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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作坊”形态下的高职商务翻译合作学习范式构建研究

2016-11-19黄笑菡

职教论坛 2016年23期
关键词:课程改革合作学习

摘 要:研究旨在探索“翻译作坊”教学形态下高职商务翻译合作学习范式。文章尝试将“翻译作坊”教学形态引入高职翻译课堂,并根据语言输入及输出假说,构建合作学习模型。通过基于该模型的实证研究及数据分析,得出“翻译作坊“教学组织形式下的高职商务翻译合作学习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自信心及团队精神。

关键词:翻译作坊;合作学习;商务翻译;课程改革

作者简介:黄笑菡(1985-),女,浙江湖州人,湖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翻译学。

基金项目:2013-2015年度浙江省教育厅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翻译作坊教学模式的高职商务翻译课程改革”(编号:kg2013787),主持人:黄笑菡。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23-0071-05

合作学习是一种以“课堂互动性合作”为主要特征的教学活动。在教学中,合作学习以“学习小组”为基本单位,通过各教学动因的相互作用,建立更积极,更高层次的伙伴联系,最终以团队形式达成相应的教学目标[1]。作为一种目标导向性较强的教学活动,其实现形式可涵盖学习者之间的合作(即生生合作)、学习者与指导者之间的合作(即师生合作)以及指导者之间的合作(即教师合作)三个维度。其基本教学需遵循以下流程:学习准备阶段:选择合适的主题及教学内容,展示教学素材;分组分工阶段:遵循“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原则划分学习小组,并明确组员分工;合作学习阶段:教师需根据学生水平和教学内容设计丰富的合作学习活动。目前主流的合作学习活动包括:团队-游戏-竞赛活动(TGT),拼图活动(jigsaw),角色扮演活动(role-play)以及研究报告活动(research & report)[2];总结评价阶段:各小组需通过课堂展示(presentation)的形式呈现学习成果,教师宜采用多元评价手段检验学习效果。

目前,合作学习因其具有“强趣味性,高实效性”的特点,已被广泛应用于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但纵观其应用范围及课程,却依然囿于“听、说、读、写”等强调“元语言”能力的课程,而在实践性较强的英语课程中则鲜有体现。此外,合作学习依然以“生生合作”为主要实现形式,缺乏师生之间以及教师之间的互动性学习。《商务英语翻译》课程是高职商务英语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综合性高,实践性强,难度大,职业导向性明显”是这门课程的主要特征。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增强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提高课堂的参与度,提升学生学习翻译的兴趣,成为翻译课堂上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尝试将“翻译作坊”这种较新的教学形态引入高职商务翻译课堂,为“合作学习”的开展提供实现平台,以“翻译作坊”为单位,构建合作学习范式并通过实证研究及数据分析验证该合作学习范式的有效性。

一、“翻译作坊”理论概述

(一)“翻译作坊”的定义及运作流程

“翻译作坊”是一个由多名译者共同组成的,具有商业性质的翻译工作中心[3]。译者在接到翻译委托后,通过任务分析、组间分工、制定词汇表,主译试译,译审校译等步骤合作完成翻译任务,并最终交由委托方审阅并投入使用。

“翻译作坊”的成员包括:项目经理1名,主译若干名,助理译审1-2名,译审1名。所有成员均有明确的任务分工,工作过程需遵循严格的操作规范。具体流程如下:

1.委托方下单:翻译委托方将翻译任务,包括文本资料,参考文献,格式排版要求及完成时间要求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项目经理邮箱。

2.项目经理分析任务:项目经理分析待译文稿,统计字数,报价。待委托方接受后,确定翻译人员。在整个翻译过程中,项目经理需管控整个翻译流程,并及时向委托方汇报进度。

3.合作探讨式翻译:主译召开会议,建立词汇表,统一术语,并通过合作探讨——独立翻译——合作探讨模式完成译文初稿。

4.助理译审校译:由助理译审对主译完成的初稿进行两次校译,用约定的文字符号标注修改意见,并发回主译修改。

5.译审审核:译审对主译最终形成的三稿全面审核,确认无误后定稿。

6.任务交付:由项目经理将译文定稿交与委托方验收,通过后进行费用结算。

7.项目追踪:项目交付三个月内,项目经理需对译文的应用情况进行追踪,并收集反馈意见。

“翻译作坊”运作流程图直观地反映了“翻译作坊”工作过程的各个环节,通过成员的分工写作及严格的制度保障,能够有效地控制翻译质量。

(二)“翻译作坊”的发展沿革

“翻译作坊”最初并非以教学形态的面貌出现,而仅仅是以一种“作坊式”的讲习班形式流行于美国文学界。20世纪30年代,美国文坛众多作家,诗人云集爱荷华大学,成立“爱荷华作家讲习班”(Iowa Writers Workshop),共同参与授课,研讨,讲习活动,为美国文学的兴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7年,“爱荷华作家讲习班”的负责人Paul Engle创立了“国际作家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以下简称IWP),广邀世界各国作家前来创作研习[4]。1964年,Paul Engle的中国妻子聂华苓在爱荷华大学创办了首个“翻译作坊”,将IWP创作的文学作品翻译成各国文字出版发行。自此,“翻译作坊”开始风靡美国文学界。

1978年,美国包括耶鲁、普林斯顿、爱荷华、德克萨斯大学在内的8所大学开始设立文学翻译课程,“翻译作坊”逐渐作为一种教学形态在大学翻译教学中流行并迅速发展。“翻译作坊”教学形态强调翻译学习者的翻译能力可通过多次任务承接性质的翻译实战,从合作式学习中得到提高,从而全面纠正了自然翻译观的“语言天生习得理论”,树立了学生学好翻译的信心,增强了学生完成翻译任务的成就感。相较“翻译作坊”在西方的蓬勃发展,国内对此的研究则起步较晚。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实施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决定在我国设置翻译硕士学位(Master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ng,以下简称MIT)。而“翻译作坊”教学形态也被首次写入该方案中。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等15所首批MIT试点院校率先采用“翻译作坊”教学模式来提高学生的口、笔译能力。近年来,“翻译作坊”教学模式在本科院校的翻译教学过程的应用渐趋普遍。2009年,浙江金融职业技术学院朱慧芬教授首次提出“翻译作坊”教学形态的高度实践导向性与职业院校英语教育“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相契合,可尝试将其引入高职翻译教学中的建议[5]。但“翻译作坊”在高职翻译领域的应用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验证。而本项研究主要针对“翻译作坊”教学形态在高职翻译课堂的应用这一课题展开,来探讨这一教学形态在高职翻译教学中的普适性。

二、“翻译作坊”教学形态下翻译课堂合作学习范式设计

(一)“翻译作坊”教学形态下合作学习范式的设计基础

“翻译作坊”教学形态下的合作学习范式基于美国语言教学家Steven Krashen“语言输入假说”(The Input Hypothesis)以及加拿大语言学家Merrill Swain的“语言输出假说(The Output Hypothesis)”构建。

Krashen的输入假说认为,适量的“可理解的语言输入(comprehensive input)”是二语习得的必备条件。由此,他提出了“i+1”公式,i即语言学习者的现有语言水平,1则代表比学习者语言水平稍高的学习材料。语言习得者一旦能够理解语言的意思,则其语言形式和结构便可自然习得[6]。

1985年,加拿大语言学家Merrill Swain对 krashen的输出假说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尽管“语言输出”对二语习得颇为重要,但要充分开发学习者的二语精炼能力,提高二语的准确度和流利度[7],二语学习者还须时常使用该语言,即进行“可理解的输出(comprehensive output)[8]”。

(二)“翻译作坊”教学形态下的合作学习范式构建

“翻译作坊”教学形态综合了“语言输入”和“语言输出”两种假说,并将其应用于翻译课堂实践。“翻译作坊”的课堂运作过程中经历译前教师的语言输入,译中师生、生生乃至教师之间的合作学习,译后书面文本与口头总结两种形式的语言输出三个阶段,构建出了一个相互独立却又联系紧密的合作学习模型(如图2所示)。

1.第一阶段:译前。译前准备阶段由教师和“翻译作坊”成员合作完成。教师预设待译文本任务。该任务既可以是实训手册上的仿真项目,也可以是委托方的“全真”项目。教师需进行足够的语言输入,即对翻译要求、文本特点、翻译难点及策略做简要介绍,并将文本翻译任务下达至各“翻译作坊”。各“翻译作坊”由项目经理牵头接受任务,组织会议确定主译人员并合理分工,制定翻译计划并确定各时间节点。

2.第二阶段:译中。译中阶段是一个以文本形式进行语言输出的过程,由课堂合作与课外合作两大平台实现。在课堂合作过程中,各“翻译作坊”可利用课本、实训手册、课件及其他课堂资源,完成一些基本的低阶任务,包括:确定文体,确定翻译风格,制定词汇表、统一术语、段落试译等。在课堂合作过程中,教师需进行有效的课堂监控,并通过巡回指导,答疑解惑等形式实现师生之间的课堂互动。在课堂之外,各“翻译作坊”需利用网络资源,企业资源及顾问团资源,实现课外合作,完成包括背景资料收集、独立翻译、校译、译审等涉及知识应用,能力创新的高阶任务。翻译过程的两大平台均需建立在“翻译作坊”成员的组内讨论及分工翻译基础之上,并需各项目经理对整个翻译过程随时进行管理和监控。

3.第三阶段:译后。翻译完成后,各“翻译作坊”成员需将最终译文进行课堂展示,以课堂汇报及答辩形式检验集体智慧成果并接受学生、教师、企业的多元评估,以口头汇报形式完成语言输出。

三、实验方法与说明

(一)目的与对象

该实验旨在通过翻译水平测试及问卷调查等测量工具检验“翻译作坊”教学形态在高职《商务英语翻译》课程合作学习过程中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两个待验证的假设。

假设1:“翻译作坊”教学形态能够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

假设2:“翻译作坊”教学形态能够促进合作学习,激发学生的翻译兴趣。

该实验选取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商务英语专业两个班级共80名学生作为测试对象,其中A班40人为实验班,B班40人为对照班。两个班级在课程教材,任课教师,学习环境及学生的英语水平等方面均无明显差异,为确保实验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两个班级的学生对参与实验均不知情。

(二)内容与过程

该实验以《商务英语翻译》课程为实验课程,两个班级均使用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的《世纪商务英语翻译教程》为实验教材,教学内容涵盖名片翻译,标识语翻译,公司介绍翻译,广告翻译,产品说明书翻译,公关文稿翻译以及旅游文本翻译7个单元,最终实现相同的教学目标。在实验班(A班)引入“翻译作坊”教学形态,而对照班(B班)则采用传统授课方式进行教学。实验过程中,先通过前测确定初始数据,一学期的既定模式教学后,通过后测及数据分析得出实验结论。

(三)实验效果测试与数据分析

1.测量工具。本实验采用以下测量工具:

(1)2份翻译水平测试卷:采用2014年商务英语翻译资质认定考试(ETTBL)中级笔译真题作为前测试卷,采用2015年商务英语翻译资质认定考试(ETTBL)中级笔译真题作为后测试卷。(2)3份调查问卷:分别为学习兴趣问卷、团队精神问卷、自信心问卷,用于前测及后测阶段。

翻译水平测试采用前测、后测两种类型。前测旨在确认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翻译能力的同一性,后测则检验经过一个学期的既定模式教学后,两个班级翻译能力的差异性。问卷调查同样分前测后测,每份问卷包含20道问题,每道问题有“完全同意”、“基本同意”、“无法判断”以及“完全不同意”四个选项,分别对应3、2、1、0不同分数。问卷调查旨在验证“翻译作坊”教学形态对商务英语翻译课堂合作学习的积极影响。

2.测试结果与分析。收集学生前测与后测的数据,用SPSS11.5统计分析,实验班与对照班对比均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下:

表1、表2显示,两个班级在翻译水平、学习兴趣、团队精神及自信心前测得分上无明显差异(P>.05),即实验班与对照班在实验前的初始条件基本相同,也验证了这两个班级的可比较性。

表3、表4的数据则说明经过一个学期的既定模式教学后,两个班级翻译能力,学习兴趣,团队精神及自信心的后测得分差异显著(P<.01)。由此可认为“翻译作坊”教学组织形式下的合作学习范式有利于学生翻译水平的提高,且对学生翻译兴趣的培养,团队精神的形成,自信心的提升意义巨大,也即验证了实验之前提出的两个假设。

(四)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显示,“翻译作坊”教学形态下的合作学习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主要包括:

1.“翻译作坊”教学形态下的合作学习范式能够提升学生翻译水平,增强英语习得能力。规范的翻译流程,严格的晋升制度,真实的翻译任务,多元的评价体系保证了翻译课堂的教学有效性,学生的合作学习有了更明确的目的性和可操作性,翻译质量也实现了“质”的飞跃,这都是对学生二语习得的正向效果。

2.“翻译作坊”教学形态下的合作学习能够提增强学生学习翻译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及团队精神。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商务翻译课堂缺乏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纯课堂讲授的环境也限制了学生交流合作的深度及广度。“翻译作坊”能够有效弥补以上不足,形成学生之间,教师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通过“翻译作坊”内部交流与合作,教师的指导与协调,顾问团之间的学术探讨等教学手段,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完成翻译任务的同时,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的快乐,获得自信心的提升及自我价值的实现。

“翻译作坊”形态下的高职商务翻译合作学习范式有利于学生翻译水平的提高,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团队合作精神及自信心的培养都具有积极意义,是对第二语言习得的一种创新。但在教学实践中,也存在着若干问题。如:如何保证与监控每位学生在“翻译作坊”中的参与度,如何规范“翻译作坊”内部的激励机制,从而提高学生的课堂积极性。教师如何参与“翻译作坊”的具体工作,发挥其组织协调和指导促进的作用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王坦.合作学习的理念与实施[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2.

[2]蔡慧萍.合作学习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肖红.“翻译工作坊”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2):45-47.

[4]郭建中.美国翻译研讨班和庞德翻译思想[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2):28-32.

[5]朱慧芬.WORKSHOP在高职商务英语翻译课堂中的应用[J].中国科技信息,2009(1):67-69.

[6]Krashen, Stephen D. The Imput Hypothesis: Issue and Implications [M]. Brunt Mill. Harlow: Longman House, 1985:19-22.

[7]Swain, Merril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ome Rule of Comprehensible Output in its Development [A].In Susan M. Gass & Carolyn G. Madden (eds.).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1985:235-253.

[8]Swain, Merrill. Three Functions of Output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In Guy Cook & Barbara Seidlhofer (ed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Studies in Honor of H.G, Widdowson [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125-144.

责任编辑 时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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