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海斌



清代“官科技”体系中的高层群体研究

■丁海斌

［摘要］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中有一个与科学技术活动相关的“官科技”群体。清代“官科技”高层群体包括：皇帝、中央高官、地方封疆大臣和高级宗教人士等。清代皇帝中的开国之君、“旷世圣祖”、平庸与救亡之主等，出于不同的动机和个人兴趣，关心、组织官方的科技活动；一些中央高官和封疆大臣是清代“官科技”高层群体的主体，他们包括官方工业管理者、学士儒官、治河理槽者、承担临时性特殊科技任务者、其他职业相关者和个人爱好者等，他们基于职务需要、忠君爱国思想和个人兴趣等方面的需要，从事一些科学技术活动，是推动清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清代宗教组织由于被纳入国家体制，其中少量宗教领导者因从事一定的科技活动而成为清代“官科技”高层群体的成员。清代高层“官科技”群体作为一个典型代表反映了中国古代“官科技”群体的一些重要特征，对它的研究具有较为广泛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清代；官方科技；高层群体

在人们的一般常识中，科学技术是一种极具专业性的事物，社会中的高级官员，一般与其无关。但在中国古代，相对同时代的世界各国而言，科学技术活动则有着一个较为特殊的特点与现象，即官方较多地参与了科学技术的教育、传播和科技活动的组织、实施等，古代知名科技专家多数同时又是政府官员，他们进行科技活动的目的，除少数个人原因外，常常是为国家统治活动服务或邀宠于皇帝，“集中统一”的特征明显。我们称这种特点与现象为“官科技”。［1］

科学技术活动是由人来进行的，在“官科技”范畴内进行科学技术活动的群体，我们称之为“官科技”群体。“官科技”群体由官员与官方工匠组成，“它大致上分为皇家、国家和非国家正式建制中的‘官科技’群体三大体系”。［2］笔者截取清代一朝，将对他们进行分别的叙述与分析。而在官员中，职级与品秩有高有低，其分工、特点、作用等各不相同，本文首先对“官科技”群体中的高层部分（皇帝及一、二品官员）进行分析。

据笔者统计，清代知名“官科技”人物约550人，而其中一、二品（包括从二品）官员约80人，约占总数的15%。作为金字塔的塔尖，清代高层知名“官科技”人物人数较少，所占比例较低是正常的，是合乎逻辑的。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们的具体组成情况。通过笔者的统计分类，清代“官科技”高官主要由贤明君主、中央重臣与地方封疆大员、河漕总督以及高级宗教人士等几部分人组成。

一、清代皇帝与科学技术

（一）皇帝为什么关心科学技术

在“官科技”的最顶层，必然是至高无上的君主。贤明君主为了维持天子神话和治理国家，就不能不关注科学技术，清代帝王贤明如康熙者，是了不起的科学技术爱好者，作为皇帝，其科技成就堪称伟大。即使无权无力如光绪者，也积极变法维新，提倡学习科学技术。他们作为“官科技”群体的一员，影响力之大自然是无人能及的。

中国是农业国家，因此一个称职的君主就不得不懂得一些农业生产知识和水利知识。中国历史上的君主是在领导农业生产和治水的过程中由部落首领逐渐转化而来的，后来的君王虽然“马上打天下”，但治理天下时不能不关心农业生产，“历代圣王无不以服田力稼,勤劳农桑为先务。故天子三推,皇后亲蚕,率民耕绩,几为万世型”；［3］作为一国之主，他也必须关心国家的舆地疆域，同时，为了维护君王的天子神话，他们还得不关心天文历算，而中国特定的地理环境，治河从来是帝王必得关心的大事。所以，在中国古代，贤明的君主除了应该关注国家政治、军事活动之外，还应该关注农业、水利、地理、天文历算等科学技术活动，并对其有一定了解，所以他们理所应当地成为“官科技”群体的首领，并在这一群体中发挥一定的导向作用。

君主成为“官科技”群体的首领不是由他们的科技才干和科技意识决定的，而是由他们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就才干和意识而言，终其中国古代，可以成为真正科技主体的皇帝寥若晨星。但位置决定思维、位置决定职责，贤明君主不能不考虑与科技有关的事情，我们甚至可以把他们关注科学技术的程度作为判断其贤明程度的指标之一。康熙大帝说：“朕听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4］其中有两件事（河务、漕运）与科技及国计民生有关，其忧国忧民之心可鉴。

就数千年中国古代史而言，清代皇帝是最为关注科学技术的。他们除了因上述理由而关心农业、舆地、天文历算、水利等外，还有一个新的原因——西学的传入与列强的威胁。这使得清代皇帝在整体上更为关心科学技术，康熙皇帝甚至在科学技术方面可以称为“千古第一帝”。但就当时的时代而言，就当时的世界形势而言，清代皇帝关注科学技术的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总体上是不够积极、不够开放的。清代中国之维新失败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即成鲜明对比。

（二）清代皇帝的角色特征及在科学技术活动中表现

皇帝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与他们本人的思想意识及所处的历史时代特征等有密切的关系。以下按照几种清代皇帝的角色类型分别说明他们与科技活动的关系：

1.开国之君

努尔哈赤：发展与军事活动有关的冶铁技术、建筑技术等；皇太极：勤治农桑，关注耕种技术，制作大炮等；顺治：心系天命所归，关注天文历算，颁布《时宪历》，任命汤若望掌管钦天监等。

2.“旷世圣祖”

这种君王是很少见的，贤明的君主一般只是关心有关的科学技术知识，像康熙这样科技知识渊博者是极少见的。但可惜的是，他受身份和时代的限制，还是做出了一些背叛科学的事，使中国古代社会终究没有产生一位真正忠于科学的皇帝，科学技术始终是政治的附庸。

3.平庸之主

任何朝代，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平庸之主都是很多的，清代有：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尽管乾隆自称“十全老人”，但在科学技术方面，却是平庸之辈。但相对而言，他们还是十分重视农业、水利及舆地历算之事的。如：雍正帝十分重视农业、水利，屡颁劝农诏、治水诏，他于1724年（雍正二年）颁布的《圣谕广训》第四条为“重农桑，以足衣食”，并且在实践中身体厉行。

4.救亡之主

同治、光绪二帝，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近代科学技术，试图革新救亡。但他们固有的利益和软弱性，导致他们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并最终被能够救亡者所取代。

（三）清代皇帝科技知识的来源

最后，本文还要说一说清代帝王科技知识的来源。前文说到，古代皇帝因其特殊的地位，被期望成为军事家、政治家、农学家、水利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等，那么，他们的科技知识从何而来呢？答案是：来源于特殊的皇家和帝王教育。在未成为皇帝或太子前，他们享受一般性的皇家教育，清代皇子皆在上书房学习。而成为皇帝后，则有进一步的特权，特开日讲和经筵，由专门的儒者讲授经学等。康熙的科技知识来源有二：一是儒家经学，其中有涉天文历算、舆地水利等者；二是来源于西方传教士，他们包括南怀仁、张诚、白晋等人。饱学宿儒和西方传教士都曾经是他的专职教师。此外，康熙还经常召见学术名家，加以勉励与请教，如康熙召见当时的算学大家梅文鼎，与其共研历算，并赐梅“绩学参微”匾。

皇帝是“官科技”群体的特殊成员，就职责而言，他们是“官科技”群体的首领无疑。但他们是不是当之无愧呢？应该说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当之有愧的。国家的科技事务越过他们一般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对科技事物的认识如何？关注度如何？主体意识如何？都是很难说的。应该说，从整体而言，他们对科技事物的认识是有限的，关注度远远低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更遑论作为科技工作者的主体意识了。因此，常常会导致“官科技”群体的实际首领（更多的是某一领域中的科技领袖）可能是那些有识有志的高级官僚。

二、中央高官、封疆大臣与科学技术

在皇帝之下，“官科技”群体的顶层是那些关心科技事务、支持科技事业、钻研科技知识的中央高官和地方封疆大臣（品秩在从二品以上者），中央高官和地方大员多有交叉，鲜有只任一方职务者，如阮元自谓“三朝阁老，九省疆臣”，其身份既是阁老，也是疆臣。“官科技”主体在这个高官群体中所占人数比例并不大，人数较少，但他们往往是能臣贤士，往往是难得的清官儒官，如李光地、阮元、孙家鼐等。

中央高官和地方大员多数为“间接科技主体”，即不以科学技术为基本职业对象的科技主体。他们研究科学技术有的与职务职责基本无关，是出于个人爱好和爱国忧民之心，如刘若金、蔡珽、潘霨等医学爱好者；也有的与职务有关，主要是科技管理者等，如出于科技兴国的目的而致力近代工业的洋务运动中的李鸿章、奕、曾国藩、张之洞等。他们皆为难得之士，科技之事多非本业，若无爱国爱民之心和脱俗拔常之品，是无需过问与亲研的。以下分类简述之：

（一）工业管理者

如工部、礼部（礼部与天文有关）、兵部（与地理舆地有关）等部门的尚书、侍郎（不包括虽为这些部门的长官，但不学无术或学术与其职业无关者），以及后期的洋务派大臣等，如：年希尧（满族，任工部侍郎等，擅长于制图学、数学、医学、制陶等）、何国宗（任工部侍郎等，擅长于天文学、测量学）、图理琛（满族，任兵部、户部侍郎等，长于地理学）、李潢（任工部、礼部侍郎等，长于算学、天文学和音律学）、李鸿章（任北洋通商大臣等，兴办实业）、盛宣怀（邮传部尚书、邮传大臣等，兴办实业）、奕（满族，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兴办实业）等。

这些人成为“官科技”群体的一员，关心科技、学习科技、兴办科技事业，其原因一方面是职责所在，另一方面是因个人爱好和爱国意识。以年希尧为例：年长于制图学、数学、医学、制陶等，这一方面因职在工部、内务府等，兼管景德镇御厂窑务达十年之久，制陶技艺精湛，所以雍正朝的官窑瓷，习称“年窑”；另一方面，是出于他个人的爱好和科技意识，如向传教士郎世宁、名学者梅文鼎等学习透视学、数学、医学，著《视学》《年希尧集验良方》等。

（二）学士儒官

清代中央政府中有一些颇具学者意义的官员，如内阁学士、翰林编修等。内阁大学士原为宰辅之为，但清设军机大臣之职后，大学士沦为文化闲职。他们皆为饱学鸿儒，常因治经而涉科技。如：李光地（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文渊阁大学士等，擅长于天文历算、治河，著《历象本要》，主持编著《御定星历考原》等）、蒋廷锡（文华殿大学士，擅长于医学）、齐召南（内阁学士，擅长于地理学，著《水道提纲》）、程恩泽（任内阁学士等，擅长于天文学、地理学、医学、数学等）等。

翰林院则是更具学术意义的部门。它集科举取士、储养人才、培养皇家子弟、登进高官、修纂国史、探讨学术等多种功能于一身，是中国封建专制时代学术地位和文化含量最高的机构。“非进士不入翰林”，清代“官科技”高官多数是经过翰林院培养出来的。如：李光地、吴其浚、李鸿章、陈宏谋、梁章钜、林则徐、王兰生、程恩泽、徐继畲、孙星衍、阮元、高士奇、蔡珽、汪由敦、戴敦元等。翰林官的品秩从“未入流”到“从二品”（翰林院掌院学士）不等，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等品秩虽不高，但他们都是未来的宰辅之选。

（三）治河理漕者

它们是最具传统意义的“官科技”职位。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较弱的古代，治河是各民族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特别是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使然，治河是各朝各代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从远古洪荒时代，大禹及其前辈就把治水作为种族头等大事，治水者也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自从国家产生以来，中国古代治水者从来都是德高位崇。而自隋朝以来，漕运对国家经济、交通的作用也极为重要。因此，清代设高居从一品的河道总督、漕运总督，来专门从事治河理漕的工作。其中，以河道总督为主，组成了清代“官科技”高官的重要部分。他们因职务、职责的要求，多攻水利之学，从而成为“官科技”群体的成员。其中知名者有靳辅、魏廷珍、嵇曾筠、齐苏勒、顾琮、高斌、何国宗、白钟山、高晋、嵇璜、张井、朱为弼、严烺、麟庆、栗毓美、吴邦庆、潘锡恩、梅启照、林则徐等，约占笔者统计的清代“官科技”群体高层知名者总人数的25%。

除专职河漕官外，一些其他中央高官与地方疆臣，也会根据朝廷的意见或地方实际，而关注水利。如：允祥（怡贤亲王，曾总理京畿水利营田事务）、鄂尔泰（担任地方总督时提出“水利为地方第一要务”）、陈宏谋（历任湖广等地总督，兴修水利，造福于民）、梁章钜（曾任江苏布政使等，对江苏水利做出重大贡献）、林则徐（曾任两江总督等）等。他们以地方疆臣为主，因有爱国为民之心和职务需要，积极钻研水利。特别是“清政府为了解决地方水利发展问题，而让一些已有职守的地方官员兼署水利职衔，担负发展所在区域水利的任务”，［5］使得清代官僚群体中出现了较大量的兼攻水利者。

以名臣林则徐为例：林则徐治河成绩卓著。他曾任河东河道总督，并曾任江苏淮海道、署江苏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南河督工、两淮盐政使、江宁布、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地方官。其时虽有长短，职责亦有变化，但都十分关心地方的水利工程和经济发展。在浙江，修海塘，兴水利，发展农业；在淮阴，兴修水利、疏通南北河运。每到一地，必关心地方水利，关心民众疾苦，爱国为民之心可亲可敬。

治河者的水利知识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早期教育，主要是儒学，儒家（特别是清代儒家）讲究经世致用，其中包括水利方面的内容；二是入仕后的学习，许多官员在考取功名后要在翰林院等部门学习国家事务，如著名的治河者靳辅就首先在国史院任编修，国史对国事无所不包，编写国史是学习治理国事的好途径；三是实践，而且实践是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知识来源，纸上得来终觉浅，治河的工作没有实践知识是万万不可的。

（四）承担临时性特殊科技任务者

清代国家常常有一些皇帝指派的特殊科技工作（项目），一些高官就成为这些项目的领导者。这些项目有一些是专门的科技项目，如舒兰（满洲正红旗人，任侍卫、内阁学士等，擅长于地理学）、拉锡（蒙古正白旗人，曾任侍卫、领侍卫内大臣等，擅长于天文学、地理学）受康熙帝指派考察黄河源；何国宗受帝命领导全国地图测绘、编辑律历渊源；梅珏成（任左都御史等，擅长于数学、天文学）主持《御制数理精蕴》的编写工作等。也有一些是其他项目的组成部分，如编修《明史》《大清一统志》等，内涉天文、地理、农业等内容。清代许多高官都做过相关工作，如李光地就曾任国史馆、典训馆、方略馆、一统志馆总裁，并就相关的天文历算问题请教过清代历算大师梅文鼎。关于“官科技”群体中的项目承担者，笔者将有专文加以阐述，此处不再冗述。

（五）其他职务相关者

除以上四类外，还有一种“官科技”高官，他们的研究既与职务相关，又不是职务所必需，其研究与他们的爱国忧民之心与弘扬学术之志密切相关。如曹溶（任顺天学政、户部侍郎、广东布政使等，钻研农学）、吴其浚（任湖北、湖南、云南、贵州、福建、山西等省巡抚或总督等，钻研植物学、矿物学）、孙星衍（任三通馆校理、山东兖沂曹济道、山东布政使等，钻研历算学、医学、地理学）、阮元（任浙江、河南、山西巡抚，两湖、两广、云贵总督及体仁阁大学士等，钻研数学、天文学等）、杨名颺（任陕西巡抚等，钻研农学）、曾国藩（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等，兴办实业和进行科技管理）、左宗棠（浙江巡抚、闽浙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兴办实业和进行科技管理。）、张之洞（内阁学士、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兴办实业和进行科技管理）等。

以洋务派诸君为例：洋务运动主要成员来自于地方政府大员，他们以“自强”“求富”为宗旨，开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兴办科技教育。他们积极倡导此事的目的，是为了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实现富国强兵。其间是否包含培植个人势力的目的呢？多少会有一些。但从根本上、整体上，是为国家、为民族，他们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

（六）个人爱好者

在所有的“官科技”高官群体成员中，还有一类人：他们钻研科学技术基本上与工作职务无关。如：蔡珽（任兵部尚书等，爱好医学）、汪由敦（任吏部尚书、军机大臣等，爱好医学）、戴敦元（任山西布政使、湖南巡抚、刑部尚书等，爱护天文历法、数学）、徐有壬（任云南按察司、湖南布政司、江苏巡抚等，爱好医学、数学、天文学）、潘霨（任福建布政使、贵州巡抚等，爱好医学）等等。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多为饱学之士、出身翰林，具有深厚的儒学学术背景。这是为什么呢？地理、天文历算固然与治经有关，那么，除此之外，这些儒官的个人科技爱好为什么多指向医学呢？

医者固然曾被看作“方伎之士”，被视为江湖末技。但在那些胸怀大志的儒士眼中却不尽然。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上医医国”远大志向是不屑于说与凡夫俗子的。但如果“医国”不成呢？对他们来说，医人也是他们实现其道德追求的一种手段。儒学在赋予他们这种道德追求的同时，又给了他们研读医学文献的能力。所以，宋以后有许多学者从医的，多打着“儒医”的旗号，这些人以落第举子为多。高官研医者的数量虽少些，但他们没有行医以求生的目的，志向更为高洁。宋代名相范仲淹，有次祠堂求签，当宰相之签不中时，次求良医。并解释道：“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6］“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是落第儒者的心愿，而“既为良相，也为良医”是前述清代“官科技”高官爱好医学者的心理写照。

（七）清代“官科技”典型人物剖析——阮元

最后，笔者使用解剖麻雀之法，以一个典型人物，进一步阐述清代“官科技”群体中高层人物的科技活动的特点、目的、知识来源等。典型人物：阮元，身份：儒官（既是“官科技”高官的代表，也是扬州学派的代表），研究科学技术的目的：既有职务需要，也有个人爱好，学术来源：儒学与官方生涯。

清代“官科技”群体之高官，其学术或多或少与儒学有关，即他们多为儒官。清代儒学为什么与科技有密切的关系呢？一方面，儒学从来都与科技有着多方面联系；另一方面，清代儒者讲究实学，有通儒之说，即凡经史、文学、哲学、天算、舆地、金石、音韵、训诂、校勘，无所不涉，此非八股之儒学，而为实学者也。阮元即此通儒，同时又是实学学术的组织者。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此类人物，如焦循、凌廷勘、刘台拱等，皆为兼通天文、数学、舆地之通儒。阮元主持编刻《皇清经解》，很好地诠释了官—儒—科技的关系，其中，皇清代表着帝王和国家，即官；经是指儒学经典；而此书的内容涉及经学、史学、子学、哲学、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天算、舆地、金石，内容与科技有关，并清晰地表明了科技在儒学中的地位——不甚重要，但也必不可少。

儒官致力科技，其目的也必然儒、官兼具。阮元之科技研究指向就体现了这两方面的目的：阮元为官数十载，他提出“圣贤之道，无非实践”，［7］其以科技为工具，造福百姓、服务国家之事例众多。事例一：阮元精通步算。嘉庆十七年（1812年），阮元任漕运总督，发现旧法盘粮繁复缓慢，创盘粮新法。新法较旧法简便易晓，节省一半时间，遂将新法颁行各省。这是他将数学知识运用于实际的一个典型例子。事例二：阮元十分关注水利漕运。任浙江巡抚时，曾研究浙江水道的古今变迁，修复海塘，浚治杭州西湖；任两广总督时，曾建造桑园石堤等。《研经室集》中《海塘揽要序》《重浚杭城水利记》《江堤说》《浙江图考》等文，研究了水势，总结了治水的经验，揭示了治水的规律。《海运考》一文研究海运情况，向清政府提出改河运为海运的主张，以解决当时运河淤浅影响漕粮运输的困难。

阮元是一位儒学学者，其科技研究又与弘扬国学有关。事例一：汉学家们把天算作为他们的研究范围之一，而阮元在这方面又进一步，他主编《畴人传》46卷，研究历代天文数学家。这种对天算的源流和历史的通贯远近研究，与王锡阐、梅文鼎、戴震对天算的专精研究交相辉映。其目的就是弘扬国学，真正认识中国古代和清代历算学成就，了解自己，赶超西方；事例二：在杭州、广州创办诂经精舍、学海堂，按照他自己的通儒思想，教学内容以经史实学为主，兼及小学、天算、地理等，培养经世之用的人才。

总结自己的为官与为学，阮元有诗云：“回思数十载，浙粤到黔滇。筹海及镇夷，万绪如云烟。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①参见（清）阮元《和香山知非篇》，《研经室续集》卷十。儒官之像，跃然纸上。

三、高层教会人士与“官科技”

（一）“教会科技”与“官科技”的关系

“教会科技”和“官科技”（“官方科技”）曾经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历史上具有普遍意义的科技现象。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是：西方“教会科技”特征更为显著，而在中国“官科技”（“国家科技”）特征更为显著。“教会科技”与“官科技”（“国家科技”）是两种不同的科技活动现象，但由于教会有时会承担一定的行政职能，因此也就具有了某种“官”的含义。

清代统治者为了团结蒙藏等地区的少数民族，采取了开放、团结的民族、宗教政策。素有“明修长城清修庙”之称，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宗教领导人的宗教与行政地位得到了全面的认可与认定，使他们的“宗教科技”具有了一定的“官科技”的意义。（中国中原地区的本土宗教——道教与儒教也与科学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道教自成体系，与官方无关；儒教则与官方紧密结合，儒官成为中国古代“官科技”群体的主体。）

这些蒙藏地区的活佛，虽然他们没有官职和品级，但他们多有中央政府的封号，并兼有一定的行政职能，因此本文把他们归入高级官僚的范畴。与他们的身份有关，其科学技术研究指向多为医学、历算、建筑等。如：阿旺罗桑嘉措（五世达赖，历算学）、萨姆丹布·白塔塔尔（白佛，医学）、罗布桑丹金扎拉仓（蒙古赛音诺颜汗部第一代活佛，医学，历算学）、第司·桑吉嘉措（摄政王，医学、建筑、天文历算）、松巴·益西班觉（佑宁寺大活佛松巴第三世，医学、工巧、历算）、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三世土观活佛，历算学）、罗布桑却丕乐（江隆班智达，医学，著《蒙医药选编》）、札贡巴·贡却丹巴绕吉（拉卜楞等寺的堪布，历算学，著《时轮法胤·佚灯篇》、《安多政教史》）、贡珠·云丹嘉措（第一代贡珠活佛，医学、历算学）、班智达局·米旁朗杰嘉措（宁玛派活佛，历算学）、罗桑楚臣嘉措（第六世塞多活佛，历算学）等。

（二）清代宗教组织开展的科技活动

科技从来都与宗教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远古神话是它们共同的祖先。中古时期，在世界的很多地区，教会是主要的文化中心，当然也是科技研究与科技教育的重要部门。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宗教占统治地位的地区，也有所表现。以下从宗教教育、宗教典籍、宗教研究等方面的案例简单说明清代宗教组织开展的科技活动：

事例一：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清政府将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庙，这里成了清政府管理喇嘛教事务、进行宗教教育的中心。外地许多重要寺庙的住持喇嘛，都由雍和宫抽签选定、培养，然后派往各地寺庙。庙内喇嘛最多时达500人以上。当时雍和宫第五进院落是个长条院，东厢房是药师殿，西厢房是数学殿。数学殿是专供喇嘛研究天文、历法的，药师殿是喇嘛们研究学习医道和药物知识的殿堂。

事例二：更庆寺，亦称“伦珠顶寺”和“德格大寺”，为萨迦派在康区的主寺，在今四川德格县城。该寺初创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的印经院，通称“蒙古族文化宝库”，印经院共藏有各类经版23万多块，其中各类佛教经典100部，经版15000块；医学、天文、历算、文学、艺术、历史、语法及综合类藏书737曾，经版近22万块；各种佛像画版150多块。医学、天文、历算方面的经版数量巨大。

事例三：承德外八庙之普佑寺为当时的皇家经学院，分为显宗、密宗、医学、历算四大部。医学、历算等科技内容在经学中四分天下有其二。

（三）典型“官科技”宗教人物介绍

下面，笔者以一个典型人物分析说明清代“官科技”群体中高层宗教人士的情况：松巴·益西班觉，是青海佑宁寺的五大囊活佛之一，佑宁寺第三十二任堪布，清代安多格鲁派一代名僧。松巴3岁时由拉卜楞寺第一世嘉木样活佛认定为二世松巴堪布罗桑丹贝坚赞之转世灵童，之后师事二世章嘉和二世土观等活佛，在佑宁寺学习经典。1723年赴西藏，进入哲蚌寺，从师该寺堪布阿旺南喀、摩家然坚巴绛央嘉措等刻苦学习显宗经典。1725年，益西班觉游学后藏。翌年，他被任命为果芒经院堪布。任职期间，他先后拜甘丹寺法台阿旺曲丹、名僧南喀桑布、扎德格西·阿旺却丹及其弟子摩兰隆智、果芒论师丹曲、工布·丹同仁钦、下密院论师喜饶嘉措、扎巴龙珠、阿里活佛、米图·索南坚赞等数十位高僧，系统地学习显密诸论以及医学、工巧、历算、声韵、文法、绘画、梵文等，学习大小五明各学科。1731年，松巴又师从赤·罗桑丹贝尼玛活佛、大学者拉科·喜饶曲觉、参卓堪布格敦端智、卓仓·阿旺喜饶等师研习许多在西藏未曾学过的经典。

1737年，他奉乾隆帝之召陪同章嘉国师进京，在京校勘内地印刷的藏文经籍，还协助章嘉国师处理许多重要政教事务，因他学识渊博，且精明能干，国师十分喜欢，授给他“额尔德尼班智达”的尊号，期间被乾隆帝任命为蒙古多伦诺尔汇宗寺法台。1764年青海后，先后任佑宁寺第三十二任法台、第三十五任、四十二任法台，还担任过扎西曲林寺、色龙寺、周陇寺、德瓦寺、噶丹仁钦林等寺院的法台。旋师从塔尔寺绛白嘉措等学习。至此，他精通显密诸论，善于医学，又精于历算、五行算术，还通晓各种文体的文学作品、传记等。在藏传佛界颇负盛名。

松巴·益西班觉一生著述约九函，六十七卷册，其中较出名的有《印、汉、藏、蒙宗教史·如意宝树》《噶丹新历算》《法行一宝》《法行集要》《医学四续难题》《药物识别略述》《药物异名》等。其中，《噶丹新历算》是天文历算重要著作。

在清代“官科技”高层宗教人士中，还需提到一个特殊人物——戴进贤（Lgnatius Koegler），他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政府（宫廷）任职者品秩最高者。他16岁进耶稣会初修院，来华前在因戈尔施塔特大学教授数学与东方语言。1716年到中国，应康熙之召，1717年1月抵达北京，佐理历政。雍正三年（1725）授钦天监监正，九年，加礼部侍郎衔，为二品官。他在华期间，正值清廷对耶稣会士由宽容转为严厉之际，雍正元年的禁教令把大多数耶稣会士赶到了澳门，但他凭借天文学的特长，得以留用清廷，并任职钦天监达29年之久。戴进贤的科学贡献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天文学、数学的新成就，编纂《黄道总星图》《历象考成后编》与《仪象考成》，修订了《灵台仪象志》，著有《策算》；其二，在华进行了大量的天文观测，发回欧洲，并被欧洲科学界所利用。

四、结语

“官科技”高官群体是封建高官体系中少数有知识、有担当的一群人，从整体上看，他们是可敬的。但就清代群体所代表的文化（农业的、封建的）而言，就他们所处的历史大环境而言，是落后的、颓废的。他们试图在这个文化体中，做一些有益的事，甚至是想改造它，但不打破旧的体制，新的体制就无法产生，改良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革命才能创造一个新的天地。即使在旧体制中，以这少数人的力量，也是不可能做到天下太平。我们作为后人，尊敬他们的品格，敬佩他们的工作，但又不能不感叹他们的命运。正如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时所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当然，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虽然不是出自他们的本意，他们最终还是自己革了自己的命。

参考文献：

［1］丁海斌，陈凡．李约瑟现象的“官科技”解读［J］．社会科学战线，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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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尔巽.等.靳辅传［M］//清史稿：第3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10122．

［5］吴连才，秦树才．清代水利兼衔制度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

［6］（宋）吴曾．文正公愿为良医［C］//能改斋漫录卷十三．北京：商务印书馆，1941：332．

［7］钟玉发.阮元学术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40．

［责任编辑：杨彧］

The Research of the Senior Official Group of "Offi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Qing Dynasty

Ding Haibin

Abstract:The ancient Chinese bureaucratic system had an "offi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oup which related to the activit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high-level in "govern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oup consisted of the emper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officers, the local government's bordered ministers and senior religious figures etc.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emperor of founding dynasty, "the epic holy ancestor", the lord of mediocre and national salvation organized offici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for different motivations and personal interests in the Qing dynasty. Some central government's officers and bordered ministers were the main participants in the high-level "govern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oup which also included official industrial managers, men of letters, people taking temporar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work and other people engaged in relevant occupations. They were the important forces in promot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the Qing dynasty.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tate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A few religious leaders engaged in scientific activities were also the members in the "govern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oup. The high-level "govern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oup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which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ancient Chinese "govern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has rich academic significance to study it.

Key words:Qing Dynasty; Offi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ficial Group.

［作者简介］丁海斌，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科技哲学博士（沈阳，11003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史》（11YJA870006）

［收稿日期］2015-11-6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616（2016）01-005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