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与民族认同:互动与建构
2016-07-09李雪
李雪
[摘要]民族认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认知建构过程,互动对其产生影响。民族旅游的发展不但加强了民族群体内部的互动,而且为民族间的互动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两种互动过程中所建构的民族认同既包含了少数民族群体对自我身份与文化的认同,又扩展到对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国家的认同,双重的归属感由此被激发。本文试图分析少数民族的旅游发展对民族认同的影响,并思考基于一种表演性的民族特色展示怎样作用于民族旅游中的互动过程。
[关键词]民族旅游 互动 民族认同 建构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072-02
一、问题提出
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空间形态,处于一个交错融合的大环境下,各族群一定程度上依然呈现出相对分离的状态,心理上与情感上的隔离仍难以完全消除,身份认同上的差距造成了族群内外更深层次上的分离。心灵上的孤立远比空间上的隔绝更加可怕,要想真正解决民族问题,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精神感召与民族认同是重要的切入点。我国各民族经过接触、混杂与融合,形成了一种“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1989)这体现的是各民族在交往和互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上的往来,情感纽带的联系更加紧密,一种融合的趋势得以加强,整体性得以呈现。族群间的互动在各民族的自我认同与外族区分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旅游业蓬勃发展。民族旅游的发展不仅为少数民族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效益,也为民族间的交往沟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民族旅游发展的带动下,族群间的封闭之门被打开,各民族群体与外群体的互动更加频繁。无疑,此过程中,少数民族自我认识与民族认同受到了影响。民族旅游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民族互动?从互动的角度怎样认识民族认同的建构?这是理解当前民族融合趋势所必须解答的问题。
二、研究回顾
(一)民族旅游
“民族旅游”这一话题最先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并常常被联系到人类学的研究中。一些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在亲身经历的田野调查中逐步发展对这一概念的界定。科恩将其解释为:“针对政治上、社会上不完全属于该国主体民族的人群,由于他们的生态环境或文化特征或独特性的旅游价值,而进行的一系列观光旅游。”(杨慧,2003)另一位学者布鲁诺的定义也与之相似,都是以旅游者的目光凝视其他群体环境的独特性与文化的价值。
而国内对民族旅游的研究较晚才兴起,其概念从“民族”上来讲有别于国外的界定。中国的“民族”更倾向于“族群”的内涵,政治性更弱,文化性更强。彭兆荣认为民族旅游是一种不同于它族的异质文化体验活动,国际游客和国内游客是这种“异族文化”体验的重要动力。(彭兆荣,2005)因此,学者对民族旅游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开发上的话题,还可以延伸到社会互动与异文化交流的主题。
(二)民族认同
认同最初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学上的概念,其本质是自我关于“我是谁”的回答。后来,认同的议题扩展到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等社会学层面。弱化政治性的含义,民族认同也可以说是族群认同,即区别我群与他群的过程,强调族群边界。
民族认同是我国民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众多研究倾向于在历史与现实中分析民族边界的形成,探讨民族认同的历史形成过程。如王明珂先生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通过“羌”的历史说明其自觉的族群边界变迁,这是对民族边界的主观认定上的探讨,也是更大程度上对少数民族民族认同的思考。
历史的视角固然重要,但现实意义更需要探讨。社会学研究强调社会语境,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人们的行为更加发人深思。在探讨民族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当前的社会背景不容忽视。基于历史所形成的民族认同无疑会受到时代变化的冲击,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民族认同的研究更应该基于一种动态的视角。结合当前少数民族“旅游热”的背景,民族认同的建构需要族群互动的视角去探究。
三、民族认同建构
(一)身份建构
对于“我是谁”的回答实际是在认识自我与区分他人。通过差异化的对比、边界的划定,人们往往加固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展演。少数民族在发展当地的旅游业时,通常以本民族的独特性为宣传点。民族的独特性往往强化了族群边界。民族旅游加强了本民族与外族人群的交往,在互动中,双方认清彼此的差异(语音、行为、习惯、风俗、观念等),从而强化了我群意识与群体归属感。
如今,少数民族在服饰、语言等外在表征上越来越缺少民族性与独特性,与汉族民众越来越相似。汉化趋势造成了少数民族民众对于自我身份感知上的迷失。历史记忆对身份的构建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但现实生活中身份迷失的状况持续出现,历史记忆与英雄榜样共同建构的族群身份便面临崩塌的危机。
观光者对少数民族身份的界定建立在对其服饰、语言、行为与文化环境的直观感受之上。少数民族在发展民族旅游时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十分注重民族独特性的外化与表述。民族旅游所强调的民族性的自我展示激发少数民族群众进行自我身份的表达。凤凰古镇重修的苗寨建筑、古镇女子身上所穿戴的银饰与苗服,这些都成为了凤凰旅游业发展的宣传点。当民族性的符号被强化,本民族与他族的边界更加明显。尽管穿苗服、戴苗银、跳苗舞等少数民族自我表述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表演性——在观光者的凝视下展示自我民族的特性以满足他民族对异文化的猎奇心理,但行动对意识的反作用不可磨灭,少数民族群体在扮演自身民族角色的同时加强了对本民族的认同与归属感,重新理解与建构自己的身份。
(二)文化复兴
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的文化中心理论指出,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影响力强大的文化中心,在社会整合中,文化中心将自己的文化价值渗透到边缘,将边缘文化纳入到自己的权利范围中。(高永久等,2010)在中国,汉族文化处于中心地位,而少数民族文化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边缘文化。随着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不断渗透,少数民族成员在接纳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逐渐减弱,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民族旅游是基于观光者对异文化的好奇与探索而不断发展的。文化具有多样性,各民族的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因此,边缘文化相对于中心文化的弱势在文化独特性的彰显下得以弥补。随着少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接触更加频繁密切,文化的互动在少数民族文化环境中开展。位于主场的文化互动,少数民族握有主动权,主动挑选本民族优秀的文化进行展示与传播。如羌族在发展民族旅游时重点放在村寨文化的展示:保留老寨子,修建新寨子,节日庆典、晚会表演样样不落。羌文化吸引了众多的观光者,在他族人群对本族文化的欣赏与赞美中,羌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进行重新的评估,对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外,羌文化带动的民族旅游对羌族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羌族人民更加直观感受到本民族文化对自身生活的优化,由此而激发的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更进一步。
在少数民族旅游业带来的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中,传统的民族文化被选择性地保留与传播,甚至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文化传承中,民族文化更加繁荣,文化的认同无疑带动了民族文化的复兴。
(三)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有所区别的,民族认同更强调族群差异和划分边界,国家认同更注重国族的感召与融合。但笔者认为,在探讨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时,不应该局限于观察惯性思维下的少数民族边界的划分,而应该适当对“民族”这一概念进行扩展,进一步讨论民族旅游中的互动对整个中华民族认同的作用。也就是说,要更深层次地理解互动中的认同建构,得在某种层面上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放在同一语境意义中探讨。
民族旅游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等他民族的交往,外族观光者来到民族旅游地,感受到了少数民族的独特魅力。而少数民族民众作为民族旅游中的重要参与者,在接待游客时不可避免地进行语言交流与文化互动。在以往封闭隔绝的状态下,少数民族对自身的感悟更为清晰而缺乏对他族民众的了解,甚至在某些方面会对其他族群产生误解。而随着政府对民族旅游业发展的帮扶力度加大,少数民族在经济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对国家政权的认可也就随之增强。在民族共同繁荣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对自身的认识就会超越一种狭隘性和局限性,用一种国族意识来深化理解自身的身份,在本民族身份之上再贴上“中华民族”的标签。
民族旅游带来了经济利益上的互惠,也带来了文化交流上的机会。在经济文化的互动中,少数民族扮演了“施与受”的双重角色,在施予民族特性展演时强化了自身少数民族的身份;在接受外文化的传播与获取经济利益时增加了对各方整体性的认识,共同体的效益得以实现。此时,民族旅游所起到的作用是对国族的认同,即对整个国家的归属感的提升。
四、总结与反思
民族旅游是当前中国旅游的一大热点,在旅游业的发展中民族特性具有了商业价值,吸引了更多少数民族群众和外来观光者参与其中。经济上、文化上的互动,也促进了情感上的交流。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参与者对彼此差异的感知加强了民族边的区分,尤其是少数民族,对自我身份有了更清晰的建构;参与者的互惠往来、相互依赖,使其对自身所属的中华民族这一群体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民族旅游为族群互动提供了契机,而互动过程是一种建构民族认同的过程。
然而,民族旅游的蓬勃发展依然引发了许多人的质疑:在民族旅游中,互动是通过一种“表演”(如新修民族村寨、刻意穿戴民族服饰、展示民族歌舞)的形式进行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发展民族旅游业时,可能会逐渐丢失最真实的民族本质,而以一种欺骗性的手段进行角色扮演与身份展示以吸引观光者。这种欺骗不仅是对他族群体而言的,对于少数民族群体自身也是存在的。在表演性的互动中,民族认同的建构丢失了稳固的根基,面临着随时崩塌的可能。不得不承认,质疑者们注意到了当今中国民族旅游发展的困境。但是,我们不能对此一概否定。
换种方式思考,在互动中,一种民族性的表演展示在观光者眼前,尽管真正的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内涵部分缺失,这种表演行为仍能在潜移默化中唤起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支撑少数民族传承本民族优秀文化和风俗习惯。行为对意识具有反作用,当民族旅游的发展得到正确的引导后,族群互动有效开展,民族的认同——不论是对本民族还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都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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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