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莹　廖小健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州 510630；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州 510630)



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之比较研究

李泽莹廖小健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广州 510630；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广州 510630)

[关键词]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人口特征；经济生活；参政

[摘要]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华人新移民的人口特征、经济生活和参政情况，探讨他们之间的异同点。人口特征方面，三地华人数量均呈持续上升态势，但离境人数也持续增加；三地华人女性移民人数均略高于男性；青年群体比例最高。经济生活特征方面，香港移民的就业情况最好，收入最高，其次为台湾移民，而中国大陆移民最差。参政方面，香港华人的参政议政程度最高；尽管三地华人新移民的参政意识与能力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但其参政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拓展。

Abstract：This thesis compares three groups of Chinese recent migrants in Australia from their population, economic lif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erms of population, all recent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keep increasing. The percentage of females is a little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s, and they are relatively young. In respect of economic life, immigrants from Hong Kong are better than those from the other two areas. A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concerned, Hong Kong immigrants involve most. Although three groups of immigrants have made certain progress, they still need to make a great effort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in the future.

作为传统移民国家，澳大利亚因毗邻亚洲，成为华侨华人的主要移居国之一。1843年，英国政府正式准许引进华工，因此早期到达澳洲的华人多为合约下的劳工和自由定居者，主要来自中国的广东和福建。与二战前的华人移民不同，20世纪80年代后移居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来源更加多元化，主要迁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各国。其中，大陆、香港和台湾华人是主要群体，他们的移民时间、移民原因和移民背景各不相同。

James Jupp对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华人移民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比较了20世纪末三地华人不同的移民背景及移民类别[1]。另一学者Lynn Pan则从促进华人移居澳大利亚的原因着手，分析比较了三地华人移民的异同情况[2]。移民在移居国的生存状况也是学界的关注重点之一。昆士兰大学教授David Ip以台湾华人为中心，对三地华人在澳大利亚社会的实践经历进行了比较分析。David Ip的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台湾华人拥有不俗的条件，尤其是从商的经验，但他们在澳大利亚的适应过程仍面临很多问题，他们的就业率在三地移民群体中最低[3]。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墨尔本大学华人学者高佳认为，20世纪90年代，与在澳的大陆华人相比，香港和台湾华人的生存与发展情况都更好[4]。

鉴于三地华人新移民在各方面存在的诸多异同，而学界对其研究也存在不同的结论，因此本文拟采用澳大利亚最新人口普查数据，从人口特征、经济生活特征和参政特征三个方面对三地华人新移民进行比较分析。

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三地华人新移民人口特征

(一)三地华人人口数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调整对华人移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73年歧视有色人种的“白澳政策”被废止后的最初几年，赴澳的华人数量并没有明显上升。1977年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华人移民才迅速增多。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1975—1976年赴澳华人仅为1，568人，1985—1986年急速上升为6，639人，1995—1996年达到17，246人[5]。 2011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来自英国、新西兰、中国(包括港澳台)的移民数量位列前三。在2001—2011年十年间，欧洲移民的数量从52%下降到40%，亚洲移民比例则从24%上升到33%。其中，中国新移民人数为176，200，占华人移民总人口的35%，而英国移民的该比例只有11%[6]。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华人移民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华人较少。随着澳大利亚与台湾两地经贸关系的发展，以及澳大利亚商业移民政策的推波助澜，台湾移民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快速增长。香港华人大规模移民潮始于1983年英国政府决定将香港归还中国。以1990—1991年为例，该时期移居澳大利亚的大陆、香港和台湾华人分别是3，256人，13，341人和3，491人[7]。1992年，香港已攀升至澳大利亚第二大移民来源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中国大陆居民以留学生身份抵澳。数据显示，在1995—1996年，大陆、香港和台湾华人移民分别为11，247人、4，361人和1，638人；大陆华人移民人数比上一年度翻了几番[8]。

相比而言，台湾和香港居民移居澳大利亚的高峰期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1996年，香港移民的优势地位被大陆移民所取代。此后，大陆华人移民成为人数最多的华人移民群体。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赴澳华人移民群体中，大陆新移民在三地华人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香港移民人数有所下降，台湾移民人数则变化不大。

新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大陆华人出国经商、旅游及留学，移居澳大利亚生活的华人人口数量也稳步上升。2006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澳的出生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华人为302，762人，较2001年增加了70，439人。根据2011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数据，澳大利亚全国人口达到2，172万7千人(截至2011年8月9日)，比2006年上升了8.3%，其中26%的人口在海外出生，20%人口的父母至少有一方在海外出生。亚裔移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从2001年的24%上升到2011年的33%。全澳大利亚共有华人866，200人，较之五年前增加了196，310人。华人占全澳总人口的4.3%，其中74.3%为第一代移民，21.3%为第二代移民，4.4%为第三代移民[9]。其中，在澳的中国三地移民人数高达422，582人。表1为1991—2011年在澳的中国三地华人移民人口数量。

表1　1991—2011年在澳三地华人移民人口数量(单位：人)

资料来源：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http://www.abs.gov.au/websitedbs/censushome.nsf/home/Census?opendocument&ref=topBar, 2014-12-13.

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与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繁荣与发展，迁移澳洲的华人新移民数量持续攀升，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新移民选择离开澳大利亚，或回流中国，或再度移民第三国，从而形成了一股方兴未艾的华人新移民离境潮和回流潮。根据澳大利亚移民局的统计数据，2005年3月至2013年3月期间，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华人新移民在澳大利亚的入境、离境和净增人口数据如表2。

表2　2005—2013年澳大利亚华人入境、离境与净增人口数量　(单位：人)

说明：表中数据为截止各年度3月份录得数据。

资料来源：“Net Overseas Migration”,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http://www.border.gov.au/about/reports-publications/research-statistics/statistics/live-in-australia/net-overseas-migration, 2014-12-14.

表2显示，华人新移民离境人数持续增加，但三地华人新移民的离境情况却不尽相同。其一, 就离境人口绝对数而言，2005至2013年期间，大陆华人移民离境人数最多，香港次之，台湾最少。其二，就离境人口增幅而言，以台湾华人移民离境人口增幅最高。2005至2013年期间，台湾华人离境人口增幅高达230.8%，大陆华人为224.5%，香港华人为149.8%。其三，就年度离境人口与人口净增额的比值而言，情况则较为复杂。2003至2009年，大陆华人移民离境比例远低于香港和台湾华人；但2011至2013年间大陆华人离境比例迅速上升，致其人口净增额较往年下降。整体而言，在2005至2013年期间，香港和台湾华人移民的离境比例都持续较高；虽然大陆华人移民的离境人口数量和增幅都较高，但离境比例却相对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与香港和台湾华人移民相比，大陆移民更愿意留居澳大利亚，而不是选择离开。

针对回流现象，学者Keren Luo等人对回流中国上海的华人移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回流人群存在显著的特征。第一，多数回流人士为已婚男性，他们通常独自回国，而妻子和子女则留居澳大利亚。第二，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拥有硕士、博士等高学历背景，他们回流前通常拥有在澳大利亚的工作背景。第三，他们的年龄多介于35-44岁之间，少数为单身年轻人士。此外，Keren Luo的研究还发现，华人新移民离开澳大利亚并非永久离境，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未来仍然会选择定居澳大利亚[10]。结合Keren Luo的调查结果，笔者认为，回流人群数量的持续增加并具有以上人口特征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首先是就业因素。新移民因受自身语言能力、中澳文化差异、澳大利亚就业市场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在澳洲的就业往往不太理想。而在中国，他们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业市场更加广阔，职业发展空间更大。此外，新移民良好的英语能力也使他们回流以后更加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

其次是家庭因素。除了工作，移民也会因受到家庭的影响而回流。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新移民，多为年轻家庭，很多人的父母因各种原因仍然居住在中国。所以，对年轻移民而言，回国与父母生活也成为他们回流的一个原因。此外，年轻移民尤其是香港和台湾移民，他们中一些人是因为祖籍地的家族事业需要继承而选择回国。

再次是情感因素。由于华人新移民在澳大利亚的社会融入程度不高，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较弱。作为新移民，他们更熟悉祖籍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认为祖籍国的生活更加适合他们。于是，个人情感因素使他们再度回到祖籍国。

(二)性别及年龄构成

澳大利亚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来自中国大陆的男性移民为141，595人，占44.4%；女性为177，374人，占55.6%。出生于香港的男性华人移民为35，778人，女性为39，177人，所占比例分别为47.7%和52.3%。来自台湾的男性华人移民为12，129人，女性16，498人，占比分别为42.4%和57.6%[11]。 以上数据显示，在三地华人新移民群体中，女性移民人数均略高于男性。

在年龄构成中，2011年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年龄中位数为35岁，比澳大利亚总人口年龄中位数的37岁低2岁，比2006年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年龄中位数(39.3岁)低4.3岁。其中，年龄段分布为：0-14岁占3.7%，15-24岁占22.6%，25-34岁占23.2%，35-44岁占15.1%，45-54岁占16.6%，55-64岁占8.8%，65岁及以上占9.9%[12]。

2011年香港出生的华人年龄中位数为39岁，高于澳大利亚总人口年龄中位数。台湾出生的华人中位数为32岁，远低于澳大利亚总人口年龄中位数。香港和台湾华人的年龄段分布如表3。

表3　香港和台湾华人的年龄段分布

资料来源：“2011 Census QuickStats”,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http://www.censusdata.abs.gov.au/census_services/getproduct/census/2011/quickstat/0，2014-12-14.

从表3可见，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华人年龄结构比较年轻，而香港华人的平均年龄较高。从上文可知，在三地华人中，香港华人大规模移居澳大利亚的时间最早，90年代中期以后人口增长较为缓慢，因此该群体的年龄普遍较高。而台湾华人开始大规模移居澳大利亚的时间最晚(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很多台湾移民携带妻儿全家移民，所以2011年人口普查时，25-34岁年龄段的人口比例高达35.2%，该群体主要是当时跟随父母移居澳大利亚的子女。大陆华人移民人口增长一直比较稳定，移民类别多样，尤以技术移民人数为最多，因而年龄中位数较低。

(三)人口分布

香港华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其移民高峰期，直至90年代中期，赴澳香港移民一直是三地华人中人数最多的。在90年代的香港移民中，有大约一半的人选择移居悉尼，另一半人择居墨尔本和布里斯本等拥有优质教育设施的区域。布里斯本是台湾华人居住最稠密的城市，这可能与台湾人喜欢昆士兰的亚热带气候有关。在悉尼，台湾华人主要聚居在北部区域，在墨尔本则主要聚居在拥有良好教育资源的东区，那里也是中产阶级聚集区。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陆续有留学生赴澳求学，留学生成为20世纪80年代大陆移民的主力军。此后，中国持续增长的经济进一步推动更多留学生前去澳大利亚进修，留学潮一浪接一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持技术移民和家属移民身份的大陆华人开始大规模移居澳大利亚，主要居住在悉尼和墨尔本[13]。

新世纪以来，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仍然是华人新移民的首选居住地，但西澳州和南澳州也吸纳了不少大陆华人新移民。据2011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出生于中国的华人共有420,852人。其中新南威尔士州203,283人，悉尼193,906人；维多利亚州117，786人，墨尔本113,826人；昆士兰州44,959人，布里斯班36,898人；西澳州23,170人，珀斯21,644人；南澳州19,622人，阿德莱德67,704人；北领地1，327人，达尔文1,124人；塔斯玛尼亚州2,365人，霍巴特1,765人；首都直辖区8,340人，首都堪培拉8,323人[14]。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约3/4的华人新移民居住在新州和维州，仅新州就约占总数的一半。同时，新州和维州也是中国大陆移民和香港移民最多的州，台湾移民则多居住在昆士兰州。

在悉尼，前三名的移民来源国是英国、中国和印度。其中，英国移民占悉尼总人口的3.5%，中国移民占3.4%，仅差距0.1%；中国移民显现出超越英国移民的趋势[15]。 在墨尔本，约25%的墨尔本居民是亚裔，且大部分是华裔和印度裔。2011年，在墨尔本的华人逾30万，占该市总人口近10%[16]。 其中，在一些传统华人居住区，华人人口比例更高。

二三地华人新移民经济生活特征

(一)教育背景

2011年人口普查时，在中国大陆出生的15岁以上的人中，高达18.6%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4.5%拥有技术类学历。在来自香港的华人移民群体中，以上两组数据分别为14.8%和2.4%。台湾华人新移民拥有此教育背景的人口比例分别为14.3%和4.1%。澳大利亚同一年龄段拥有同等学历的人数分别为14.3%和7.3%[17]。

以上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和香港华人拥有高学历背景的人口比例高于澳大利亚平均水平，而台湾华人则与澳大利亚平均水平持平。在三地华人中，无论是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还是技术类教育背景，大陆新移民所占比例均最高。

(二)语言使用情况

在英语语言能力方面，只有3.3%的中国大陆移民只会英语而不会其他语言；另外64.9%的中国大陆移民使用英语和其他语言，能够说流利的英语；30.9%的人只会说一点英语或完全不会英语。来自香港的华人移民中只用英语单一语言的人数达12.5%，高达74.7%的人能够说流利的英语，12.2%的人只会说一点英语或完全不会英语。在台湾移民中，只说英语的人占5.5%，71.3%具有较高的英语语言能力，22.5%只懂一点或完全不懂英语[18]。上述数据表明，香港华人移民的英语语言能力最强，这与香港本地的教育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大陆华人的英语能力最低，也与该群体的移民背景有关。由于大陆华人移民中较早期的移民和家庭团聚类移民所占比例较高，而相比技术类移民，这两类群体的英语能力较低。

在中文使用方面，三地华人在家说中文的人数和比例都在不断地增加。最近几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是：1996年有344，319人，2001年有401，357人，比上次普查增加16.57%；2006年有500，467人，比上次普查增加24.69%；2011年有600，083，比上次普查增加了19.90%。中文语种使用方面，讲普通话的人最多，占1.6%；而2006年该比例只有1.1%。说广东话的人数在2006年和2011年人口普查中均为1.2%[19]。 从近四次人口普查结果可以发现，讲普通话的人数大大增加。中文已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语言。

(三)就业状况

2011年普查的结果显示，当时澳大利亚15岁及以上的人口中，从事全职工作的中国大陆华人有为56.3%，非全职工作为27.6%，失业率为11.0%。香港出生的华人从事全职工作为63.2%，非全职工作为26.3%，失业率为6.5%。台湾出生的华人从事全职工作为55.2%，非全职工作为30.9%，失业率为9.2%。在澳大利亚总人口中，以上相应值分别为59.7%、28.7%、5.6%(见表4)。

在职业方面，从事专业性职业的中国大陆移民为25.8%，技术和贸易类为13.4%，管理类为11.9%，劳工为11.4%，文职和行政为11.3%，销售员为9.1%，社区和私人服务为9.0%，机械操作为5.0%。香港移民中从事专业性职业的人口比例为38.1%，技术和贸易类为9.5%，管理类为11.0%，劳工为5.4%，文职和行政为15.4%，销售员为6.9%，社区和私人服务为9.0%，机械操作为2.9%。来自台湾的移民群体中，从事专业性职业为32.4%，技术和贸易类为6.9%，管理类为12.3%，劳工为11.47%，文职和行政为13.2%，销售员为9.2%，社区和私人服务为9.3%，机械操作为6.9%[20]。

表4　2011年澳大利亚华人就业状况

资料来源：“2011 Census QuickStats”,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http://www.censusdata.abs.gov.au/census_services/getproduct/census/2011/quickstat/0，2014-12-14.

就业状况是反映一个群体经济生活状况的重要指标，以上华人就业率及职业类别是衡量澳大利亚华人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依据。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香港移民的就业情况最好，其次为台湾移民，中国大陆移民最差。但是，整体而言，华人新移民的就业情况均不如澳大利亚总人口平均水平。对华人移民而言，其教育背景和英语语言能力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然而，从三地华人尤其是大陆新移民的就业情况来看，高学历背景并没有给他们的就业带来明显的影响，而在英语语言能力与就业关系方面，两者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

(四)收入情况

2011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在15岁及以上人口中， 澳大利亚的个人周薪中位数为577澳元，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周薪中位数只有328澳元，香港出生的华人周薪中位数为603澳元，台湾的为389澳元。在家庭收入方面，澳大利亚的家庭周薪中位数为1，481澳元，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为1，105澳元，香港华人为1，806澳元，台湾华人1，362澳元[21]。显而易见，大陆华人移民无论是个人收入还是家庭收入都低于全澳平均值，这与该群体的就业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五)住房情况

移民住房条件是反应其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结果，51.9%的来自中国大陆华人移民拥有一栋独立的房子，33.2%拥有一套公寓；来自香港的华人移民相应数值分别为59.5%、26.5%；台湾华人为60.9%、26.3%。澳大利亚总人口中，拥有独立房子的人口比例为75.6%，拥有公寓的比例仅为13.6%[22]。显然，华人移民尤其是中国大陆移民的住房条件不如香港和台湾华人，与全澳人口相比则差距更大。

另外，在房子贷款方面，大陆移民中24.6%不需要偿还贷款，38.9%仍需偿还贷款，33.6%租住他人房子；香港移民的相应数据分别为37.0%、35.4%、26.0%；台湾移民为35.8%、30.3%、31.6%；全澳总人口的三个相应值分别为32.1%、34.9%、29.6%[23]。以上数据表明，中国内地华人移民在住房支出费用方面的压力最大，其次为台湾，香港移民压力最小。

(六)从商情况

201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三地华人的从商比重也存在某些差异[24]。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人口最多，占比最高，但从商者不多；香港华人群体也存在类似情况，尽管他们的人口比例也不低；而台湾华人在三地华人中人数最少，经商者比重却最大。笔者认为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与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三地经济发展程度、华人自身条件有着很大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当时台湾经济处于腾飞时期，大部分台湾华人以商业移民身份移居澳大利亚，他们的经济条件都相当不错，但语言能力一般。抵达澳大利亚以后，由于语言障碍，台湾华人移民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同时，由于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于是他们利用手头的资金开始经商。香港华人中除了少数商业移民，大多数为技术移民。时值澳大利亚政府大力吸纳技术移民，来澳的香港移民大都拥有高技能、高学历教育背景，同时具备良好的英语语言能力，因此他们进入职业市场的阻力较小，较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因此，香港华人经商者相对较少。大陆华人因人口数量大，情况较为复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抵澳的大陆华人因其特殊的移民背景，面临的语言障碍较大，所具备的技能也较低，其中部分人从事小买卖，多数人经济条件较为一般。然而，90年代中期以后的内地华人很多为技术类移民，无论是语言能力还是技能都大大提高，因此供职于企业的人数比例较高，而从商者较少。新世纪以来，来自中国大陆的商业移民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具备雄厚的经济基础，其投资范围更广，经营规模也更大。

上述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华人新移民的经济状况。总体而言，在三地华人移民中，尽管大陆移民的教育程度最高，但他们的就业情况、经济收入以及住房条件最差；香港移民语言能力最高，就业情况、经济收入与住房条件均最好。此外，台湾华人新移民的从商人口比重最大。

三三地华人新移民参政特征

华人移民在澳大利亚安居乐业，并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的时候，一些华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要想真正融入居住国主流社会，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一份子，光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拼搏奋斗，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是不够的，还必须关心主流社会的时事，必须参政议政。华人要善于运用自己手中的民主权利，以主人翁的姿态发出自己的声音，去争取自己的权益。于是，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关心政治，并积极参政议政。

澳大利亚华人参政起步较晚，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华人的参政热情不断高涨。华人政治参与的途径有很多，如投票、担任公职、参加社团、参加政党、协助竞选活动等。其中，直接担任政府职务或政治职务能够直接介入政治运作，是最有意义的参政途径。根据竞选职位的高低，华人参与竞选议员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国会议员、州议员和市议员。此外，还有不少华人竞选或担任市长公职等。

在联邦政府层面，仅三位华人曾担任过联邦议员，他们是华裔刘威廉、出生于中国大陆的陈之彬和来自马来西亚的黄英贤。2007年和2010年，黄英贤先后出任气候变化与水源部长和财政部长。华人在州议会一级比较活跃，沈慧霞、余瑞莲、林美丰、蔡伟民、曾筱龙、林丽华、赖利贤、王国忠等都曾担任或正在担任州议员。在市议会一级，华人具有一定的竞争力。1990年以来，在悉尼和墨尔本两个华人人口集中的城市，先后出现了几位华人市长，他们是曾筱龙、李锦球、苏震西。此外，还有一些华人移民担任其他城市的市长和议员。

尽管20世纪90年代后华人的参政人数有所上升，但与华人在其他领域的成就相比，华人在政界的作为要逊色得多。到目前为止，仅三名华人曾担任联邦议员；而在悉尼和墨尔本等华人集中的大都市，华人担任议员或市长等职位的极少，其参政议政的深度还有待拓展。因此，华人通过直接参政所反映的意见及其影响力与华人群体的人口比例不相称。

比较三地华人参政情况可以发现，在澳直接担任政府公职的华人主要以香港移民为主，也有一部分东南亚华人，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华人参政者很少。上文提到的沈慧霞、曾筱龙、苏震西等均来自香港，黄英贤是马来西亚华人，林美丰和林丽华则分别来自柬埔寨和越南。学者Clive Bean对澳大利亚各族裔移民参政的调查发现，来自东欧、亚洲等地的移民，因其母国的政治体系不同于澳大利亚，他们的政治参与度低于澳大利亚本地人。此外，即使他们愿意参政，所面临的障碍也比澳大利亚本地人多[25]。 对参政华人而言，来自香港和马来西亚的华人移民有着与澳大利亚相似的教育背景，对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体制比较熟悉，他们的社会意识和民主意识较强，因而担任政府公职、从事医生和律师等职业的人数较多。很多大陆新移民以先留学后移民的方式移居澳大利亚，他们的文化层次普遍较高，主要活跃在商贸界、学术界和科技界，但很少涉足政治。台湾华人则主要以投资移民为主，因此该群体在澳大利亚主要从事商业活动。

不同华人群体参政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了整个华人群体的参政议政程度。据澳大利亚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澳华人共866，200人，占全澳总人口的4.3%，是人口增长最快的族群之一。其中，大陆出生者占36.83%，香港出生者占8.65%，台湾出生者占3.30%[26]。然而，尽管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占比最高，但该群体在澳大利亚政界并不活跃，而政坛上也鲜见台湾华人的身影。由于从政华人较少，复杂的移民背景又导致华人内部难以团结一致，缺少自己代表人的华人群体很难集中力量支持参选人士，从而也不能充分发挥选票的影响力。因此，作为移民群体，澳大利亚华人的自身利益关切得不到较大程度的关注。华人在澳大利亚参政还任重道远。

结语

三地华人新移民作为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诸多的共同经历和不同之处。在人口特征方面，尽管三地华人新移民开始大规模移居澳大利亚的时间略有不同，但其人口数量均呈持续上升态势。同时，近年来华人新移民的离境人数也持续增加。在性别及年龄方面，三地华人女性移民人数均略高于男性，年龄中位数介于30-40岁之间。此外，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仍然是华人新移民的首选居住地。

在经济生活特征方面，据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香港移民的就业情况最好，收入最高，其次为台湾移民，而中国大陆移民最差。参政方面，三地新移民的参政议政程度不一，其中香港新移民的参政程度最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三地华人新移民的参政意识与能力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但其参政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拓展。

受限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本文仅从以上三方面对三地华人新移民进行比较分析，而其他方面的异同点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注释】

[1] James Jupp,TheAustralianPeople:AnEncyclopediaoftheNation,ItsPeopleandTheirOrigi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 Lynn Pan,TheEncyclopediaoftheChineseOverseas, Singapore : Editions Didier Millet, 2006.

[3] David Ip,“A Decade of Taiwanese Migrant Settlement in Australia: Comparisons with Mainland Chinese and Hong Kong Settlers”，JournalofPopulationStudies, Dec. 2001, pp.113-145.

[4] Gao Jia， “The Settlers: Chinese”，in Jupp James，TheAustralianPeople:AnEncyclopediaoftheNation,ItsPeopleandTheirOrigi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5]TheAustralianYearbook，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2001-01-25，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sf/Previousproducts/1301.0Main%20Features12001?

opendocument&tabname=Summary&prodno=1301. 0&issue=2001&num=&view

[6]CulturalDiversityinAustralia,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2-06-21，http://abs.gov.au/ausstats/abs@.nsf/Lookup/2071.0main+features902012-2013

[7][8] 张秋生：《20世纪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新移民的社会特征》，《历史教学》2007年第3期。

[9][11][12][14][16][17][18][19][20][21][22][23][24][26] “2011 Census QuickStats”,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http://www.censusdata.abs. gov.au/census_services/getproduct/census/2011/quickstat/0，2014-12-14.

[10] K. Luo, F. Guo, & P. Huang, “China: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Emerging Trends of Reversal of the Brain Drain,” in Robyn Iredale, Fei Guo & Santi Rozario,ReturnMigrationintheAsianPacific,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3, pp.88-111.

[13] Chi-wai Lui, “Transnatinal Chinese Migration:an Australian Profile”, in David Ip, Raymond Hibbins & Wing Hong Chui,ExperiencesofTransnatinalChineseMigrantsintheAsia-Pacific,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06, p.23.

[15] 《中国人即将超越英国人成为悉尼最大移民族群》，环球网，2012-06-23，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2-06/2846164.html

[25] C. Bean, “Democratc participaton in globalised world: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AustralianJournalofPoliticsScience, Vol.47，No.1,2012, p.117.

【责任编辑：郭又新】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Recent Migrants in Australia

Li Zeying & Liao Xiaojian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Academ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Keywords:Australia; Chinese Recent Migrants; Population; Economic Lif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收稿日期]2015-12-24

[作者简介]李泽莹，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廖小健，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博导。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华侨华人在中国大国外交建设中的作用与对策研究”(15AMZ012)。

[中图分类号]D634.3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16)02-008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