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青唐 吴超颖

“绝代散文家”张岱的代表作 《陶庵梦忆》，可谓晚明小品的扛鼎之作。该书作于明亡后，记录了作者个人的经历和晚明江南繁华的生活图景，涉及山川风物、亭台楼阁、民俗节庆、市井交游等内容。夏咸淳评价该作： “其事碎，其人杂，其篇散，而神气未尝不完聚，全书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鲜活的人文气息，闪耀着新兴市民文化色彩。”晚明商品经济发达，社会财富急剧增长，催生了文化的空前繁荣。可以说在 《陶庵梦忆》一书中，张岱向我们展示了晚明时期以南京、苏州、绍兴、杭州为代表的绚丽多彩的江南市井文化。无论是匠心独运的园林山水、热闹喧嚣的民情风俗，还是独具个性的市井人物，都是江南地区市井文化的生动展现。当时社会风气放逸，文人雅士深入市井，体味民间百态。杭州作为江南地区的重要城市，自古就是文人雅士的聚集地。文人的风雅渗透到市井民俗之中。在 《陶庵梦忆》中，有对西湖、不系园、岣嵝山房、昭庆寺、湘湖等的生动描绘。这种士风与市风高度融合的审美书写，显露出由雅趋俗的创作风格。雅文化与俗文化在热闹的表象下相互渗透交融，达到了世俗人情本真的回归。

一 精细内敛的园林山水

张雨谦在 《西湖梦寻序》中说：“张陶庵盘礴西湖四十余年，水尾山头，无处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识者，而陶庵识之独详；湖中景物，真有日在西湖而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独悉。”张岱走遍大江南北，对杭州西湖一带的园林山水最为熟悉、情有独钟。汤显祖说他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是汤显祖毕生的遗憾。而张岱的痴绝处，亦可说是 “不得释怀处”，笔者认为是西湖。他对西湖之美有独到的见解。在 《明圣二湖》中，张岱认为西湖秋冬季节里的 “雪巘古梅”之姿、“夜月高空”之景，丝毫不逊色于春夏时节 “烟堤高柳” “朝花绰约”的繁盛景象。所谓 “深情领略，是在解人”，西湖的性情，西湖的风味，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轻易地领略和品评的。这种对山水园林的一往深情，使他的游历和文学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写出了 《湖心亭看雪》《岣嵝山房》《奔云石》等许多令人心驰神往的名篇佳作。

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园林艺术的巧思上，则体现出 “埋盆作小池，便有江湖适”的意境，大自然的景观浓缩于咫尺之地。如张岱在 《陶庵梦忆·岣嵝山房》云：

岣嵝山房，逼山、逼溪、逼韬光路，故无径不梁，无屋不阁。门外苍松傲睨，蓊以杂木，冷绿万顷，人面俱失。石桥低磴可坐十人。寺僧刳竹引泉，桥下交交牙牙，皆为竹节。天启甲子，余键户其中者七阅月，耳饱溪声，目饱清樾。

三个 “逼”字，写出了这种迫近之势和 “傲睨”的姿态，“万顷”绿荫浓密以致人面俱失。张岱身处其中，“耳饱溪声，目饱清樾”，使其怡情养性以自娱自乐。两个 “饱”字表明他调动耳目，沉溺于山房的清幽环境中，感受到自然生命的流动，与自然融为一体。后文又写道： “邻人以山房为市，蓏果、羽族日致之，而独无鱼。乃潴溪为壑，系巨鱼数十头。有客至，辄取鱼给鲜。”山房经过人工的改造，买卖瓜果、禽类，养鱼待客，成为一个富有生活气息的小市集。由此可见，人们处于岣嵝山房中，染上山林气的同时，也为其注入了活泼的市井之气， “无径不梁，无屋不阁”，“刳竹引泉”，“潴溪为壑”，生活品位更加精细化，自然人化的特征显露无遗。

自然景观里有了人的活动，变成一幅活生生的动态图。人们以内心去感悟自然，外在的物像与个人心绪交融后，在脑中形成的画面以及描述的文字，则被赋予个人的情感、理想和审美趣味，是主观化了的表象。如 《陶庵梦忆·湘湖》：

盖西湖止一湖心亭为眼中黑子，湘湖皆小阜、小墩、小山乱插水面，四围山趾，棱棱砺砺，濡足入水，尤为奇峭。余谓西湖如名妓，人人得而媟亵之；鉴湖如闺秀，可钦而不可狎；湘湖如处子，眡娗羞涩，犹及见其未嫁时也。此是定评，确不可易。

湘湖在张岱的眼中犹如处子般未经雕琢，“山趾”“濡足”是其人化的表征，尽显少女的活泼娇憨之态。与西湖、鉴湖不同，湘湖不是 “烟视媚行”的曲中名妓，也不是清高自守的大家闺秀，而是普通市民人家的儿女。没有太多的媚态或束缚，有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美，有小儿女的可爱情态，充满了市井生活气息，真性情展露无遗。这也是张岱的真性情，他对自然极具个性的审美，与晚明那个个性张扬的时代相呼应，同时也表现在他的游赏行为中。如 《湖心亭看雪》：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该文描写了大雪覆盖下清冷幽寂的情景，作者选择在此时独往看雪，令人不觉产生 “独有岁寒好，偏宜夜半游”之感。湖中景色 “上下一白”有留白的效果，“一痕、一点、一芥、两三粒”更像水墨画于隐约处随意点染的笔法。张岱用如此简洁的语言描摹出西湖雪后的景色，从阔大的视角去笼罩整个天地，刻画出雪后西湖洗净铅华、空灵晶莹的真态。“两三粒”渺小的人与宏大宇宙形成对比，可谓言简意深的绝妙文字。整个西湖在张岱的笔下铺展，作者借亭中人之口道出自己得遇知音的欣喜之情。彼此都是 “痴”人，都有真性情，洋溢着鲜活的世俗气息，避免了士人过分的孤傲和偏执。张岱与金陵人 “强饮三大白而别”，是对市井生活的热烈欢迎和积极认同。这一系列的活动都发生在西湖的宏大环境里，士人的孤高情怀与市民铺毡豪饮的生活图景相映成趣，一冷一热相互交织，文人情致与市民俗趣转化为脉脉温情，表现为士人阶层与市民阶层审美情趣的双向互动。

二 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

周作人在 《陶庵梦忆》的序言中写道：“张宗子是个都会文人，他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山水不过是他所写的生活的背景。”陈平原也说：“在 《陶庵梦忆》里，谈得最多的，是戏剧，是节庆，自然风景反倒退居其次，不再是独立的日月山川，风景只是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魏晋以来，山水意识与文学创作相伴而行，对作为文明象征的都市日常生活却不太重视，没有给予足够的欣赏。张岱受晚明启蒙新思潮的影响，他肯定人们追求物质文化的需求，并且自己也深入到市井生活中去，用极大的热情去关注和介入那个时代的世俗生活，表现出对晚明时期鲜活蓬勃、富有人文气息的繁华生活的深深追慕。而从 《陶庵梦忆》记载的篇目 《西湖七月半》《西湖香市》来看，这种追求繁华靡丽的生活态度并非只存于社会中上层人士之中，而是广泛地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据张岱 《琅嬛文集·夜航船序》记载：

余因想吾越，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 《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

这种情况肯定不止出现在余姚，像经济发达的苏州、杭州等地，普通市民阶层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也相当高。他们在追求物质生活享受的同时，也开始附庸风雅，对文化艺术消费产生了需求。缙绅士大夫因其身份地位，在追求雅致享乐生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引领着潮流。如 《包涵所》中张岱祖父的好友包涵所建三艘西湖楼船，分别载着歌筵、书画与美人，声势浩大，奢侈至极，形成了 “观者相逐，问其所止”的喧闹场面，表现了市井平民对风雅之事的趋附和热衷。由此可见，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深深地影响着普通的市民，也主导着民俗风尚。

杭州人在中元鬼节游览西湖，欣赏月色，这是一种地方风俗。按理说，赏月本是风雅之事，袁宏道就曾在 《晚游六桥待月记》中说：西湖 “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文人雅士举杯邀月、诗酒悠游，欣赏美妙的月景，是他们聚会咸集的常态，不足为奇。但在张岱的 《西湖七月半》中却出现了“人声鼓吹，如沸如撼”的盛况，七月半成了杭州人群聚欢闹的节日。张岱自出手眼地直接道出：“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在这里他关注的始终是 “人事”，而非西湖七月半的风景。赏月的风雅之举被各个阶层所效仿和延伸，表现为文化层级间的流动，但不同的阶层受这种雅文化影响后又表现出不同的风貌。因此，张岱描绘了五种人看月的神貌心态：

其一，楼船萧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傒，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这段文字不写西湖，也不写月色，却独写在西湖边看月的人。第一种是在楼船萧鼓中与灯火优伶相伴的炫耀富贵者；第二种是 “左右盼望”好奇欣赏外面世界的“名娃闺秀”；第三种是 “浅斟低唱”“欲人看其看月”的名妓闲僧，有卖弄风情的味道；第四种是装醉卖傻，什么都看，却什么都没看到的市井闲汉；第五种是不愿与凡夫俗子为伍，“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的文人雅士。这些人构成了一幅士农工商、雅俗共赏的民俗画卷。张岱用世俗的眼光去观照七月半的人，不管是达官闺秀、名妓闲僧还是市井闲汉，“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尽写看月人的俗态。但他的语言心境却是雅致到了极点，“灯火优傒，声光相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本是绮靡的声色管弦，却别有一番俗趣。这种狂欢娱乐的世俗审美，是长久以来崇尚儒家文化的中国传统社会所欠缺的。即使有魏晋名士的狷狂传统，但也只局限于士人阶层，并没有普及民间市井。像晚明市井这种 “如魇如呓，如聋如哑”的喧嚣与骚动，可以说是一种异象。而这样的节日狂欢，满足了各个阶层追求文化娱乐的心理需求。人们挣脱了传统理性的束缚，自由地宣泄内心真实的情感。

这样的文化娱乐活动，文人雅士参与，平民百姓也参与，原本泾渭分明的雅俗文化的界限逐渐模糊，对文化艺术的审美追求不再局限于某一特殊阶层。张岱在这里热烈地描写了晚明杭州市井的众生相，却在结尾处写道：

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颒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

人群散尽后，张岱与韵友、名妓赏月饮酒，足以表明他对市井生活的开放姿态。和这些人互通声气，觥筹交错间达到一种审美品位的灵犀互动。而 “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则一笔带过，又显露出些许士人情调，在赏月的世俗风情中又不失高雅的名士风度。

这种节日的狂欢，或者说市民的游赏狂欢，既是士人阶层的审美与雅趣对市民阶层的文化渗透，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市民阶层的俗趣与风习也影响了文人雅士们的思想观念。他们游走于市井里巷，不知不觉便浸染上民间烟火气。张岱正是如此，他在 《西湖香市》中写道：

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进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坟，市于湖心亭，市于陆宣公祠，无不市，而独凑集于昭庆寺。昭庆寺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

香市的时间，从花朝节到端午节有三月之久，前来进香的人可以在这宽裕的三个月中尽览西湖美景。“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酿”，更是写出了西湖香市的盛况。“则”“又”“无留”等词的重复使用，把 “香客杂来”的热闹场面形象地描绘出来。在 《西湖梦寻·昭庆寺》中也写道：“春时有香市，与南海、天竺、山东香客及乡村妇女儿童，往来交易，人声嘈杂，舌敝耳聋，抵夏方止。”昭庆寺为香市摆摊售卖的最密集处，“舌敝耳聋”、人声鼎沸的喧嚣场景如在目前。但除了对西湖香市的热情书写，更多的是对市井生活的认同和激赏。如：

士女闲都，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画；芳兰芗泽，不胜其合香芫荽之薰蒸；丝竹管弦，不胜其摇鼓欱笙之聒帐；鼎彝光怪，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宋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

在张岱看来，市井中贩夫走卒、杂音叫卖的朴实生活，比所谓高雅的上层繁华生活更值得称道。“村妆野妇之乔画”，“泥人竹马之行情”，才是真正美的事物。只有深入市井，亲身体验过这种生活的张岱才明白，民间的大俗即大雅。

值得注意的是，张岱的 《陶庵梦忆》完成于明亡后，经历甲申之变的作者，眼前所见和心中所思的当然不可能只有世俗的繁华景象。《西湖香市》的末尾写道：

崇祯庚辰三月，昭庆寺火。是岁及辛巳、壬午洊饥，民强半饿死。壬午虏鲠山东，香客断绝，无有至者，市遂废。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见城中饿殍舁出，扛挽相属。

这才是西湖香市的现状，民生疾苦，香客断绝，香市随之荒废，与之前的 “香客杂来”的盛况形成鲜明对比。张岱曾言，“南宋张择端作 《清明上河图》，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目盱盱，能无梦想”。他书写晚明城市生活的繁盛景象与张择端作 《清明上河图》的初衷相类，都是为了存续那种逝去的历史文化。张岱的翰墨篇章不是心血来潮的随意涂抹，从中透露出来的文化心态，不仅是对晚明市井生活的追怀，还有文化传承的意味和对时代变迁的思考。如开篇 《钟山》，表面上是叙写明太祖择陵之事，实则隐含了张岱对明亡的反思。他认为即便是明太祖选定的风水宝地，也不能保佑朱氏王朝万古长存。他貌似跳出了迷信的窠臼，但又将明亡之祸归因于崇祯十五年伐明陵枯树一事。这种 “伤地脉，泄王气”的论调，则体现了他传统的士人心态。而在 《三世藏书》中，张氏家族三代的藏书一夜尽失，张岱不可谓不痛心。但他痛心的不单是书籍文化的遗失，更是整个明王朝的覆灭。此类种种，都是张岱对晚明历史文化执着坚守的生动展现。

三 真挚情深的市井交游

张岱在 《西湖梦寻·放生池》一文的末尾说道： “但恨鱼牢幽闭，涨腻不流，刿鬈缺鳞，头大尾瘠。鱼若能言，其苦万状。以理揆之，孰若纵壑开樊，听其游泳，则物性自遂，深恨俗僧难与解释耳。”他提出 “物性自遂”的个性主张，希望人们能够挣脱传统的束缚，追求自由和真性情，同时这也是张岱的人生旨归与诉求。因此，张岱在 《陶庵梦忆》中也描写了许多个性独特、富有真性情的市井交游。他打破了等级间的隔阂，积极主动地去关注和交往市民阶层中的各种俗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天下何物不足以贵人，特人自贱之耳”（《诸工》），并用饱含深情的语言将他们的独特魅力记录下来。

在张岱笔下，这些市井细民无不富有独特的个性。如其友人陈章侯卧船上独饮、嚎嚣，自由随性，更在遇到女客后欣然同饮，不设男女之大防，是其真性情之展露。《麋公》中张岱祖父的好友陈眉公，携一角鹿往来于 “西湖六桥、三竺间”，人人称该鹿为 “谪仙”。眉公慕其风韵，便自号 “麋公”，以鹿喻己，不羁中透着一丝可爱。六岁时，祖父在带张岱去武林的途中遇见跨鹿游钱塘的陈继儒，陈眉公听说张岱善对对子，于是有意考他一考。陈眉公指着屏上的 《李白骑鲸图》出了上联：“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张岱马上应联：“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陈眉公马上大笑起来，跃然起身说：“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可见张岱不仅年少聪慧，而且打趣眉公，颇得市井俗趣。

张岱突破了传统文学的藩篱，书写民俗，多叙俗人。正如胡益民先生所言，张岱 “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个自觉致力于用散文表现普通人的生活，表现其对‘人’的尊重和现实生活的真挚喜爱之情的作家”。张岱能够突出那些人物平凡甚至丑陋外表下不平凡的特质，如 《奔云石》中写道：

先生面黧黑，多髭须，毛颊，河目海口，眉棱鼻梁，张口多笑。交际酬酢，八面应之。耳聆客言，目睹来牍，手书回札，口嘱傒奴，杂沓于前，未尝少错。客至，无贵贱，便肉、便饭食之，夜即与同榻。余一书记往，颇秽恶，先生寝食之不异也，余深服之。

黄寓庸先生虽面貌丑陋，但 “交际酬酢，八面应之”，从来没出过差错，可见其生活交际能力之强。而真正可贵的是，他对待客人没有贵贱之分，都热情招待，甚至是生活邋遢之人也毫不嫌恶，与之同榻。这样豁达、不拘小节的心性，让张岱都深深折服。他从先生身上发现的是与传统文人清高矜傲截然不同的品质，改变了他对一般文人的看法。透过黄寓庸先生的不俗行为，体味到世俗生活的真情。晚明社会，重视情感、尚真尚俗的主张成为时代思潮，而这种思潮对张岱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汤显祖在戏曲领域发出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真情绝唱，而与张岱唱和频繁的好友王思任，也有 “天下无可以真，而惟情可以真。天下无有当错，而惟文章不可不错”的言论。于是，张岱便形成了 “一往深情”的审美思想，而这种审美思想也体现在他个人的交游中。他将自己的一腔“深情”倾注于对市井俗人的描写中，表现出这些普通人不俗的一面。《陶庵梦忆·不系园》最为集中地描写了各具特色却志同道合的市井中人：

章侯携缣素为纯卿画古佛，波臣为纯卿写照，杨与民弹三弦子，罗三唱曲，陆九吹箫。与民复出寸许界尺，据小梧，用北调说 《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是夜彭天锡与罗三、与民串本腔戏，妙绝；与楚生、素芝串调腔戏，又复妙绝。章侯唱村落小歌，余取琴和之，牙牙如语。

不系园是一艘泛于西湖之上的画舫，为汪汝谦所办画舫中最著名的一艘。史载他 “制画舫于西湖。曰不系园，曰随喜庵”。这里向来是文人雅集的场所，张岱与不期而至的友人在不系园聚会，有文人侠士、戏曲名家，更有画师、优伶等，三教九流相聚在一起描画、弹唱、串戏，风雅之余又蓬发世俗气。张岱向来 “好梨园，好鼓吹”，深情于戏，他 “绝倒”于 《金瓶梅》的说剧中，称赞彭天锡、朱楚生的戏 “妙绝”，表达了对他们技艺的由衷欣赏和赞叹。然而，张岱并不是以一个欣赏者自居，没有高人一等，而是在 “章侯唱村落小歌”的时候，“取琴和之”，把自己当作他们中的一员，融入集体中。村落小歌唱的是俗语，和的是俗声，向来为传统士大夫所不齿，张岱却欣然和之，可见他对世俗文化的认同和激赏。

张岱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与这些市井人物交往，用自己的 “一往深情”去观照这些市井中的普通人。与此同时，他对技艺高超、有不俗之才的市井细民也评价极高，“妙绝”之词可见一斑。如写女艺人朱楚生 “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的艺术造诣，“性命于戏，下全力为之”的执着艺术追求。这既是对戏的深情，又是她个人身上“一往情深”品质的充分展现，更写出了楚生对真挚情感的渴望，虽身份卑微，却是性情中人。张岱在朱楚生的身上看到了 “一往深情”，同时他也用深情的眼光去观照楚生，叹服她的风韵与技艺，也为她 “劳心忡忡，终以情死”而伤怀与惋惜。寥寥数语，透露出张岱的钦佩之情。张岱正是用这些民间艺人的身份卑微、样貌丑陋、行为怪异与技艺高超、品格高洁的对比，突出他们的个性。所谓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既表现出张岱对俗世情怀的追求，也是其人情本真的回归，同时也反映了他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追求。

如 《彭天锡串戏》中写道：“天锡多扮丑净，千古之奸雄佞幸，经天锡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锡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锡之口角而愈险，设身处地，恐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彭天锡的串戏技巧出神入化，扮演丑角净角惟妙惟肖，将千古奸雄的“狠、刁、险”充分表现出来。但张岱并没有对此做具体的描绘，而是说：“盖天锡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机械，一肚皮磥砢不平之气，无地发泄，特于是发泄之耳。”

比起学识、阅历以及技巧，张岱更看重的是 “不平之气”。这一说法源自 《梁溪漫志》。有一天，苏东坡吃饱饭后揉着肚子问身边的婢女，自己肚子里是什么东西。第一个婢女说都是文章，第二个说满腹都是机械，苏东坡听后不以为然。直到他的侍妾朝云说 “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他才捧腹大笑。“一肚皮不合时宜”“一肚皮不平之气”，都是 “不平则鸣”。张岱看到了彭天锡胸中的不平之气，反观己身，认为写文章一样要有这种不平的情怀。这样才不流于平庸，充满个性，有自身的特点，洋溢着鲜活的人文气息。

这种不平之气无疑也是张岱身上独特的气质。 “少为纨绔子弟”的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注入了他的个性色彩，活脱脱的市井之气。同时，张岱也是个痴人。如美国学者史景迁所说，张岱是个 “挖掘者”，经历了明朝的覆灭，成为遗民，前半生的繁华靡丽一瞬间化为梦幻。为了守住内心最后一片净土，他很愿意来做一个记录者，搜肠刮肚地记录往昔的富丽繁华。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去留住那个时代的影像，留住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存道”“存明”的思想跃然纸上。

张岱：《陶庵梦忆》，中华书局，2007。

张岱：《琅嬛文集》，岳麓出版社，2016。

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黄裳：《银鱼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周作人：《药味集·再谈俳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史景迁：《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胡益民：《张岱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佘德余：《都市文人——张岱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张则桐：《“一往深情”：张岱散文情感底蕴论》，《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夏咸淳：《论张岱及其 〈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天府新论》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