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批判的三重向度与《资本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建构

2017-02-13温权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6年5期

温权

摘要：

贬低甚至忽视《资本论》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扭曲并人为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的直接原因之一。而对其价值的重估，则意味着要从政治经济学范畴中，挖掘并提炼出它所蕴含的哲学指向。其中，主要包括三方面密切相关的内容：第一，由商品与劳动规律所揭示，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异化为“物”的“人”的生存样态，构成《资本论》在哲学层面反思资本主义的“存在论”前提；第二，由货币规律所体现，并在资本主义市场中运转的资本增殖逻辑，构成《资本论》在哲学维度分析资本主义的“逻辑学”核心；第三，由抽象的经济范畴所反映，并在具体的现实中为人们所把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走向，构成《资本论》在哲学话语下瓦解资本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因此，《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则是以“存在论”、“逻辑学”与“认识论”三者一致为特质的哲学批判。而《资本论》也并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单纯“运用”，它毋宁从理论高度“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

关键词：资本论；三者一致；存在论；逻辑学；认识论

DOI：10.15938/j.cnki.iper.2016.05.005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6）05-0021-05

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不能囿于纯粹的经济学范畴。就其理论定位而言，它毋宁是以政治经济学的话语，表达马克思有关人类解放的哲学内涵。因此，“不是《资本论》‘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资本论》以研究‘现实的历史为实质内容‘构建了关于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1]。

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第一，以商品的特性为开端，进而衍生出的人类劳动的二重性，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由“物与物的关系”所表征的被异化的“人与人的关系”。后者直接构成《资本论》的“存在论”内涵；第二，以货币与资本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切入点，展现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自身积累与增殖的逻辑，可视为《资本论》的“逻辑学”旨趣；第三，鉴于抽象的经济学范畴以具体的现实为前提，因此资本逻辑的演绎规律，就是它对资本主义生产范式的能动反映。而这在马克思那里，无异于《资本论》的“认识论”发微。由此可见，在《资本论》的经济学话语中，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内，存在论、逻辑学与认识论的有机统一。而它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毋宁是以人类解放为最终诉求的历史性哲学反思。

一、商品、劳动及其社会关系：《资本论》的“存在论”内涵

利用唯物史观，对现实的个体及其社会关系的批判性反思，可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此前所有资产阶级理论分道扬镳的直接依据。对此，马克思反复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后者在当前的历史阶段，直观地呈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马克思对人类个体及其生存样态的考察，应以资本的运转规律为切入点。与此同时，考虑到“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要素，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3]。故而，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就又可具象化为，对带有特定社会性质的“物”的分析。后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直接表现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商品。

就商品的一般特性而言，它所具有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分别表征其不同的角色定位。一方面，“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4]。它之所以能与个体发生关联，不外乎其天然携带的有用性。推而广之，商品的有用性及其使用价值，意味着人类之于外界自然的能动关系。即现实的个体通过“征服自然的力量迫使它们（自然）为人的需要服务”[5]。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同时指出，人类物质需要的满足以及商品使用价值的实现，只能表现为，他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6]。这表明，商品使用价值的实现，必须以相应的社会关系为前提。而后者“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7]，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不难看出，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蕴含着人类生存样态由自然性向社会性的嬗变。至于其载体，毋宁是生产商品时所消耗的人类劳动。因此，马克思才说，商品不过标识了“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8]。

但是，对商品与劳动间关系的一般性概括，并不足以说明商品对人而言，所特有的社会属性。这是由于，“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9]。故而，从特殊的“质”向一般的“量”的转变，不仅与商品的价值能否实现密切相关，从广义上来说，它还影响到人类个体参与社会关系的程度。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社会性本质的必然要求。对此，马克思特别指出，由于“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10]。

对此，马克思将其归结为无差别的抽象劳动。他指出，“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劳动。”[11]其中，引申出两层含义：第一，人类社会关系得以现实化的重要载体，只能是为商品价值所体现的抽象劳动。一旦“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一般价值形式，”那么，“它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一般的人类的性质形成劳动的独特的社会的性质”[12]。在此基础上，凭借劳动产品之间的等价交换，独立的个体才能真正参与到以商品为媒介的社会关系中。第二，以抽象劳动为前提的商品交换，所彰显的人类社会关系，只能表现一种“物”的关系。这集中反映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3]事实上，抽象劳动的提出，意味着代表人类个体全面性的具体劳动的消解。作为商品交换的基础，前者体现为一种“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14]。投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就只可能是商品“物”的单一性，对人类全面性的遮蔽。

显而易见，以商品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人类存在的异化状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受抽象统治，……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15]。此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与交往方式的深入与完善，“这种交往形式中的旧的传统观念……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16]。从而蜕变成奴化人类生存的意识形态。它与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一道，将作为生产者的人类个体一并纳入资本主义制度的场域当中，并在日常生活层面完成对他们的“教育”。而这种“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17]。因此，马克思对商品和劳动规律的探讨，旨在揭示资本逻辑及其意识形态对人类个体的异化。以此为前提，就能找到实现人类本质真正复归的有效途径。而后者作为《资本论》的写作目的之一，毋宁是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首要任务。至于其核心指向，则是“在‘物与物的关系，以及‘观念与观念的关系中揭示‘人与人的关系”[18]。

毋庸置疑，该任务在哲学层面，隐含着马克思对人类生存样态实现由“物”向“人”的颠倒的高度期许。虽然以抽象劳动为前提的商品交换，建构了现实的人际关系。但它仅代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自身“物”的属性。因此，商品价值的实现，根本无法涵盖关乎人类生存状况的共同利益。后者仍然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19]。尽管如此，马克思仍旧坚定地认为，克服以上问题的手段，就潜藏在人类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原因在于，一方面，劳动的内涵具有相应的历史阶段性。“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20]另一方面，由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对人类需要的不断满足，客观上激发了后者对商品“物”的单一性的批判意识。它体现在，人类“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21]。后者无疑为人类生存的全面性，提供了由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况且，“人以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事物”[22]，因此，从“物与物”的关系向“人与人”的关系地飞跃，意味着在人类生存和人际关系中，个体对商品异化特质的彻底扬弃。

不难看出，在《资本论》当中，马克思凭借为商品规律所体现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为破解‘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秘密奠定了现实的基础。”[23]而后者所彰显的人类个体对自身异化状态的克服，毋宁是《资本论》有关人类解放的“存在论”尝试。

二、货币、资本及其市场规律：《资本论》的“逻辑学”旨趣

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中，以“物”为尺度的人类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24]。既然其中“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25]。那么，作为衡量商品价值与资本积累标准的货币，自然就成为人类社会关系的直接体现者。而后者的发展规律，毋宁是货币在市场当中流通与增殖逻辑的直观显现。

事实上，就货币自身的性质该如何定位的问题，马克思给出了两种虽不相同但彼此关联的答案。反映在商品流通领域，它们分别表现为“W-G-W”与“G-W-G”的循环。对此，马克思指出，“在W-G-W循环中，始极是一种商品，终极是另一种商品，后者退出流通，转入消费。因此，这一循环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满足需要，总之，是使用价值。相反，G-W-G循环是从货币一极出发，最后又返回同一极。因此，这一循环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26]。值得一提的是，在G-W-G的循环中，由于“一个货币额和另一个货币额只能有量的区别。因此，G-W-G过程所以有内容，不是因为两极有质的区别，而只是因为它们有量的不同。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最初投入的货币”[27]。正是货币在流通中产生的差额，为资本的积累奠定了物质的基础。同用于消费的货币相比，转化为资本的货币，是资本不断增殖的必要保证。

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如何在货币的流通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不断增殖？马克思认为，这只能从二者的辩证关系中寻求答案。他指出，“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28]。“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这个货币身上”，“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第一个行为G-W中所购买的商品上”[29]。故而，“货币占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30]。由此可见，对劳动力的购买，是货币不断转化为资本的决定性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以货币流通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资本周转逻辑，却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剥削为前提的”[31]。因此，资本对人类本质的异化，首先表现为货币的等价交换对劳动真实价值的遮蔽。如此一来，“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32]。显然，资本逻辑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对人类劳动不断进行剥削的逻辑。反映在现实层面，它直接呈现为资本对工人的奴役。正是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才认为，“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并且感到它是奴役过程。”[33]

毋庸置疑，对资本逻辑的瓦解，构成《资本论》的重要任务之一。这集中表现为，“马克思在对‘非神圣形象即对‘资本的揭露和批判中，明确地承担起把人从‘抽象的‘普遍理性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把人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使命。”[34]至于实现上述目标的条件，就潜藏在马克思对资本的社会属性进行彻底的变革当中。他指出，“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35]简言之，只有为资本所代表的异化的社会关系被消解，人类的解放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况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36]。因此，对资本当前性质的否定，意味着从生产范式的角度，批判乃至摧毁资本逻辑所固有的剥削性质。而《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描述与分析，可视为马克思在哲学维度，对人类解放手段的“逻辑学”推演。

三、范畴、现实及其历史趋势：《资本论》的“认识论”发微

无论是商品与劳动的二重性所表征的人类生存的异化状态，还是货币与资本的辩证关系所突显的私有财产对个体的剥削与奴役，它们都是抽象的观念对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现实反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37]。质言之，马克思正是以资本逻辑中相关的经济学范畴为手段，进而认识并在历史维度，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深入地批判。而他所采用的方法，毋宁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描述的哲学方法。

马克思认为，作为反映客观现实的辩证逻辑体系，尽管它的逻辑起点是黑格尔式的简单概念，但它却是在反映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形成的。为此，马克思在实践框架下，通过历史提出“描述”这一概念。作为“描述”由以成立的基础，“现实”的性质正是决定“描述”性质的关键所在。对此，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之时便提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8]这说明，“描述”由以进行的“现实”，绝非与人无关的、仅仅是表象层面的“现实”，而是在实践意义下有人参与的、基于历史维度下的时刻变革的“现实”。而对处于变革状态的“现实”的“描述”，就具有充分的前瞻性。因此“描述”本身就是不断被扬弃的、处在变革中的“描述”。马克思指出：“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9]这表明，当下的“现实”其出现是一个历史的逐渐的生成过程。因此，作为“现实”自我展开的“描述”本身，同样是历史性的完成。关于当下现实的“描述”只有在前期现实提供相应的素材之后才能进行，而这无疑就确证了“描述”本身的追溯性。鉴于此，作为取代抽象思辨方法的“描述性”方法，在本质上就是以实践为基准的历史唯物主义，对变革中的现实在前瞻性与追溯性辩证统一基础上的真实经验。而这样的经验无疑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实证”内涵，即具体与历史的统一。这就是以“描述性”为特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所在。

将真实的现存关系如实、合理的反映为正确的经济范畴，其手段正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描述”本身。“描述”在综合了实践的因素之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体现，就完全把捉到现实本身的真实意义。因为具有变革性质的现实本身，绝非单纯抽象意义下的“一般”，而是加入“差别”的具体。所以马克思通过“描述”方法对现实进行“范畴化”的过程，就是充分考虑现实在具体与历史的统一之后，做出正确的实证经验的过程。它被表述为：“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40]正是这些分为不同规定的一般，在“描述”的精准记录下才将现实真实的抽象化为合理的范畴。而范畴本身就是“描述”的直接产物。因此，马克思才自信的认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41]这里，“叙述”也是“描述”的同义词。通过对现实资料的占有以及现实运动的叙述，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作为范畴的各种形式之间所谓“先验”结构的真正意义，即它真正的现实意义。

“描述”本身作为还原“先验”至“现实”的实证方法，包含在范畴之中形成“先验”结构的具体环节，并将这一具体环节如实地表达出来从而使范畴本身具备现实的一应可能性。对此，马克思以交换价值为例时讲到：“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相反，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42]显然，作为“洪水期前的存在”正是范畴包含所有现实可能性的隐喻。这在现实性上为范畴摆脱单纯的抽象打下坚实的基础。

鉴于此，马克思才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指出，“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进程”[43]。故而，在认识论层面，逻辑对历史的把握，归根结底，是逻辑自身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同历史的现实趋势相吻合，即作为认识手段的逻辑正确地揭示了历史规律的结果。正是以此为前提，马克思才断言：“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44]这表明，即便在经济学范畴的体系中，把握到历史发展的正确规律，但它仍然无法越过历史进步的具体环节，从而直接实现历史的最终目的。因此，认识的能动性不在于它以思辨的形式完成历史的跨越，而毋宁是通过展现正确的历史演进方向，为人类的最终解放提供以资借鉴的参考，并为其树立坚定的实践信心。这与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初衷不谋而合。对此，他反复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而“缩短和减轻”历史进程中不必要的“痛苦”。[45]

显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诸经济范畴的解读与批判，实则是他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哲学性反思。凭借资本逻辑自身所蕴含的“存在论”“逻辑学”与“认识论”的有机统一，马克思就从历史层面找到了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46]因此，“以‘经济学范畴构成的资本论，本质上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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