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平　匡荣韬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厦门 361005)



论新加坡的国家特性及其维持政策

李一平匡荣韬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厦门 361005)

[关键词]新加坡；国家特性；共同价值观；移民结构；维持政策

[摘要]稳定的国家特性是一国繁荣与发展的基石，国家特性的迷失会让一国社会面临内部分解和衰落的威胁。新加坡是一个具有鲜明国家特性的国家。在当前阶段，价值观因素和族群结构是维持新加坡国家特性稳定最重要的因素。建国以来，新加坡政府采取各项举措维持国家特性的稳定，其中包括加强华族传统价值观教育，推广华文，平衡并保护少数族群的利益和文化，以保持文化的稳定；也包括倾向性地吸收华人移民以维持国家族群结构等。

Abstract：A stable national identity is the cornerstone of a nation’s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The loss of national identity will expose the country to the threats of internal social decomposition and national decline. Singapore is a city-state with a distinctive national identity. At the current stage, its value and racial structur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shaping Singapore’s national identity.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Singaporean government took many measures to maintain a stable national identity. It encourages the Chinese ethnic to receive education of traditional value and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Meanwhile, the government balances and protects the interests and cultures of minorities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stability of shared values. It is also inclined to absorb more Chinese immigrants so that it can keep the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s ethnic structure.

一新加坡的国家特性

国家特性是最高形式的身份特性，它通常包括归属性因素(人种、民族)、疆域因素、文化①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价值观层面，即认为文化是指人们的语言、宗教信仰、社会和政治价值观，以及是非观念和好坏观念等。在亨廷顿的观点中，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国家特性中始终居于中心地位。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7页。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或社会因素等，国家特性不同组成部分的重要性会因为国家所处的环境不同而不同，也会随各国人民的历史经历而变化[1]。在当前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中，疆域因素、政治因素等相对不易变动，文化因素和民族等归属性因素相对较为脆弱。这两类因素易受到多元文化论和难以同化的移民的冲击。多元文化论认为国家不是一个共享共同文化、历史和信念的大家庭，而是一个不同种族和不同亚民族文化的集合体，多元文化论会损害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的中心内容[2]。不同文化移民的涌入速度和数量超过教育、世代交替、与他族通婚等方式的融合速度，将造成难以同化的移民，这会使移入国的文化统一、政治统一、国家特性受到潜在的重大威胁。

国家特性是一国信念的来源，它的迷失会让“一国社会面临内部分解和衰落的威胁”[3]，可能导致一国失去核心文化，成为难以长久的松散联邦；也可能导致新的势力向原有的国家特性发起挑战，促使主流族群重拾已经放弃或推翻的人种和民族属性理念，排斥、驱逐或压制其他人种、民族和文化群体，国家变得对其他种族缺乏容忍，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会趋于高度激化[4]。因而要实现一国的发展与强盛，维持相对稳定的国家特性极其重要。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城市国家，具有鲜明的国家特性。新加坡的国家特性同样由归属性因素(人种、民族)、疆域、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共同构成。其中人种、疆域、政治、经济等因素因相对稳定且可预测，因而其重要性并未凸显，文化和民族等因素则因为较为脆弱而显得极其重要。

第一，文化方面。新加坡地处文化交融的要地，因华人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而深受儒家文化价值观影响；又因南北两大邻国为伊斯兰国家且国内具有相当比例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公民而具有伊斯兰文化价值观；也因对外开放和向西方学习而导致西方价值观涌入，从而具有多元的文化特性。1991年1月15日新加坡公布《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将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总结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5]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在吸收集体主义、精英文化、家庭为本等儒家文化特征的同时，也以协商共存的方式包容马来、印度等族群文化和西方文化。不过，新加坡虽包容多元文化，却并非亨廷顿笔下的多元文化论者，它是在维持“华人—儒家”文化中心地位*学术界存在一种看法，认为李光耀执政前期具有“反中”倾向，但笔者认为“反中”并不等于反对“华人—儒家”文化，“反中”更多地基于两个政治原因：其一是针对当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潮流，防止可能的革命；其二是为了消除两个伊斯兰邻国对新加坡的疑虑，为新加坡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反中”本身并非反对华人文化，李光耀的系列言行都说明了其对“华人—儒家”文化的珍视。的基础上，吸收并保护马来、印度、西方文化的，是维护“华人—儒家”文化中心地位与保护少数族群*本文所谓的“少数族群”，仅是从客观的人口数量角度来说，马来人、印度人等在新加坡属于少数族群。文化与利益之间的平衡。新加坡共同价值构成了新加坡社会的“国民价值基础”，是新加坡历史和现实国情的表现，为新加坡的政治体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和谐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

第二，民族方面。一直以来华人都是新加坡人口的主体，在国家人口中占比为75%左右，马来人、印度人以及其它族群占25%左右。以华人为主体的族群结构是新加坡国家特性的重要基石，这一结构的稳定有利于在多元族群、多元语言、多元信仰的新加坡维持共同价值观以及受此价值观支撑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的稳定。

然而，要维持稳定的国家特性，新加坡却面临一些现实的困难。

首先在文化方面，要维护国内共同价值观的稳定，需要在维护“华人—儒家”文化的中心地位与保证少数族群文化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两者都不可或缺。一方面要保护“华人—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新加坡地处“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上”，其南北皆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国内各族群使用不同的语言, 信仰不同的宗教, 西方的各种观念也对其有较深入的影响，因而维持“华人—儒家”文化的中心地位的相对稳定，既极其重要，又有较大难度。另一方面则需要平衡并保护国内少数族群的利益和文化。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看，对外，岛国新加坡的国力远小于其邻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必须重视邻国的感受，维持少量与邻国同质的族群有利于与周边国家保持更紧密的联系；对内，族群之间的关系和谐需要对少数族群给予适度的关注与保护。少数族群文化和权益得到保障是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稳定的必要条件之一。

其次要确保族群结构稳定。自1977年以来，新加坡华人的生育率长期低于1.7(见后文表1)，远低于代际更替水平*一般认为人口总和生育率需要高于2.1才能维持正常的人口代际更替。，而少数族群马来人、印度人生育率则较高，生育率的失衡可能带来族群人口比例的失衡，影响国家特性的根基。

二新加坡维持文化稳定的措施

建国以来，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三代领导人及其执政团队针对文化稳定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一方面加强了华族传统文化观念和华语教育以维持“华人—儒家”文化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则切实保护少数族群的利益与文化，维持中心与多元的平衡。

(一)加强华族传统文化教育，确保华人传统文化的延续

华族传统文化是新加坡华人的最大共性，保护与传承华族文化是维持新加坡国家特性所必需的。新加坡政府主要有如下几种举措。

1.加强儒家传统价值观教育

随着新兴工业经济的发展，新加坡的传统社会结构、价值观逐渐瓦解，西方不良思想和行为，如色情、嬉皮、吸毒等日益侵入，造成了严重的道德滑坡，在紧张的生活节奏下，人际关系日趋冷漠，世风不古，人情淡薄。新加坡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如果国民一味地追求物质享受与功名，听任精神空虚，那么国家观念将无从谈起。“假如我们不集中精神注意这个问题，保留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我们就会失去社会的凝聚力，就会有危险。”[6]

李光耀强调：“谁失去了文化的根基(我自己过去就差一点失去文化根基，因此我知道这种感觉，一失去文化根基，人就失去信心)，谁就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一个人要有最高度的表现，他必须了解自己，了解世界。我的内心也没有西方的价值观念体系，有的是东方的精神价值体系。思想体系具有决定自信力、胆识、热情和充沛精力的作用。”[7]

在平时的宣讲和演说中，作为新加坡奠基人和主要设计者的李光耀反复强调并积极推广儒家传统价值观。他要求人们恪守东方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以儒家作为一套维护世俗人生的秩序”[8]，从而固守自己的根基。在处理国家和集体事务时，必须养成习惯，先照顾集体利益，然后才照顾个人的利益[9]。在处理民主和秩序的关系时，秩序应该摆在优先位置，因为“一个国家在进行发展时所需要的是纪律多于民主。民主洋溢，会导致无纪律和秩序混乱的局面，对发展产生不良影响。”[10]在处理家庭事务时，“五伦*“五伦的次序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和朋友关系。”见(新加坡)李光耀《恪守五伦奉养父母》，载《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第403页。里的权利和义务应该受到适当的遵循，只有这样，社会才会稳定和有秩序。”[11]因为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这些都是文明社会继往开来的重要关键。我们应该让家庭成员间关系紧密，孝敬和奉养父母[12]。“在教育方面,每一个华族学生, 不管它是在英校也好, 华校也好, 都需要灌输传统的生活概念”[13]，从而“传播社会行为与道德行为的准则。而这主要是指儒家学说对做人、对社会以及对国家的思想与信念”[14]。对于国家的领导者，李光耀认为领导人要有发达的智能和体能,要求他们在道德上完善自己。“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必须成为他们遵守的美德。事实上，吴作栋、李显龙等后继领导人也经常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孔孟之道自勉[15]。

在不断宣传和强调的同时，新加坡政府还通过一系列的社区活动、教育举措、法律制度来传播儒家传统价值观。

1982年，新加坡成立了“儒家伦理思想委员会”，其任务是推动儒家伦理的传播，策划儒家伦理课程纲要等[16]。

1983年开始, 新加坡决定在小学和44所中学实施“道德教育方案”，让45万名中小学生每周接受两次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教育[17]。

1984年，新加坡政府规定中学必须开设宗教和“儒家伦理”课[18]。

1995年，新加坡通过《赡养父母法》，把孝道和赡养父母的义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19]。

此外，新加坡还成立了东方哲学研究所、儒家研究会、亚洲研究会、南洋学会、新社、中华总商会、新加坡宗亲会馆联合总会等[20]，利用这些组织社团的影响力及研究成果，传播儒家伦理，确保新加坡稳定的文化内核。

2.加强华语教育

李光耀早年就清晰地认识到华语的重大价值。他说：“殖民时代英国人设立的英文学校，远谋深算地模糊民族主义思想。它们削弱认同的意识以及民族自卫求存的感应能力。”[21]虽然“英文学习有诸多好处，学会英语，科学知识的吸收将比较方便, 要去国外深造也没有问题。可是对于价值观、人生观、立场和态度，你把一个受英文教育的学生跟一个受华文教育的学生来比较，那个受华文教育的，他的背景，特别是文化方面的背景和态度，表现出有足够的魄力，也表现出有足够的信心，这一点是最重要的。”[22]李光耀认为“只学英文，愚不可及”，“如果我再做学生，我要先进入华校。”[23]

在这种既重视英文的工具性价值，又重视华文传递传统价值作用的观念指导下，新加坡政府自 1963 年起开始实行“双语政策 ”。所谓“双语政策”，简单地讲就是以英语为第一语言，以英文为基本教学媒介语，以包括马来文、华文、淡米尔文等在内的各族 “母语”为第二语言的语文教育体系[24]。而华文则作为华族的文化承载工具在基础教育领域成为每个华裔学生的必修课。通过政府不断的努力，最近20年，新加坡修读高级华文的学生范围不断扩大。1979年，大约8%的学生在小学分流考试中选修特别华文课程，到2008年这一比例则达到了40%。说华语的群体本身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将继续维系华语教育的发展。“在华族人口占大多数的新加坡，任何令他们感觉会丧失本身的语言与文化的言论，必然会引起爆炸性与骚乱的局面。……(因为)你(政治人物)若这么作，必然会在下一次的选举中落选。”[25]

新加坡政府大力鼓励本国人民学习华语,达到培养儒家传统价值观，提高学生华语水平，保证华族优秀文化传承，确保新加坡国家特性稳定的目的。

(二)平衡并保护少数族群的权益和文化

新加坡独立时,华人在其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如果孤立地从族群实力的角度看，推行华人至上,以华族的认同作为国家的主体认同未尝不可。然而李光耀却明确地拒绝了这一思路,他认为：“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部分，我们处于马来亚人民的中心。尽管我国人口80%是华人，但我们不能避开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地理和人种的地位是我们必须面临的现实。”[26]“我们的南北有两个伊斯兰大国。单元种族主义将引起国内其它种族的强烈反应, 还可能引起国际纠纷，……授人以搞‘第三中国’的口实，这不利于新加坡的国际形象, 也不利于建设新加坡人的新加坡”[27]。因而新加坡在保护华人及华人文化地位的同时，对马来人等少数族群给予了一系列的优待，以保护其权益和文化。

1.从宪法层面保障马来人的特殊权利

新加坡宪法规定：“政府应承认新加坡本土人民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政府应以这种态度行使职能，因而保护、保障、支持、照顾、促进马来人在政治、教育、宗教、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利益和马来语言，应是政府的职责。”[28]同时，法律规定，法案经国会通过后，必须经过总统下属的“少数族群团体权益委员会”审查，确认该法案没有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的内容，方可提交总统批准。“1988年，新加坡政府还通过立法，推行集选区制度，以保证议员中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族群人选”[29]，以更好地保障少数族群各方面的权益。

2.对少数族群的语言、文化、宗教权利予以保护

建国伊始，新加坡政府就规定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为官方语言，具有同等地位，同时新加坡政府决心将新加坡建成信仰自由、宗教和谐、各教平等的社会，政府鼓励族群宗教间的和睦共处，相互容忍，不排斥任何宗教，也不以哪种宗教为国家的主导宗教，实行政教分离，主张各宗教信仰之间相互容忍。李光耀说：“各宗教信仰之间的互相容忍，在多元种族、多种宗教的新加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30]

3.对马来人给予经济上的照顾

新加坡宪法规定马来人在教育、就业等方面享有更优越地位。新加坡政府为马来人提供免费教育，进行职业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31]。同时李光耀奉行“有恒产者有恒心”“居者有其屋”的观念，在新加坡实行公共组屋制度，并把组屋按一定的比例分配给不同的族群，“把不同族群的人集中在一起”[32]，在给予国家经济照顾的同时，实现族群互融和谐。

给予马来人等少数族群特殊照顾,是为了使族群之间关系更为和谐。正是这一系列的制度，解除了新加坡国内少数族群的担忧，促进了族群间和谐，消弭了南北两大伊斯兰国潜在的干预可能，为新加坡各族群维护共同价值观，构筑和维系新加坡国家特性创造了条件。

三华人移民对维护新加坡族群结构的重要意义

自1977年以来，新加坡的人口增长率开始低于代际替换率[33]。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开始大规模地吸收外国移民，人口逐渐增长。至2013年，新加坡的总人口增至539.92万(较1980年增加298.53万)。其中常住人口约331.35万，常住人口中华人以285.38万占比74.2%[34]。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30年来，新加坡华人人口生育率一直远低于2.1的正常代际更替水平，同时少数民族群马来人和印度人的生育率则较高，然而华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直稳定地维持在75%左右。族群结构对维持国家特性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维持这一结构的稳定，几十年来新加坡坚持了严格的筛选移民的标准。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移民带来深远的影响，关系的不只是经济表现，而且是社会的和谐及国民的认同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筛选移民的标准比外劳严格得多，移民人数也比外劳人数少得多，从而避免改变我国的本质。我们只引进能够融入新加坡社会，又能作出贡献的人。”[35]

正是国家领导层对“不改变国家社会本质”这一意图的贯彻，新加坡在选择移民的实践中不仅需要满足技术性、实务性的客观需求，还包含着维护国家特性中族群结构的考量，因而其移民结构中华人必然占大多数。只有这样的政策实践，新加坡才能在总人口持续增长，华人生育率远低于正常代际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维持华人在整个国家人口中75%的相对稳定的比例。

然而当前学术界对1981—2010年新加坡常住居民中华人移民的具体数目缺少相应的数据。笔者发现，可以根据新加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加坡总人口数量、常住人口数量、各大族群的常住人口数量、各大族群常住人口所占比例、各大族群常住人口生育率、粗生育率、粗死亡率等数据，在略作假设的前提下，以某时期华人的初期人口为基数，通过人口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得出华人自然增长的人口数，再以这一时期的实际华人人口数减去自然增长条件下应有的人数，得出该时期的华人移入人口数，常住居民总移民数以此类推。以下笔者将以1981—2010年这30年为样本，通过计算这30年华人移民占新加坡常住居民总移民数量的比例来验证上述新加坡移民政策中的选择性倾向。

以下收集了1980—2010年新加坡三大族群常住人口的生育率(见表1)、1980—2010新加坡常住居民年均人口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见表2)、1980—2010年新加坡三大族群的常住人口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见表3)和1990—2010年新加坡常住人口性别比(见表4)。

表1新加坡三大族群常住人口的生育率(每个女性)(1980—2010年)

年份华人马来人印度人19821.602.111.9619841.462.101.9519861.262.051.8919881.882.302.1119901.652.691.8919921.552.621.9419941.532.571.8519961.512.531.7919981.292.441.7520001.432.541.5920061.112.071.3020071.141.941.2520081.141.911.1920091.081.821.1420101.021.651.13

资料来源: (新加坡)苏瑞福: 《新加坡人口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4、185页；PopulationTrends2013，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表2新加坡常住居民年均人口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每1000人)(1980—2010年)

时期粗出生率粗死亡率198017.64.9199018.24.7200013.74.520109.34.4

说明：粗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年出生人数/年平均人口数×1000‰；粗死亡率(Crude Death Rate)=年出生人数/年平均人口数×1000‰

数据来源：PopulationTrends2013，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为便于估算，我们做如下假定：

第一，鉴于新加坡常住居民男女呈相对均衡分布状态(见表4)，同时新加坡较少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我们假定新加坡三大族群妇女比例类似。

第二，鉴于这30年间新加坡人口政策的整体延续性，以及生活环境、经济发展、医疗水平、生育文化相对稳定，人口生育率、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呈现平滑性变动趋势(见表1、表2)，我们假定每一年段(指十年段)的粗出生率、粗死亡率为该年段首尾数值的均值。

表3　新加坡三大族群的常住人口及其占总人口的百分比(1980—2010年)

数据来源：http://www.singstat.gov.sg/；PopulationTrends2013，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表4　新加坡常住人口性别比(1990—2010年)

说明：性别比为1000女性对应的男性

资料来源：PopulationTrends2013,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第三，鉴于新加坡政府对公民移出较少干涉，我们假定新加坡的人口移出在各族群中相对均衡分布。相对均衡的移出对移入人口结构的计算影响较小，故予以忽略。

1.1981—2010年新加坡常住居民总移入人口

1981—1990年新加坡自然增长可得人口为：

{1+[(17.6+18.2)/2-(4.9+4.7)/2]/1000}10×2282100≈2599308

1981—1990年新加坡总移入人数为：

2735900-2599308=136592

同法可得1991—2000年新加坡的总移入人口为210626人，2001—2010年新加坡总移入人口为260065人。

据此可知1981—2010年新加坡居民总移民人数约为：

136592+210626+260065=607283人。

2.1981—2010年新加坡常住居民中华人总移入人口

由三大族群*因其他族群所占比例小，影响较小且数据不详，故未计入考虑。人口生育率、人口所占比例，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各大族群生育量占总生育量的比值，进而得出华人自然生育人口、华人移民人口。

1981—1990年新加坡华人常住居民生育量占常住居民总生育量的比值：

1.57*为便于计算，这一时段的生育率取五个样本的均值，如本数取表1所列1982、1984、1986、1988、1990五个年份生育率均值。以下相关数据均以此方法计算。×[(77.8+78.3)/2]/{1.57×[(77.8+78.3)/2]+2.25×[(14.4+14.0)/2]+1.96×[(6.3+7.0)/2]}=0.7315

1981—1990年新加坡常住居民总自然增长人口为：

{1+[(17.6+18.2)/2-(4.9+4.7)/2]/1000}10×2282100-2282100≈317208

1981—1990年新加坡华人常住居民自然增长人口为：317208×0.7315=232037

1981—1990年华人常住居民中移民人口为：

2,127,900-1,786,884-232037=108979

同法可得1991—2000年新加坡常住居民中华人移入人口为157513人，2000—2010年常住居民中华人移入人口为114007人。

据此可知1981—2010年新加坡常住居民中华人总移入人口为：

108979+157513+114007=380499

由上可知，1981—2010年新加坡常住居民中华人移民占总移民的比例为380499/607283=62.66%，占移民的绝大多数；其它族群的移民约占37.34%，在移民中居于少数。数据印证了笔者的设想，即新加坡政府在选择移民入籍时，不仅有客观的基于技术性和实务性需要的因素，更有对族群的倾向性选择，其目的正是为了在华人生育率较低的情况下维持国家族群结构的稳定。正如李显龙总理2012年12月出席一场社区对话会时所说：“我们能维持种族比例，而这其实也是政府的政策。”[36]

新加坡政府通过保护和发扬“华人—儒家”文化，维护少数族群的文化与权益，维持了国家特性的“意识形态基础”；通过吸收移民时更多地选择华人，在新加坡华人生育率远低于代际更替率的情况下维持国内族群结构的稳定，确保了国家特性的“物质基础”*此处借鉴斯坦利·霍夫曼关于“美国的国家特性是由族群结构的‘物质特点’和美国自由民主信念这一‘意识形态特点’二者结合而成的产物”的说法，参见Stanley Hoffmann, “More Perfect Union: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America”,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Winter 1997/1998, p.72.。两个方面的举措都是必要且有力的，是互相补充，也是互相支持的。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政策内核”向“对外宣示”的切换往往需要温柔面纱的朦胧装饰，对“既说又做”和“做而不说”的平衡处理正是国家政治与治国艺术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地缘政治条件特殊的新加坡，不公布移民人口结构，选择性地进行政策说明，也是维持国家特性所必需的。

结语

展望未来，新加坡政府必然还将一方面继续坚持大力传承华族传统文化，确保价值观稳定；另一方面优待少数族群，促使族群间关系和谐；同时积极吸收华人移民，维持华族人口比例，从而确保国家文化、族群结构乃至国家特性的稳定。

然而，这一政策可能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其一，在可预期的将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作为移民输入国的新加坡对大陆华人的吸引力将逐渐降低。华人移民源将成为一个问题。其二，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稳定之时，吸收移民的国内阻力较小。然而一旦世界经济面临紧缩，内部福利、就业难以确保，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移民政策还能否得到国内的支持？其三，新加坡国土较小，国家承载力有限，当人口达到一定限度时，吸收移民的政策将受到来自政治与现实的阻力，若如此则国内族群结构有可能发生改变，甚至可能影响其国家特性。当国家特性难以维持时，政策协调成本将增大，又是否会影响新加坡的繁荣和长远发展？

【注释】

[1]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7-30页。

[2]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16页。

[3]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11页。

[4]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123-126页。

[5]SingaporeWhitepaper，SharedValues，Singapore：Singapore National Printers，Jan. 6， 1991.

[6] (新加坡)李光耀：《创造成功的条件》，载《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 1994年，第226页。

[7] (新加坡)李光耀：《母语价值观加强自信》，载《李光耀40年政论选》，第388页。

[8] (新加坡)李光耀：《加强双语维护传统》，载《李光耀40年政论选》，第412页。

[9] (新加坡)李光耀：《国家成功的要素》，载《李光耀40年政论选》，第137页。

[10] (新加坡)李光耀：《治安法纪重于民主》，载《李光耀40年政论选》，第350页。

[11] (新加坡)李光耀：《恪守五伦奉养父母》，载《李光耀40年政论选》，第404页。

[12] (新加坡)李光耀：《华文不会在新加坡消失》，载《李光耀40年政论选》，第416、417页。

[13] (新加坡)李光耀：《双语保障华校前途》，载《李光耀40年政论选》，第376页。

[14] (新加坡)李光耀：《加强双语维护传统》，载《李光耀40年政论选》，第395页。

[15] 郜良：《李光耀的领导和治国理念评述》，《领导与管理》2009年第5期。

[16] 杨明全：《儒家伦理课程对现代文化价值观的形塑：新加坡的经验与启示》，《比较教育研究》2014年第6期。

[17][18]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问题与研究》1985年第24卷第4期，转引自尹小康《李光耀政治思想管窥》，《东南亚研究》1989年第1期。

[19]MAINTENANCEOFPARENTSACT, Singapore, 30 April 1996, http://statutes.agc.gov.sg/aol/search/display/view.w3p;page=0;query=DocId%3A%221ce29500-b64a-4000-b8ae-120e507c04e8%22%20Status%3Ainforce%20Depth%3A0;rec=0

[20] 史明轩：《新加坡儒学伦理的复兴与发展》，《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2期。

[21] (新加坡)李光耀：《加强双语维护传统》，载《李光耀40年政论选》，第396页。

[22] (新加坡)李光耀：《双语保障华校前途》，载《李光耀40年政论选》，第373页。

[23] (新加坡)李光耀：《只学英文，愚不可及》，载《李光耀40年政论选》，第385页。

[24] 沈平、洪明：《李光耀与新加坡华文教育》，《海外华文教育》2010年第4期。

[25] 转引自吴元华：《论新加坡华语文的“政治价值”》，http://www.huayuqiao.org/articles/wuyuanhua/wyh0

4.htm

[26] Alex Joesy，LeeKuanYew，Singapore： Donald Moore Press， 1968， pp.125-126.

[27] 〈英〉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第265-267页。

[28]ConstitutionofTheRepublicofSingapore，S.I.，1963，No.1493.

[29] 毕世鸿：《多元、平等与和谐：新加坡族群政策评析》，《东南亚南亚研究》2009年第1期。

[30] 李光耀：《政教分离促进容忍》，《李光耀40年政论选》，第313页。

[31] 〈英〉亚历克斯·乔西: 《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99 页。

[32] 《李光耀：人口成分多元化，对族群分而治之我国无法成为一个国家》，《联合早报》1998年9月28日。

[33] 张莹莹：《新加坡人口变动及其成因分析》，《人口与经济》2013年第3期。

[34]PopulationTrends2013，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35] 《李显龙总理国庆群众大会华语演讲》，Prime Minister’s Office，Singapore，2010年8月28日，http://www. pmo.gov.sg/mediacentre/%E6%9D%8E%E6%98%BE%E9%BE%99%E6%80%BB%E7%90%86%E5%9B%BD%E5%BA%86%E7%BE%A4%E4%BC%97%E5%A4%A7%E4%BC%9A%E5%8D%8E%E8%AF%AD%E6%BC%94%E8%AE%B2-2010%E5%B9%B48%E6%9C%8829%E6%97%A5

[36] 杨萌、沈越：《维持由新加坡人组成的核心团队我国每年需要引进1.5万至2.5万新公民》，(新加坡)《联合早报》2013年1月30日。

【责任编辑：吴宏娟】

National Identity of Singapore and Its Maintenance Policies

Li Yiping & Kuang Rongtao

(Research School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Keywords:Singapore; National Identity; Common Value; Structure of Immigrants; Maintenance Policies

[收稿日期]2015-08-13

[作者简介]李一平，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导；匡荣韬，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2015年8-12月)。

[中图分类号]D733.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16)02-004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