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桂桂　陈水胜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重庆 400031；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0037)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美国、中国、印度三边关系的影响*

席桂桂陈水胜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重庆 400031；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37)

[关键词]“亚太再平衡”战略；“战略大三角”；规制压力；美国；中国；印度

[摘要]美国、中国、印度是亚太区域三个非常有分量的国家行为体。截至目前，三国已分别在双边层面建立起了不同内涵的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大三角”模式趋于明朗化。美国是“战略大三角”关系的主导者，正在崛起的中国和印度都将对美关系视为本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受“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印度成为中美两国竞相争取的伙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最大受益者。印度亦借势发展与美国、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其大国意象。中国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平衡对象，一方面需要通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应对美国的战略挤压；另一方面还需要联合印度共同分担美国重新规制亚太的压力。当然，由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持续施力的过程，美国、中国、印度三角关系仍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尚未完全成型，值得持续关注。

Abstract：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India are three key actors of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so far, each of the two states has built bilateral strategic relationship, therefore, strategic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formed.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the dominant position, either China and India consider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ir most important partn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ivot to Asia, balancing China while promoting India turns to be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competitions are raised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each of the two states struggles to build partnership with India, India becomes the strategic hub of the triangle, and takes good advantage of this strategic position to build its big power image. As a target of the new America’s great focus, China needs to combine with India to shake off the strategic pressur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especially on regulatory pressure. In the era of rebalance, the new trilateral interacting patterns of the U.S., China and India are emerging, which have not fully shaped, and deserve further attention.

美国、中国、印度是亚洲等级体系下三个非常有分量的国家行为体。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自然是这一体系的主导者；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影响力也得到显著提升，其地位和作用不容小觑；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东向战略”，莫迪(Narendra Modi)就任总理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强化印度在亚洲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地位。截至目前，美国、中国与印度各自建立了不同内涵的双边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声明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2015)，中印宣布“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2015年)，美国和印度则致力于建设“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2015年)。受“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美、中、印之间已经形成了三方共处的“战略大三角”，印度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最大受益者，印度利用自己在三方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借势发展与美国、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其大国意象。中国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平衡对象，一方面需要通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应对美国的战略挤压，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在应对美国重新规制亚太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基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持续施力的过程，美国、中国和印度的新三边互动模式，将逐渐成型。

从2011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五年，美国国会正着手开展细致的战略评估，力图将美国的军事、外交和政治资源进行更有效的配置。以五年为期分析“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后美国对中印关系的处理，以及印度对中美关系的处理，有助于厘清这一战略转移造成的中美印新三边关系互动的现状、特点及趋势。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内涵及其进展

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国会演讲时，提出了“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的“亚太再平衡”战略[1]。尽管学界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对象、手段及可能产生的效果存在争议，但普遍认为这一战略性调整，意味着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形势将发生深刻变化，对域内大国如中国、印度、日本等都会带来深远而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会超出亚太地区，波及中东地区安全形势，影响到美欧关系和欧盟一体化的进展。

关于“亚太再平衡”战略平衡的对象，学者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再平衡的对象是美国战略区域和工作重点，即“从过去关注中东地区的反恐战争，转移到全面经营亚太”，加强对中国的防范，是这一战略的一大特点[2]。另一种观点认为，再平衡的对象是中国，其实质是美国与中国的主导权之争。陈雅莉认为这一战略的出台是美国对自己的经济竞争力乃至整体国家实力开始不自信之后产生的一种保护性的自然反应，同时也离不开新加坡等亚太地区小国的鼓动[3]。印度学者思瑞坎也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新战略的重要目的是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保持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4]。还有学者指出，美国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的过程中，也要关注新旧战略转移过程中的平衡问题[5]。

“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美国海外权力分布的重大调整，势必产生全球性的影响[6]。2014年12月，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IFPA)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全面评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欧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7]。报告指出，欧洲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态度复杂，一方面，认为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有助于欧盟在欧洲地区发挥防务作用，并为欧盟扮演全球角色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声音认为，长此以往会弱化美国对欧洲的安全保证[8]。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包含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在内的复合战略，既包括军事力量的部署，用以凸显所谓美国确保亚太安全与繁荣的前沿存在；也包括一系列外交和民事力量的动员，是一项复杂的战略工程[9]。经过近五年的实施，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取得了军事、外交和政治上的一系列成果。该战略旨在加强与盟友的军事合作，强化“空海一体化战斗”概念。以军事部署为例，美国国防部首次派遣25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进驻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军事基地，这是美军战斗部队首次正式入驻澳大利亚。美国还在韩国新增1个陆军多管火箭炮发射营，在日本部署2艘配备带有导弹防御系统的宙斯盾驱逐舰，在新加坡部署4艘滨海战斗舰，并强化在菲律宾部队的轮换，提升与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的防卫合作[10]。

凸显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存在是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另一重点。美国设立了美国驻东盟(ASEAN)大使一职；奥巴马总统还亲自出席了2011年的东亚峰会。美国国务院实施了包括“亚太战略参与倡议”(Asia-Pacific Strategic Engagement Initiative)和“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Lower Mekong Initiative)在内的援助计划[11]。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开展了将目标关税设置为零的跨区域自贸区建设的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并同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投资协定。此外，美国进出口银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以及美国贸易与发展署等都持续增加对亚太地区的金融投资[12]。

当前，“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规制性内涵逐渐凸显。所谓“规制”，指的是借助国际经济规则、国际准则，规范和约束相关方的政治经济行为。规制性贸易协定通过贸易对象国之间，以及多边机构的成员国以及相应的立法机关间的贸易谈判来实现。这些规制性贸易协定一旦缔结将具有法律效力，违约需要付出相当的经济和外交成本。美国副总统拜登在谈及“亚太再平衡”战略时指出：“美国致力于用正确的规则将中美双边关系导向正确的方向”，“判断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成败与否的标准，就是塑造地区秩序，建立地区制度，保证中国沿着这条规则之路，对亚太地区繁荣与稳定作出贡献。”[13]

2007—2009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全球，国内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促使美国政府必须开辟更大的市场，吸引更多外资。美国开始借助二战以来形成的制定规则这一优势，主动塑造东亚多边贸易规则体制，中国和印度都在美国设置的贸易议程之中。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制定经济规则方式，重新主导亚太经济。美国借助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以规则重塑者的身份，对亚太区域经济实行大块分割，试图以TPP规则取代东亚区域主义。借助TPP，美国可以在不引起中国抱怨的情况下，强化自由贸易规范，并为全球贸易制定新规则，从而继续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14]。中国和印度短时期都难以达到如此高标准的贸易自由化目标，因此，两国都未参加TPP谈判。同时，中国和印度是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伙伴关系”(RCEP)谈判的成员国，而美国则不是。

美国、中国和印度参与的这种多渠道、多层次的多边贸易谈判，一方面体现出三方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利益诉求，表明中印在应对美国规范化要求时，存在合作的一面；另一方面，不同路径的封闭式区域自贸区谈判，也将导致三边经贸关系日益复杂化。

美国主推的TPP谈判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预示着基于同一地理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开始呈现“跨地区”特征(multi-regionalism)，这一新趋势需要不同于当前的制度治理框架，奥巴马总统接连发布两则行政命令，要求强化基于有强制执行力的“国际规制合作”(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ordination)。规制性贸易议程是美国深化自由贸易议程的一种尝试，这种规制性议题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印度，都是一种挑战。美国强调自身的规范倡导(norm-maker)能力，其影响值得进一步关注。

二美国对中印关系的处理

目前学界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美国、中国和印度三边互动的研究，多从“三角博弈论”角度进行研判。“三角博弈论”最初是由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发展起来的[15]。他提出的战略三角理论从“行为体最大化自己获益”的视角出发，认为从最大化各方的获益而言，三方共处无疑是一种最理想的模式；但从单个行为者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种最保险的模式，每一个行为者都会担心其他两方的合作会给自己带来不利[16]。因此，各方都希望自己是三边关系的枢纽，从另外两方对立关系中获益。根据这一理论，在美国、中国和印度“战略大三角”关系中，中国被认为是主要平衡的对象，印度以其地缘战略优势，成为中国和美国竞相拉拢的对象，从而成为三角博弈中的战略枢纽。

然而，迪特默的“三角博弈论”并不太适合中美印三边关系。这是因为美国、中国和印度，任何一方对另外两方的需求程度都是不同的。由于美国毋庸置疑的超强的综合国力，印度和中国都将与美国的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赋予了美国三边关系主导者的地位。在以国家实力为主要衡量标准的亚洲地区等级秩序下，美国位于这一等级秩序的最高端，任何可能出现的地区秩序的挑战者，都势必遭遇美国的战略再平衡。美国作为美中印三边关系的主导方，与中国和印度双边关系的实质是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当美国实力足够强大时，倾向于对中印实施等距离外交。在美国尚未作出中国是美国亚太秩序的挑战者这一判断之前，美国将中国、印度、俄罗斯置于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

2010年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如巴西、南非和印尼，视为世界几个关键地区的中心国，致力于与其建立更为深入和有效的伙伴关系[17]。在这一年的国家安全战略里，美方认为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与美国一样，是21世纪能发挥地区影响力的关键国家，美国将继续深化建立在互利、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双边合作关系[18]。在论述与印度关系的部分，201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美国和印度正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倡导印度对发展中国家建立民主政体的样板作用，赞扬印度在一系列全球性议题，包括G20等国际性制度内所发挥的领导性作用。同时，美国还提出将与印度一起促进南亚等地区的稳定[19]。

美国宣布“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之后，从财政预算以及军事部署上积极配合这一战略，通过强化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等亚太地区盟友的关系，深化与亚太地区关键国家的防务合作，凸显美国对于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此外，美国发出有意支持印度作为地区安全的提供者的信号，支持印度扩大参与重要的地区性制度，强调印度的“东向政策”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存在一致性。美印两国把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重点指向亚太，美国希望印度在东亚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20]。美国将与印度的双边关系界定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键支撑[21]。

美国、中国和印度形成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不平衡，美国处于互动三方的主导地位，印度和中国都是三边关系中的弱者。对于中国和印度两个具有大国心态的国家来说，美国是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国，中印关系则不是中国或者印度对外关系的最优先考虑。中国将与美国关系的稳定视为赢得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也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22]。对印度来说，印度外交的重要目标是实现国内经济转型，保障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23]。印度提出雄心勃勃的大国发展目标：第一，在2025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二，崛起为有全球政治安全影响力的大国，拥有塑造现有国际制度和规范的实力。这两个目标的达成，均离不开与美国的合作。对印度来说，认真扩大并深化印美关系是印度的首要目标[24]。其他双边关系是这个目标的必要补充。

这种不平衡的三角关系让美国在处理三边关系时具有了较大的灵活性和超脱性，可以随时联合一方，制衡另一方。考察20世纪70年代美国、苏联、中国形成的“战略大三角”关系可以发现，当美国实力相对下降时，美国会有意识地增强一方，削弱另一方。在美、苏、中大三角中，美国有意拉拢中国，拆解中苏联盟关系就是明证[25]。在美国“重返亚洲”后，在中美印大三角关系中，美国有意强化美印的双边关系，削弱中国。只要美国维护亚太地区等级结构和美国主导地位的决心不变，只要出现美国主导地位的挑战者，不管这个挑战者是中国还是印度，所得到的结果将会是一致的，即“不同的主角，同样的剧本”。

三印度对中美关系的处理

尽管有学者从硬实力和规范性权力方面出发，认为印度还远不是一个世界性大国，更偏向于用“中等强国”理论解释印度崛起，但是这并不妨碍印度政府对大国地位的自我定位[26]。印度独立前夕，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就誓言印度要当“有声有色”的大国[27]；冷战结束后，印度力推“东向政策”，从地理范围和多维度的合作议题上寻求印度生存和发挥影响力的更大空间。辛格政府大力宣扬21世纪是“印度世纪”，为争当世界一流大国，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28]。

美国和印度都视彼此为今后20年国家发展的重要伙伴[29]。印度认为亚太地区、中亚、印度洋、中东以及非洲等地区对印度的发展与繁荣有很大影响，在以上所有地区，美国是关键行为体，印美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印度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印度也认为如果要提振印度经济，实现大国崛起，需要仰仗与美国的合作。2025年印度人口总量将成为全球第一，为了保证年轻人就业和社会稳定，印度需要在未来20年创造约2.4亿个工作岗位。针对这个问题，莫迪总理提出“印度制造”计划，通过发展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美国认为自己可以在机器、材料、技术或者产品附加值上，成为实现印度制造业大国梦的无可替代的伙伴[30]。此外，莫迪政府改革措施中提到的智慧城市建设、清洁能源的可获得性，以及弥补数字鸿沟等，美国认为也都可以通过双边合作来实现。

印美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印度积极推动双边在各个领域的密切合作，从与美国关系中获得了很多利益，如民用核协定、高技术转移、现代武器转移和外交规模的扩大等[31]。截至2016年2月，印美双方建立了50余个双边战略对话机制[32]。印美常规性的高级别政治互访保证了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一系列长期的印美合作与对话制度的建立，深化了双边合作的领域与范围。印美战略对话有六个重要合作支柱，包括商业合作、战略合作、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教育与发展合作、经济、贸易与农业、科技合作以及健康与创新合作。近年印美双边战略对话与合作领域情况见表1。双边民间交流、政党交流也进一步稳固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以美国印度裔移民对美国政治经济的影响为例，硅谷15%创业中的企业是由印度人或者印度裔美国人创立，印度裔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是美国政治选举重要的“票仓”[33]。

表1　近年印美战略对话与合作领域情况一览表

(续上表)

合作领域合作框架合作内容防务与安全领域民用空间领域双边工作组2014年9月,NASA与ISRO签署合成孔径雷达(NISAR)探测任务,用以观测地球。三边对话机制美国—印度—阿富汗三边对话框架美国—印度—日本三边对话框架文化领域注资尼赫鲁—富布赖特学者项目开展社区大学MOOCs项目辛格—奥巴马知识倡议借助与美国教育合作,开展印度社区大学教育,进一步通过富布赖特学者项目开展高校教育机构的合作。今后8-10年,为印度培训5亿名青年人才。传统媒体合作印度重要报纸在华盛顿等重要城市都有通讯处,印度在美国有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合作印度建立了包括Rediff.com在内的多个对美国信息传播网站,并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印度大国形象。

数据来源：印度驻美国华盛顿使馆处网页，https://www.indianembassy.org/pages.php?id=41；美国国务院India page主页，http://www.state.gov/p/sca/ci/in/

印度在政治、经济和防务上借重美国的同时，亦和中国在国际上有着诸多共同利益诉求，尤其是为了加速本国经济腾飞而不得不倚重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这决定了印度在中美新博弈中将充当一个特殊角色。

印度实施“东向政策”以来，强化了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印度对中国采用两手政策，一方面借重中国发展国内经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又防止中国增强在印度洋地区和南亚次大陆的存在。印度对中国的这种“两面下注”(hedging)战略，并不是产生于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也不会因为美国这一“再平衡”战略的结束而结束。

中国和印度都有自己的“大国梦”，不会允许自己成为其他超级大国的附庸。印度与美国之间存在针对中国的合作与协调。印度精英阶层长期担心中印之间日益扩大的综合实力差距，尤其是中国快速推进的军事现代化。在他们看来，实力差距将限制印度未来的政策选择。与此同时，印度还对中国在南亚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充满忧虑，担心某些南亚国家利用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削弱印度在南亚的主导地位[34]。因此，印度存在防范中国的一面，希望借助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衡，以维护其政治和安全利益。

印度与中国是挪不开的邻居，双方的边界争端迟迟得不到解决，成为长期困扰双边关系发展的一道“坎”。同时，印度的周边安全问题也不容乐观，如阿富汗问题等。一旦美国政府真的在2017年从阿富汗撤军，那时，中国的积极介入对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就显得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印度与中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4年，中印双边贸易达706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7.84%，十年来，双边贸易增长了近25倍，中国已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35]。根据印度媒体数据，2014—2015财年，印度对中国的出口额达到119.5亿美元，进口603.9亿美元，贸易赤字达到484.3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了34%[36]。尽管双方贸易数据略有出入，但中印之间的贸易赤字问题已经影响到双边关系，印度希望扭转中印贸易中的不平衡问题。印度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有着许多相同或相近的立场，这也决定了双方必须互相借重。

有鉴于此，印度对美国拉拢印度制衡中国的战略采取审慎的态度，避免印美接近而引发中国猜忌，甚至反制。例如，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A. K. Anthony)曾向美国表示印度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持谨慎态度。2012年6月6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Leon Panetta)在新德里宣布把印度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键伙伴，2012年6月7日印度时任外长克里希纳(S. M. Krishna)在中国强调了中印双边关系是印度外交政策的优先选项，并表示印度希望扩大与中国的战略合作[37]。中国是印度邻国外交中重要的一环。莫迪当选印度总理后，进一步明确了印度的外交布局：一方面致力于建立和平、稳定、经济上密切联系的周边关系，特别是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包括中国、日本、俄罗斯在内的双边关系[38]。考虑到崛起中的印度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和战略上相互借重的现实需要，印度为强调这一政策的宣示意味，将与中国、日本、俄国关系的论述放到与美国和欧洲关系前面[39]。毋庸置疑的是，印度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最大的获益者。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掩盖不了印美之间的经济竞争与纠纷[40]，美国希望印度进一步消除对外国贸易和投资的壁垒并且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41]。美国正分别同中国和印度进行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强调开放投资，增加透明度以及可预测性等，尽快消除谈判障碍，优化双边商业环境[42]。针对美国强势的贸易规制行为，中印之间存在协作应对美国“公平贸易”诉求的利益基础。就经贸关系来说，印度势必采取更为灵活务实的方式，处理中国带来的经济发展压力和美国主导下的贸易规制压力。

四作为一项进程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近期，美国国内出现了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重新评估的趋势。2014年4月17日，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估报告。报告指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并没有完全调动经济和社会等外交资源。报告批评美国政府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时，忽视了民间力量等一系列外交资源的利用[43]。英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于2014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则从该战略的安全目标出发，认为美国需要软硬兼施，有效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44]。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IFPA)的报告则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角度，分析美国这一战略的转向[45]。一些学术共同体，如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从美国财政预算角度，分析预算削减情况下，如何有效实现“亚太再平衡”战略[46]。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ilbert Rozman)认为，美国需要考虑“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真正需求是什么[47]。他建议将“亚太再平衡”的地区进行细致划分，将亚洲划分为东北亚和东南亚，东北亚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消极影响更大。美国应该将战略重点放在东北亚，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形成的“战略三角”的挑战上。

“亚太再平衡”战略仍然处在推进的过程中，尚未最终完成。其实施效果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美国国内的财政危机，使“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财政支持受挫，有可能导致这一战略大打折扣。针对美国政府的财政困境，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助理国防部长卡特里娜·麦克法兰(Katrina McFarland)曾尖锐地指出，由于财政压力，“美方正在评估亚太再平衡政策，因为坦白地说，这项政策无法实现。”[48]

“亚太再平衡”战略进一步恶化了亚洲地区原本就复杂的安全局势。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亚太地区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而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和外交资源上的重新部署，导致亚太地区双边乃至多边关系日趋复杂化。中国周边国家开始对华“两面下注”，安全上借重美国，经济上倚重中国。一旦与中国关系出现龃龉，则迅速与美国接近以便制衡中国。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并没有制止亚洲地区军备竞赛，亚洲地区安全困境反而有日趋加重之势。2015年，韩国军费开支达到36.40亿美元，比2006年的军费开支增长了37%，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2.2%，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6%[49]。韩国国防部表示军费开支主要用于应对朝鲜核武器项目和导弹项目。2015年，日本安倍政府向国会提交了高达42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比2014年增加2.2%[50]。日本防卫省强调军费开支主要用于防卫从日本本土到台湾的日本南部的岛链。考虑到日本与亚洲的中国、韩国等国家存在一系列的领土争端，日本此举将极有可能引发亚洲地区安全困境。美国最初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是为了限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而目前日本愈演愈烈的政治右倾化势头，有可能成为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副产品。

结论

“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奥巴马总统对外政策的基石[51]，旨在维护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亚太再平衡”背景下，美国赋予中国和印度不同的战略定位。中国被认为是“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的主要对象，美国从挑动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连接点的南中国海问题入手，热炒部分国家与中国的矛盾，恶化中国周边关系。印度以其地缘战略优势，成为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拉拢的主要对象之一。一方面，美国不断升级美印双边伙伴关系的基调，2015年1月25日，双方通过的指导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远景声明——《印美德里友谊宣言》(India-U.S. Delhi Declaration of Friendship)，将2010年印美提出的建设“全球性战略与经济伙伴关系”，升级为“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52]；另一方面，美国在《印美联合声明》中明确给予印度领导性大国地位，美国欢迎“印度在整个地区的繁荣和安全中的领导地位”[53]。

在中美印三边关系中，印度和中国都将与美国关系作为本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是三边关系的主导者。美国赋予中国和印度不同的战略定位，这种调整导致美国、中国和印度三边关系进入新的调整阶段。美国作为三边关系乃至亚太等级体系的主导者，面对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亚太世纪”的崛起，有对亚太地区经济贸易活动进行“再规范”的充分动机。

美国 “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近五年来，美国、中国、印度三边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主要表现在美国企图联合印度平衡中国，印度国际地位获得巨大提升，印度成为美国和中国以及包含日本、越南在内的其他域内国家竞相结交的“伙伴”，为印度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发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的周边环境更趋复杂多变。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本身处在不断的评估和调整之中，这一战略的实施成效更多地体现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合作和部署上。考虑到目前亚洲主要国家军事开支激增，存在军备竞赛以及安全困境的危险，美国如何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有效保障亚太地区安全，值得进一步观察。

中印是亚洲地区彼此相邻的大国，且面临共同崛起的历史机遇和挑战，这就决定了双方需要彼此借重，以应对国内经济社会改革的各种挑战。在经济利益作为国家关系主导因素的背景下，中国应与印度构建共赢关系，推动两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54]。未来二十年，印度面临沉重的现代化负担，而中国经济历经三十多年的高度增长，其经验和教训值得印度学习借鉴。

美国试图以“国际准则”规范中国和印度的态度坚决，面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越来越强势的“再规范”色彩，以及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所展示的霸权护持的本质，中印两国在反对霸权，维护多极化体系，创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上存在共同利益基础，中印两国为了维护各自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将继续探讨多维度合作的可能。

【注释】

[1]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

[2] 萨本望、喻舒曼：《关于美国“重返亚太”的几点看法》，《和平与发展》2012年第1期。

[3] 陈雅莉：《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现实评估和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

[4][21][37][40] (印度)思瑞坎：《美国重返亚太新战略与印度的政策选择》，《南亚研究季刊》2013年第1期。

[5] David W. Barno, Nora Bensahel and Travis Sharp, “Pivot but Hedge: A Strategy for Pivoting to Asia While Hedging in the Middle East”，Orbis, Spring 2012, pp.158-176.

[6][53] 张力：《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与印度的角色选择》，《南亚研究季刊》2012年第2期。

[7] Charles M. Perry and Bobby Andersen,ManagingtheGlobalImpactofAmerica’sRebalancetoAsia, December 2014,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fo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ifpa.org/pdf/AmericasRebalanceToAsia_color.pdf

[8] “European Views on the Pivot and Asian Security”, in Charles M. Perry and Bobby Andersen,ManagingtheGlobalImpactofAmerica’sRebalancetoAsia, December 2014,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fo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ifpa.org/pdf/AmericasRebalanceToAsia_color.pdf, pp.84-102.

[9] Brookings India Initiative, “The Modi-Obama Summit: A Leadership Moment for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ptember 201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 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Opinions/2014/09/23-us-india-policy-memo/us_india_memos.pdf?la=en

[10][12][43] “Re-Balancing the Rebalance: Resourcing U.S. Diplomatic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 Majority Staff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Use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Thirtee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April 17, 201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872692.pdf

[11] “Fact Sheet: Asia-Pacific Strategic Engagement Initiative”, July 13，2012，available online at: http://lowermekong.org/news/fact-sheet-Asia-Pacific-strategic-engagement-initiative#sthash.TCIlE6KP.dpuf

[13] 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on U.S.-Korea Relations and the Asia-Pacific”，December 2013,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12/06/remarks- vice-president-joe-biden-us-korea-relations-and-Asia-Pacific

马铃薯适合砂壤土种植，深耕可使土壤疏松，透气性好，并可提高土壤的蓄水、保肥和抗旱能力，改善土壤的物理性状，为马铃薯的根系充分发育和薯块膨大创造良好的条件。马铃薯的须根穿透力差，土壤疏松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根系在土壤中发育得愈好，植株生长势愈强，产量愈高，特别是对前期生长比较缓慢的品种尤为重要。

[14] Mireya Solis and Justin Vaïsse, “Free Trade Game Changer”,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January 17, 2013, available online at: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3/01/free-trade-game-changer

[15][16] 陈志敏：《中国、美国和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

[17][18][19][20] The White 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May 2010，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www. whitehouse. 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pp.3-11，p.11，pp.43-44，pp.24-25.

[22] 崔天凯：《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求是》2014年第10期。

[23]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AnnualReport: 2014-15，New Delhi,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mea.gov.in/Uploads/PublicationDocs/25009_External_Affairs_2014-2015__English_.pdf, p.1.

[24] Waheguru Pal Singh Sidhu, “India-U.S. Relations: The View from New Delhi”，Brookings India-U.S. Policy Memo, September 201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 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opinions/2014/09/23-us-india-policy-memo/23-india-us-relations-new-delhi-sidhu.pdf

[25] 关于美国对中国—苏联联盟关系拆解的研究，请参见凌胜利《楔子战略与联盟预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

[26] 对印度大国地位的评论，请参考：Subrata K. Mitra, “The reluctant hegemon: India’s self-perception and the South Asian strategic environment”,ContemporarySouthAsia, Issue 12, No.3, 2003；Charalampos Efstathopoulos, “Reinterpreting India’s Rise through the Middle Power Prism”,Asi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 Vol.19, No.1, April 2011.

[28] 师学伟：《21世纪初印度大国理念框架下的亚太外交战略》，《南亚研究》2011年第3期。

[29] Alyssa Ayres, “Working With a Rising India: A Joint Venture for the New Century”,IndependentTaskForceReport，No.73,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i.cfr.org/content/publications/attachments/TFR73_India.pdf

[30] Stefan Selig, “Preview of the 2015 U.S.-India Commercial Dialogu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15，2015，available online at: http://fpc.state.gov/246942.htm

[31][34] (印度)思瑞坎：《印度对华对冲战略分析》，《当代亚太》2013年第4期。

[32] 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Modi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www. 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1/25/statements-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modi-republic-india

[33] Nisha Desai Biswal, “The U.S.-India Relationship”,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marks, September 17，2015，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5/247002.htm

[35] 《中印经贸合作迎来新的机遇期》，《中国日报》中文网，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xfly/2015-05-17/content_13706197.html

[36] “India-China trade deficit swells 34% to $48 billion”，TheHindu，New Delhi, May 13, 2015,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indiachina-trade-deficit-swells-34-to-48-billion/article7201545.

ece

[38] The Times of India, “President’s speech highlights 12 key points of the Modi government”, Jun 9, 201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Presidents-speech-highlights-12-key-points-of-the-Modi-government/articleshow/36309560.cms

[39] Brookings India Initiative, “The Modi-Obama Summit: A Leadership Moment for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ptember 201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 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Opinions/2014/09/23-us-india-policy-memo/us_india_memos.pdf?la=en, p.11.

[41] Joshua Meltzer, “Growing the India-U.S.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hip”,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 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4/09/23-india-us-trade-investment-relationship-meltzer

[42] The White House, “U.S.-India Joint Statement”,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9/27/us-india-joint-statement

[44] Seth Cropsey, “The Rebalance to Asia: What Are Its Security Aims and What Is Required of U.S. Policy?”，June 2014, Briefing paper,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 hudson.org/content/researchattachments/attachment/1411/cropsey_rebalance_to_asia_corrected.pdf

[45] Charles M. Perry and Bobby Andersen, Managing the Global Impact of America’s Rebalance to Asia, December 2014,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fo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46][51] Leon Whyte and Richard Weitz, “Enough to Go Around? Money Matters Complicate U.S. Strategic Rebalance to Asia-Pacific”,FletcherSecurityReview, Vol.2，No.1, 2015, p.1,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hudson.org/content/researchattachments/attachment/1455/2015_01_29_weitz_whyte.pdf

[47] Gilbert Rozman, “Reassessing the U.S. Rebalance to Northeast Asia”,Orbis, Summer 2015, pp.348-360.

[48] Bill Gertz, “Inside the Ring: Pentagon Reevaluating Obama’s Pivot to Asia”，WashingtonTimes, March 5, 2014.

[49] Sam Perlo-Freeman, Aude Fleurant, Pieter Wezeman and Siemon Wezeman,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SIPRI Fact Sheet, April 2016, http://books.sipri.org/files/FS/SIPRIFS1604.pdf

[50] “Japan Defense Ministry Asks For Record Budget”,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defensenews.com/story/defense/international/Asia-Pacific/2015/08/31/japan-defense-ministry-asks-record-budget/71491924/

[52] The White House, “Obama Building U.S.-Ind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1/25/india-us-delhi-declaration-friendship

[54] 陈吉祥：《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下的中国与印度关系》，《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6期。

【责任编辑：邓仕超】

America’s Rebalance to Asia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U.S.-China-India” Trilateral Relations

Xi Guigui & Chen Shuishe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37， China)

Keywords:Rebalance to Asia; Strategic Triangle; Regulatory Pressure；the United State；China；India

[收稿日期]2015-12-10

[作者简介]席桂桂，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陈水胜，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国务院侨办文化司主任科员。

[基金项目]湖南省美国问题研究中心长沙理工大学研究基地2015年课题“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印关系的影响研究”(15CASCL10)。

[中图分类号]D87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16)02-0064-10

*感谢《东南亚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作者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