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自容 程敏

摘要：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认为文学是一个具有约束机制的系统。翻译作为社会和文化的产物受时代意识形态的操控。郭沫若，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领军人物及成就非凡的翻译家，其对翻译文本及翻译策略的选择无不体现出“五四”这一特定社会时代下意识形态对其产生的制衡与规约。郭沫若的诗歌翻译，不仅顺应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与审美需求，更是参与和引领了“新文学”的构建，发挥了使其朝着主导的意识形态的方向发展的功用。

关键词：改写理论；意识形态；郭沫若；诗歌翻译

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认为文学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社会是文学系统的环境，两者相互影响。”[1]社会系统主要通过赞助人和诗学规范来约束文学系统，赞助人则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经济要素及地位等因素来鼓励或制约文学朝某一方向发展，因为翻译本质上是“为权力服务的”的改写活动。[2]出于对此主流意识形态的顺应或抗争，译者会在其改写过程中选择不同的翻译文本及翻译策略。

一、意识形态对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翻译的规约

作为中国现代文坛的领军人物，郭沫若的翻译成就有目共睹。其翻译的诗歌作家作品包括泰戈尔，海涅，歌德，雪莱，莪默·枷亚谟，施笃谟，惠特曼等。1920-30年代的五四时期则是郭沫若翻译最为鼎盛的时期。

“五四”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发展阶段。旧的社会机制和文化传统在新思想的冲击下分崩离析，新的社会机制在各种意识形态的狂飙碰撞下孕育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