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华汉英大词典（上）》文化词目的翻译策略

2017-08-08王资叶露

辞书研究 2017年4期

关键词：翻译

王资　叶露

摘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词目的大量收录是《中华汉英大词典（上）》的重要特色之一，其文化词目的翻译在实现语义、语用和语体等值的基础上，秉承了“超越等值”“文化漾溢”的翻译原则。在分析基础上，文章建议，文化词目可遵循两种基本释义手法，即“直译（+[解释]）+意译（+替换）”和“音译+[解释]（+替换）”，以及适当配图辅助释义，这将更有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

关键词文化词目《中华汉英大词典（上）》翻译

一、引言

《中华汉英大词典（上）》（以下简称《中华》）是在陆谷孙教授亲自带领下，编写团队耗时15年完成的“古今兼收”“源流并重”“旁征博引”的集大成之作，于2015年8月出版。在收词方面，《中华》体现了中国浓厚的文化积淀；在释义方面，《中华》尽可能地保留了中国丰富的文化意象。

其文化特色获得多方好评：黄源深教授表示其文化词目的选择带有“中国印记”，张柏然教授提到了《中华》在收词原则上的“大中华”特色；[1]黄福海也认为《中华》收录的词语具有“中国特色”（徐明徽2015）。

文化词目是指“由文化差异导致的‘你有我无或‘我有你无的情况”（李明一，周红红2011）。参考纽马克（Newmark 1988）的分类方式，本文将文化词目分为日常生活文化词、思想精神文化词、自然环境文化词、历史专有文化词等。日常生活文化词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服饰、食品、建筑和出行工具等，如旗袍、粽子、胡同、轿子等。思想精神文化词指神话传说、节庆习俗、哲学宗教、社会历史、审美情趣、价值判断方面的词语，如端午节、临时抱佛脚、助纣为虐、黄梅戏、三从四德等。自然环境文化词包括动物、植物领域两个方面，如梅兰竹菊、龙凤、熊猫等。历史专有文化词指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专有名词，如孔子、嵩山等。

以《中华》《新时代汉英大词典》（以下简称《新时代》）、《汉英词典》（以下简称《汉英》）、《新世纪汉英大词典》（以下简称《新世纪》）的A部为例，各类文化词目的收录情况，如表1、表2所示。

由表1可见，《中华》A部的文化词目总数远多于其他三部词典，且四类文化词目在《中华》中的分布相对均匀。

由表2可见，《中华》A部词目中文化词目所占比例高于其他三部词典。《中华》对文化词目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二、《中华》的文化词目翻译观

文化词目的翻译难度较高，情形复杂。

一般来说，双语词典中文化词目的释义主要有表3所示的处理手段。

除了以上五种主要手段外，还有另外三种——节译（abridged translation）、字母缩略（acronym）、通用定译（common translation）。因为汉语（特别是成语）中经常出现同义反复的现象，故汉外词典编纂者会考虑使用节译。字母缩略在汉外词典中是把汉语专有名词中各单词（语素）读音的第一个字母组合，文化词目做此处理的例子极为少见。通用定译为直接采用早已约定俗成的翻译，如节日、节气、景点名称等。

然而，这八种译法并不是相互隔裂的，它们互相重合，共同构成词目释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陆谷孙（2015）为《中华》文化词目的翻译提出了“超越等值”和“文化漾溢”这两个翻译观。

1. 等值理论视角下的“超越等值”

对于文化词目的翻译，学术界普遍推崇等值原则。等值翻译观的代表人物奈达（Nida）认为，在翻译中，动态对等是恰如其分的对等，即实现意义、风格的对等，而非只是形式的等值。衡孝军、王成志（1995）总结了奈达和哈特曼（Hartmann）的等值翻译观，将成语和谚语的翻译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分为词译、直译、意译和功能對等。黄建华、陈楚祥（2001）把等值原则作为双语词典翻译的基本原则，体现为语义等值、语体等值和语用等值。雍和明、彭敬（2007）建议在习语的翻译中根据等值的不同程度使用直译、意译、直译+意译、意译+解释/转译（transferred translation）等方法。

文化词目翻译的最基本要求是实现语义等值，即保持词目的核心语义，使其相对稳定，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胡同”在《中华》中的英译为 “hutung or hutong； lane； alley； small back street； bystreet”。“胡同”在《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中的解释为“巷；小街道”，而“巷”在《现汉》中的解释为“较窄的街道”。由此可见，[大]和[街道]是其具备的两个主要语义特征。“lane”在《韦氏大学英语词典》（以下简称《韦氏》，2013）中的释义为“a narrow passsageway between fences or hedges”，“alley”的释义为“a narrow street”，bystreet的释义为“a street off a main thoroughfare”，结合“small back street”可得[big]和[street]为这些释义重合的语义部分。所以，《中华》在翻译“胡同”时做到了语义等值。

兹古斯塔（Zgusta 1983）提出，“对应词必须是在译语句子中实际出现的实际词汇单位”，也就是与源语词目对应的目的语词语可以直接应用于目的语语境中。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词目在目的语文化中没有等同的意象，使得部分词典仅采用解释的翻译方法。比如《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对“粽子”的释义就是解释：“pyramidshaped dumpling made of glutinous rice wrapped in bamboo or reed leaves （eaten during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on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lunar month）。”这样虽便于理解，但不利于使用。《中华》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释义中提供语用等值的翻译。例如，“锅贴”在《中华》中的英译为：“[Chin Culin] guotie， pansticker [panfried Chinese dumpling with a minced meat or vegetable filling]。”该释义提供了音译和直译，并加以解释，让词典使用者在理解的同时能够直接运用。

语体等值主要体现在源语和目的语的修辞色彩一致上。比如，成语“锦上添花”常被误译为“to gild the lily”，但两者在语体上并非对等。前者的意思是在好的基础上更好，为褒义，而后者《韦氏》释为“to add unnecessary ornamentation to something beautiful in its own right”，为贬义，其含义更接近于“画蛇添足”。《中华》很好地遵循了语体等值的原则，采用了直译和意译，将“锦上添花”译为“（to add flowers to brocade） to improve on perfection”。“画蛇添足”在《中华》中的释义为“（to paint a snake and add legs to it） to ruin the effect by adding something superfluous； to overegg the pudding； to gild the lily”，除了直译和意译外，还进行了恰当的替换，实现了语体的等值。

《中华》的“超越等值”是在实现语义、语用、语体等值的基础上“扩大语词的文化适用阈”（陆谷孙2015）。这尤其表现在对成语、俗语等的处理上，《中华》倾向于使用先直译后意译，有时再加替换的方法。直译表达字面意思，意译实现比喻含义的传递，替换考虑到使用范畴。如“班门弄斧”的释义在《中华》中为：“（to show off ones axe before the door of Lu Ban[鲁班]—the master carpenter） to show off ones meager skills before an expert； to display ones lesser skills before a connoisseur； to teach ones grandmother to suck or roast eggs。”圆括号内的解释很好地阐述了该成语的中国文化意象，其后的两个意译引导读者的理解和使用，最后的替换扩大了其文化适用阈。“害群之马”的释义为“（an evil horse in the herd） person harmful to a group or society； black sheep”，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词目的含义和用法也常常需要例证的辅助才能变得更加清晰。”（李明一，周红红2011）文化词目因其复杂的文化内涵而更需要例证作为进一步解释的工具。如《中华》中“春节”的例证为“～是家人团聚的日子 family members reunite at the Spring Festival”，这样的例证在其释义“Spring Festival； Lunar New Year； Chinese New Year”的基础上说明了春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意义，对释义起到了补充的作用。

可见，《中华》对文化词目释义的处理十分恰当。它将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文化接受程度及理解程度纳入考虑范围，对文化所做的解释或注释更加详实。这样的处理方式和“超越等值的翻译”是一致的。

2. 文化翻译观下的“文化漾溢”

韦努蒂（Venuti 1995）在前人的基础上归纳出翻译的两种策略——异化（foreignizing method）和归化（domesticating）。异化将读者带到国外，归化将读者带回家。也就是说，异化更注重文化交流，归化便于文化理解。这两种策略也适用于文化词的翻译。与韦努蒂的主张一样，胡开宝（2006）认为文化词的翻译应侧重异化的方法，这样可以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黄建华、陈楚祥（2001）则认为在翻译文化词时，需要在“洋化”和“汉化”中寻求平衡，同时尽可能实现释义的多样性。同样地，万江波（2006，2016）也提出，翻译文化词要求同存异，归化与异化双管齐下。《中华》在翻译文化詞时也考虑到这两种翻译策略，根据文化词的不同情况使用归化、异化，以求最大程度地传播中华文化。

异化因为旨在将源语言文化传播出去，所以会借助音译、直译等翻译手段。例如，《中华》将“黄鹤楼”直译为“Yellow Crane Tower”，其后还增添了方括号，里面内容为“originally built in 223 on Mt Sheshan （蛇山）， Wuhan， Hubei Province”，提供了黄鹤楼的历史背景，包括建造的时间和地点等信息。这样有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

归化涵盖解释、替换、意译等手段。如《中华》中“藏龙卧虎”的释义为“（hidden dragons and crouching tigers） talented people who remain obscure to the undiscerning eye； undiscovered talent”，其中使用了直译和意译。再如，“饺子”的释义为“jiaozi， halfmoon or Chinese dumpling， tortellini [usu with minced meat and vegetable filling]”，前一部分是音译，中间部分为解释，后一部分为替换，即《中华》前言中提到的“涵化”或“文化漾溢”。这样结合归化和异化的好处，在于将两种不同文化的类似意象呈现在读者眼前，使他们能“在两种文化间穿梭摆渡”（陆谷孙2015）。

可见，《中华》格外注重文化间的互通有无。它首先通过异化向读者展示中华文化；在不便于理解的情况下，借助归化来阐释文化意象或者寻求对应文化的意象，“扩大语词的文化适用阈”（陆谷孙2015）。除此之外，相比其他词典，《中华》更注重使用解释性、补充性的注释。

三、思考及建议

虽然语料库语言学和词义分析工具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词典的学术性，但是主观因素还是不可避免，词典编纂者需要采取“积极的批评态度”（王馥芳，陆谷孙2006），对词典的评价也是如此。作为一本足本汉英词典，《中华》在编纂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纰漏，如 “不僧不俗”的完整释义为“not one thing nor another； neither fish nor fowl”，缺乏直译；“带膆貂褂”的完整释义为“highest ceremonial or formal dres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也缺乏直译。这样处理不便于读者理解中华文化。另外，“黄鹤楼”条的例句用的是“手持绿玉杖，朝别～”，这句诗相比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后者更广为人知，也更利于中华文化词目和文化意象的传播。

因此，笔者在观察、分析《中华》的文化词目翻译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以下两种处理方法，希望能更适用于双语词典文化词目的翻译。

（1）直译（+[解释]）+意译（+替换）

（2）音译+[解释]（+替换）

第一种处理方法比较适用于成语、俗语。先将词目逐字直译；然后再进行意译；若词目的文化信息含量过大，则添加解释作为补充性信息。此外，虽然纽马克（2001）认为，双语词典想要在目的语和源语之间找到完全对等的对应词的做法是不现实的，但是笔者认为，双语词典应该尽可能地为读者提供对应词。因此，如果目的语中存在可能文化意象不同，但与词目的语义、语体相近，不会影响读者对词目的正确理解和运用的对应词，应优先使用，之后再使用替换使词目的释义更加完满。《中华》在这个方面做得颇为恰当，如上文所提及的“班门弄斧”。虽然最后所做的替换可能有语体不符之嫌，但是不难看出，该词典编纂者们在文化词目翻译中所做的辛苦耕耘。然而，如果不能同时满足如上条件，则对应词的替换就不是必须的。如《中华》对“暗度陈仓”的处理：“（to dispatch armies to attack Chencang in secret， a tactic by Liu Bang [刘邦] in defeating Xiang Yu [项羽]） to feign attack； to make a feint； to do sth secretly while ostensibly doing sth else [eg to commit adultery]。”这其中并没有英语对应文化词的替换，但也是可以接受的。

第二种处理方法比较适用于其他类文化词目。首先将文化词目音译，然后做出解释，对于替换的选择同第一种处理方法所述。《中华》中 “宫保鸡丁”的释义为“gongbao chicken [Sichuanstyle stirfried diced chicken with chili sauce and peanuts]”、“孔子”的释义为“Kong Zi， Confucius[551479 BC， philosopher， politician， moral teacher， and founder of the Confucian School]”，这样的处理方式十分得当。但是《中华》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上文中提到的“胡同”，释义就不够完整，建议改成“hutong [a type of narrow street or alley，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northern Chinese cities， most prominently Beijing]； lane”，这样不仅包含了英语文化中相似的意象，而且通过解释保留了这个词的中华文化内涵。

除了上述两种主要方法之外，还可以用一些视觉辅助手段（如插图）提高释义效率。

文化词目释义中使用插图可以起到具象化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释义的负担，有时还利于区分含义十分相似的词语，因为有些抽象的文化概念需要依附于有形的实体，而这有形的实体往往只用语言难以完全描述清楚。所以，即便插图会占据词典宝贵的空间，还是值得尝试，况且这些词目所占比例极小。如对“饺子”“鼎”“中国结”等的释义就可借助插图。但是，包括《中华》在内的大部分汉英词典都没有做到为这些数量并不多的文化词目配插图。笔者建议今后可考虑补充。

四、结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汉外词典的使命之一是“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周明伟（2014）曾提到，“我们缺少权威的翻译和权威的发布”，而词典正是权威的翻译和发布的最好载体。《中华》文化词目的翻译传达了陆谷孙教授“超越等值”和“文化漾溢”的理念，在保证核心语义相对稳定、词目使用便利、修辞色彩基本一致的同时，力求使中华文化意象能够被词典使用者理解、应用和传播。

此外，在对《中华》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直译（+[解释]）+意译（+替换）”“音译+[解释]（+替换）”是汉外词典处理文化词目较好的选择，还可以酌情加上插图。这样可以为汉外词典编纂中文化词目的释义提供参考，既保留了文化的多样性，又促进了文化间的沟通，有利于中华文化更好地被理解、更好地走出去。

附注

[1]以上评论均来自2015年3月31日在上海市举行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专家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和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联合主办。

参考文献

1. 衡孝军，王成志.等值翻译理论在汉英成语和谚语词典编纂中的应用.中国翻译，1995（6）.

2. 胡开宝.论异化与《新世纪汉英大词典》中文化限定词的翻译.外语教学，2006（1）.

3. 黄建华，陈楚祥.双语词典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 惠宇主编.新世纪汉英大词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5. 李明一，周红红.双语词典编纂导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6. 陆谷孙主编，中华汉英大词典（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7. 美国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公司.韦氏大学英语词典（影印本）.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

8. 万江波.双语词典的翻译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