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敬伟　罗　双



论毛泽东思想方法论价值回归的应然

■周敬伟罗双

［摘要］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概括，也是符合西方国家科学哲学要求的方法论，而且是完整及优越的，因为，此方法论满足了科学哲学的诸多要求，并增补和完善了可名之为“论”的专有方法论学问，包括形式论、实然论、知识论、认知论、洞悉论。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完整性及优越性让方法论者在无例可参的国家构建、建设与战略发展的大环境及具体情境中得以高效地发现、分析和掌握现象及问题的本质、成因、形成规律，并基于分析做出合理的判断及理性行动决策，因此，毛泽东思想方法论是践行实事求是的必要方法论，是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掌握与应用的，也因此，其价值的回归是应然的，其知识和应用的普及是必须的。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科学哲学；方法论；国家治理；实事求是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和经验总结。［1］416-422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包括理论与方法：前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党的建设的理论；后者是贯穿于上述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方法论。

文献分析显示，绝大部分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聚焦于具体理论的内涵分析，成绩斐然。［3］相对欠缺的研究是关于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形成，以及方法论构建者是如何按照当时的特殊客观条件进行一切现象与问题的分析。这个欠缺导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问题的出现。有个别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关注毛泽东思想分析方法的应用，但只是从思想方法的视角进行分析，因此未突出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真正价值。

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4］126实事求是既是一种工作态度和要求，也是一项认识世界与掌握规律的任务，两者皆与社会科学息息相关。因此，有必要从社会科学视角来分析以掌握毛泽东思想。这是本文的任务。

通过文献分析，笔者发现并将在下文阐述，第一，毛泽东思想方法论是一套符合西方国家科学哲学诸多要求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第二，毛泽东思想方法论优于西方国家的方法论，原因在于此方法论增补和完善了可名之为“论”的专有方法论学问，包括形式论、实然论、知识论、认知论、洞悉论；第三，对比西方国家的专家学者，毛泽东思想方法论者能够很容易地掌握复杂现象的特征和微妙变化及其含义，领会尚未显现或在变化中的规律，并提出尚无确实证据的合理观点与超前的主张。

一、科学哲学的核心要素

从严谨的社会科学视角来评价，毛泽东思想方法论是最优化的方法论。要确认这一点首先需要掌握西方国家科学哲学的要素。科学是构建关于一切现象的知识的途径与方法。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是研究科学的学问，主要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科学的研究活动、科学认识论及科学方法论等方面的基本问题，而科学哲学方法论规范了科学知识构建的途径、视角和方法。在国际学界，科学哲学方法论的基石是本体论（Ontology）与知识论（Epistemology），其结合衍生出不同的研究视角及其具体研究方法，形成研究方法论（Research Methodology），是国际学界普遍话语意义的方法论和在理论构建及实践分析最常用的方法论。［5］

关于本体论，在科学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的争论热点是：科学能否向人们提供关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并揭示一切现象的本质以获得真理？这个问题是本体论的范畴。按照国际学界的应用习惯，本体论是掌握现象形成和转变规律的学问，是关于“存在是什么?”及“存在是如何存在的?”等深层次状态和情况论述的概括，其关注的问题包括：存在的构成元素为何？存在的特性为何？存在的事物为何？所存在的处于何种情况下不再存在？存在及不存在的意义为何？如何归类不同的存在及其形成规律？［5］

这些问题的有效回答决定了分析者对相关现象研究的内容和形式的掌握。忽略本体论会导致分析者只关注表层现象，乃至难以掌握现象的深层次形成及转变的规律，也因此难以对一切社会现象进行有效分析。［6］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自身就是一个现象，而分析者必然是通过现象的概念化来详细说明现象存在的状态和情况。但是，概念是分析者建构用之以描述所关注现象的特征，并不一定是现象本质及其存在的反映，［6］比如，不少科学家就怀疑科学是否客观存在的，因此，在国际学界，科学能否帮助人类获得真理仍是一个尚未确实的命题。［7］可以肯定的是，单纯的应用本体论有助于分析者掌握众多现象存在的里层规律，而无助于确认什么现象的确存在。

关于知识论，科学途径能否向人们提供揭示一切现象本质的知识？这是科学哲学发展中另外一个重要争论热点，而如何提供正确答案是知识论的范畴。知识论是探讨知识的本质、起源、范围及应用的一个学说，包含了四个不同研究知识产生的学派——科学实在主义（Scientific Realism）、科学事实主义（Scientific Empiricist Foundationalism）、科学实用主义（Scientific Instrumentalism）、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

（一）科学实在主义

作为科学哲学知识论的主流学派，科学实在主义方法论主导着国际学界的知识获取的实践，所提倡的研究方法是以基本的数理逻辑为预设前提，并采用精密理论归纳及演绎推理、实证检验手段和科学语言等，以最大限度地控制科学研究的主观性、模糊性和无效性。应用此途径所进行的研究大多按照现存现有理论所演绎出假设并通过实证方法加以检验，从而确认理论的合理性、有效性及应用价值。对信奉科学实在主义的科学家而言，这样的研究途径是客观地把握一切现象的本质与规律的最佳方法论。［8］科学实在主义者在一方面坚持客观世界的实在存在以及其规律可被直接发现或间接掌握，在另一方面认为通过科学手段得出有实证基础的理论的具有客观性、有效性和最优性，是认识世界规律及获取真理的规范途径。［6］

然而，有学者的分析突出了科学实在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局限［9-10］；也有学者指出国家治理领域的研究是需要采用不同的知识论视角的［11］。基于文献分析，笔者发现，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批判我国公共管理研究质量的问题时大多要求学界加大对科学实在主义研究方法的重视。然而，备受忽略的是，我国在过去三十余年来正处于急速发展的阶段，许多引起新现象出现的规律在不断地转变或替换。由于科学实在主义要求实证研究而许多数据带有滞后性，分析所得的论据可以是关于“老常态”现象及其已被替代的深层次规律。［12］换言之，应用科学实在主义来研究相对稳定的现象，比如发达国家的教育、经济、医疗政策，其效益可以是显著的，［13］而研究不稳定或高速转变的现象时，其效益可能是有限的，甚至有误导性。

（二）科学事实主义

科学事实主义源自经验主义（Empiricism）和实证主义（Positivism），所坚持的是基于事实证据来描述世界是唯一正确的途径，强调的是经验数据所显示的关系才是可信的、可证伪的。科学事实主义者是以“实证即事实”为知识基础的研究者，其研究途径有别于科学实在主义与科学实用主义的途径。第一，分析者并不以理论为依归，便是应用理论，也只是用来构建分析框架以指导研究。第二，分析者关注的只是经验数据并加以收集、分析及概括，即一切结论要产生于数据分析得出的“事实”之后才考虑研究发现对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一种科学哲学途径普遍应用的方法名为数据挖掘（data mining）；［6］在国家治理学界，这是掌握情况方法，贯穿于许多实地调研、案例研究、行动研究等活动。

对于涉及新的深层次规律所引起的现象，科学事实主义途径的应用有助于了解新情况及掌握其表层规律，而在理论贫乏或残缺的情况下，更是不可欠缺。在我国社会科学界，备受忽略的是：由于我党在建党建国以及国家建设的历程中一直处于客观条件瞬息万变及无例可援的情境中，实事求是是必须的，而实地调查以掌握实际情况是实事求是的基础，因此有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规矩，［14］也促使科学事实主义途径的应用成为了党的优良传统之一。但是，不同的人类社会现象，比如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必然存在特性与共性，而通过多年来的努力，社会科学家已经掌握许多社会现象特性与共性形成与转变的规律，这些知识有助于指导分析者有效了解新情况，因此，应用理论来指导探索性研究有益于优化相关研究的效益。换言之，单纯应用科学事实主义途径是次优化的选择，也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三）科学实用主义

科学实用主义及科学实在主义在认识世界规律过程中采用的方法论是相同的，对理论演绎、逻辑推理、证实原则的要求也是一致的。然而，科学实用主义者认为，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不在于理解一切现象的本质及掌握其根本规律以作出有效解释，因为所谓发现了的真理可能并不存在，而科学理论所表述的规律也不一定就是深层次或相对永恒不变的规律。对科学实用主义者而言，有用便是真理，即科学理论的价值在于：对现象的精确描述、对现象转变的情况的掌握、对其转变的后果的正确预测。［15］科学实用主义者要求的是，应用科学方法构建可以用来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以解决人类面对的问题，而不是为了理论构建而构建，且评价理论的标准就在于理论的实用价值而不是所谓的真理的反映。

对于国家治理实践者来说，理论是否达到社会科学严格要求是没有意义的，其关注的是理论能否有效指导其决策。［16］这个问题的解答在于理论有效性的大前提，即论据在建立时所预设的环境因素及其意义是否维持不变——前设条件不变，则理论应用的有效性可以得到保障；前设条件已变，则理论应用可能存在逻辑谬论。［17］理论应用者忽略了这个大前提就容易犯本本主义的错误。

（四）建构主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社会现象研究者得出一个共识：社会现象是以人为基础的事物联系，其生理、心理及认知因素等主观因素与外部客观因素的互动是复杂的、难以观察及量化的，因此，社会现象不是客观存在的。［18］这些社会现象本质特征意味着研究者必须运用意义性理解与解释才能做出完整的解释，而自然科学方法在这方面不能起作用，因为自然科学方法只是客观现象的研究手段，何况现有研究已经指出，自然科学家在某一个时刻研究某一个现象的行为其实已经改变了该现象在该时刻的本质。［7］

建构主义质疑所有所谓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等概念的价值，反对把社会现象分割研究，［19］并鼓励从整体观视角分析人类与世界状况、历史条件及社会发展所引起的问题与所处于的社会现实互动的含义（尤其是对建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新型关系的含义）。［20］建构主义者强调整体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他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21］建构主义者应用诠释性研究途径以获取知识。此途径以现象学、诠释学和语言分析哲学的传统为根基，以被研究对象为核心的行为进行解释，即，诠释性解释者试图从现象整体观视角进入解释对象的世界，并摈弃自身已有的观念或偏见，从而得以在整体现象的框架中了解和解释研究对象的愿意，并诠释其在具体整体社会情境中的意义、其自身行为的意义及赋予他人行为的意义。［22］

作为知识论的一个学派，建构主义的要求、视角及具体分析方法有别于上述三个学派。由于应用者容易涉及主观主义元素，而且涉及大量研究时间和精力，因此，在国内外国家治理学界尚未形成巨大影响力。［23］但是，对于政府行为、行政决策、公民参与、利益博弈、网络体系、合力化等涉及多元主体及客体的复杂现象和转化中现象的研究，建构主义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而在我国则更为重要，因为，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践行都依赖着建构主义的有效应用。

总而言之，科学哲学知识论的范畴存在不同的学派，所应用的视角和具体研究方法（即研究方法论）以及产出的知识皆有其特殊属性、作用、局限、缺陷。有研究显示，不少国内公共管理学者尚未有效掌握及应用国际学界所采用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导致其研究发现的价值备受批判，如缺乏理论及实践意义，［24］因此，构建一个符合社会科学要求的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也无从说起。问题在于，即便是学者们的研究达到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标准，其努力尚不足以构建符合我国发展特色需要的学科以及产出有实践指导价值的理论。原因是，我国既是信仰驱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也是一个一直以来处于既有对抗也有缓和，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的国际关系框架中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国家发展与治理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是极度复杂的，所需要的是最优化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即毛泽东思想方法论，而非存在缺陷及偏差的西方国家方法论。

二、毛泽东思想是符合科学哲学要求的方法论

毛泽东思想方法论是拥有完整性及优越性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毛泽东思想方法论构建者关注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引进外部相关理论与实践模式

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作理论和实际相联系。”［25］820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员必须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应用相关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际情况，即一如毛泽东同志指出，“应当在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25］799以“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25］802，从而构建科学论据以指导实践。

毛泽东同志以身作则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例子多不胜数，例如，他在分析盲动主义残余问题时就指出：“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纠正的方法：（一）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二）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26］94-95这是典型的社会科学分析——首先对现象作出概念界定（操作化），继而找出自变量（成因）以确立现象的因果关系，并分析得出改变因变量的干预因素（处理问题的手段）的因果关系。

时至今日，面对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党员干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以得出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创新依然是一个应然的任务。有效完成这个任务的必要条件是正确回应以下关键提问：用什么观点指导分析？用什么研究方法？如何进行分析？如何构建本土化理论？新的理论如何指导实践？这些是科学哲学方法论的提问，也是第一代卓越中国共产党员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所掌握、开发和应用的方法论的知识与方法，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方法论，并产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1］419而且，众多优秀党员干部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脉相承地持续应用毛泽东思想方法论，发挥了方法论应用者的应有作用，得以有效分析新时期现象的形成与转变规律，并持续构建符合新时期需要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创造，从而有效促进我国的快速发展。

（二）毛泽东思想方法论完整的包含了科学哲学的本体论、知识论和其结合衍生出来的研究方法论

与西方国家公共管理实践者和学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相比，毛泽东思想方法论有几个特点，保证了方法论具有完整性和优越性。

第一，研究国家治理的国外学者一般只是关注本体论应用所得出与实践相关的要点，例如公共管理存在的哲学价值就在于实现某些社会价值——新公共行政学派突出公平正义等价值；［27］新公共服务学派关注民主、公民权益等价值；［28］新公共管理学派主张实现工程效率及经济效益等价值。［29］然而，这些学者只是突出了科学哲学本体论的一些表层价值，忽略了本体论的最根本要素，即什么是一直存在的。目前，只有极少数国外学者关注本体论应用的价值，［30］代表人物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31］其研究得出的答案是形色是唯一持续存在的，而这是毛泽东思想方法论者早在七十多年前已经掌握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本体论同时涵盖了形色与内容，而且形成简单易明的“形式论”和“实然观”（见下文）。

第二，国外社会科学家一般只是遵循及应用单一的知识论途径，而毛泽东思想方法论者惯性地按照环境及情况的需要，不拘一格地综合应用科学实在主义、科学事实主义、科学实用主义和建构主义四个途径。例如：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综合应用科学实在主义、科学事实主义及科学实用主义途径，前瞻性地分析抗日战争的规律，得出完全吻合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的判断，即抗日战争是“艰难的战争”，存在持久性，但是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32］439-518刘少奇同志在1939年运用科学实在主义与建构主义两个途径，找出共产党员的价值观形成及转变的规律，以及通过建构主义分析了价值观转变的内容和问题；［33］439-518朱德同志在1944年结合科学事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途径，掌握到有效的领导干部必须“用关切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部下，很细心地研究与了解他们”；［34］115-122陈云同志在1954年运用科学事实主义途径掌握动机不纯及变质党员的存在，并基于建构主义视角分析这些党员的心态形成的社会发展的整体背景与心态所引起的行为倾向及其问题［35］229-233。

第三，在应用科学哲学知识论方面，国外社会科学家一般只是专注于源自某一个知识论途径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毛泽东思想方法论者却按照问题的属性适当的交叉使用不同知识论途径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例如：朱德同志结合应用科学事实主义、科学实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掌握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基于集体主义精神所驱动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形成规律；［34］115-122邓小平同志的经济特区构建政策是选用科学实在主义的自然实验方法结合科学事实主义途径的实地调研以掌握经济规律和寻找制度创新良性效果形成的规律；［4］150陶铸同志在推动地方发展的方法选择上坚持应用科学实在主义的实验方法和基于建构主义途径方法以分析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与发展方法的联系［36］163-166。

总而言之，正如刘少奇同志指出，“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1］419其道理在于，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完整性及优越性让方法论构建者和应用者在无例可参的国家构建、建设与战略发展的大环境及具体情境中得以高效地发现、分析和掌握现象及问题的本质、成因、形成规律，并基于分析做出合理的判断及理性的决策，因而得以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构建有效的制度，高效落实执政意图。的确，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价值不容忽略，必须回归。

三、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形式论和实然论

对国家治理者而言，如何分析复杂的国家治理现象以及如何通过分析做出理性决策是一个挑战，而事实证明，在建党、新中国成立以及国家建设的历程中，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决策的方法论是无可替代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直面对严重敌我矛盾的国内外关系，且控制及改变这些独特的国家发展制约因素是无具体行动理论可循及无实践模式可依的，而通过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方法论者却能够有效地进行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创新，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战略发展的道路，其根本原因就是应用了毛泽东思想方法论，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及情境进行有效的实事求是分析，并做出理性行动决策。

毛泽东思想作为理性行动决策的方法论的优越之处在于：此方法论满足了科学哲学的诸多要求，且增补和完善了可名之为“论”的专有学问，包括形式论、实然论、知识论、认知论、洞悉论，其中形式论和实然论是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本体论的最基本的学问。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毛泽东思想方法论构建者专注于在复杂的情景中进行分析以找出破解难题的战略与手段，一般只会阐述观点与论断，而非方法论的特征及其应用法门。因此，要还原其方法论的本质、逻辑及应用方法，分析者需要掌握方法论构建者判断或决策时所处于的情境及其特殊客观条件，并按照彼时情境与大环境的特殊性，应用由果索因法，来分析方法论构建者当时进行问题思考和对策建议构建的立场、观点及方法，并对解读应用排除法以筛选，始可以得出最为准确的掌握。

（一）形式论

基于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应用和通过革命实践，毛泽东思想方法论构建者掌握到，所有具体社会现象必然是人事物相联系的反映，而所有真实存在的现象只有人事物联系的形式，并无其他，即现象的其他方方面面的展示只是人事物联系所引起的，并不稳定，也不永恒。因此，方法论构建者分析现象或问题时，必然会在分析表面现象所展示的问题的同时，高度关注现象里层的人事物联系的形式。［26］97-106这形式论是毛泽东思想方法论中本体论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应用所得出的论据。

方法论构建者在分析现象时应用六个论据：第一，一切现象有表里之别，表层现象不稳定但反映存在于里层的相对稳定的现象，而里层现象反映着更深层次的现象，以此类推，最终反映的是一些基本的人事物联系，而这些联系就是最根本存在的、稳定的属性；第二，所有（微观）人事物联系必然是在更多的人事物相联系的（中观）具体情境中出现，既受到情境中人事物联系的影响，也影响着情境中的人事物联系；第三，（中观）具体情境必然是在更多的人事物相联系的（宏观）环境中出现，既受到环境中人事物联系的影响，也影响着环境中人事物联系；第四，所有的微观、中观和宏观的人事物联系皆有其重心，可以是以人为主的联系（如思想改造现象）、以物为主联系（如化工厂泄毒现象）、以事为主联系（如危机现象）、以人与事为主联系（如公共权力应用现象）、以人与物为主联系（如公共运输现象）、以事与物为主联系（如国有资产管理现象）、以人与事与物为主联系（如玩弄权术现象），合共7种联系，也就是说，具体现象、具体情境和大环境的人事物联系合共343种联系，并形成不同现象；第五，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段，所有的微观、中观和宏观的人事物联系可以有相同或不相同的重心，可以形成单一现象、多样现象和多元现象；第六，这些人事物联系皆受制于对立统一规律，即所有联系之间都包含着矛盾性，导致人事物联系的特殊关系的转变［26］301-302。

上述论据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本体论的形式论。此论要求任何现象分析者必须首先关注人事物联系及其属性，尤其是内部的联系及其矛盾性，因为，一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1937年8月）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26］301此外，人事物联系的特殊关系可以因为环境转变而转变，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37］。

基于形式论，方法论者可以很有效地发现问题并审时度势地做出合理决策，例如：刘少奇同志在1951年就指出，在革命初期，反动派的高压制造党员艰苦条件，因而构建了入党的自然限制；随着革命的胜利，自然限制消失，而入党能带来的很多好处，促使了坏分子积极入党，因此需要加强入党限制。［38］67-70又如：面对农业生产的“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39］因为，传统农务是以人和物联系为主的现象，处于与人和物配合的生产情境就存在不相互排斥的矛盾，农务自然会得以顺利发展。

（二）实然论

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形式论并不要求决策者分析所有的微观、中观及宏观的343种联系，而是更多关注以人为主的联系以及其他联系对人的影响，因为，方法论者凡事聚焦于对人的尊重、关怀和扶持，坚信人活着是不谋私利的为了其他人生活得更好［26］192-193——周恩来同志就表明，“我们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把世界搞得美好，使大家都能活下去，而且过得美好”［40］317。这深层次以人为本的生存观和生活观涉及共产党员基本价值的追求与规范，在方法论构建者的众多公开发言和报告皆有表述及要求，构成了一个特殊立场、观点及工作要求的基础，继而通过实践的检验，形成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实然论——实然就是实在且应然，即通过理论分析及实践总结而得出一些相对地实实在在及持续存在的且应该被实现的人类社会深层次价值的看法，成为指导一切行动的基本原则。

实然论包含三个层次的价值取向。基于深层次的以人为本价值观，实然论还包括了共荣共生的里层价值和西方国家推崇的公平、正义及民主等表层价值。［30］共荣共生价值的实现，既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关怀和扶持的深层次价值的体现，也可以消除剥削与压迫，避免自相残杀，并可以通过协同增效促进人的成长、民族进化、国家发展和人类社会文明。基于此，周恩来同志就指出，我国谋求的是“全世界人类的繁荣发展”［41］，而陶铸同志指出，“抱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认为世界是向前发展的，社会的财富都是劳动者所创造的，必须推翻而且能够推翻那个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使全世界人类都过着幸福生活的共产主义社会”［36］192-19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强调，“我们有责任为本地区人民创造和实现亚太梦想”，即“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让人民过上更加安宁富足的生活，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42］

实然论的应用是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重中之重。“德才统一”论据表明，拥有独特价值观的人会最终发展出与价值观相符的专有知识和能力。［43］毛泽东思想方法论者的独特价值观是以人为本的实然论，驱动他们重视对他人的尊重、关怀和扶持，坚持反剥削与反压迫和追求“共存、共连、共享、共创、共发展、共转化”［4］的共荣共生准则，确认公平、正义和人道主义是理所当然的行事指标。在实践的过程中，方法论者关注的是如何构建符合实然论要求且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和机制，比如，刘少奇同志早在1962年就从千秋万代传承共产党人精神的视角提出必须巩固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以及治党从严机制，以避免执政党权力的异化与党员干部的变质。［45］

在建党、新中国成立与国家建设的历程中，实然论促使毛泽东思想方法论者在德才统一发展规律的影响下开发出完整而优越的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模式，因而在无具体执政理论可循及无实践模式可依的情况下有效地做出众多有利于人民和国家的理论性与实践性创新，并且能够在复杂的情境中寻找基于实然论的价值实现的问题解决的对策。

然而，处于个人主义和自利主义盛行的全球化背景下，实然论被边缘化，导致许多公共政策在制定与执行方面颇有偏差。笔者的实地调研显示，虽然有不少党员干部有实然论的取向，但是在目前的政治生态环境下难以发挥其作用，甚至难以坚持革命理念信仰。因此，选拔及保护这些奉行实然论的党员干部是关键且紧迫的时代任务，因为，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所表明的：“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46］

四、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知识论和认知论

毛泽东思想方法论在多方面优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其中一点是知识论和认知论并重。

（一）知识论

科学哲学知识论要求社会科学家在分析社会现象时必须符合效度的要求，即在掌握现象方面，要确保现象内涵的描述具有内容有效性［47］，因此，进行本质分析是必须的。对毛泽东思想方法论构建者来说，这就是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因为，基于形式论的论据，所有党员干部必须对现象的属性和性能做出分析，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所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26］99。

一如其他社会科学家，毛泽东思想方法论者进行本质分析时：第一，重视概念界定及其实践含义，因为，一个概念可以有几个定义或释义，因此本质分析的首要任务是明确概念的具体定义；第二，掌握到概念的界定和情境因素是相联系的，因此会重视概念应用的情景中的实践意义。也因此，高效的毛泽东思想方法论者必然是高效的本质分析者。近两年来，许多国内外的政治分析家认为习近平同志是非常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却没有认识到习近平同志强大的本质分析能力。例如，他在分析依法治国现象时指出：一般意义的法有衡量性、规范性、引导性等属性；［48］9把法界定为善法，则具有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可执行性、可操作性等属性。［48］50习近平同志对法的界定让所有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明白，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必须是依善法而非恶法残法。此外，在目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处于法律法规不完善、无法可依、残法难执、恶法依存等情境中，依法治国概念容易出现界定含糊及操作有误的问题，因此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求：“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要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48］

本研究只调查了江苏省南京市1所三级甲等专科医院精神科护士职业倦怠情况，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倚；在变量选择上未探讨人口学因素，如年龄、职称、学历等变量对职业倦怠的影响，结论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在后续研究中，需扩大样本量，考虑人口学变量因素，使结果更具说服力。

认识论包含本质分析法，因为此法有助于掌握现象的属性和性能。作为指导行动决策的方法论，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认识论还包括基于形式论所衍生的分析视角与框架的应用。

首先，形式论表明，所有社会现象都必然是人事物相联系的反映，而因为整体联系的构成是由不同联系的属性在不同情景中发挥不同联系作用，会导致不同联系组合的出现，因此，毛泽东思想方法论者会重点分析关键的人事物联系及其含义。比如，通过调查和分析，邓小平同志了解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处于全球生产力急速提升的大环境下的我国是生产力低下的，反映出人与事与物为主的联系的不协调、不统一，因此掌握到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9］

此外，基于形式论的论据，毛泽东思想方法论者也接受了一个定论：必须关注转变，因为，所有现象必然会转变，但是转变的速度、烈度及量级不一，而其含义不一，且具体的转变必然是在众多人事物联系的框架中发生，一如毛泽东同志指出，“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26］301-302。因此，掌握关键联系的属性和性能是理解转变规律的必要条件。例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通过对关键联系的属性和性能的掌握来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转变规律，指出其革命态度易变，即其立场不定及容易分化，主要原因是此阶级的“自利性特性”。［26］4

其次，基于形式论的六个论据，可以得出应用不同分析框架的必要。

第一个分析框架是“表里层次分析框架”，即分析现象时必须同时关注表层和里层的人事物联系，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提示，分析事物时“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26］97-98进行现象分析时应用“表里层次分析框架”可得出正确的判断，比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1939）［32］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50］分别指出，抗战时期的日本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表面的、暂时的，他们战争的退步性以及人心的向背才是深层次的，而共产党比较弱的军事力量是表面的，战争进步性以及人民的拥护才是深层次的，起关键作用的。

第二是“个体集体层次分析框架”，即所有分析必然涉及微观（个体）、中观（小集体）和宏观（大集体）的人事物联系，单一分析一个层次的现象必然会出现偏差。换言之，理想的分析必然是通过三个层次整合起来的视角，并关注层次与层次之间的联系的关键关系，如局部与全部的关系、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国内与国外的关系等［26］170-244，从而得出非一般化的见解，例如：陶铸同志在《理想，情操，精神生活》（1960）就拷问，“一个人的小家庭的温暖，我们是不反对的。每个人应当有个温暖的小家庭。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不去多考虑到我国广大人民的家庭的温暖呢？为什么不去多考虑到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家庭的温暖呢？”［36］197

第三是“横向分析框架”，即具体情景（中观）及大环境（宏观）必然同时存在众多人事物相联系，单一分析一个层次中的单一现象必然有所偏差。换言之，合理的分析必然涉及两个层次的横向分析视角，同时，结合“个体集体层次分析框架”，则必然会关注各个层次的人事物联系与特定分析现象的关键关系。应用这个分析框架的例子包括：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 年5月）指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5］801

（二）认知论

认知是指人认识外界事物的过程。信守科学实在主义、科学事实主义和科学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明白，许多知识的掌握只是肤浅的、此时此地的，必须进行持续的研究才能够确认知识的科学性和正确性，而建构主义者认为认识不仅是知识在客观上有待持续检验，也涉及学习者主观上的接受、确认和整合。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认识外界事物的过程可以是漫长的，因为认知是心智成熟化过程中的产物，而心智成长是多维度现象，自身也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并在此过程中极为容易出现偏差，引起唯心主义、一知半解、主观主义、知行不合一等问题。

毛泽东思想方法论构建者先知先觉地结合了科学哲学四个认识论学派的途径，掌握到真理是知识接受者通过实践才可以发现的，而且只有通过实践才可以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因此，方法论者并不单一关注在某时某地的知识的可信性或可变性，还关注知识接受者如何成为积极有效的学习者和知识确认及建构者，也因此极为关注整个认识外界事物过程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26］296-297。

此外，毛泽东思想方法论构建者的认知论有别于西方国家的认识论，是积极主动和有的放矢以推动持续有效认知的方法论据，强调的是认识、再认识的理论联系实际，要求的是“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26］296。基于毛泽东思想方法论认知论，党员干部必然需要持续改造自己的学习，首要的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26］800，继而通过认识论的应用来实事求是地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认识——在认识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要求确认自己的认识是否正确、全面、深入，并通过总结经验，在实践的过程中扩展知识、否定错误的知识、强化正确的知识，也就是说，在实践的过程中进行再认识，从而过滤知识、提炼知识、得知哪些是重要与相关的知识，了解如何有效应用正确的知识，以及再通过实践重复认识与再认识，并在实践的过程中检验已掌握的知识，即实践检验理论。基于认识论和认知论的并用，以及通过上述的循环往复的认识和再认识，党员干部方可有效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

五、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洞悉论

毛泽东思想方法论在许多方面优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其中包括其特有的洞悉论。国外学者在近十年开始强调研究“实践智慧”（Phronesis）的必要，认为实践智慧是一种专有知识，其应用可促使决策者结合所掌握的相关知识和实践情境中存在的规律，得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有效的决策。［19］智慧不仅是哲学与科学知识，也是一种对复杂现象的深层次本质及其重大含义的领会力。有智慧的人能够相对的很容易地掌握复杂现象的特征及其微妙变化，甚至领会尚未显现或在变化中的深层次规律，并提出尚无确实证据的合理观点与超前的主张。至今，国外学者的研究局限于哲学层面的讨论以及实践智慧与社会科学的关系。［51］毛泽东思想方法论构建者却早已掌握如何在实践层面应用智慧，并形成特有的洞悉论。

笔者的文献分析显示，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洞悉论包含七个洞悉观，衍自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形式论、知识论、认知论，是方法论者必用的分析法门。

（一）二元观

二元观，即一切人事物在本质上有别，皆可一分为二，如，你与我、官与民、表与里、主体与客体、纵与横、敌与我、因与果、动与静、安与危、升与降、成与败、单元与多元、有能与无能、有知与无知、有序与无序、此时与它时、此地与它地、必然与偶然。因此，分析问题时应用二元观可以避免以偏概全。例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1937 年8月）关注内部与外部的因素的互动影响，“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26］318；周恩来同志在《领导作风的一个重要问题》（1948年2月）指出，“对任何一个同志，必须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基本上是可信任的还是不可信任的”［52］287；刘少奇同志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4月）指出，“矛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抗性的矛盾，另一类是非对抗性的矛盾。”［38］301

（二）相对观

相对观，即由于分析主体的视角有别，所看到的一切现象在本质上有别，但此分别只是相对而言的，如，高与低、左与右、上与下、远与近、先与后、主与次、轻与重、前与后、强与弱、大与小、快与慢、重要与不重要、进步与反动、稳定与动荡、简单与复杂、完整与缺陷。因此，分析问题时应用相对观可以避免主观主义。例如：陈云同志在《学会领导方法》（1940年12月）指出，“领导要具体区别不同地方，分配以不同的任务；区别任务的缓急；区别主要工作和次要工作”［53］54；周恩来同志在《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的破坏性后果》（1973年2月）指出，“按劳分配的问题，现在是四个一样［即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嘛！还有干难干易一个样。”［40］465

（三）组合观

组合观，即人事物本质与分析视角组合起来，会发现所有现象皆是多层面和多层次的。因此，分析问题时必须应用组合观来掌握一个现象在某一时段的构成元素，以及保证解决问题手段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例如：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7月）指出党员修养重要的方方面面，“我们之所以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为的损害党的威信，败坏党的纪律，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的提高党的威信，巩固党的纪律，加强党的领导”［33］159；周恩来同志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年12月）指出了和平共处原则的组合，“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40］118；习近平同志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5年1月）指出了依法治国行为的组合，“坚持党的领导，不是一句空的口号，必须具体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54］

（四）整体观

整体观，即由于大环境和具体情景的因素与个别人事物皆相联并相互影响及产出共同作用，因此分析问题时必须有整体观，关注方方面面的关系及其整合作用，以避免“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的问题［26］313。例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1938年5月）专注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的分析，从而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结论［32］460；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指出，进行研究工作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因此“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25］802。

（五）恒变观

恒变观，即由于情景因素与人事物皆相联并相互影响，因此无可避免地会出现转变，因此，必须应用恒变观，以避免从静态视角分析问题，犯上刻舟求剑的错误。此外，要关注转变的主要性质是自变、它变或互变，以及引起转变的主要原因及动力来源，从而得以掌握转变的规律。例如：刘少奇同志在《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的祝词》（1956年5月）指出，“生产是永远处在发展变动的状态中的，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地代替着旧的生产技术”［38］195；周恩来同志在《过好“五关”》（1963年5月）分析恒变现象及其含义时指出，“我们知道，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40］423。

（六）变异观

变异观，即一切现象皆转变，但是转变的程度及本质有别，其含义也有别，如，表里转变不一、转变度不一、转变影响面不一、转变影响的效果也不一，因此要关注转变的差异的实际意义，尤其是处理存在和即将出现的问题的含义。例如：陈云同志在《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1954年2月）指出恒变的不可避免以及可引出的质的转变及其负面影响，“在不少的高级干部中间，个人主义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只要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为大个人主义……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35］230。

（七）时空观

时空观，即整合二元观、相对观、组合观、整体观、恒变观、变异观，以形成时空观来看此时此地、此时它地、跨时跨地的现象，从而掌握其含义，乃至掌握彼时它地可能出现的现象的含义。例如：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针对党内存在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坏作风指出，“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25］801；刘少奇同志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1948年12月）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世界革命很大的一部分，不是孤立的。所以我们学习，不仅要联系中国实际，而且要联系外国实际；不但要研究现在的实际，而且要联系历史的实际”。［1］536

总而言之，毛泽东思想方法论者善于应用洞悉论，习惯在分析一切现象和问题时应用二元观、相对观、组合观、整体观、恒变观、变异观、时空观，而不是像平庸决策者的从静态、局部、割裂、此时此地视角来分析表层问题或问题的单一层面。此外，有不少例子显示，方法论构建者不局限于单一洞悉观而是综合应用之以得出完整的结论，例如：周恩来同志在《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1950年9月）综合应用洞悉论的多个视角以找出错误观点和行为的组合，“一切只顾个人不顾社会、只顾局部不顾全体、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权利不顾义务、只顾消费不顾生产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必须反对的”［40］144-145。

六、结语

上文指出，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概括，也是符合西方国家科学哲学要求的方法论，而且是完整及优越的，因为，此方法论满足了科学哲学的诸多要求，并增补和完善了可名之为“论”的专有方法论学问，包括形式论、实然论、知识论、认知论、洞悉论。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完整性及优越性让方法论者在无例可参的国家构建、建设与战略发展的大环境及具体情境中得以高效地发现、分析和掌握现象及问题的本质、成因、形成规律，并基于分析作出合理的判断及理性行动决策，因此，毛泽东思想方法论是践行实事求是的必要方法论，是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掌握与应用的，也因此，其价值的回归是应然的，其知识和应用的普及是必须的。

作为高效的毛泽东思想方法论应用者，陶铸同志早在《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1951年7月）中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已获得光辉的成就，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每个党员都能……领会了毛泽东思想并运用于实际工作中去了。”［36］56至今，这依然是一个挑战。上文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要素，可以概括为：形式论有六个论据和四个分析框架、实然论有三个层次的价值、认识论的两个分析要求、认知论的循环往复的认识和再认识要求、洞悉论的七个视角。这个条理总括有助于此方法论的普及化，推动党员干部系统地学习、掌握和应用此方法论，继而有效践行实事求是，也有助于推动理论性及实践性创新，从而高效地解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所出现的一切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2］宋俭，孙康，丁俊萍.毛泽东精神刍议［J］.中共党史研究，2005（2）.

［3］单劲松.2008年以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综述［J］.现代哲学，2010（6）.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Raadschelders，Jos C N. The Future of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Embedding ResearchObject and Methodology in Epistemology and Ontology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11，71（6）.

［6］Kilduf，Martin，Ajay Mehraand，Mary B Dunn. From Blue Sky Research to Problem Solving: A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ory of New Knowledge Produc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1，36（2）.

［7］Fischer，Frank. Beyond Empiricism: Policy Inquiry in Postpositivist Perspective［J］. Policy Study Journal，1998，26（1）.

［8］Gill，Jeff，Kenneth JMeier.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A Methodological Manifesto ［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0，10（1）.

［9］Spicer，Michael W. Determinism，Social Science，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Lessons from Isaiah Berlin ［J］.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5，35（3）.

［10］Sutton Robert I，Barry M Staw. What Theory is Not［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5，40（3）.

［11］Gajduschek，Gyorgy. Bureaucracy: Is it Efficient? Is It Not? IS That the Question? Uncertainty Reduction: An Ignored Element of Bureaucratic Rationality［J］.Administration & Society，2003，34（6）.

［12］Corley Kevin G，Dennis A Gioia. Building Theory about Theory Building: 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1，36（1）.

［13］Heinrich C J. Evidence-based Policy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in two Parallel Movements［J］.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7，37（3）.

［14］刘少奇.坚持优良作风健全党内生活［EB/ OL］.（2004-05-26）［2015-10-08］. http://cpc.people. com.cn/GB/69112/ 73583/73601/74108/5039705.html.

［15］McGinnis，Michael D，Elinor Ostrom. Reflections on Vincent Ostrom，Public Administration，and Polycentricity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11，72（1）.

［16］Mcgarth，Rita Gunther. No Longer A Stepchild: How The Management Field Can Come into Its Ow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7，50（6）.

［17］Ketokivi，Mikko，Saku Mantere. Two Strategies for Inductive Reasoning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0，35 （2）.

［18］Mir R，A Watson.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ase for a Constructivist Methodolog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21（9）：941-953.

［19］Carter M. From Aristotle to Advocacy: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J］.Educational Researcher，2004（1-2）.

［20］Kilduff，Martin，Ajay Mehra. Postmodernism and Organizational Research［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7，22（2）.

［21］Sandberg，Jörgen，Haridimos Tsoukas.Grasping the Logic of Practice: Theorizing Through Practical Rationality［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1，36（2）.

［22］Yanow，Dvora. Ways of Knowing: Passionate Humility and Reflective Practice in Research and Management［J］.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9，7（20）.

［23］Hummel，Ralph P. Stories Managers Tell: Why They Are as Valid as Science［J］. PublicAdministration Review，2011，51（1）.

［24］Cheng J Y S，Lucia Q，Lu.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Issue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Content Analysis of Leading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Journals［J］. Issues & Studies，2009，45（1）.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7］Nesbit，Rebecca，Stephanie Moulton，Scott Robinson，Craig Smith，Leisha De Hart -Davis，Mary K. Feeney，Beth Gazley，and Yilin Hou.Wrestling with Intellectual Diversity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voiding Disconnectedness and Fragmentation while Seeking Rigor，Depth，and Relevan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11 （21）.

［28］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9］周敬伟.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困境［J］.学术界，2007（1）.

［30］Stout，Margaret.CompetingOntologies:APrimer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12，72（3）.

［31］Ostrom，Elinor.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Presidential Addres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8，92（1）.

［3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3］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4］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5］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6］陶铸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7］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64.

［38］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9］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2-193.

［40］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196.

［42］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N］.人民日报，2014-11-10（2）.

［43］周敬伟，李雅楠.破解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实践难题的途径与手段［J］.贵州社会科学，2014，（10）.

［44］周敬伟.进一步发展中国公共行政学科的四个关键［J］.公共行政评论，2009，（2）.

［45］刘少奇.关于执政党建设的几个问题［EB/ OL］.（2004-05-26）［2015-10-08］.http://www.people. com.cn/ GB/ shizheng/ 8198/ 30513/ 30515/ 33960/ 2523102.html.

［46］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36.

［47］Adcock，Robert，David Collier. Measurement Validity: A Shared Standard f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1，95（3）.

［48］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1.

［4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50］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45-1246.

［51］Flyvbjerg，Bent. Making Social ScienceMatter［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52］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3］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4］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J］.求是，2015（1）.

［责任编辑：李君安］

On the Necessary Regression of the Value of Mao Zedong Thinking as a Methodology

Zhou Jingwei Luo Shuang

Abstract:Mao Zedong Thinking is more than a collection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also a methodology compatible with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More importantly, it is a more complete and superior methodology, as it not only meets the various demands set by philosophy of science, but as well enriches and adds essential elements that can be labeled as“theories”, including the theories of connection, normative value, epistemology, cognition, and wisdom. Due to its completeness and superiority, those who apply the methodology could be highly effective in discovering, analyzing, and grasping the essence, causation, and regularities of phenomena and issues so as to reach reasonable judgment and rational decision, even in the contexts and situations of state-establishing and nation-building, as well as state strategic development, without prior knowledge and models. As such, mastering Mao Zedong Thinking as a methodology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nd must be mastered and applied by all partisan cadres, particularly leading cadres. Therefore, regression of the value of Mao Zedong Thinking as a methodology is a must,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its knowledge and popularization of its practice are indeed necessary.

Key words:Mao Zedong Thinking; Philosophy of Science; Methodology; State Governance; Evidence-based Practice

［作者简介］周敬伟，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委员会副主任、行政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610065）；罗双，四川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65）。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985平台项目中美大学战略研究所《未来大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子课题《战略思维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08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616（2016）01-0023-17