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剑伟　张　琰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北京 100081；陆军航空兵学院基础部　北京 101123)



如何提升政府的透明度：新加坡的做法和启示

邓剑伟张琰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陆军航空兵学院基础部北京 101123)

[关键词]电子政务；政府透明度；公众参与；经验借鉴

[摘要]提升政府透明度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和目标，有助于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提高公众的参与程度和满意度。新加坡是世界上政府透明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拥有一流的电子政务平台以及最为清廉的公务员队伍。我国与新加坡同处亚洲和儒家文化圈，都是后发展国家，新加坡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本文首先对政府透明度进行了理论层面的研究，构建了政府透明度理论分析框架。其次，以理论分析框架为指导，从政党和执政者、政策法规、社会文化、公众的素质和能力、平台建设五个方面分析了新加坡提升政府透明度的做法。最后，文章总结了新加坡对我国建设透明政府的启示，即完善信息公开法律，确保法律的执行；培育社会文化，提供隐性支持；鼓励公众参与，提升参与能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丰富沟通参与渠道。

Abstract：Enhancing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is the requirement and goal of building service oriented government, which can help prevent the phenomenon of corruption, improve the degre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satisfaction. Singapore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in the world. It has a first-class e-government platform, as well as the most honest civil servant team. China and Singapore are located in the Confucian cultural cirde, and both are post-development countries, the experience of Singapore ia wothy of our reference and study. Firstly, this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and constructs the theory framework of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practice of improving the transparency of government in Singapor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practice includes five aspects: party and leader, the policy, the social culture, the quality and the ability of the public, and 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Finally,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of building a transparent government in China. That is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law, ens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foster social culture to provide implicit support; encourag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mproving participation abilit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government, enrich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of participation.

引言

美国联邦原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uis Brandeis)曾经说过：“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路灯是最好的警察。”[1]。公开透明可以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增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20世纪90年代末，新加坡开始运行新的国家信息化推进机制，并逐步将电子信息技术引入政府机构，用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提升政府透明度。经过10多年的发展，新加坡在电子政务、信息公开、清廉反腐等政府透明度建设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新加坡在全球经济论坛《2004—2005全球信息技术报告》中排名世界第一，连续五年在埃森哲《全球IT报告》中被评为全球三大最佳电子政府(即美国、新加坡、加拿大三国)之一[2]。新加坡在透明国际组织开展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长期居于前五的水平。中国和新加坡同处亚洲，同处儒家文化圈，都是后发展国家，学习和借鉴新加坡在提升政府透明度方面的做法和经验，有助于推进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加快政府信息公开的进程，提升政府的透明度，鼓励公众参与，树立更加良好的政府形象。

一文献回顾：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政府透明度

把政府变成“玻璃缸里的金鱼”是西方学者长期以来追求的梦想[3]。迄今为止，追求这一梦想的过程主要经历了政务公开(狭义的政府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和建设透明政府三个阶段[4]。政府信息公开指的是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授权和委托的组织，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主动将政府信息向社会公众或依申请而向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公开的制度[5]。狭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指的是政务公开，即政府机构公开其执行行政事务的依据、程序和结果，属于制度层面的公开。广义的政府信息公开，除了政务公开，还包括政府掌握的、依法可以对外公开的信息。

推行电子政务和政府信息公开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6]。在电子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电子政务、政府网站、网络问政、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得以出现和发展，不但丰富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扩大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拓展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深度，还强化了社会大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认识和获取政府信息的意愿。

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是一项政府改革，也是一个法律议题。周汉华、夏镇平、肖桂林、万梅、王芳等学者介绍了美国、日本、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和制度*参见周汉华：《美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第3期；夏镇平：《英国中央政府政务公开的主要做法和经验》，《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1期；肖桂林：《日本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人大研究》2008年第2期；万梅：《美、英、日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救济比较研究》，《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17期。。章剑生、陈仪、 周汉华、毛骁骁、肖明等学者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背景、框架和主要内容、法律依据、实施效果等方面的问题*参见章剑生：《知情权及其保障——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例》，《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陈仪：《政府信息公开为何屡遇“玻璃门”——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案》，《法学》2008年第7期；周汉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的问题与对策探讨》，《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7期；毛骁骁：《论〈档案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衔接问题——以WTO规则为视角》，《档案学通讯》2010年第4期；肖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运行状态考察——基于2008年至2010年245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法学》2011年第10期。。晋平、王锡锌、郑春燕等学者围绕信息公开与国家秘密、信息公开与隐私保护等问题展开了论述*参见晋平等：《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公文标密的缺憾与完善》，《档案学研究》2009年第2期；王锡锌：《政府信息公开语境中的“国家秘密”探讨》，《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3期；郑春燕：《政府信息公开与国家秘密保护》，《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

大约从2000年开始，学界开始使用透明政府或政府透明度来表达促进政府信息公开、改善政府治理水平和提升政府信任状况的愿景。例如，学者希宾(Hibbing)和泰斯(Theiss)指出：“公众对政府产生信任的前提是公众相信政府是公平、公正和透明的。”[7]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政府透明度，不仅仅是表达方式的转变，还隐含着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变。追求透明度，意味着行政机构将更加开放，行政流程将更加简洁，执政方式将从管理向服务转变。当前，透明度已经成为影响和衡量政府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标签。“它不仅能够协助政府治理，在公共决策者与公众之间搭建沟通桥梁，还可以促进公众的外部监督，强化公共问责，规避政府行政失范的发生。”[8]政府透明度经由以下四个渠道产生：政府积极传播信息、政府公布相关材料、公众集会和检举人揭发[9]。

围绕政府透明度，学界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1)政府透明度的理论研究。刘江华探讨了信息不对称下的政府透明度，旨在发现是什么原因妨碍了政府提高透明度*参见刘江华：《政府透明度的经济学视角》，《财经问题研究》2005年第9期。。张建和李瑜青比较和界定了政府透明度的概念，提出了政府透明度的保障机制*参见张建、李瑜青：《政府透明度：概念界定与保障机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张建归纳和整理了政府透明度的理论视角和理论框架*参见张建：《论政府透明度研究的理论维度》，《求实》2015年第9期。。(2)政府透明度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于文轩基于2011年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调查，分析了政府透明度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参见于文轩：《政府透明度与政治信任：基于2011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调查的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2期。。何玉和唐清亮基于2010年中国地级市电子政务调查数据，分析了公共服务、政府透明度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三者间的关系*参见何玉、唐清亮：《公共服务、政府透明度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影响机理与经验证据》，《华东经济管理》2012年第4期。。(3)政府透明度的评价研究。学者郑烨等对西部某省县级政府网站建设和政府透明度进行了评价*参见郑烨等：《政府网站建设对政府透明度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西部某省县级政府网站评价的证据》，《图书情报知识》2013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已经连续多年对我国国务院部门、省及较大的市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情况和政府透明度进行了数据收集、评价和比较。此外，林子英、谢磊分别对广州市和宁波市政府透明度进行了评价和分析*林子英：《政府透明度与公民知情权——广州市政府政务公开现状分析思考》，《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省直分校学报》2006年第5期；谢磊：《宁波政府透明度排名波动原因剖析——基于政府透明度测评的考察》，《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14年第12期。。

综上所述，政府透明度研究是对政府信息公开研究的继承和发展，是政府改革研究的重点领域。现有的研究以理论研究为主，以个案为对象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将以新加坡为例，借鉴前人关于新加坡信息化建设、政府信息公开、政府治理等方面的研究，基于构建的政府透明度理论框架，分析新加坡提高政府透明度的做法，并提出对我国的启示。

二政府透明度：一个理论框架

政府透明度指的是，“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和结果相关信息的可获得性，即在多大程度上政府是透明的，可以从政府信息可被公众接触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政府对公民对公开政府信息要求的回应性两个层面进行测度[10]。韦伯(Weber)将政府透明度分解为明晰度、问责度、精确度、可访问度和真实度等一系列属性，视其为“善治”(Good Governance)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1]。综上所述，政府透明度的核心在于信息的公开透明，由此避免利益相关者间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发生。

既然政府透明度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提高政府透明度呢？艾伯特(Albert)认为，政府透明度是内外部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些因素大体上可以分为推力因素(Push Factors)和拉力因素(Pull Factors)两类，其中推力因素是政府网站等电子政务平台的建设为提升政府透明度提供了物质保障；拉力因素是为公众提供他们需要的某些信息能够提升政府形象，强化政府的合法性[12]。

提升政府透明度，离不开政党和执政者的支持。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政党的执政方针和执政者的意志。选民在对政党评价的过程中，如果觉得政党的信息公开透明、准确可靠，就会选举该政党作为执政党，组阁成立政府。与此同时，执政者的执政风格、个人偏好、处事风格等也会影响政府的透明程度。

提升政府透明度，离不开政策法规的保障。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十分注重信息公开政策法规建设，从而将政府透明度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例如，瑞典是世界上最早通过立法赋予公众获取政府信息权利的国家，《出版自由法》和《保密法》共同构成了瑞典政务公开制度的宪法和法律基础[13]。2001年4月，日本依照《信息公开法》施行了信息公开制度，在强化国民知情权的同时，通过地方自治体主动公开信息、自行承担说明解释的责任，使当地居民得以参与政策制定及政策评价，地方行政体制也开始接受作为公共服务享用者——当地居民的意见和观点[14]。

提升政府透明度，与所处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在政府内部，只有领导重视，工作人员积极参与，信息公开建设才能够顺利开展，并上升为政府文化。与此同时，社会大众对政府透明度的认识也极其重要，只有当社会大众意识到建设透明政府的重要性和意义，才会给予支持，并积极参与，形成公开透明的社会文化。

提升政府透明度，需要公众具备一定的素质和能力。电子政务是一个新鲜事物，采用了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在为公众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对参与者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要求。例如，需要公众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操作技术，需要公众具备一定的表达和沟通能力，需要公众具备相应的法律意识和自我约束的能力等等。

提升政府透明度，需要一定的平台作为媒介。不论是政府对外发布信息，还是公众参政议政、发表观点、表达需求都需要通过一定的平台和渠道。近年来，各国政府一直在致力于通过使用电子信息技术，建设政务公开和公众参与平台来提高政府机构的公开性、透明度，以鼓励公众参与，减少腐败。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电子政务的推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更加广泛和全面的信息公开，增强了政府的透明度[15]。除了政府网站之外，常见的平台还包括政府热线、电子议政厅、微博、网络社区等等。

提升政府透明度，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其中，政府是改革的主体，公众和社会组织是重要的参与者。此外，他们还与新闻媒体一道对政府行为和政府信息起监督作用。与此同时，公众满意度应该是政府透明度最根本的评价标准。

综上所述，本文将以信息公开为核心，从政党和执政者、政策法规、社会文化、公众的素质和能力、平台建设五个方面构建政府透明度分析框架(见图1)，用以介绍新加坡提升政府透明度的实践，分析新加坡政府、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图1　政府透明度的理论分析框架

三新加坡提升政府透明度的做法

这一部分将按照上文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介绍和分析新加坡提升政府透明度的做法，为总结其成功经验做铺垫。

(一)培育开放的政党和亲民的领导者

新加坡政府认为，政府公共信息必须及时公开，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16]。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过程中，人民行动党和历任国家领导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建国以来，人民行动党就一直致力于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开放的政党。根据规定，国会议员每周都必须空出一个晚上作为选民接待日，用来接待选区内的选民，听取他们反映各种问题。议员对选民接待活动和选民反映的问题高度重视，他们会尽量当场回答和解决选民的问题，或提交给有关部门，并督促在最短的时间内予以解决；对于没有政策规定和依据的问题，他们会及时向国会和政府反映，并对选民做好解释和宽慰的工作。议员还会不定时地到选民家中走访，收集民情民意。与此同时，公众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议员的简历和联系方式，包括住址、邮件、办公电话、Facebook账号等，方便随时随地进行交流。

从李光耀到吴作栋，再到现任总理李显龙，新加坡领导者的领导风格整体上变得越来越亲民，越来越有亲和力。如果说李光耀的亲民主要表现在一系列惠民政策上，吴作栋的亲民则内化为其人格魅力和处事风格。他强调协商，给国民比较自由的空间，鼓励人们使用“正确管道”提出意见。李显龙虽然继承了其父李光耀强硬的作风和领导风格，但也在亲民上下足了功夫。每逢节假日，他都会现身与国民共同庆祝。每当高校、社会组织要举行重大活动或庆典邀请总理参加时，只要时间允许，他大都乐于前往。与此同时，总统府每年也会在重大节日对外开放。

(二)出台促进信息公开的政策法规

自1965年取得国家独立以来，新加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完整的政策法规，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推动国家信息化和电子政务进程。这些政策法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与信息公开相关的法律。例如，1998年6月，新加坡国会通过了《电子交易法》，用以促进电子商业发展，规范电子交易行为，推动国家和政府的信息化。之后，新加坡政府又相继出台了《电子交易执法指南》《电子证书指南》《新加坡电子交易(认证机构)规则》等配套法规。此外，新加坡还制定和颁布了《信息公开法》，对政府机构信息公开的范围和内容、公众申请信息公开的流程和方式等内容作了说明。

第二类是政府信息化发展计划。这是与国家信息化发展计划相配套的。1980—1999年，新加坡推行的是《国内服务计算机化项目》，旨在通过电子信息技术创新为公众提供一站式、不间断(One Step, No Stop)的公共服务；2000—2003年，新加坡推行了《电子政务行动计划I》，2003—2006推行了《电子政务行动计划II》，以整合跨部门的服务，鼓励市民通过电子协商提供意见，为政策审查过程做出贡献；2010年，新加坡颁布了《无缝隙政府2010计划》，这是《智慧国2015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计划推出以来，新加坡政府已经推行了1600多项电子政务服务[17]。2014年底，新加坡又推行了《智慧国2025计划》，旨在建设覆盖全岛的大数据收集和处理的网络，为国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

(三)培育参与和公开的社会文化

新加坡社会的参与文化主要表现在社区治理、腐败防治等方面。新加坡对社区实行政府引导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模式，积极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形成了由政府倡导并推动、基层组织为主导、基层领袖为骨干、义工为基础、民众广泛参与的社区工作格局[18]。此外，社区还活跃着众多自愿组织和社会团体，广泛开展志愿活动，帮助弱势群体，培育社区归属感[19]。通过组织间的分工与合作，新加坡居民真正参与和融入所生活的社区治理之中。

新加坡防治腐败的成功离不开公众的参与，防治腐败的一系列举措也强化了公众的参与意识。例如，为了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查处力度，增强公众对国家反腐的决心，鼓励公众参与，新加坡政府推行行为跟踪制度。所谓行为跟踪制度，指的是贪污调查局在对公务员进行调查的同时，还可以派人暗中观察他们的日常行为，或在接到举报后，派人对被举报人进行监督。这一制度不仅加大了对公务员的震慑力度，也使得一部分公众真正参与到查处腐败行为的行动中来，激发了公众参与的欲望。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还积极鼓励新闻媒体参与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的揭露。

新加坡政府还十分注重培育公开的社会文化，这主要表现在公务员财产申报和对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合作两个方面。新加坡政府要求每一位公务员在上任之初都要填写财产清单，到法院设置的公证处接受审查并由指定的宣誓官签名。任职之后，公务员还必须在每年的7月1日对财产进行申报。申报的内容包括自己所拥有的股票、房地产、存款和其他方面所获得的利息收入等，还包括配偶和依靠他抚养的子女名下的产业和投资，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申报。家庭财产如有变动，应填写变动财产申报清单，写明变动原因，替换原来的财产清单[20]。不仅有钱的时候要申报，没钱的时候也要申报。

新加坡对新闻媒体的管控较为严密，将新闻报道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但这并不影响新闻媒体在人们心目中的公信力。在南洋理工大学一份关于新加坡的受众调查中，新加坡受众有七成多将近八成都完全相信本国媒体[21]，这一比例甚至高于一些新闻媒体与政府相对抗的国家。根源在于新加坡政府与新闻媒体建立起了合作的关系，彼此信任。政府确保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公开透明，并把相关信息传达给新闻媒体；新闻媒体基于对政府的信任，协助政府解释、宣传政策，引导舆论。这样公众既能够较为详实地了解政府的相关信息，也能和政府共建一个公开的社会环境。

(四)提升公众的素质和能力

新加坡成立之初，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很低，很难参与到政府事务之中。为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以下措施来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模式，提升国民的素质和参与能力。

首先，搭建完整的教育体系，打造世界名校。从幼儿园到高校，新加坡政府为国民搭建起了完整的教育体系。新加坡现有188所小学、147所中学、14所初级学院、4所大学先修中心、5所理工学院和4所大学[22]。此外，新加坡政府还设有额度丰厚的奖学金资助学生到世界顶级学府深造。现有的教育体系，完全可以满足本国居民不同层次的教育需求，足以确保绝大多数新加坡国民获得长年限、高水平的教育。

其次，因材施教，分类教育。新加坡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就要参加一系列考试，并根据考试成绩选择下一阶段的学校和教育方式。通过不断地选拔和分类，新加坡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各类人才，有的从事科学研究，有的从事技术工作，有的从事文员工作等等，而且确保不同爱好和能力的学生都能够得到专业而系统的教育，较好地避免了成绩不好的学生过早辍学的问题。

通过以上举措，新加坡国民的教育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当前，新加坡初级教育的入学率已经达到100%，人均受教育年限在2011年达到12.7年。在2007年，新加坡整体教育质量排名全球第四，其中科学技术教育排名全球第一，数学教育排名全球第二[23]。新一代的新加坡国民，希望更多地参与到政府事务之中，希望与政府进行更多的对话，这些都督促政府变得更加透明和开放。

(五)打造信息公开和对话的平台

政府推行电子政务，提升透明度，都需要一定的平台。新加坡以政府网站为基础，打造了一整套信息公开和与公众对话的平台。

首先，不断完善政府网站。新加坡政府网站建设以公众的需求为中心，接受公众的监督[24]。2010年5月，新加坡推出了全新的政府网站*参见新加坡政府网站，http://www.gov.sg，在布局和功能等方面都做了很大的改进。为了更好地满足不同访客的需求，新加坡将政府网站划分为政务信息、市民信息、企业信息、外国人信息四大板块，提供分类的信息和服务，以方便访客便捷使用和快速获取信息。在功能上，由信息传播平台进化为“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在政府服务技术框架(Service-Wide Technical Architecture, SWTA)的支持下，公众和企业通过新加坡政府网站访问不同部门，获取一系列服务，办理相关业务，真正实现“多个部门，一个政府”。与此同时，自2003年3月起，凡新加坡国民和永久居民都可以申请一个“电子交易密码”(SingPass)，这是公民获得不同政府部门网上服务的通用密码，用户通过网络办理各项业务，只要记住这一个密码，就可以从不同部门得到不同服务[25]。

其次，建设电子议政平台。1994年，新加坡成立了第一个非政府网站(社会文化网)，用于公众在线交流政治问题和热点事件。此后，人民行动党建立了一个专门针对青年行动党成员的网站，赋予他们讨论人民行动党政策和相关问题的权力。在 2001年大选前，所有主要政党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26]。

再次，成立民意反馈组织。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民情联系组”，该组织的前身是“民意处理组”，这是新加坡政府主动收集民意的组织，也是一个面向公众的投诉信箱。与此同时，为了鼓励公民反馈，新加坡政府还成立了“反馈小组”。在那里对特定问题感兴趣的公众可以聚集在一起讨论问题，并反馈给政府。《反馈消息》杂志会收集和整理每一季度“反馈小组”活动的信息，并向公众发布[27]。

最后，成立“演说角”。2000年9月，新加坡在芳林公园设立了“演说角”(Speakers’ Corner)，允许公众在此发表演说，对社会问题和现象进行评论。2008年9月，新加坡政府进一步允许本国公民在此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四新加坡提升政府透明度的启示

从新加坡提升政府透明度的做法和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一是完善信息公开法律，确保法律的执行；二是培育社会文化，提供隐性支持；三是鼓励公众参与，提升参与能力；四是推进电子政务建设，丰富沟通参与渠道。

(一)完善信息公开法律，确保法律的执行

新加坡围绕电子政务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并通过严格的执法和处罚手段，很好地执行了相关法律。中国于2007年4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这仅仅是一部行政法规，还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其他与信息公开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包括《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在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加快出台《信息公开法》，同时辅之以《电子商务法》《隐私法》《档案法》等。与此同时，强化法律法规的执行，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保信息公开落到实处。

(二)培育社会文化，提供隐性支持

当前，我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信仰匮乏和社会文化缺失。为了进一步提升政府透明度，我国需要着力培育以下社会文化，为政务公开提供隐性支持：一是诚信的文化，加强政府与公众之间，以及公众之间的信任感，只有彼此信任，政府才会愿意对外公开信息，公众也才会相信政府提供的信息和发表的言论，才会愿意参加政府活动。二是公开的文化，及时公开政府信息，接受公众的监督，将权力关进笼子里，打造“阳光政府”，避免以“政府机密”为借口封闭信息。与此同时，也要做好信息安全方面的保护工作。三是参与的文化，鼓励公众和社会政治积极参与政府治理，扩充治理主体，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三)培育公众素质，提升参与能力

我国政府不仅需要加强自身建设，也需要加强对公众的教育，培育公众的素质，提升他们的参与能力。第一，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特别需要加强对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缩小教育的非均等化现象；确保义务教育政策的推行，保证绝大多数公众都能够接受基本教育，具备基本的素质。第二，加强对公民基本素质的培训，例如计算机能力的培训，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等等。

(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丰富沟通参与渠道

第一，加强政府网站建设，丰富政务公开的内容，强化政府对政府、政府对企业、政府对公务员、政府对公众的信息化服务，增加网上办理的内容，减少审批环节。第二，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的作用，一方面积极宣传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听取公众心声，形成议案，提交相关部门。第三，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及时报道社会动态，向公众提供相关信息。四是重视并发挥诸如微博、社区、朋友圈等媒介的作用，尝试设立电子议政厅，进一步完善听证制度。

【注释】

[1]《应松年：从六方面重点建设法治政府》，光明网, 2014年10月31日，http://news.gmw.cn/2014-10/31/content_13705555.htm

[2] 蒋力群：《新加坡政府信息化成功的四大核心因素》，《电子政务》2006年第8期。

[3] 朱荣：《国家审计提升政府透明度的实证研究——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审计与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

[4] 严荣：《从政府信息公开到透明政府》，《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2号，2007年4月5日。

[6] 胡小明：《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政府数据开放》，《行政管理改革》2015年第8期；朱芊霖：《电子政务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面临的挑战》，《经营管理者》2015年第23期。

[7][8][11] 郑烨、刘伟：《政府网站建设会影响政府透明度吗？——来自西部某省县级政府网站评价的证据》，《第六届珞珈国是论坛论文集》,2012年，第101-111页，第101-102页，第102页。

[9] Suzanne J. Piotrowski, Gregg G. Van Ryzin，“Citizen Attitudes Toward Transparency in Local Government”，TheAmericanReviewofPublicAdministration,Vol.37,No.3,2007,pp.306-323.

[10] 参见于文轩《政府透明度与政治信任：基于2011年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调查的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2期。

[12] Albert J. Meijer，“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Government 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ReviewofAdministrativeSciences, Vol.78, No.1, 2012, pp.3-9.

[13] 朱峰：《中外政务公开差异比较及国外经验借鉴》，《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6年第4期。

[14] 〈日〉鹤光太郎：《政府的透明度：改变国家“形态”的突破口》，《开放导报》2003年第10期。

[15] John C. Bertot, Paul T. Jaeger, Justin M. Grimes，“Using ICTs to Create a Culture of Transparency: E-government and Social Media as Openness and Anti-corruption Tools for Societies”，GovernmentInformationQuarterly, Vol.27, 2010,pp.264-271.

[16] 覃敏健：《新加坡政府机制建设的基本经验——基于公共政策分析的视角》，《行政论坛》2008年第6期。

[17][24] 夏宝君：《新加坡政府网络信息传播平台建设的策略与启示》，《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3期。

[18] 张春枫：《新加坡社区管理服务的启示》，湖南民政网站,2012-12-04，http://hunan.mca.gov.cn/article/zxsd/201212/20121200386557.shtml

[19] 孙杨杰、邓剑伟：《新加坡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经验及其启示》，《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20] 陈江生：《以渐进方式推进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深圳特区报》,2013年2月26日，http://sztqb. sznews.com/html/2013-02/26/content_2386539.htm

[21][26] 张党琼：《论新加坡政府的舆论经营之道》，《保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22] 《解读新加坡的精英教育模式》，滴答网,2011-11-19，http://studyabroad.tigtag.com/introduction/86962.

shtml

[23] N. C. Saxena，VirtuousCycles:TheSingaporePublicServiceandNationalDevelopment，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ingapore, 2011, pp.1-2.

[25] 勇全：《新加坡电子商务发展分析》，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2009年8月11日，http://b2b.toocle.com/detail-4734222.html

[27] Krishnamurthy Sriramesh, Milagros Rivera-Sanchez，“E-government in a corporatist, communitarian society: the case of Singapore”，NewMedia&Society,Vol.8,No.5,2006,pp.707-730.

【责任编辑：代帆】

How to Improve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Singapore’s Approach and Expiration

Deng Jianwei & Zhang Yan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China;Army Aviation Institute of PLA, Beijing 101123,China)

Keywords:E-government;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Public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收稿日期]2015-08-29

[作者简介]邓剑伟，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讲师；张琰，陆军航空兵学院基础部政治与人文教研室助教。

[基金项目]北京理工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启动计划(3210012261598)。

[中图分类号]D73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16)02-004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