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妮

文学生态学视角下南昌采茶戏的审美精神探析

胡妮

［提要］文章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对南昌采茶戏审美精神特质及其嬗变进行考量，指出《秧麦》等以劳动者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地方小戏是艺术表现生活最直接、最质朴的反映，生动地体现出普通民众以真善为美、以勤劳为美并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审美精神；《方卿戏姑》等剧本既有对嫌贫爱富等社会现象的道德谴责，更有普通百姓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借助功名改变命运这一审美精神和现实需求的生动传达；《南瓜记》之类的清官公案戏则体现出当时民众对家庭、社会问题所持的“除暴安良”和“善恶相报”等审美理念和伦理价值观。

南昌采茶戏；审美实践；审美精神；地方小戏；“南昌四大记”

南昌采茶戏是江西省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剧种之一，起源于清道光年间南昌民间的“花灯”和“十二月采茶调”，经灯戏、三脚班、半班等阶段而于清末形成，流行于南昌、新建、安义和进贤等县区。［1］南昌采茶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既结合了汉族民间采茶灯和灯彩的特色，又吸收并结合了南昌地区的汉族民间舞蹈，运用戏曲的“做打”和南昌方言的“唱念”表现生动鲜活的故事，富有以歌舞演故事和以说唱讲故事的戏曲特征。

对于南昌采茶戏这一综合艺术形式而言，在文学艺术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起源与发展和音乐与表演方面，如万丽媛的《南昌采茶戏音韵研究》、李媛的《探究南昌采茶戏的音乐文化形态》和刘振星的《论南昌采茶戏的唱腔艺术》；对其故事结构和人物的研究有胡一伟的《南昌采茶戏故事研究》，运用叙事学理论考察了南昌采茶戏的概况与品类、故事之间的关系、人物的生成及“演出”、人物愿望与叙述动力之间的关系和“代言体”对叙述交流的影响。［2］陈柳等人从文化上对南昌采茶戏进行了思考，试图摸索一个切实可行的全新的传承方案。［3］根据研究现状，为本文拟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关注南昌采茶戏审美风格的特质及其嬗变。

一、作为审美活动实践的南昌采茶戏

审美活动是人类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基础之上提出的为了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是依靠感官直觉或理性思考对周围世界的自然景观、社会现象、生态环境和人生理想等事物进行美学审视和价值判断的实践活动。

关于审美活动的起源，美学界一直存在摹仿说、生物本能说、游戏说、巫术说和劳动说等不同的理论观点。摹仿说是最早提出关于审美与艺术发生的理论，在公元前5世界的古希腊广为流传，认为艺术与审美是对自然的模仿，该派学说以柏拉图等哲学家为代表；［4］生物本能说直接从人的生物性需要出发探讨审美发生的原由，认为审美活动是出于人的本能，该派学说以达尔文为代表；［4］游戏说是比较有影响的一种审美发生理论，认为审美活动在游戏的基础上发生，主要由希勒和斯宾塞提出；［4］巫术说建立在西方人类学家对原始宗教尤其是原始巫术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审美发生于巫术，以泰勒和弗雷泽为代表；［4］劳动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审美发生学说，提出艺术审美活动源于生产劳动，是从人类的生产劳动中分化、独立出来的活动。［4］

通过考察艺术审美活动发生学各派观点，结合南昌采茶戏的具体实际，笔者发现，这一独具特色的地方艺术形式正是发源于茶山地区老百姓采摘茶叶这一劳动形式。

从审美的角度考察南昌采茶戏，作为审美客体的南昌采茶戏故事内容和作为审美主体的观看群体或个人都在采茶戏表演这一审美活动实践中获得了感官的愉悦、情感的交融或思想的碰撞与升华等种种新奇的审美体验。

就其故事内容而言，南昌采茶戏是历代采茶戏艺人在现实生活基础上，选取田野乡间或城镇小巷中典型性的生产劳动或生活场景创作出的地方小戏；又有从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中提取来的充满玄幻的志怪传奇；有根据真人真事或章回体小说改编的大戏，更有新时代体现新思想的新戏。根据故事内容和来源，南昌采茶戏分为小戏、大戏、本戏和新戏。代表性的小戏有表现劳动人民日常生活和质朴情感的《瞧妹子》、《采茶歌》、《挖笋》（《攀笋》）、《秧麦》和《拣田螺》等；传统大戏有以民间故事为题材的《南瓜记》、《鸣冤记》、《辜家记》和《花轿记》，合称“南昌四大记”；经典本戏或根据当地真人真事编写，或直接由章回小说加以改编而成，如《孟姜女》、《合同记》、《唐伯虎点秋香》和《白蛇传》等；获得大众认可的新戏有《杀狗记》、《蓝桥根》、《仇深似海》和《借女冲喜》等古装剧，也有《马兰花》和《中心狼》等童话剧。

就其演出来说，南昌采茶戏以载歌载舞的形式、幽默风趣的语言和插科打诨的方式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服装美、舞蹈美、语言美、情节美和思想美，带给观众感官的愉悦、情感的共鸣和思想的升华。具体而言，南昌采茶戏的表演融合了矮子步、单袖筒和扇子花等舞蹈元素，同时根据采茶、抜笋和秧麦等劳动场景“做打”各种动作；南昌采茶戏以南昌方言进行唱念和独白，主要曲调有“茶灯调”和由“茶灯调”发展演变而来的“攀笋调”、“秧麦调”、“下和调”等。音乐伴奏的二胡有“花奏秦腔”的演奏方法，分中弓与短弓两种，而短弓又有顿弓、颤弓、上滑音、下滑音、打指等拉法。这些普通民众耳熟能详的音律和曲调在“悦耳”的同时极易引起共鸣，从而实现其审美价值。

就其观赏来讲，观看南昌采茶戏的基本都是各乡村的普通老百姓。南昌采茶戏的草根性特征使得他们能够轻松地运用自己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把握住故事情节极其思想内容。不仅如此，因为经常观看甚至模仿演出，他们对采茶戏的故事内容和表演程式都相当熟悉。因此，观看南昌采茶戏就是老百姓闲暇时最好的审美活动。

综上所述，作为地方艺术形式之一的南昌采茶戏从创作、表演到观看都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对象化，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活动形式。而在这一审美实践过程中将创作、表演和观赏联系起来的是南昌采茶戏内在的审美精神。这种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众审美理想的变化发生着微妙的嬗变，又在变化中保持着继承和发展。

二、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戏剧审美精神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用环境因素解释文化现象的学科，于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JuliaH.Steward）创立。在对印第安人的研究中，斯图尔德看到了文化与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在考察了环境对人的影响和对文化选择的限制以及人类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及其影响之后，他提出了文化的生态适应理论与文化生态学的概念。［5］

令人欣喜的是，斯图尔德及其追随者们从环境与文化的互动出发研究和解释文化现象的思路和做法为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本文的研究带来了灵感。根据人类学家的考察，世界各地的许多原始民族，在狩猎之前或之后，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礼或仪式，预祝或庆祝狩猎的成功。这些仪式的形式就是舞蹈。［3］与此相似，作为农耕文明的继承者，江南地区的汉族民众同样会在劳动过程中高歌一曲，表达鼓舞之情；或在农闲、婚丧嫁娶或年终祭祀等重要场合搭台唱戏。对于南昌各县区的百姓而言，最初的《采茶歌》、《采茶舞》因其贴近生活的草根性，成为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艺术作品。除此之外，民众在观看采茶戏演出的同时，可以非常自如的加入自己的理解和想象，甚至亲自登台进行演出，通过获得他人的认可得到表现心理和审美心理的愉悦与满足。

在采茶戏发展的最初阶段，其表演内容多与茶叶种植、采摘、烘培和售卖等活动密切相关。据史料记载，采茶戏起源于采茶灯，也叫茶篮灯，主要是描写采茶人的劳动，是民间茶农采茶叶时所唱的采茶歌与民间舞蹈结合而形成的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是为“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艺术形式之一，具有浓郁的歌舞性质和地域地方色彩。清朝道光末年，采茶戏由灯彩演变成戏曲。清朝光绪年间，南昌采茶戏在南昌禾埠起班。当时的剧目演出者多为“二小”，即小丑、小旦，如《攀笋》、《卖棉纱》等。之后，随着剧情的需要，“二小”逐渐发展为“三小”（小丑、小旦、小生），如《下南京》、《卖花线》等，因此民间俗称采茶灯为“三角班”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众审美需求的变化，采茶戏的表现对象已不局限于茶事，而是逐步扩展到秧麦、攀笋、打猪草等其他农业劳动形式，以及磨豆腐、卖杂货、补背褡等日常生活场景，甚至借用其他剧种资源，或改编章回体小说、或根据神话故事和真人真事进行艺术创作，将采茶戏的故事主题深入到家庭生活的各个层面，甚而对社会问题、伦理道德和人生价值等问题进行表现和思考。

通过采茶戏这一特殊的戏剧审美实践活动，创作者、表演者和观赏者都可以用一种特殊的艺术的形式对自己所生存的世界和周围的人与事进行重新认识与阐释，并形成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性的关系状态，从而在理智与情感、主观与客观上作出新的认识、理解、感知和评判。此外，戏剧审美活动的参与者通过对戏剧作品中的故事内容、伦理道德和审美精神的理解、感知和评判，可以感受到人生的美好，产生一种感恩的心情，从而激发出对真善美的向往和对假丑恶的扬弃。

值得指出的是，审美精神是艺术作品产生感染力的源泉，更是艺术作品生命力的本源所在。而将戏剧审美精神置入文化生态学视野下进行考察，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南昌采茶戏审美精神的特征及其嬗变，发现其中蕴含人生百态，并触摸到其中跳动的时代脉搏。接下来，笔者将对南昌采茶戏的审美精神特质及其嬗变进行分析。

三、南昌采茶戏审美精神特质及其嬗变

（一）《秧麦》等小戏：人情百态齐上台、幸福生活真善美

小戏是南昌采茶戏最原初的艺术形态，其最本源的审美精神在于真实再现日常生活中的诙谐场景，赞美勤劳勇敢、朴实善良、和睦相处和互相帮助等美好品德，谴责懒惰懦弱和欺善怕恶等不良行为，表达出普通民众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并实现了宣扬真善美、扬弃假恶丑的审美价值判断。这方面最有代表性小戏是以田间地头普通劳动场景为题材的《秧麦》和《扳笋》，以及以日常生活片段为表现对象的《卖棉纱》、《王婆骂鸡》和《卖杂货》等传统小戏。

《秧麦》是南昌采茶戏流行最广的早期“灯戏”剧目之一。剧中吴田方和胡金花是一对青年夫妻，丈夫在外辛苦种地打长工、妻子在家养猪种菜忙家务，两人终年辛勤劳作却仍不得温饱，难免互相之间有所埋怨。在简单表明夫妻一同去秧麦的这一缘由之后，剧情集中到夫妻俩秧麦过程中语言和动作上的互动，表现出夫妻和睦和勤劳生产的愉快心情。剧中语言幽默风趣，于插科打诨中揭露劳动者终年辛苦无温饱的辛酸，更肯定了“夫妻和睦人人夸，双双劳动真不差”［6］这一对劳动和对家庭的期盼。

《扳笋》也是南昌采茶戏早期的传统小戏。剧中农村青年唐喜生自幼父母双亡，但为人勤劳机灵，靠耕作先人遗下的一亩瘦田和一块竹山维持生活，并获得了邻村年轻美貌的姑娘林茶香及其父的喜爱。该剧通过唐喜生和林茶香的竹林约会对唱，互相吐露爱慕之情，既赞美了勤劳善良的品德，也肯定了年轻人追求自由爱情的勇气。与之相似的是《卖棉纱》中的年轻寡妇蔡金花和忠厚老实的青年陈伯佳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二人一个以纺纱为生，一个以织布过活，在一次面纱买卖过程中讨价还价，最后发现彼此都是同命人，于是决定配成双，以便“有商有量过光阴”。［6］

《王婆骂鸡》中的王婆喜欢养鸡并以此为乐。一天清晨放鸡的时候，突然发现少了一只大公鸡，四处寻找不见踪影，怀疑是邻居偷吃了，于是破口大骂。而事情的实际情况是，大公鸡自己飞到了铁匠老都妻子烧茶的开水里泡死了。王婆看到邻居家地上的鸡毛正是自家公鸡的，更加吵闹不休，直到铁匠回到家中赔钱方将此事平息。老都的理由是乡里乡亲之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最好的办事是息事宁人，就当拿钱买鸡吃，以免吵吵闹闹伤了邻里之间的和气，更会“搞得名声不好听”［6］王婆的表演可谓是泼辣风趣，地方色彩浓郁。日常生活中简单的一幕，却表达出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伦理道德观念。

值得指出的是，南昌采茶戏小戏均已百姓日常生活场景为题材，在25分钟左右的表演过程中，将世间百态尽情地搬上舞台，或热情赞美老百姓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精神风貌，或辛辣讽刺社会上的坏人坏事，或真实反映当时的贸易情况，或直观表达对生活幸福的美好愿景，其共同的审美精神则是人情百态齐上台，幸福生活真善美！

（二）《方卿戏姑》：学而优则仕、功名改变命运

科举考试这一人才选拔制度无疑为普通百姓跻身仕途进入上流社会提供了实现可能，也为普通民众形成读圣贤书、考取功名、改变命运的“学而优则仕”之类的心理认知提供了现实基础。在此社会环境之下，哪怕是再穷酸的秀才，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发挥才华与能力，得以高中举人、进士、甚至三魁，则意味着功名利禄唾手可得，坐拥娇妻美妾的美好生活即将到来，甚至整个家族也能够凭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飞黄腾达起来。作为艺术再现生活的南昌采茶戏，对于这种功名改变命运的审美理想也多有表现。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方卿戏姑》。

《方卿戏姑》是不仅是南昌采茶戏、而且是江西采茶戏的代表作，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整部戏共分九场：坟场别母、投亲拜寿、上房会姑、绣房会姐、松亭会父、走雪遇救、庵堂会母、方卿戏姑、责姑团圆，讲述家道中落的方卿借助无门、奋发图强、通过考取功名改变命运的故事。方卿本是一秀才，父亲下落不明、母亲病故、家道中落，无奈之下前往姑母家寻求帮助，无奈姑母竟嫌贫爱富门都不让进，扬言除非方卿衣锦还乡荣贵故里才会接纳他。幸运的是，方卿得到了表姐的帮助得以艰难度日，后来又找到了父亲，更是通过发奋读书得以高中状元。此时的方卿本是衣锦荣归，却仍假装穷苦、故意穿着破烂地对姑母进行了一番戏耍。

整部戏固然对方卿姑母嫌贫爱富、见死不救进行了道德上的谴责。与此同时，主干情节中充满了秀才穷途末路得女子帮助、得功名改变命运和高中状元衣锦还乡等中国古典戏剧元素，从而表现出南昌采茶戏受传统文化影响所体现的普通百姓通过博取功名改变命运的审美理想，也是对“学而优则仕”后从穷秀才摇身一变成为状元郎之后的思想状态进行探索，即有钱有权有前途之后才有自由掌握并支配自身命运这一生命本体价值所进行的一种考量。

（三）“南昌四大记”：善恶终有报，为人需本分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众审美需求的提高，南昌采茶戏的故事题材不再局限于田间劳作和商品交换等生产生活，而是扩大到对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从当地新闻和民间故事中汲取营养进行艺术创作，从而展现社会见闻和民间风俗，弘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循环论，激励观众行善事做善人。

清末民初，采茶戏艺人根据南昌发生的真实故事，创作了著名的南昌采茶经典剧目《南瓜记》、《鸣冤记》、《辜家记》、《花娇记》，俗称“南昌四大记”。其中的经典大戏《南瓜记》由丁文选落地教书度日、王寿廷见色起意、奸主仆伪造账簿、朱太师奉旨还乡、丁文选卖妻还债、朱太师知情仗义、王寿廷强娶人妻、刘老二跑腿告状、高志凌智取恶霸、朱太师稀汤宴客等情节构成，讲述并颂扬了清正廉洁的父母官惩强除恶、警示护民的正义之举，谴责了乡邻恶霸仗势欺人、企图强占人妻的恶劣行径。整个故事由三条线索展开，一是南昌县恶霸地主王寿庭勾结官府，横行霸道，强抢穷秀才丁文选之妻杜兰英为妾；二是当朝太师朱轼奉旨回高安老家为母祝寿，顺道途径南昌查处贪官，得知丁文选夫妻遭遇之后，朱太师先是送上官宝为之还债，被再次诬陷后修书一封，将恶霸告上南昌县；三是县令高志凌在危机之下一面派出妻女以“闹房”为由阻止王寿廷强占人妻，一面请主大人亲身此案，将王定罪伏法。故事最后，三条线索主要人物齐聚一堂。在朱大人与老母祝寿之日，南昌大大小小官吏都往高安贺寿，朱用文选送来的南瓜熬成稀汤宴客，请各位大人多吃几晚，并告诫“为官之人要一清如水”，［7］以示为官必须清正廉明。

《花轿记》是南昌采茶戏艺人根据辛亥革命后南昌城内发生的一起新闻事件编演的：泥木工人梁茂生手艺出众，在一次裁员事件后被老板刘少浦设计陷害收买，成了包工头，帮助老板压榨工人的同时，自己也变得吃喝嫖赌不是人。更在一切只为钱和利的媒婆侯家婆设计之下深陷烟花柳巷，甚至为了与妓女胡金花结婚而抛弃重病的老母和结发的妻子。不料在结婚当天，当花轿抬到文昌宫时，人多拥挤之下年久失修的地楞断了，前来看热闹的围观者和当事人坠入地板下的墨水池中，造成三十六人死亡。惨案发生后，当事人被告上法庭，当事法官却被侯家婆的金钱和胡金花的美貌所惑，为了娶胡金花而徇私将梁茂生无罪释放。最后，梁茂生终于得知刘少浦的奸计，更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与老母和发妻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生活。［7］

五、结语

审美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实践活动，包括“悦耳悦目”、“悦心悦意”和“悦志悦神”三种审美形式［8］，也是从感官审美到心理审美再到精神审美的升华过程。对于南昌采茶戏而言，早期的地方小戏在题材上以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场景为对象，贴近生活、甚至直接表现生活常态；在思想上宣扬大众认可的勤劳、正直、诚实和互助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好品德；在人物塑造上极富平民色彩，大部分普通民众都是以正面形象活跃于舞台；在表演上运用载歌载舞的形式美和插科打诨的语言美让观众体会到了“悦耳悦目”的感官审美愉悦。此后发展起来的本戏和大戏以及新戏表现的内容则更为丰富多彩，几乎包括了对个人理想、家庭伦理到社会道德等各个层面的思考与表现。

值得指出的是，南昌采茶戏故事剧本在形成发展和表演过程中并不是一次性“消费品”，而是经由采茶戏演员们代代传承反复演绎的，其中的审美精神既有嬗变亦有交融，既带给观众愉悦的审美体验，更在审美理想和伦理价值上与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实现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因而深受民众喜爱，得以长远流传下来。

［1］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江西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江西卷［M］.1998.

［2］胡一伟.南昌采茶戏故事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2.

［3］陈柳，吴淑岚，廖婷.场域、惯习与文化传承—对南昌采茶戏文化上的思考［J］.老区建设，2015，（8）.

［4］王旭晓.《美学原理》［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

［5］崔明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9）.

［6］南昌市文化局艺术资讯委员会编.《江西地方戏传统剧本选编·南昌采茶戏·小戏第二集》［M］.南昌，1995.

［7］江西省戏曲研究所，南昌市文化局剧目工作室合编.《江西地方传统剧本选编·南昌采茶戏第一集》［M］.南昌，1982.

［8］李泽厚.《美学四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胡妮（1977—），女，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叙事学、文化研究。（江西南昌330063）

南昌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南昌采茶戏的叙事与审美研究”（DB201305315）

［责任编辑：刘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