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学发生的内在线索与本土话语

2022-07-13杨宁

江汉论坛 2022年7期

摘要：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往往被学界归结为受西方美学思想及学科体系影响的结果。这虽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却忽略了中国美学思想层面的转型诉求。事实上，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应包含学科和思想两个层面：中国现代美学的学科体系是在引进西方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思想体系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密切相关，有其一以贯之的内在线索。以往学界较为关注学科层面的“引进移植”问题，而忽视了思想层面的“继承转型”问题。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當前中国美学研究过于局限于学科框架内，忽略了其背后所蕴含的哲学基础。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本质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规模探索人性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戴震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通过对个体情感欲望和认知能力的肯定，建构了以“人”为核心的本体论，提升个体的主体地位，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中国现代美学;本土话语;人性结构;认识论;存在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戴震思想与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20CZX062）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7-0060-07

一、中国美学现代发生问题的两个疑问

（一）中国美学的现代发生，是否仅仅是西方美学引进移植的结果？

一直以来，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往往被学界归结为受西方美学思想及学科体系影响的结果。许多学者在探讨这一问题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西方学术话语的“植入”对中国美学产生的重要影响。例如1988年邓牛顿在其著作《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中就提出：“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首先是汲取了西方美学的滋养。”① 随后聂振斌在其著作《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中也明确指出：“中国近代美学正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诞生的。”② 后来黄兴涛在考察了“美学”一词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历程后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极为丰富的美学思想，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从西方传播进来。”③这就直接将中国近代美学的创建过程视为西方美学本土化的过程，而中国现代美学是被西方美学话语体系直接“殖民”的结果。例如朱志荣就指出：“中国现代美学的本土话语及其系统是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参照西方美学建立起来的，体现了中国美学话语的现代性和全球化。”④ 赵强也认为：“我们不能忽略的是，美学本土化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出场及蝉蜕历程，本身就是中国美学在西学东渐以来的历史中不断转型并重构自身的产物。”⑤ 徐碧辉更是明确指出：“没有康德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就没有中国现代美学。”⑥ 由此可见，中国现代美学源于西方这一判断已成为学界的主流共识。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国美学现代发生问题的考察，目前学界往往聚焦在美学的学科发生问题上，关注诸如“美学”这一术语的翻译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历程，中国与西方在现代美学的学科体系方面有怎样的同构性，西方美学的术语概念在中国经历了怎样的“理论旅行”等问题。似乎现代美学的发生就等于美学的学科发生，进而等于美学学科命名和相关美学范畴的确立。在这样的一种思路下，中国美学的历史叙述呈现出某种“断裂性”特征：古代有美学思想但无学科自觉，现代有学科自觉却移植于西方。这导致中国现代美学只能跟在西方美学后面，无法建立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

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美学的现代“出场”确实具有“西学东渐”性。受西方现代学术分科体制的影响，中国学术体制经历了从传统“四部之学”到分科制的演变。在这一背景下，以王国维为代表的美学家吸收西方美学思想并结合本土文化开创了中国现代美学，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然而当这一历史叙述成为了关于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主流叙述的时候，很容易遮蔽中国美学的内在转型诉求。中国美学的现代发生，难道仅仅是被动接受西方美学影响的结果？中国古代美学在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是关于中国美学现代发生问题的第一个疑问。

（二）为何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美学奠基者们不约而同地重视戴震思想的意义？

关于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问题目前学界虽有不同观点，但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是较为公认的中国现代美学奠基者。仔细考察这三位美学家的学术思想脉络和美学理论建构背景，会发现他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戴震思想的价值。

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说史》中把戴震作为中国伦理学近代转型的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认为黄宗羲、戴震、俞正燮是清代伦理学的三位杰出代表，并且在时间顺序上将戴震列于比其早100多年的黄宗羲之前：“阳明以后，惟戴东原，咨嗟于宋学流弊生心害政，而发挥孟子之说以纠之，不愧为一思想家。其他若黄梨洲，若俞理初，则于实践伦理方面，亦有取埋盖已久之古义而发明之者。”⑦ 可见蔡元培非常认可戴震的思想价值。不仅如此，蔡元培认为戴震的思想可以与西方近代功利派伦理学说媲美，尤其是戴震对于性所进行的欲、情、知的三分，已经与西方知、情、意分类方式具有同构性，认为戴震思想的三大优点就在于“心理之分析”“情欲之制限”“至善之状态”。⑧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高度肯定了戴震思想的启蒙意义，将其与欧洲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相提并论：“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⑨ 梁启超对戴震思想所展示出来的科学精神和理性态度很是推崇：“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⑩ 梁启超肯定了戴震对宋儒禁欲思想的批判以及对个体情感的高扬。在《戴东原哲学》中，梁启超用“情欲主义”概括戴震思想中关于“欲”的讨论，认为“东原所以重视情欲，不过对于宋儒之‘非生活主义’而建设‘生活主义’罢了。”{11}

王国维1904年撰文《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提出：“孟子以来所提出之人性论，复为争论之问题。其中之最有价值者，如戴东原之《原善》《孟子字义疏证》，阮文达之《性命》《古训》等，皆由三代、秦、汉之说，以建设其心理学及伦理学。其说之幽玄高妙，自不及宋人远甚。然一方复活先秦之古学，一方又加以新解释，此我国最近哲学上唯一有兴味之事，亦唯一可纪之事也。”{12}可见王国维对戴震哲学的高度肯定。

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对于戴震思想的肯定，显示出戴震思想对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重要意义。同时，戴震哲学对于情欲的肯定，又与王国维等美学思想家们强调感性、情感的美学理论存在着理论上的相关性。那么，这些中国现代美学初创期的代表性思想家，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对清代乾嘉考据大师戴震有十分强烈的兴趣？戴震思想与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之间有何关联？这是关于中国美学现代发生问题的第二个疑问。

二、中国美学现代发生的内在线索

（一）學科与思想：中国美学史的两条线索

上述两个疑问均指向了一个当前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关键问题：当前学界关于中国现代美学的叙述和判断，是否过于关注外在形式上的“断裂性”，而忽视了内在思想上的“连续性”？中国现代美学之“现代”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现代？中国美学是否还存在另外一条有别于西方学术话语的内在思想线索？虽然中国现代美学确有其极为特殊的诞生语境，但如果未能厘清诸多层面之间的关系（诸如“古今”“中西”“内外”“表里”等），则容易导致某一历史叙述遮蔽了另一种叙述的现象。因而有必要重新反思中国美学史的叙述逻辑。

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前述两个疑问，在于美学史研究中未能厘清学科与思想的区别。前述包括黄兴涛、朱志荣、徐碧辉等学者的论述无一不是从学科层面展开的，致使中国美学的现代发生被简单视为美学学科的现代发生，而学科发生问题又被视为西方美学的引进移植问题。这使得中国美学思想层面的现代转型问题被遮蔽，本土学术话语被西方学术话语替代。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学科体制的建制和完善是现代美学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这只能是外在标志。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过程绝不只是被套上了一个学科体制的“外壳”，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规模探索人性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过程，是中国古代美学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有其内在诉求和历史必然性。

所以中国美学的现代发生，包含学科和思想两条线索。学科线索是现代美学发生的“外在”线索，而思想线索是“内在”线索。{13} 从学科层面看，中国现代美学的学科体系，是在引进西方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从思想层面看，中国现代美学的思想体系的建构，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进的必然趋势，有其一以贯之的内在线索。以往学界较为关注学科层面的“引进移植”问题，而忽视了思想层面的“继承转型”问题。学科体系的发生问题之所以被学界所关注，原因在于：首先，中国美学的“古今之别”在学科层面体现得尤为明显，毕竟中国古代并无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美学观念，中国美学史中所谓“老子美学”“庄子美学”等，是用现代学科体系“套”古代思想的结果，有明显的“追认”特征。这就导致中国美学现代转型过程最为突出的外在特征，就是从无学科意识的古代美学走向有学科自觉的现代美学的过程。其次，较之于思想转型，学科的发生更具有标识性特征。从学科建制的角度看，学科确立的关键在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确立，这导致学科发生具有当下确定的特点，不需要“古代”“现代”历史阶段的附庸。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研究方法往往就意味着新学科的诞生。正是这种当下确定性，导致从学科角度梳理美学现代发生的线索，更容易划清古代美学与现代美学的界限，更容易确立现代美学发生标志。第三，从思想角度看，诸如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中国现代美学诞生之初的重要思想家，不仅在建立美学学科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更在引进西方美学思想方面卓有建树。例如王国维就曾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解读《红楼梦》和中国古代诗词;蔡元培的美学思想也深受康德、席勒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现代美学的学科发生与思想发生都具有“引进移植”性，中国美学的古今“断裂”似乎有了较为明确的事实依据。

然而必须要注意的是，美学的学科发生不等于思想发生。在西方，美学学科的诞生是以1735年鲍姆嘉通的博士论文《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为标志的。“Aesthetics”一词的出现标志着美学正式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建立。然而，鲍姆嘉通的主要贡献是创建了美学学科而非美学思想，西方现代美学思想的奠基人往往被归于康德、谢林、黑格尔的名下。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美学的学科史与思想史并不同步，学科与思想遵循的是两条不同的逻辑。尽管美学学科的产生不能脱离思想，但思想的产生往往与学科体系甚至学科意识无关。以鲍姆嘉通和康德为例，虽然鲍桑葵指出：“康德在德国方面是直接从鲍姆嘉通那里继承了普通哲学之难题的。他最初总是习惯于根据鲍姆嘉通的纲要讲学。”{14} 但是康德对鲍姆嘉通的美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康德认为鲍姆嘉通把美的规则提到科学的地位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因为那些规则的来源是单纯经验性的，不能作为审美判断所必须借以得到指导的确定性的先验规律。可见，学科与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源于二者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第二，学科体系如果未能对应思想内容，那么所谓的学科体系就仅仅是个“空架子”，学科体系的创建有赖于思想理论的“填充”。作为“美学之父”的鲍姆嘉通虽然创立了美学学科，但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他的评价并不高，原因在于他对于美学思想的建树并不多。黑格尔在《美学》中甚至从未提及鲍姆嘉通的名字，并且开篇就指出：“‘伊斯特惕克’（■esthetik）这个名称实在是不完全恰当的，因为‘伊斯特惕克’的比较精确的意义是研究感觉和情感的科学。……因此，我们姑且仍用‘伊斯特惕克’这个名称，因为名称本身对我们并无关宏旨，而且这个名称既已为一般语言所采用，就无妨保留。”{15} 这说明，在黑格尔看来，“美学”二字仅仅只是一个能指，其真正指向的对象是系统化的美学理论体系。学科是“名”思想是“实”，学科体系的创新不能替代思想理论的创新。第三，正是这种学科与思想的分野，导致对中国现代美学发生问题的考察至少应该关注到一内一外两条线索，“外”是学科体系的创立过程，“内”是思想理论的发展历程。正如有学者所说：“如果把美学学科的诞生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史的逻辑起点，它串起的这一系列美学论著能够代表中国现代美学的高度和广度吗？显然不能够。”{16} 学科名称、学科范畴可通过翻译引进，而思想理论的现代发生必须坐落在本土思想文化之上，即便是对西方美学思想的引进也必须要经历一个与本土思想的交融化合过程。正如鲍姆嘉通与康德背后所体现出的学科与思想的分野一样，较之于学科的创立，现代性的美学思想更具有标识性的意义和价值。

（二）美学与哲学：中国美学史的内在逻辑

探究中国现代美学理论的内在线索，关键在于从学科框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挖掘属于中国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国美学思想源远流长，但美学的学科意识仅仅始于20世纪初，如果带着现代学科体系的框架去考察美学的古今演变历程，极可能造成“削足适履”的问题。这一问题已经在当前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中有所显现：较强的理论预设性窄化了美学的研究对象，导致美学史书写中仅选择那些能纳入学科体系的思想，从而美学史只剩下概念、范畴、命题的推演，未能从更深广的层面揭示美学理论的内在生成机制。甚至有学者直接指出“中国美学是范畴美学”{17}，将范畴的发展演变作为了美学史的核心线索。在这样一种观念下，一旦古代美学范畴在现代语境中失去了效力，那么就会将其视为美学史发展“断裂性”的表现。事实上，“美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其发生特定关联的并不仅仅是美学学科框架之内的思想、范畴，更多时候，其他非美学的要素也对美学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支撑。诸如王国维这样的美学家，其美学理论已经相当成熟，但在其思想成型之前，一定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酝酿过程”。{18} 对这一酝酿过程的考察，有助于解释美学史发展的内在线索和内在逻辑，进而凸显出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和理论话语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所以，破除学科框架对美学史研究的桎梏，研究美学史的内在线索，是挖掘中国美学现代转型内在逻辑的关键。

研究美学史的内在逻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跳出了学科框架的美学研究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美学”研究？应从何种角度切入对美学思想的歷时考察？这就涉及到美学与哲学、美学史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说：“美学研究不可能独立于文化研究，美学问题只能是某种特定文化结构的衍生”，“所谓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诸种范畴都只能作为某一特定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后果看待”{19}。也就是说，现代美学体系所关注的审美概念、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等诸多问题，仅仅是文化思想发展的结果，而美学史要揭示的，不仅仅是作为成型的美学理论有何特征和规律，更要对美学理论的产生过程加以分析和考察，对现代美学体系成型之前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和考察。这也就意味着美学研究要深入到更为深广的文化领域，从哲学角度揭示审美关系产生的内在逻辑。

以西方现代美学思想的奠基人康德为例，康德对审美问题的分析（《判断力批判》）并未建立在概念、范畴之上，而是建立在认识论（《纯粹理性批判》）和伦理学（《实践理性批判》）的相互关系之上。简言之，在“知”“意”“情”三方面中，“情”是连接“知”与“意”的桥梁。这就意味着只有把认识论（认识关系）和伦理学（实践关系）统一起来进行考察，才能够把握美学问题的核心。这一思路既是哲学与美学相联系的关键点，也是考察中国美学现代转型问题的切入点。在中国现代美学诞生之初，诸如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美学思想家，其成熟思想理论的背后有着非常漫长的历史酝酿过程。这一过程往往不遵循“从美学到美学”的继承发展关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思想理论都有成为其美学理论的来源的可能性。那种简单地以“时代+思想”的方式梳理美学发展史的做法很容易遮蔽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导致美学史书写呈现的往往是孤立的美学家的理论思想（而且是被现代学科体系所“切割”的思想）。所以，打通哲学与美学之间的学科壁垒，探究美学概念、范畴、命题背后的思想基础和理论逻辑是理解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关键。

打通哲学与美学的关系，就要将审美关系与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结合起来，通过对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的分析，探究二者是以怎样的方式为审美关系的建构奠定基础的。具体到对中国美学的历时性考察中，这一思路也同样关键。正如审美关系有其内在的生成机制（从认识论、伦理学到美学）一样，美学的现代发生也有一个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过程。研究现代美学不仅要研究那些具有明确美学意识的思想家或者具有现代性的美学理论，也要研究现代美学产生之前的“前现代”形态是如何为“现代”奠定基础的。通过探究中国古代认识论与伦理学的发展历程并分析二者如何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发生奠定基础，是探究中国美学现代转型内在逻辑的核心。只有从哲学角度挖掘美学问题的内在逻辑，从美学的哲学根基中去把握中国美学现代出场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准备，才有可能梳理出一条真正属于中国美学的发展脉络。目前这种研究思路已被个别学者所注意到，例如杜卫曾指出：“中国现代美学偏重审美和艺术的功能价值，重视美育，倡导人生艺术化，具有‘国民性改造’的强烈本土问题意识。这种思想并不源自对欧洲美学的接受，而是来自对传统儒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的传承。”{20} 这是少有的关注到中国现代美学与传统文化内在关联的文献，然而其论证思路是：王国维、蔡元培等美学家对于美育问题十分关注，其背后体现出鲜明的“审美功利主义”特征，这一特征是中国传统儒家心性之学的延续。这一思路依旧停留在对文化现象及其特征的描述上，缺乏对现象背后深层逻辑的分析。

必须要指出的是，跳出学科框架的束缚并不意味着就能直面思想本身，严格意义上任何阐释都带有一定的理论预设性。无论是从哲学的角度考察美学理论，还是从思想史的脉络考察美学理论，其背后都存在着一定的理论框架。那么，较之于学科框架内部的美学研究，从哲学中挖掘美学基础的有效性何在？这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三、中国美学现代发生的本土话语

（一）人性结构与审美关系的两个维度

美学理论的根基之所以定位于哲学层面，是由审美活动的本质决定的。审美活动作为人类的精神活动，是建立在人与世界的诸多复杂关系之上的。无论是美学理论还是审美现象，归根到底都与“人”的特定生存状态相关，对美学问题的研究要始终围绕着“人”展开。人性的基本结构状态是美学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这决定了美学研究不能仅以成型的美学体系、范畴、命题为核心，而应着眼于人性本身及其内在逻辑结构。当然，从人性结构到审美意识，这中间还有很多逻辑环节需要打通，但从“人”本身出发、从人性结构出发去梳理中国美学的历史，更贴近审美活动的本质，同时也更具有阐释效力。正如邹华所说：“审美意识是建筑在人性结构之上的，人性结构的两个基本层面的特殊合成形成了审美的状态。因此，要了解审美意识，应当先了解人性结构。”{21} 而所谓人性结构，就是指人性的状态，“是由感性和理性两个基本层面合成的人性状态”。{22} 为了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感性与理性这两个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结构方式并表现出不同的倾向，从而形成了与客观世界的不同关系。

在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中，感性和理性的作用方式主要有两种：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认识关系侧重感性对客观世界外在形式和基本规律的认知;实践关系侧重感性对自身内在和外部社会关系的体验感受。

在认识关系中，感性以感觉经验的形式呈现出来，它表现为对纷繁复杂的外在世界的感知，但它不能停留在感觉经验的纷杂感知中，它有着上升为理性的强烈冲动。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并以理性的方式把握客观世界，是认识关系的基本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超越感性的理性因其对象的不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自然事物的理性认知，一类是对社会生活的理性认知。前者是知觉抽象，后者是认知思维。所谓知觉抽象，就是对具体多样的感觉经验理性化梳理后形成的抽象概念。所谓认知思维，就是对个体所面对的复杂社会生活本质规律的一种理解。知觉抽象与认知思维的根本区别在于，知觉抽象侧重客观自然，认知思维侧重客观社会。在认识关系中，两者是理性的两种不同状态，都是从感觉经验上升到理性的结果。

在实践关系中，感性表现为对个体生存状态的一种体验。实践关系中的感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感性侧重的是对个体内心世界的体验和感受，称为情感体验;另一方面感性侧重的是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和感受，称为实践意欲。如果说情感体验是偏重个体的话，那么实践意欲则侧重个体对社会生活所表达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往往体现为一种实践冲动。情感体验与感性意欲构成了实践关系中感性状态的两个侧面。而实践关系的理性状态，则是以情感体验和实践意欲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价值判断的方式呈现的。

在现代美学理论体系中，认识关系与实践关系是审美关系形成的逻辑条件。审美关系的形成，在于感性和理性的两个侧面——认知维度和存在论维度——以“同素异构”的方式结合。认识关系的最终目标是求“真”，即把握客观世界的法则;实践关系的最终目标是求“善”，即使人脱离动物性而呈现出人性的光辉;而“美”并不是独立于求“真”与求“善”的第三种关系，它必须建立在求“真”与求“善”的基础之上，将认识关系与实践关系相互结合才能得以实现。

在认识关系中，感觉经验原本是以上升到抽象思维为目的的，但这一过程注入了实践关系中的情感体验，使理性抽象的侧面被情感化解，抽象思维不发生作用，于是就产生了审美直觉。此时审美直觉是在形象中的情感。在实践关系中，感性（情感体验、实践意欲）有其现实追求，而认识关系中的理性提供形式，将实践关系阻断，使得情感体验回旋在认识关系提供的形式上而非直接作用于对象，这就形成了审美观照。所以，审美关系有其生成的两个侧翼，一个是审美直觉，一个是审美观照。审美直觉是指审美活动或艺术鉴赏活动中，对于审美对象或艺术形象具有一种不假思索而即刻把握与领悟的能力，使人刹那间暂时忘却一切，聚精会神地观赏它，全部身心沉浸在审美愉悦之中。审美观照是指超脱功利、凝神观照的态度。它不是被动的感知，而是主动积极的审美感受，是既有思维又有情感的反映和认识，并由这种认识产生情感上的满足和愉悦。而审美活动就是审美直觉和审美观照的统一。

早在本世纪初，周来祥就已从认识关系与实践关系两个维度对审美关系的内在逻辑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审美关系是人类实践关系、认识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是人与自然所建立的主要关系之一。”{23} “审美关系是理智和意志统一的产物。理智是客观的，意志是主观的，理智与意志的统一是普遍性与个别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审美关系就是这种对立统一的产物。……审美关系介于理智与意志之间，它的客观方面是美，主观方面是情感领域，是感性和理性、客观和主观、普遍性和个体性、理智和意志统一的产物。”{24} 可见站在人性结构的角度看待美学问题不仅更为全面，也因其更接近人本身而更为深刻，这也是探究中国现代美学发生问题的内在的理论逻辑。

（二）感性地位与现代美学的发生逻辑

从上述对人性结构与审美意识的生成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学的诸多命题、范畴乃至美学史上的诸多思潮，都深刻地植根于人性结构之中。虽然人性结构只是一种逻辑结构并隐含在审美表象之下，但只要抓住了这一内在的隐含结构，就能够更为清晰地把握中国美学史的历史脉络和线索。将人性结构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发生问题相联系，就会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从人性结构的角度看，中国现代美学与古代美学的区别在哪里？中国现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中国美学的“古今之别”，关键在于审美主体能否充分地实现其审美理想，进言之在于人性结构中的感性维度处在何种地位上。正如邹华所说：“古代审美关系的重心因主体能动性的不发展而着落于客体，现代审美关系则因主体能动性的空前强化而将重心转移到主体。”{25} 其原因在于：“古代人的主体性与狭小的古代实践活动和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关;历史的客观基础和社会条件，决定了古代人主体性的不发达状态，主要表现在主体意识的微弱、人与外部世界的原初合一以及人性结构的封闭这三个方面。”{26} 由于古代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个体对客观事物尤其是自然物还不能够产生强大作用，个体对审美对象的把握程度相当有限。这种被动地去探索和顺应自然规律的生存方式，直接导致古代审美主体性的有限性，进而导致审美理想和审美诉求也难以得到充分实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生产力被认为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生产力也体现为人类主体把握自身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个体能够有效地通过对客体的认知乃至改造建构主体的自我意识。人的个体意识不单纯是自我意识的结果，还是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之间的相互印证和参照之下建构的结果。在这样的一种生产力背景和生产关系条件之下，古代人的主体意识较为薄弱，处在相对较低的层次上。

到了现代，这种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中国古代主体对于客体的那种卑弱的地位和顺应的方式，古代人对于自然和社会的那种被动关系得以转换，个体意识的自觉和独立成为了现代美学主体性诞生的标志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主体从被动的、受抑制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了一种有能力把握客观世界的主体，从而取得了掌握和改造客觀世界的主动性。在这一主体性提升的历史背景中，人与自然之间、与社会之间的内在与外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一方面，在人与社会之间，主体不仅仅有着对于社会认知的诉求和愿望，而且要求社会肯定个体的独立性和存在价值，从而使作为个体的人在历史上达到了与社会的空前统一;另一方面，在理性与感性之间的矛盾关系上，主体不仅仅要通过理性来认知把握世界，同时要求理性认同和接受感性的价值，于是感性与理性之间达到了高度统一。这些方面的新的统一，相对于传统社会关系而言，是一种异质性的结构方式。所以，在这一历史境遇下，现代美学的发展就表现为了矛盾和冲突的两种关系，即感性与理性、个体性与普遍性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更进一步，就表现为如何看待感性的地位问题。

提升感性地位，还人性以全面的自由，其背后针对的是前现代逻辑中理性对感性的绝对压制关系。正如有学者所说：“审美现代性，既包含着对主体性的捍卫，又包含着对理性化的反抗。”{27} 事实上，在西方美学史上，无论是康德还是鲍姆嘉通，审美现代性的产生都与感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现代性的审美活动中，挖掘感性的价值、提升感性在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中的地位，是现代美学得以成立的理论支撑点。中国现代美学的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就在于如何能够将感性从前现代被理性压抑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中国现代美学的审美意识的发生，源自于感性直观代替古代客体理性和伦理道德的渴望。

回到本文开始提出的第二个疑问，为何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重视戴震思想的意义？这一问题的背后，是美学史研究思路的转变。考察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问题，不应仅仅聚焦于王国维、蔡元培等学者如何吸收西方美学理论，更应拓宽美学的研究范围，研究从明清到现代整个转型过程中的哲学家、思想家的理论体系如何为现代美学理论的生成奠定了条件。这不仅仅是美学史研究中的一种知识性的梳理和分析，更是一次美学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它关涉到诸如戴震、顾炎武、王夫之一类较多关注形而上思辨的思想家能否纳入到美学史视野中的问题。

以戴震为例，就现有的美学理论框架而言，戴震思想很难被纳入到美学史中，但事实上戴震思想与中国现代美学初创者之间存在着影响关系。原因在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本质上是人性结构的现代转型，它以提升感性地位的方式建构现代主体性原则，进而建立其具有现代意义的美学理论体系。而戴震对人性本能欲望的肯定、对情感和理性关系的论证，在解构宋明理学天理世界观的同时，重建了以“人”为核心的人性结构。戴震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分析人性结构中的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大规模开发人的内心世界和外部能力。因而在王国维关于人生美学的苦痛思索中，在蔡元培美育哲学的审美理想中，在梁启超情感美学的启蒙实践中，处处闪烁着戴震思想的影子。以戴震为代表的清代学人，改造了影响千年的学术体系，人性结构中的两个侧面得以展开，感觉经验、情感体验的重要意义被凸显，为现代美学的学科建立和思想启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发掘中国美学转型过程中的本土性因素，并不意味着对西方美学采取对抗式态度，而是要让中国美学“自己说”，即通过对本土资源的挖掘，建构既具有文化特殊性又有普遍性的现代美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是文化冲突和融合的必然过程，其中既有西方美学的影响，也有中国传统美学的继承与创新。西方美学提供的是学科框架和概念范畴，而中国美学提供的是思想内容和哲学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以戴震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通过对个体情感欲望和认知能力的肯定，建构了以“人”为核心的本体论，提升了个体的主体地位，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奠定了理论条件。而对这一过程的发掘，为中国美学的本土话语的整理，为中国美学学术话语体系的重建，提供了较为有力的支撑。

注释：

① 邓牛顿：《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② 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③ 黄兴涛：《“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哲学动态》2000年第7期。

④ 朱志荣：《论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2期。

⑤ 赵强：《“中国美学”的现代出场及蝉蜕轨迹——一个问题史的考察》，《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

⑥ 徐碧辉：《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的开端》，《上海文化》2019年第6期。

⑦⑧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说史》，载《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1、103页。

⑨⑩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796、6797页。

{11} 梁启超：《戴东原哲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921页。

{12} 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13} 关于中国美学史发展的“内/外”关系问题，参见拙文《戴震思想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上海文化》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