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怡

摘    要： 美国黑人女性戏剧文学自产生之初就将身份认同作为创作的核心主题。黑人女性剧作家通过讲述自身群体在美国白人霸权文化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压制下所遭遇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疑惑，积极探讨摆脱“他者”身份和边缘处境的途径和方法，以及确立族裔身份和性别身份的策略。文化批评视角下的美国黑人女性戏剧研究将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黑人女性身处异质文化中所经历的种族、性别双重压迫，以及力图改变命运，确立身份的愿望与渴求。

关键词： 文化批评    美国黑人女性戏剧    身份认同

西方文化批评认为人类社会中的各项资源处在严重的不均衡、不对等的配置中。因此，其理论主张坚定地支持在这一失衡关系中处于劣势的一方。文化批评关注同一社会形态中各成员的生存境况和差别矛盾，致力于拆解和颠覆霸权成员的话语权，并对所谓的传统和权威提出质疑，为边缘群体的利益发声，探讨“他者”身份认同的途径。事实上，文化批评的研究涵盖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群体和个体的精神诉求与情感追寻，以及时刻处在变化中的社会关系机制等都是其观察和研究的对象。受到主流文化压制的、处在边缘地带的“他者”群体的生存困境、情感诉求及文化身份的塑造等都是文化批评所关注的焦点。文化批评质询和怀疑一切固有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提出质疑，拆解霸权话语用以压制边缘群体的手段，并致力于重构权力话语的架构形态，帮助“他者”群体获得身份认同。

痛苦的奴役经历和世代传承的非洲族裔文化，以及长久以来遭遇到的种族与性别偏见塑造美国黑人女性独特的意识形态和鲜明的群体特征。这使得她们被主流文化排斥在族裔和性别的边缘，无法寻得身份认同。当代学者大多将“身份认同”界定为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生活和劳动协作中个体或群体的身份认知和自我定义。从广义上讲，“身份认同”可以理解为某一意识主体在主流文化与边缘价值观念之间的有关自我属性的定位。身份认同是一个不断动态变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伴随不同思想意识与价值主张的碰撞与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主体所遭遇到的巨大精神迷茫和挣扎。美国黑人女性群体同时被白人霸权文化和男性中心主义排斥在种族和性别的边缘，她们既是族裔上的“他者”，又是性别上的“他者”。面对主流文化的影响与同化，黑人女性一方面难以避免地接受白人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时刻用本族裔的文化警醒自身的独特文化身份。事实上，正是根植于思想深处的民族文化给予美国黑人女性反抗男性中心主义与父权文化，追求自我身份价值的勇气和力量。

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种族经历使得身份认同这一主题长期以来占据美国黑人戏剧的创作。受奴役、受压迫的悲惨经历和根植于白人主流文化中的种族歧视观念将美国黑人群体排斥在“边缘”地带，使他们成为无身份的“他者”。美国黑人群体在白人文化的同化影响下，在传承本民族的文化思想和精神意志的同时，积极探寻群体的身份认同。黑人女性戏剧是美国黑人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凄惨困苦的奴役经历、来自种族歧视和性别偏见的双重压制和排斥，使得自我身份认同成为美国黑人女性戏剧创作的重要主题。黑人女性剧作家将切身的精神困惑、生存境遇和身份迷茫展现在创作中，讲述作为少数族裔女性群体所遭遇到的性别歧视和族裔压迫，表达出希望改变命运，确立身份的愿望和诉求。洛林·汉斯贝利的《阳光下的葡萄干》、吉布森的《重聚》及阿德里安娜·肯尼迪的《黑人的开心馆》都是美国黑人女性戏剧中的代表作。其作品真实地反映了黑人女性在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迷茫和困惑、挣扎与反抗。美国黑人女性戏剧通过讲述身为少数族裔边缘群体所遭遇到的不平等待遇，将真实的黑人女性的情感诉求、精神疑惑、生存境况和思想迷茫展现在世人面前，对“他者”的身份认同途径和策略作了积极有益的探讨。

洛林·汉斯贝利的《阳光下的葡萄干》获得了纽约剧评界奖，是第一部得到美国主流文学界认可的黑人女性戏剧。剧作以主人公杨格一家在得到一笔数额巨大的赔偿金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主线展开，反映了黑人群体在白人霸权文化中所遭遇的不平等待遇，以及他们为改变自身命运所做的反抗与斗争。丈夫的死使黑人妇女丽娜获得了一笔数额可观的赔偿金。这笔钱成为原本拮据的一家人改变困窘现状的最大希望。丽娜希望在白人居住区置购一处新居，女儿柏妮莎借助这笔钱终于能够支付医学院高昂的学费，儿子沃尔特也有了做生意的本钱，可是一切并不像他们理想的那样顺利。由于遭到生意合伙人的欺骗，沃尔特的生意投资连同妹妹柏妮莎的学费都石沉大海。沃尔特的生意梦化为泡影，妹妹柏妮莎渴望从医的愿望变为乌有。原本满怀憧憬的一家人只能把改善生存境况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购置位于白人居住区的环境优质安沃的新房上。但令人愤慨的是，社区的白人居民竟然集体抵制杨格一家，甚至表示愿意出高价买下他们的房子以阻止他们搬入。面对白人社区的打压和排斥，一家人没有妥协。凭借坚忍的意志和勇于反抗的决心，母亲丽娜带领家人抵抗住金钱的诱惑，无畏白人的威胁和恐吓，勇敢地搬入新居，开始全新的生活。

在白人中心主义的社会中，黑人作为少数族裔群体被排斥在社会机制的边缘，是没有身份、不被认可的“他者”。他们无法获得与白人平等的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因此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迫切地希望改变自身的命运。“在《阳光下的葡萄干》中，作者汉斯·贝利洛林提供了两种寻求身份认同的道路，一是通过改善经济条件而提升社会地位，以获得自我肯定及社会认同;二是通过追溯黑人自己的历史，以求在历史中找到一种归属感，以获得一种确定的而非飘忽不定的身份”①。在白人文化的同化影响下，少数族裔群体与美国白人一样渴望通过自身的努力与拼搏实现心中的“美国梦”。沃尔特要成为成功的商人，妹妹柏妮莎渴望当一名出色的医生，母亲丽娜则坚持入住白人社区。这一系列举动都表达出黑人群体渴望得到平等、公正的生存与发展机会的愿望。所有这些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追求与愿望正是受到白人文化价值观同化影响的表现。双重的文化属性和观念意识形态导致美国黑人群体的身份困惑，使得他们挣扎、徘徊在两种文化之间。一方面，他们渴望实现“美国梦”，在这片新大路上收获成功和幸福，另一方面，他们需要时刻从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中汲取斗争与前进的动力和智慧。当沃尔特迷茫于是否接受白人提供的钱款时，丽娜用本族裔的文化力量感染、鼓励他，指引他重寻民族精神，从中汲取保卫和守护族裔尊严的勇气，以及为自由和平等抗争的斗志与决心。

美国黑人女性戏剧的另一部杰作吉布森的《重聚》同样探讨了少数族裔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作品通过讲述主人公南妮在与丈夫的不平等关系中由被动顺从到主动拒绝的转变，塑造具有反抗精神，勇敢追寻自我身份认同的女性形象。与其之前的黑人女性戏剧不同的是，《重聚》并不仅仅关注族裔身份问题，更是广泛地讨论和呈现美国黑人女性在种族歧视和性别偏见下经历阶级、性别、婚姻等一系列问题。故事发生在美国上层社会的一个黑人家庭中。一年前，丈夫德雷克经过一番策划，成功地使妻子南妮同意分居。一年之后，两人再次回到曾经的住所，眼前的一切使德雷克触景生情，回忆起往日的美好，产生了和妻子复合的想法。他温情地与南妮追忆过往的快乐时光，制造各种浪漫，希望博得妻子的欢心，使之再次听从他的摆布。但是，南妮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切不过是丈夫为达到目的所采用的手段，也清楚地感受到丈夫那掩藏在甜言蜜语中自以为是的男性霸权观念。德雷克一直是两人中的支配者，而南妮则被剥夺话语权，成为失语的“他者”。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使得南妮无法获得契合的身份认同。故事的最后，南妮拒绝了丈夫复合的要求。这种拒绝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挑战，也是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开始。

综上所述，文化批评更多的是为受欺凌的“他者”代言，力图拆解话语霸权，并积极构建“边缘”群体的身份认同策略和途径。身处异质文化中，美国黑人女性群体既渴望获得与白人平等的生存机会和发展空间，又时刻用本民族的文化精神警醒自身的族裔身份，并从中汲取抗争与前进的勇气和动力。“少数族裔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族裔意识开始觉醒，她们面对父权传统文化、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和白人女权主义者对‘他者的压抑，积极寻找和构建作为少数族裔女性的文化身份，改写少数族裔女性文学的边缘化境遇，并在主流文化中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为构建少数族裔女性文学传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

注释：

①陈亚男.美国黑人男性的身份认同——以戏剧《阳光下的葡萄干》中沃尔特·李为例[J].戏剧之家，2014（5）.

②王军.当代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研究概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1）：249.

参考文献：

[1]张学祥.美国黑人文学传统之鸟瞰[J].电影文学，2008（14）.

[2]王军，孟庆娟.美国黑人女性戏剧作品中的身份批评研究[J].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14（2）.

[3]郑茗馨，李嵘剑.美国黑人女性戏剧与后殖民主义批评研究[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4（4）.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科研究项目

项目编号：吉教科文（2014）第B09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