帝之初的软弱的反抗其实不过是表示自己的不满而已。但在曹彰去世之后,这种不满和反抗也变成了一味的求告。对此,曹植心中深感委屈和压抑。他从一只“绣虎”、一个“天人”,变为一个囚徒,从一个皇子变为一个罪臣,其心理上的变化与差距是不难想象的。他的屈从并没有使他心甘情愿地逆来顺受,他的反抗也不能使他直面抗争。他正生活在这种屈从而不情愿、反抗而不大胆的状态之中。于是也只能通过诗歌来排解自己的郁闷了。因为与曹丕的特殊关系,曹植在诗歌中只能以曲折隐晦的方式进行抒情。对曹植而言,他缺乏前代的艺术借鉴,只能进行新的创造。借女性形象来表现自己的功业之思和对完美一生的追求。这种创造既有自身的天才,更有着时代的影响。

汉儒以经解诗,对《诗经》进行曲解是非常明显的事实。《毛诗序》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正是对诗歌的政治化解释。在这里诗歌已完全成为调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政治伦理手段。而这种调解,也就是“美刺”,又必须是在“温柔敦厚”的原则下进行。这就是所谓的“诗教”。“诗教”的观念在汉代影响巨大,它要求文学艺术在“美刺”时政和表现自己的感情时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因而自《诗经》以来的比兴手法受到格外的关注。“以此物比彼物”,“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一方面避免了直接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表达抽象的和难以言说的内容。魏晋时期儒学衰微,但这种艺术手法却并未消失,反而在经过汉末大动乱的慷慨激昂之后,在曹丕的时代又一次全面发展起来。这一点,在曹丕和建安诗人后期的作品中表现得很鲜明,上引诸人作品皆如此。而无奈的曹植更是自觉地运用这种艺术手法来表现自己的委屈和苦衷,此其一。其二,从东汉后期开始,文人们开始大量创作女性题材的作品,如张衡的《同声歌》、《四愁诗》、《怨诗》等都是如此。

三.在女性题材的诗歌中张扬才气

“香草美人”与“闺怨思妇”是中国古代文人诗歌中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两个基本主题。然而这两者却有着本质的差异。“香草美人”自屈原之后大都重在写“美人”,大致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種是以女性为追求对象,男子思慕渴求而不得美人一顾。这里的“美人”代表着某种理想或力量,如《离骚》中的求神女、宓妃、简狄、有虞之二姚。这种“求女”并非追求“爱情”,所以不能将其纳入“爱情诗”之中。另一种则是以美人为道德情操的体现者,多用于自比。如《离骚》中的“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啄谓余以善淫”,此为自比于美人。在《离骚》中,不论美人是用于自比还是作为追求的对象,她们都没有明显的“形象”,而只是一种文化的符号,是一种观念的载体,或者说是一种象征。屈原之后,张衡、曹丕等人也有类似之作,也同样将“美人”视为符号或象征。“闺怨思妇”则是以女性之哀怨相思为表现内容,大致也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表现女子渴望男子之垂怜而又万般无奈,另一种则是表现女子真切地思念远出在外的丈夫的悲苦。这后一种类型在表现形式上又明显地区分为以女性的口吻自诉衷肠和以男性的眼光去细细描绘并充满同情地揭示女性的哀怨。其代表便是《古诗十九首》,此种类型,在曹植之前除了表现女性的哀怨与对女性的同情之外并无更深的内涵。在曹植手中,这种传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在对“香草美人”传统的继承中,曹植突破了仅仅把美人视为一种文化的符号或象征的局限,将其变为典型的艺术形象,使其神彩面貌与精神世界同时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其代表便是《洛神赋》与《美女篇》。作者与洛神之间的人神殊途,虽然也是在暗示着自我与理想之间的隔断,但哀怨悲伤,“常系心于君王”的洛神不仅有着极为鲜明的形象,而且也有着女性对男性的某种“盼望”,与《离骚》中的求女不成有明显不同,即男性时代的特征更为明显。《美女篇》则是直接以女性之口来诉说自己的不平与感伤,其中蘊含着极深的政治与人生的慨叹,其意义远非“美女”所能涵盖,或者说其意义几乎与“美女”本身无涉。这既是因为时代的进步使诗歌艺术有了与先秦极大的不同。曹植在诗文中对外“妖”内“娴”的外美和内美结合的“美女”的描写反映出他的一种愿望,即以“美女”比喻他要追求的完美人生境界,是一种完美人生世界的象征。女性美体现着他的追求精神美。曹植的作品中描写的美女是将人生追求、人生理想附着与她们身上,通过她们的一颦一蹙使诗人的内在情感得到形象化的表现。其诗作中女性所达到的完美境界即是曹植所要追求的完美人生境界,显示了这位大家圣手的才华。

其次,在对“闺怨思妇”传统的继承中,曹植突破了单纯地对女性心理的描绘与表现,更专注于对自我感受的展示。最典型者为《七哀》。作者借思妇之口,用女性的题材来抒写自我的悲哀,通篇皆为女性之情事,而主旨却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作者本人的哀伤。《杂诗·揽衣出中闺》把独守空房的女主人公对丈夫的怀念刻画的入木三分,她在思念的同时又充满疑惧,担心丈夫变心:“佳人在远道,妾身孤且茕。难会难在逢,芝兰不重荣。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曹植身在远离京城的封地,时刻挂念京城,思妇的担忧正是他对明帝的疑虑,思妇希望丈夫不辜负自己的深情“倘终顾眄恩,永副我中情”也正是作者对明帝的期望。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唱出这些哀怨之歌,从《诗经》的《君子于役》到唐代王昌龄的《闺怨》,虽不乏佳作,但都没有曹植的诗寓意深远,他的诗把思君之念托之夫妇,因此更具特殊意义,正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这种做法不仅在曹丕的女性题材的诗歌中没有,在同时代的“建安七子”的以女性为题材的诗歌中也没有。

曹植以女性为题材的诗歌达到无人能及的高度,他的才气得到充分的张扬。曹植是诗歌王国——中国中才气诗人的杰出代表。

参考文献

[1]余冠英选注.三曹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黄节.曹子建诗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3]刘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

(作者单位: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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